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
——从发展理论到发展策略的意义呈现
沈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在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视域中，财富增长是提高人的主观幸福的最强力机制。“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揭示，在一个国家，当经济增长处于初期阶段，人们的收入数量与其主观幸福之间的正相关性非常强。然而，当超过一定界限之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乃至消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结果的最重要启示在于，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数量的增加仅只是可能带来人的主观幸福提升的次要因素，而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对于提升主观幸福将会起主导性作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之间这种发展理论意义上的相关性，应作为后发优势的一种重要体现受到重视，应在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当中加以充分体现。
关键词：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哈特；主观幸福；发展理论
一、现代化与人的主观幸福
现代化是一种蕴涵巨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进程，这种进程一旦开启，便会以自我强化的态势渗透进一切领域，从经济运行到社会生活再到政治体制。现代化引发了一种对于变迁和创新的强烈意识，而这种变迁和创新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1)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What is Modernization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从实质上看，现代化首先是这样一种进程：经由工业化增强了经济能力以及经由科层化增强了政治能力。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进程，经济增长成为主要的社会目标，成就动机成为主要的个人目标。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在文化特征上则表现为韦伯所说的“一切社会领域普遍而深入的理性化”。于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引发一种从传统宗教价值观向现代法理价值观的转变。(2)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43 Societies .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6.
现代化最具魅力的东西是这一预设：它能够使一个社会从贫困走向富裕并带来人的幸福感的提高。然而，这种预设与现代化的后果之间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英格哈特指出，一个同样重要但直到“世界价值观调查”在全球范围内测量了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之后才得到承认的事实是：经济增长与人的幸福感之间呈很强的相关性。然而，当超过一定界限之后，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之间似乎就不存在关联。“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WVS)(3)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WVS)这一项目始于1990年，已调查过60多个国家，样本代表了约世界75%的人口，并且涉及多维度的变量：从人均基本收入低至仅每年300美元的社会，到人均基本收入高达前者100倍的社会；从建立时间较长的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国家，到专制国家和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 的结果表明，人类的主观幸福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较强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表现为曲线状态。具体而言，当一个社会从低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时，人的主观幸福表现为一种急剧上升之势。可是，超过某一界限以后，曲线便趋于一种平稳状态。一旦收入水平达到一万美元这一界限，收入增长对于幸福感的作用便会消失。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似乎能够产生一种巨大的回报，既表现在人的预期寿命延长方面，又表现在人的幸福感提高方面。然而，随着发展进程深入，这种回报将趋于平稳。在发达工业社会里，已经看不到经济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之间的具体关联。虽然这些社会里仍然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可这些差异所反映的东西，似乎是生活方式的效应，而不是经济因素的影响。(4) Ronald Inglehart,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23, No.1,2000,pp.215-228.
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论工具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5) 边际效用是指每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所带来的效用增加量。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当个体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消费该物品数量的增加，尽管其总效用相应增加，但其边际效用则呈递减之势。 该原理用于解释人的主体需求变化时表明，当人的某种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价值优先性便不再存在。实际上，人的身上存在着需求层次上升规律，当其所追求的基本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便会转向进一步追求高级层次需求的满足。这一规律现象将会在人的具体行动层面上表现出来。
老乡说他会帮我问一下，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他应允有消息就会通知我。其实真的有些迫不及待，因为当我看到他读书的那一幕，我就被深深地感动了。
(5)把物质追求作为终极性目标。物质主义价值观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工具性的，即把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二是终极性的，即通过获取财富去赢得社会地位和他人羡慕。工具性取向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危害性似乎不显著,终极性取向物质主义价值观却具有明显的危害性。(16) A. Srivastava, E. A. Locke and K. M. Bartol, “Mone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t’s Not the Money, It’s the Mo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80, No.6,2001, pp.959-971.卡弗和贝尔德把追求目标的动机区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并且发现，虽然在总体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可是，追求经济成功目标的内在动机与幸福感之间却呈正相关，仅只外在动机与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17) C. S.Carver and E.Baird, “The American Dream Revisited: Is It What You Want or Why You Want It That Matt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 Vol.9, 1998,pp.289-292.这一深入细致的区分具有特殊意义。斯里洼斯塔瓦等人的研究发现，当控制了赚钱动机尤其是外在动机如攀比、炫耀等欲望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就消失了。这一情形说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只是由于受外在动机所影响。(18) A. Srivastava, E. A. Locke and K. M. Bartol, “Mone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t’s Not the Money, It’s the Mo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80, No.6, 2001, pp.959-971.
FIR系统全称为有限冲击响应数字滤波器，其单位脉冲响应h（n）是长度为N的有限长序列，相应的FIR系统函数为：
二、偏激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的消解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新教伦理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按英格哈特的看法，新教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物质主义价值观体系，宽容经济积累并且鼓励从事具有英雄气概和值得赞美的事业，从而成为开创资本主义和工业化道路的一种关键性的文化变迁。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达到了形成安全保障的高水平，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首先在工业化世界，社会价值观变迁逐渐呈现出后物质主义转向，其优先性在于强调生活质量而非经济增长。从一定角度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乃是背离了新教伦理。其结果是，当今时代新教伦理的功能在其发源地的欧洲逐渐消退了。
对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衰落来说，有其多重层面的原因。仅就微观上看，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偏激化对于人的幸福感的消解作用或负面效应，已受到一些学者关注。(6)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层面上，物质主义价值观使得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降低，参与公益慈善的行动弱化；另一方面，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引起的过度消费方式正在破坏生态环境，颠覆传统宗教价值观，毁损公民责任感，甚至还可能导致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 尽管一些研究探讨的是社会层面上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消极效应，但是，造成个体层面上幸福感的减少这一负面作用，才是人们放弃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最直接原因。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自尊、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而与生理疾病、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之间呈正相关。甚至更饶有趣味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还可能导致功能紊乱的消费行为，例如，强迫症式的购物现象。
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
因此，在鄱阳湖流域布设点数有限，不能全面地反映地区地下水整体水质状况，也不能较好地反映鄱阳湖流域不同块段含水层水质状况。五河中上游及重点矿山开采区未建立县域水质考核断面，存在监测空白区，不能满足源头控制、跨界断面控制、系统建设全省地下水监测网的要求。故我省地下水监测现状是动态监测点控制程度不高，点密度处于国内外中等偏下水平，控制面积不够，急需继续加强。
1.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人格特质层面的表现
物质主义价值观使人们为了解除人身和经济层面上的安全需求未得到满足所导致的紧张而行动，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人们尚未展开对于满足高层次需求的追求行动，因此，也就不会产生更多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
这些经典的视频资料不但能够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自然的真实面貌，还能深刻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锻炼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利用视频所具有的高清视角、与情节匹配的音乐旋律和精彩的解说，以视觉冲击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生态学课程的热情[3]。形象生动的经典视频资料将乏味抽象的内容生动化、形象化、清晰化、具体化，加深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增强了学生们主动去学习的欲望，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4]。
物质主义除了体现为一种价值观之外，还体现为一种表现这种价值观的人格特质。如果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两者在现实生活的个体身上常常结合在一起，人的社会心理结构中包含价值观与人格特质这两个层面。而所谓的物质主义者，也就是典型地表现出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人格特质的人。一些研究总结出物质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如下：倾心于获得物质财富、更高收入和经济保障，而忽视精神生活和人际相处；重视占用财富的生活方式，而不愿过简单的物质生活；过分自我关注，专注于自己占有资源，而忽视与他人分享。其结果是，对生活的满意度相对较低。(8) M.L.Richins and S.A.Dawson,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19,1992,pp.303-316.
贝克在其早期研究中，把妒忌、小心眼(nongenerosity)、占有欲看作物质主义者最突出的人格特质。他在后期研究中又增加了另一种特质，即存念(preservation)。(9) “存念”的含义是，通过保存纪念物品之类的东西，以使自己过去的经历及其感受能够得以重现。参见：R.W. Belk,“Materialism: Trait Aspects of 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 Vol.12,1985, pp.265-280; G. Ger and R.W. Belk,“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ateri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 Vol.17, 1996, pp.55-77.
[20][25][27] Hong No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China-US Rel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August 2017, p. 136, p. 137, p. 129.
针对贝克设计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的缺陷，里奇斯和道森编制的物质性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 MVS)区分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三个维度：(1)中心性。即财富在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2)幸福。即获得财富是幸福的最大源泉；(3)成功。即拥有财富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10) M. L. Richins and S. A. Dawson,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 Vol.19, 1992, pp.303-316.
2.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的负作用
观察并比较绩效考核对护士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在自我管理、护理质量以及考核评分方面采用百分制对各护士进行评分。而护理满意度由各个病房的患者对其评分,总分5分,评分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
(1)设定的生活目标远离实际。赛吉的外溢理论(spillover theory)认为，人的总体生活满意感一定程度上是由对生活标准的满意感所决定的，对生活标准的满意感又取决于预设的参照标准与实际生活标准之间的比较结果。由于物质主义者预设的生活标准过高，以至于难以达成，因此，与非物质主义者相比，就会更多地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不满意，当这种不满意感逐渐渗透到整个生活中去，便会对总体生活产生不满意感。(11) M. J. Sirgy, “Materialism and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Vol.43, 1998, pp.227-260.
(2)外在目标的实现难度较大。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来看，人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胜任感、自主感和关系感(relatedness)。倘若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人便会健康发展并产生幸福感，反之，则会出现心理疾病。人对内在生活目标(如自我成长等)的追求及其实现，可以相对直接地满足这些需求，从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人对于外在生活目标(如物质财富等)的追求及其实现，则不会有助于甚至还会阻碍满足这些需求，因此，易于导致心理疾病。物质主义者把外在生活目标尤其是物质生活目标看得比内在生活目标更加重要，所以，他们的幸福感受自然较少。(12) T. Kasser and R. M. Ryan, “Further Examing the American Dream: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Goal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Vol.22,1996, pp.280-287; R. M. Ryan and E. L. Deci,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American Psychologist , Vol.55, No.1, 2000,pp.68-78.
(3)基本社会性支持的缺失。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规定的，社会他人的支援能够对自我的积极心理效应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一些研究者通过探索潜在的中介变量来解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之间的负相关性。克里斯托夫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了社会性支持变量，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积极情感之间的关系就会消失。这一情形说明，缺少社会性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低水平幸福感相关的重要原因之一。(13) A. N. Christopher, S. V. Kuo and K. M. Abraham et al., “Materialism and Affective Well-being: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Vol.37, 2004, pp.463-470.然而，最根本原因，还应从人在本质规定性上不能脱离开社会他人的支持这一点来加以解释。
诚然，这种主观上的幸福感受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在发达工业社会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促进人们产生幸福感的重要文化动因。尽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至今仍不是所有社会的共同文化特征，然而，从长远看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渐完善，必将促成有利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盛行的文化变迁。(26) 克里斯蒂·韦尔泽、罗纳德·英格哈特、汉斯-迪特尔·克林曼：《跨文化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沈杰、王正绪译，《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
然而，生活满意感和主观幸福作为极其复杂的人类主观体验形式，其发展与变化的动因除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更加深刻、复杂的社会体制、文化价值、心理机制甚至政治制度的作用。
(6)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相冲突。当从更广泛的价值观背景来考察时，便可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与集体取向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布勒斯和林德弗莱希的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集体取向价值观之间呈负相关，更具体地说，这种负相关仅仅表现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较强的人们身上。而对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较弱的人们而言，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之间几乎没有关联。(19) J. E. Burroughs and A. Rindfleisch,“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 Vol.29, No.3, 2002, pp.348-370. 实际上，从过分自我专注作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物质主义者的幸福感水平较低这一情形可知，集体主义取向价值观与物质主义价值观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其原因在于，物质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极端的个体主义价值取向。
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的促进
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之间的负相关性已得到一定数量的研究结果所证实。即使当收入因素被控制时，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之间的负相关依然存在，这使得对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之间复杂心理机制的探讨显示更加丰富的价值。
创业公司紧跟科技时代步伐，通过与搜索引擎、社交媒体、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视频播放平台等进行合作对VR产品进行智能营销推广。
“高，是技术上追求更高；美，是艺术上追求最美。这个答案，高先生觉得怎样？”语气是冷淡的，夏小凡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戏谑和嘲讽。
导致后现代价值观兴起的社会基础是社会学家贝尔所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20) 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首先涉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改造和职业体系改组的方式，并且涉及理论与经验，尤其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系。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对于这一社会势态，一些学者提出了名称不同的分析学说，“后现代社会”说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意涵主要涉及社会结构层面，“后现代社会”的概念意涵则重点涉及文化模式层面。按照将这一势态称之为“后现代化”的英格哈特的分析，从深层上看，当工具理性这一工业社会的文化核心特征不再受到强调，后现代价值观这一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表征便逐渐盛行起来。(21) 在英格哈特看来，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是指一种范围广大的文化变迁，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方面，他的表述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参见罗纳德·英格哈特：《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沈杰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经由长时段、大样本的调查，英格哈特等人指出，20世纪最后1/4的年份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生了一种现象即后现代化的变迁。这种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复合型的：从时代精神层面上理性、科学和技术威信的逐渐式微，到社会结构层面上科层权威效能及其认可度的日趋减弱，再到社会文化层面上从短缺价值观向安全价值观的不断转变。当然，最直接的动力因素在于：经济增长的奇迹及其与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结合，从而导致了空前的高度经济安全感。这种势态进一步引发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反应。随着经济增长，人们平均寿命和幸福感达到了新高。与短缺经济条件下所塑造的价值观正在衰退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在安全经济条件下逐渐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并且越来越广泛地盛行起来。
英格哈特强调，从全球范围看，后现代价值观还不是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价值观变迁的主要趋势仍是从传统价值观转向现代价值观。然而，在整个发达工业社会，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向成了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广泛转向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方面。(22) 社会价值观发生的转向，从与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的角度看，可以称为后现代转向，与此相应的变迁是，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如果从与人的需要层次变迁相联系的角度看，可以称为后物质主义转向，与此相应的变迁是，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根据英格哈特的总结，可以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23) 英格哈特在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1977年)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在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43 Societies (1997年)等书中根据长时段大规模的调查结果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在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 (2000年)等文章中又进行了高度的提炼和概括。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以下方面：
(1)对自我表达的重视。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福利制度的日趋完善带来了安全性的提高，人们逐渐地远离恐慌，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效应所强调的已不再是对权威的尊重和对政治强人的需要，而是自我表达。
(2)对环境保护的强调。现代工业社会盛行的价值观，把经济增长及其成效放在首要位置上。对此表现出超越性的后现代价值观，却把环境保护、文化关切放在优先地位上，即使当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两个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改变这种优先性。
(3)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现代工业社会的运行基础是确保大量产品的生产和众多人员受标准化控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这两种关键制度。然而，这种高效率却是以极大地限制个人自主性作为前提的。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于个人自主性不断增强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正降低人们对中心控制性和等级制的认可度。
1)局部和全局的兼顾：总体设计的首要视角是要跳出局部环境的束缚和影响，站在全局互联和全网通用的整体高度和视野，基于“一张图”和“大数据分析”的思想实现统一管理的问题。
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关切点在于，与主观幸福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这种物质主义价值观至少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晚期物质主义的产物；二是，偏激的或过度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因此，无疑从根本上区别于原初那种导致西方现代化兴起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关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如何导致对主观幸福的消解作用，一些研究做出了视角不同的解释。
(4)对性观念的转变。在传统社会，性生活被严格限定在促进生育上，且仅能在夫妻之间发生。在婴儿死亡率高和人们预期寿命短的历史时期，这种势态对于社会的延续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在发达工业社会，随着婴儿死亡率降低和人们预期寿命延长，性生活正朝着使个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取向演变。
(5)对意义的重新关怀。在人身和经济上不安全的环境中，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受到了强化，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确定感能。在和平、繁荣和福利国家时代，所形成的生存安全感则导致了对于传统宗教需要的减弱。后现代价值观对于性、生育的宗教规范接受程度下降，是与对绝对规则需要的减弱相关的，从而带来了对生活意义关注度的相应上升。
(6)对宽容品质的推崇。人们排外的程度与其不安全感程度成正比。生存空间越狭小，就越容易将陌生人视为一种威胁。与以短缺价值观为特征的社会相比较，以安全价值观为特征的社会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性。由于在经济和人身安全程度相对较高的环境中长大，后物质主义者更倾向于对价值取向不同的人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
(7)对民主和参与的注重。安全性的形成和幸福感的增强，必然有助于培养宽容品质，而宽容品质则促进多样性的形成。多样性是民主的基本成分。总之，安全价值观促进人际间的高度信任。具有参与意愿的公众是民主运行的基本要素。自我表达、个人自由、文化多样性等都会促进公众更加广泛和有效地参与所有层面的决策。(24) 罗纳德·英格哈特：《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沈杰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英格哈特指出，作为二战之后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扩展的一种结果就表现为，大多数工业国家中较年轻一代的成长经历与较年长一代的大为不同，各代人价值优先性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严重的经济剥夺甚至饥饿曾是大多数人的深切忧虑。但是，在大多数工业社会，战后一代人们所经历的空前的经济安全性则引发了从物质主义价值观(核心在于强调人身和经济安全)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核心在于强调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逐渐转变。(25)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43 Societies .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pp.1-6.
2.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的影响
一个社会中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对其成员的主观幸福似乎具有巨大的正向性影响。当人们的生存状况从饥饿层面进入到舒适层面，幸福感便会得到强有力的提升。可是，当超过了一定界限之后，这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于人的主观精神层面的酬赏作用便会消失。对于已经越过这一界限的社会而言，跨越界限的过程将导致在基本的价值观领域内发生一种渐进式的代际转变。这种变化呈曲线形态。处于曲线早期阶段的社会，倾向于不惜任何代价地强调经济增长；而超过了特定界限之后的社会，便开始重视生活质量。
在以往的数个世纪，人类发展进程一直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的地位上。然而，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一进程不仅加速了，而且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显著成效促进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相对较高程度的主观幸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界说，共识度较高的看法是里奇斯和道森的定义。在他们看来，作为一种价值观的物质主义，影响着人们的意愿、决策、主观幸福和社会行为。物质主义者把财富的获取和拥有视为生活之核心、成功之关键、幸福之根本。此外用财富的数量和品质来界定自我概念和人生成功程度时，倾向于将经济成就看得比其他生活目标如群体归属和内心丰富更为重要。(7) M.L.Richins and S.A.Dawson,“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 Vol.19,1992,pp.303-316; T.B. Kashdan and W.E. Breen, “Materialism and Diminished Mechanism”，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2007, Vol.26,pp.521-539.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仅有其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且还有其文化逻辑和心理过程，换言之，它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一种自反性后果。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要素是促使人们追求对自主性需求的充分满足，这种自主性需求可以展现在多个层面上：个体层面上的自我表达、个人自由，人际层面上的相互信任、包容多样，社会层面上的公共参与、大众民主。正是在这些自主性的扩展过程中，人产生了真正的幸福感。
(4)对于消极经验感受的逃避。在克里斯托夫和施伦克尔看来，物质主义者幸福感相对较低的原因在于，过度自我关注，即过分在意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并试图竭力避免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一旦控制了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变量，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之间的相关性就会消失。(14) A. N. Christopher and B. R. Schlenker, “Materialism and Affect: The Role of Self-presentational Concerns”，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Vol.23, 2004,pp.260-272.可以说，负面经验在生活中难以避免，如果时常花过多精力去逃避负面评价，必将极大地损耗个人的自我能量，最终导致幸福感水平不高。(15) T. B. Kashdan and W. E. Breen, “Materialism and Diminished Well-being: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s A Mediating Mechanism”，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Vol.26, No.5,2007,pp.521-539.
四、从发展理论的探究到发展策略的制定
这里所谓的发展理论是指现代化理论遭到批评之后，经由反思重建所形成的接近于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理论范畴，而不是指社会理论层面上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范畴。发展理论的特点是擅长于将发展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
有关研究结果所揭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之间的相关性，在发展理论意义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层次论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把人的需要区分为基本层次与高级层次这一点具有度量性作用和标志性功能。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目标取向在于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即马斯洛理论视野中的基本需要层次。而马斯洛理论视野中的高级需要层次如精神性需要(27) 精神性需要不能完全等同于心理性需要，心理性需要只是精神性需要的一个低层面的内容，例如安全需要既可以是心理性需要，也可以是物质性需要。 、社会性需要(28) 爱-归属-社交需要、自尊需要属于社会性需要，而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属于精神性需要。 的满足追求，则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目标取向。
人的真正幸福感主要是源自高级层次需要即精神性需要、社会性需要的满足。这一点在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导致人的幸福感较低的对比性分析中，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具有典型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格特征表现为：将财富追求作为终极目标，财富目标设定脱离实际，过度自我专注，缺乏社会性支持，心胸狭隘和缺乏宽容等，所以，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生活幸福。
晚近时期发展理论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及时地揭示发展实践中的问题、总结发展经验，尤其是将发展研究成果运用于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20世纪50年代，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斐然，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发展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分支领域——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进入60年代，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对于个体主观层面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测量指标的探索。此后，主观生活质量(主要表现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标的研制逐渐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扮演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
幸福感或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可以解释为一种极度的生活满意感。幸福感的组成成分是复杂的，包括认知成分，必然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呈现一定的理性色彩；幸福感也包括情感成分，表现出倾向性或偏好，呈现一些外显情绪。幸福感是在对生活现实状态的事实判断基础之上而对生活主观意义的价值阐释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满足状态表现。它最终表现为基于生活满意状态所形成的一种更高级的积极心理体验。总之，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一种主观感受，所以，也称主观幸福。幸福指数则是指借助研究工具尤其是通过指标体系测量人的主观幸福感受程度所得出的指标数值。
旧时史书和方志的这种编纂方式，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今人也不用过多苛责，但这一体例有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也就是人物形象的类型化，语言表述的格套化，对此，在方志学素有心得的章学诚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鱼鱼鹿鹿，何以辨真伪哉？”［1］《修志十议》，844“称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间杂帖括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1］《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776
概括地说，发展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就发展理论的核心部分即发展目标而言，曾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跃升：第一次重大跃升是，发展目标从“以物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即从原先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变为开始注重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第二次重大跃升是，发展目标从以人的生活条件为重心进入到以人的生活感受为重心，即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更重要的发展目标。
这个阶段的发展理论中以幸福指数为发展目标的取向，实际上也可以称为发展理论的人本主义取向。发展目标上的这种人本主义取向的出现，除了受到社会科学中早就关注过的人的需求上升规律作用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晚近时期社会科学中一些关于人的幸福感研究成果所推动。而由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成果的启示，对于人的主观幸福的重视，尤其是关于改善幸福感的诸多洞见，对发展理论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对于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所可能带来的积极建构作用，都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以往的一些学科，例如传统经济学的视野中，财富增长成为提高人们主观幸福程度的最强有力措施，所以，财富的增长即意味着幸福感程度的提升。然而，在财富数量与幸福感程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却得出了诸多对于发展理论十分有价值的发现：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时，人们的收入数量与主观幸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可是，当收入数量超过了一定界限之后，与主观幸福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减小，甚至消失。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成果的重要启示在于，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之后，财富数量的增加对于人们幸福感的提升而言，只成为具有一定可能性的次要因素。而经济因素(财富数量)之外的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例如职业成就、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社会支持、社会参与、个人自由等，则将会对于人们幸福感程度的提升起主导性作用。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至今的10年间，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语法研究，进入一个人才辈出，理论纷呈，局面繁荣，成果迭出的快速发展时期。纵观这些年来的副词研究，真可谓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理论趋向多元，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接下来我也把自己对关于现代汉语副词的小小的研究跟自己所感受到的综述一下。
行政合同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作为传统行政管理的替代性方式或者手段，在我国行政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一般来讲，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可以采用行政合同的方式进行行政管理：一是法律法规没有相反的规定，即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二是行政管理的性质适宜采用行政合同的方式进行管理，即行政管理事务的性质具有合意或者讨价还价的空间，或者说行政管理事务的性质适宜通过合同建立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仅在发展理论中应该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而且在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中，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各级行政区层面上，都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运用。从国家层面上看，近几十年，在发达国家，以GDP指标作为测量工具的经济增长势态是十分显著的，但是，社会成员的主观幸福程度似乎没有太大幅度的提升。于是，这样的问题便自然地被提出来：如果GDP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之间的相关性不再像以往一定时期那样显著的话，那么，在制定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尤其诉诸发展实践时，只是一味追求GDP高增长的这种单一取向的发展目标就应该被放弃，而应该重新确定目标更合理的发展策略。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策略是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的有机结合体。这种目标更合理的发展策略应该体现为，把幸福指数与GDP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合进衡量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不同行政区层面的发展实践尤其是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当中。发展理论中的这一认识，尤其应该作为后发优势的一种重要体现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当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规范和欧洲规范的设计值平均是中国规范的0.754倍；说明美国规范和欧洲规范相比较中国规范在极限承载力取值方面更趋于保守。不同规范针对无抗剪钢筋开洞板柱节点计算结果的不同，其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临界截面周长的取值方法不同。
Post -Materialist Values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Refl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EN Ji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 In the previous view of social sciences, wealth growth is the most powerful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the people’s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ld Values Survey has revealed that whe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 country is in its infancy, there is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income an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Once crossing a certain threshold, this correlation will diminish or even disappear. The most important revel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post-materialist values is that after a certain degree of economic growth, an increase in wealth is only a secondary factor that may lead to an increase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because social and spiritual factors will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promot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 theory reveal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t-materialist valu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hould especially be valued a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advantage of late development, and fully reflected in development plann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 post-materialist values; Ronald Inglehart; subjective well-being; development theory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 2019) 06-0099-08
收稿日期： 2019-06-06
作者简介： 沈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员、教授。
责任编辑/宋雨桃
标签：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论文; 英格哈特论文; 主观幸福论文; 发展理论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