论炎黄时代的宗教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炎黄论文,形态论文,宗教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炎黄二帝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中华民族把他们推崇为人文始祖由来已久。综合历史、文物、考古、神话、人类、民族、地方风俗、民间传说等多方面的资料，不难看出，最早人们是把炎黄二帝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或一个族来看待的。事实上，他们既是一个人，又是一个族，更是氏族的标志。炎黄时期不仅包容一代人或若干代人，而且在史前阶段可能要跨越数千年。因此我们有理由以“炎黄时代”来约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在考古学上，将仰韶文化与炎黄时代相对应，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其中，最早将考古学资料与炎黄文化相对应的，当推范文澜先生。他在《中国通史》第二节中提出：“推想仰韶文化是黄帝族的文化”，“后岗下层的仰韶文化可能就是炎帝文化的一个遗址。”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大量的考古资料陆续面世，许顺湛先生则提出炎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黄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观点[1]。据文献记载，炎帝族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陕西、河南、河北及湖北等地。黄帝族的活动地域主要在河南，其次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炎帝、黄帝的活动地域大都在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如河南的新郑有黄帝故里，黄帝都有熊、居轩辕丘、拜华盖童子于具茨山、合鬼神于西泰山等，遗迹均在河南的新郑、新密市一带。尤其是近来在河南灵宝市的铸鼎原及其周围，经考古调查，发现在四周不足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仰韶时期的古文化遗址16处，而且，有些遗址的面积达90多万平方米，面积之大，也是极为罕见的。遗址中出土有房址、灰坑和大量陶、石器等。而这个地方恰恰与黄帝有关的史迹相当多，如黄帝陵、轩辕台、黄帝铸鼎原、鼎湖、荆山、夸父山、太阳峪、五帝村、三圣村等，这些并不是我们能以“巧合”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从时间上推算，炎帝时代可划归距今7000-6500年之间，黄帝时代可划归距今6500-5000年之间，而仰韶文化的上限为距今7000年，下限为距今5000年；从文化内涵分析，文献记载的“黄帝时有釜甑”、“始制轩冕，垂衣裳”、铸铜、筑宫室等，均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得到了印证。这说明将炎黄时代与仰韶文化相对应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广义上讲，仰韶文化之外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均可概括为炎黄时代文化。这也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一、以炎帝、黄帝等为代表的巫师权贵的出现
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以及颛顼、帝喾等，个个都是天生异禀、可以通鬼神的人物。如《礼记·月令》载：“南方曰炎天，其帝炎帝，乘离执衡而治夏，制服蚩尤。”《竹书纪年》说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篆字以受轩辕”《抱朴之》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黄帝之孙颛顼高阳则“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颛顼还在帝丘对原始宗教进行了大胆空前的改革，命重、黎“绝地天通”，改变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状况。
这些都说明，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炎黄时代的其他英雄人物，实际上都兼有巫师和部落首领的双重身份，也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所掌管的宗教权力，要远远超过其政治的统摄力。因为越是在遥远的古代，其社会活动越是要通过宗教形式来完成。宗教实际上就是一种启动剂或催化剂，通过这种途径，它能使统治者更好地控制群众。而且，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我们在考古资料中也能找到充分的依据。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看灵宝铸鼎原一带仰韶文化的分布情况。
铸鼎原位于秦、晋、豫三省交界的金三角地带。据1999年2-3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铸鼎原及其周围考古调查的结果，发现在以黄帝铸鼎原为中心的沙河、阳平河两岸的仰韶文化遗址达26处之多[2]。这些遗址有大部分是属纯仰韶文化的，有些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在这样一个小的范围内，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得如此密集，的确是十分罕见的。而且，有个别的遗址规模之大，也是预料不到的。如北阳平遗址、西坡遗址、三圣村遗址、五帝村遗址等。北阳平遗址南北长5000米，东西宽300至500米，面积之大，实属罕见。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在原上黄帝陵庙下面，就是一处仰韶文化的遗址，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从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有些遗址的规模来看，可以肯定，这里的仰韶文化居民，已不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或者说是群龙无首，相反，应当是有组织者的，或者说是有一个相对有力的机构或集团来操纵着部落的活动。这个组织的最高首领便是以黄帝为代表的巫师权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被称为“五帝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上，曾采集到完整的玉壁，在另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采集到多件的玉圭。这些玉壁和玉圭并不是作为实用器来用的，应当就是当时的巫师权贵们用来礼天地四方的礼器。有专家认为，灵宝铸鼎原一带，有可能是一处具有政治性的核心遗址。此言相信能够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证实。那么，这个政治性的核心是靠什么来维系的？我认为，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靠宗教神权。以黄帝为代表的巫师权贵，凭借着宗教的力量，不仅能够控制多个氏族或部落，甚至可以驾驭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或者说是酋邦王国。
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又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3]。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三组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蜘蛛等图案。尤其是第45号墓，墓主为一壮年男性，身长1.84米，仰身直肢，头南足北，埋于墓室正中。墓主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砌有龙虎图案。龙居右，身长1.78米，昂首拱背，躯体弯曲，形象生动；虎居左，身长1.39米，高0.63米，墓室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各置一尸体，年龄较小。正如发掘者所指出，三组蚌塑的动物图案以及龛内的尸骨，很可能是埋葬45号墓死者时搞祭祀活动而留下的遗迹。对于墓主人的身份，有人曾根据文献资料与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相对应，但尚缺乏说服力。不过可以肯定，45号墓墓主人的身份是高贵的，并非一般的氏族成员，而是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能够“骑龙升仙”、“乘龙游四海”，生前掌管祭祀活动以沟通天地、交接鬼神的大巫。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地画的发现[4]，使我们能更进一步了解炎黄时代人们行巫的片断情景。这幅距今5000年左右的地画，位于F411室内近后壁的中部居住面上，由黑色颜料绘制而成。画面分为两部分，均手握棍棒类器物，双脚交叉，作行走状。下部用黑线绘长方框，框内绘两只动物图案。关于地画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将其视为史前人类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景，似无太多疑义。其中的执棍棒者，很可能就是这一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脱离于一般氏族成员之外的巫师阶层。
在与仰韶时代相当的红山文化及其以后的良渚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大型祭坛及礼仪性建筑遗址。其中，辽宁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5]，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宗教遗迹，碳十四测定的年代距今4895±70年，树轮校正为5485±110年，属炎黄时代的时间范畴。遗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建筑以石砌而成，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南北方圆对应，具有我国建筑的传统特色。另在与喀左相邻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发现有同一时期、同一性质的祭祀遗址，即“女神庙”和积石冢群[6]。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使人们对史前宗教发展水平大为惊叹。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近年发现的祭坛主要有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福泉山祭坛、寺墩祭坛等[7]。这些祭坛处于人工堆筑的高出地面的熟土堆之上或自然山丘顶部，结构多为三重，中间的土坛以灰土围沟或祭祀坑、河道界隔，并且祭坛与大型墓地共存，一批随葬大量精美玉礼器的大墓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形似“土筑金字塔”，显示出贵族墓地与祭坛的特殊关系。墓葬的死者，生前一定是从事宗教活动、掌管祭祀大权，死后才被埋葬在祭坛附近，有的甚至打破祭坛。通过这些祭坛，我们还可以看出，修筑祭坛势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加强管理，是难以想象的。它们绝非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的力量所能及，而应是若干部落联合营建的，或者是若干村落的居民所营建的。而这个组织机构的成员，无疑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贵族。换言之，也只有像炎帝、黄帝、颛顼这样颇孚众望的巫师权贵，才能担当此任。他们既是巫师，同时又是部落的首领，在整个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转形期的图腾崇拜
古史传说中有许多关于炎帝、黄帝及其子孙的感生神话。如《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母曰任姒，
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帝王世纪》又载：“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以为名，又以为号。”从图腾文化的角度分析，这种始祖创生神话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图腾神话。它与图腾生育信仰交织在一起，既反映了古老的生殖观念，又流露出远古人类图腾崇拜的痕迹。这里的“感于常羊”，即说明炎帝出生于牧羊部落，所以为姜姓，以羊为图腾；黄帝受国于有熊，称有熊氏，也是说黄帝以熊为图腾。由此可见，炎黄时代在宗教形态上具有浓厚的图腾文化色彩。
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在中国旧石器中晚期尚未发现确凿可信的图腾文化遗迹。然而，在新石器时代却发现了大量的图腾遗物。尤其是在与炎黄时代相对应的仰韶文化时期，发现有丰富多彩的彩陶，彩陶上多绘有写实或写意的动物纹样。比较常见的，诸如鱼纹、蛙纹、鸟纹、鹿纹、壁虎纹等等。陕西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的人面鱼纹陶盆，即有“寓人于鱼”或“鱼生人”的涵义，说明半坡氏族的祖先是鱼，鱼是半坡氏族的图腾崇拜物。河南临汝出土的彩陶鹳鱼石斧图，鹳代表了以鸟为图腾的部族，鱼代表了以鱼为图腾的部族，整个图案反映的是鸟部族与鱼部族之间的斗争[8]。
当然，这一时期的图腾崇拜已明显地脱离了其原始形态，从而步入转形期。所谓的转形期，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由纯粹的动植物信仰而转为动植物与氏族酋长连接在一起，如图腾动物人格化，成为半人半兽的动物，或幻想中变化多端的动物。从仰韶文化彩陶分析，各种动物纹样在这时都有一个从写实到写意、由具象到抽象的过程。仅以彩陶中的蛙纹为例，研究表明，蛙纹的不断涌现，是远古氏族或部落蛙图腾崇拜的结果。其发展序列则是由半坡、庙底沟类型的写实蛙纹逐步发展为写意的象征性图案，以至符号化、几何化，这实质上即寓示着图腾崇拜的转形。从半坡类型的鱼纹来看，发展到后期，几何化、符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
龙的出现，是反映炎黄时代图腾文化转形的又一重要实例。什么是龙？生物界原本没有此类动物，全然出自原始社会先民的想象和虚构，又经过世世代代反复补充和再创造，于是成了能兴雨利万民的神异动物。追溯它的起源，大抵上应在炎黄时代。除了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蚌塑的龙之外，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中曾出土有一件彩陶壶，在腹肩部用黑彩在红色陶地上绘了一只水鸟啄着一个动物，鱼头，巨腮，有鳞纹，外形很像后来的蟠龙，蔡易安先生认为是龙凤纹[9]。碳十四测定，这件彩陶壶的年代为距今约6120±140-6790±146年，从现有材料看，这应是最早的龙纹了。1993年6月，在黄梅焦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曾发现一条用鹅卵石摆塑的巨龙，全长4.46米，龙头高昂，张口吐舌，头上有独角，腹下有二爪，背上有鳞，身呈波浪状，尾上卷，塑造生动，威武雄健，如腾云驾雾一般。经专家鉴定，其年代距今5000-6000年，与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蚌壳龙年代相当[10]。
龙与炎黄及炎黄时代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帝王世纪》所载的“有
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及《山海经·海外西经》所言“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均说明炎黄与龙有关。《史记·封禅书》中还记载了黄帝乘龙升天的故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又如《拾遗记》：“颛顼生，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大戴礼记·五帝德》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在这里，炎黄及子孙，俨然成了龙的化身，反映了转形期的图腾观念。
三、由女性生殖崇拜向男性生殖崇拜的转变
生殖崇拜与图腾崇拜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宗教形态。柯斯文说：“图腾主义也导致其他一些观念，如认为生育是由于图腾入居妇女体内，死亡就是人返回自己的氏族图腾。”[11](P17)图腾观念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图腾生育信仰。如前述关于炎黄的感生神话，一方面既反映炎黄部族的图腾信仰，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当时人们对人类自身生殖的模糊认识。
人类对自身的重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但是，人类崇拜自己是比较晚的，而且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表现为崇拜妇女，进而才发生对男性和男性器官的膜拜。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正是在炎黄时代，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为我们探索由女性崇拜转变为男性崇拜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古史传说中有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女娲最初并非是用泥捏制了人类，而是用自己的身躯孕育了人类。《说文》谓：“古之神圣女，化生万物者也。”《淮南子·说林训》谓“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谓七十化也。”在这里，人类又成为以女娲为主的诸神合作创造的结果，黄帝也参加了“造人”这一伟大的壮举。黄帝生阴阳，也就是黄帝帮助女娲创造阴阳性器官[12](P19)，喻示着黄帝时代深厚的生殖崇拜观念。
考古学上，在仰韶时代彩陶中为数众多的鱼纹、蛙纹等，一方面是作为当时人类鱼图腾、蛙图腾的标志而遗留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崇拜女性生殖的结果，二者并不矛盾。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形状相似，一样浑圆而膨大；而鱼的轮廓，更准确地说是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从内涵上，鱼腹多子，繁殖力强。在“互渗律”的支配下，人们很容易将崇拜女性与鱼蛙等联系起来。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及女神塑像的发现，更具有代表意义。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里面供奉有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完整，双眼中均嵌淡青色圆饼形玉片，炯炯有神，极富生命力和神圣化。其他出土的身躯残块中，有大于真人三倍的女性乳房，如复原全躯，也需大于真人三倍，应是女神庙中的主神。另在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中，也出土了两件比较完整的裸体女神立像；在石筑圆形祭坛上，有盘坐式裸体女像，腰部有装束，应是当时作为至上神被崇拜的。祭坛遗址中的两尊小的裸体女像，均用红黄色胶泥捏塑，其中一件制作精细，施红色陶衣，打磨光滑，突出挺立的大肚子，腹下有表示性器官的记号，臀部肥硕，向后凸起，上身微向前倾。另外一件，形象也基本相同。从这些女神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崇拜女性生殖，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远古人类的这种女性生殖崇拜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来，尤其是仰韶文化晚期，考古发现不少男性生殖器崇拜物。最主要的为陶祖，如临汝中山寨遗址[13]、临汝北刘庄遗址[14]、淅川下集遗址[15]、甘肃谷灰地儿遗址[16]等均有出土。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发掘的汝州洪山庙遗址，在M1中有3座瓮棺上绘有男性生殖器图案，这3座瓮棺内所葬的人骨经鉴定均为成年女性，年龄在20-30岁之间，处于最佳生育时期。该墓内其他瓮棺中还葬有老年女性、成年男性及幼儿，这些瓮棺上也有彩绘，却没有男性生殖器图案，这有力地说明绘于成年女性瓮棺上的男性生殖器图案有着祈求生育的意义。洪山庙M1中W39还绘出一个屈蹲状的人，为了表示男性生殖器的突出地位，图画特意将男性生殖器用泥条塑出，而且塑得十分粗壮[17]。
大量陶、石祖及男性生殖器图案的发现，说明人类对自身有了新的、普遍的认识，传统的女性生殖崇拜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到了仰韶文化后期，男性生殖崇拜渐趋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说女性崇拜还仍有保留，或表现为地区的差异性，但人们对待生育的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宗教观念的转变，又是与当时社会形态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密切相关的。
四、万物有灵的泛神观念
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的最初阶段。”[18](P720-721)远古人类由于不能区分醒时的感觉和梦中的幻觉，以致把精神同肉体分离开来，视精神独立于肉体之外而存在，这样就首先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早在旧石器时代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开始为死者放置赤铁矿粉末，随葬石珠、骨坠、有孔兽牙等装饰品，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到了炎黄时代，这种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在仰韶文化葬俗中，普遍存在有二次葬，也就是将人的尸体和遗骨进行二次以上处理的葬俗。这种葬俗很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仰，以为血肉是属于世间，必等到血肉腐烂以后，才能作正式的最后埋葬，这时候才能进入灵魂世界。”[19]仰韶文化中曾发现不少瓮棺葬，其中包括两种：一种是瓮与盆组成的成年二次葬，一种是尖底瓶与陶甑等组成的小孩一次葬。在瓮棺上方，多有凿孔，是供鬼魂出入的通道[20]，仰韶时期的各个村落遗址，多发现有公共墓地。同氏族的人死了一般要葬在一起，这一方面是为了标明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灵魂不死观念的延伸。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M45墓主人两侧蚌塑有龙虎图案，东、西、北三面小龛里分别殉有一人，其中西龛内的死者是一个12岁左右的女性，头部有刀砍的痕迹，属非正常死亡；北龛内的死者，是一个16岁左右的男性。这同样说明，当时人们认为墓主的灵魂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是不死的，所以死后仍要有人服侍，同样要像生前那样乘龙御虎。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祖先崇拜的观念也应运而生。当然，从广义上讲，最原始的祖先崇拜就包括图腾崇拜在内。图腾文化发展的结果，自然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图腾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现象，而后来的祖先崇拜对象是人，崇拜的是某一死者的灵魂。
这一时期的人们不仅认为人死后会有灵魂存在，而且对周围的万事万物充满了敬畏之情，赋予它们灵性，进而顶礼膜拜。这是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当时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山川、河流、天地等，因此，对自然的崇拜又成为整个宗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史记·封禅书》记载，自三皇五帝始，就有一些著名的“帝”、“王”举行祭天活动。如到泰山祭天始于伏羲氏之前的无怀氏，之后，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等都到过泰山顶上祭天。当然，这些还只是历史传说，还不足为凭信。但从考古发掘来看，近年来我国不同的地区曾先后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其中在炎黄时代的时间范围内，就有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寺墩祭坛、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等，这些祭坛兼有祭天礼地的功能，祭天礼地是其主旋律，同时也不排除祭祀山川、河流及其他自然现象的可能。由此可见，炎黄时代氏族领袖率族祭祀天地、山川、河流等自然物并非子虚乌有。
另外，在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埋在地下的两个盛有粟米的小罐和在第二号窖穴中发现有带盖的小陶罐，可能是与奉献“粟米之神、祈求丰年”有关的祭祀遗存。而特意埋葬在大型一号房子居住地面下的带盖粗陶罐和南壁下面的灰层中的人头骨及其旁边的破碎粗陶罐，可能是同包括使用人牲在内的奠基仪式有关的宗教遗存[21]。说明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深入，人们所崇拜的对象也进一步延伸。
综观炎黄时代的宗教形态，我们可以认为：宗教信仰呈多元化的趋势，即有巫术、图腾崇拜，又存在着生殖崇拜的发展变化，同时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灵魂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而这一时期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则是从家有巫史向巫师集团的转化。巫师权贵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造就了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一批宗教和氏族领袖，从而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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