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困境与出路_理论创新论文

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困境与出路_理论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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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经典马克思主义”①似乎身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代“危机丛林”中。为了摆脱这种生存困境,有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走出这种困境的合适选择;也有学者提出“回到实践”作为一种合理路径;更有学者高喊“重建”马克思主义。然而,不论“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实践”,或者“重建”,实际上都还不能成为最根本出路,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本身也还存在一定的理论困境;另一方面,原创性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源动力,而“原创性”根源于实践性。我们所要做的是强调从不断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自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160多年间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即使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实践领域上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未能缓解自身的生存压力,相反却遭受了来自现代资产阶级发出的更为恶毒的诅咒,被“魔化”为“妖言”、“惑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谷状态,当代资产阶级一边相庆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一边宣称所谓的“社会主义失败”、“马克思主义死亡”。尽管如此,“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依然为世界上许多人所思考、研究、崇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马克思”的声音在回荡,人们发现: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作为批判对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尊严和声誉。当然,我们并不讳言地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初的今天依然承受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压力——这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遭遇了空前的理论创新困境。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及其紧迫性,那么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在当代视野中,制约“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过,下面几点也许更需要我们注意。

(1)“话语霸权”的幽灵还在游荡着。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没有所谓的“话语霸权”?笔者认为,有,且存在时间还长。早在第二国际时期,“话语霸权”就伴随一些人推销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出现。而斯大林主义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十足的“话语霸权”时代,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典范的马克思主义,与之不相一致的任何话语都被斥责为非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在我国,也出现过“话语霸权”盛行的时代,那是极“左”思潮的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史上,“话语霸权”表现为:一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话语实施“话语霸权”;二是用党的章程和纲领的话语推行“话语霸权”;三是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话语落实“话语霸权”,都是把这些话语绝对化、经典化和权威化。今天,这类“话语霸权”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被破除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幽灵”的纠缠,因为在当下理论活动中还出现借助于某些学术权威的话语继续推行“话语霸权”的现象。我们必须警惕“话语霸权”的扩张,且要彻底地放弃任何形式的“话语帝国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深受其害;况且“话语霸权”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

(2)“学术泡沫”筑就“虚假繁荣”。在当代视野中,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学术泡沫”。虽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术论著问世,相当数量的课题立项和结项,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原创性的成果呢!重复立项和低水平制作习以为常,炒冷饭和重复论证是许多人的看家本领,甚至出现严重的学术抄袭行为。“虚假繁荣”已经出现在当下视野中:学术论文满天飞,专著遍地跑,文集常常见,丛书天天有。可是,引为自豪的哲学大师很少,称得上“经典”的文本少之又少,而令人惊诧的大部头论著却遍地开花。这种“虚假繁荣”危害很大,消耗了有限的研究资源,败坏了学术风气,阻挠了原创热情。“学术泡沫”说明了我们学术界存在着弄虚作假和浮夸风现象,也存在着急功近利和短视行为。发展和繁荣“经典马克思主义”既是每个时代的事业,也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职责。在理论上,我们需要在社会进步中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上,我们需要不断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都是非常实在的事情。

(3)思想价值被边缘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改变了人才需求格局以及国家招生在某些领域中的盲目性扩张影响,马克思主义专业萎缩和毕业生就业难早已存在;尤其受了前苏东剧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和“过时论”重新抬头。在我国,虽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每年都走出相当数量的专业毕业生,可是,在这些人中,有多少人是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有多少人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当做毕生的事业?很多人都是身在专业中,心在专业外。甚至出现一种令人痛心和气愤的现象: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毕业生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就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虽然满口说着“马克思主义”,可实际上却是错误百出、渗透个人成见的“马克思主义”。很多毕业生只是看重了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文凭的价值,并不是冲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价值。事实也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边缘化、标签化了,甚至在数量不少的马克思主义专业学位论文中都存在着这种“标签化”行为。

(4)学科建制肢解“马克思”。在当代视野中,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借口“学科建制”的需要开发众多“门学科”,名之曰“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而言,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等。因之,有人称“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哲学”,也有人称之为“实践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或“人学”……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把研究“问题”和理论学科化,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确定性、思想正确性、理论精确性、体系完善化,实际上学科化的做法已经破坏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消解了她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更因“学科界隔”而把“马克思”肢解成一个个学科“符码”或“标签”。我们不反对开辟研究新领域,强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是却需要警惕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导向“学科化”、“标签化”。

既然上述几类困境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那么要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摆脱这些发展困境就需要我们在思想上重视,在思路上努力,通过理论创新来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在寻找理论创新思路中,我国学者为此所作的努力大致有三种代表性路径:一是“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路径,二是“回到实践”的研究路径,三是“重建”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

1.“回到马克思”

作为一种研究思路,算得上是一种典型的突围性研究路径,为了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困境而提出的。实际上,“回到马克思”是一种复杂的研究思路,在我国一直盛传的“回到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主张,大致表现出四种类型:“(1)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2)回到马克思学说的语境;(3)回到马克思学说的主题;(4)以1845—1846年马克思学说的语境和主题为‘标杆’。”[1]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马克思的“经典”多种多样,包括笔记、手稿、书信、正式论著,摘要、提纲、批注等。不同类型的文本和不同时期的文本都有较大差异。这在客观上为“回到马克思”的确定性设置了变数。我们应当以哪种类型和哪个时期的文本为依据呢?同时,马克思的“语境”和“主题”也是多重的。“若依单一语境和主题,势必损害马克思学说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若放弃这样做,势必面临更大的理解困难……我国学者做出如下尝试:(1)在显性的语境和主题下理解马克思学说;(2)从边缘化语境和隐喻式主题出发。”[1]其实,不论选择何种语境和主题,我们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上的困境。长期以来,“回到马克思”在启发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思想方面作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加深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本质内涵的理解,但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上贡献有限。

2.“回到实践”

为了摆脱“回到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上的困境,人们提出一种“回到实践”的研究路径。可是实际上,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回到实践”是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上,并不是回到现实生活实践。因而,“回到实践”在本质上也还是“回到马克思”,其目的也还是解决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问题。事实上,当“回到实践”被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概念化、理论化之后,它只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游戏活动,大量论著也都属于这一范畴。我们美其名: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这种“回到实践”的研究路径也不符合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本质要求。对于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确是一把很好的理解钥匙;而对于创新“马克思”,实践、生活而不是“实践”概念或“生活”概念成为我们的活动平台。马克思说过,“不是思想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实践”概念作为“回到”的落脚点,“回到实践”在本意上就是一种“具体的实际的行动”,需要行动者实施实际的行为,积极地介入实际生活之中。的确,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必须“回到实践”,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理论总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3.“重建”

这种理论主张在西方理论界中流行时间很长。在我国“反思哲学”中,有一些学者明确地推崇“重建”的研究路径,是要正本清源,清洗掉马克思思想的“附加物”,恢复本真的“马克思”。这种“重建”是以理解“马克思”为目的,而不是以创新“马克思”为出发点的。这种“重建”类似于莱尔茵的“重构”。莱尔茵宣称:“摆脱马克思著作中的困境,既不需要对马克思学说的本义是什么进行独断的肯定,也不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的和系统的修改,而只需要用同样的要素建立起新的平衡,这些要素有的是含蓄地存在于马克思著作中,有的是透过马克思思想的一般逻辑推导出来的。摆脱困境也需要变化一下所强调的重点,排除不适宜的解释成分。一句话,重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一种新的形式中’。”[2]那么,我们的“重建”是否也类似于哈贝马斯的“重建”呢?我看不一样!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虽然还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名称,也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潜力”,但是却无意延续和传承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只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一种“解释世界”理论,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非常彻底的修正,一心要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成为“社会进化理论”。可见,哈贝马斯的“重建”不是恢复,更不是创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总之,上述三种研究路径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问题,克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困境,试图清除附加给马克思思想的“额外物”,正本清源,恢复原生态马克思思想的本真精神。我们认为,这三种路径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具有基础性意义,不过它们本身还不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发表意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理论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这三种研究路径并不是最恰当的选择。理论创新是推进“经典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源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过:“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既然我们选择了“理论创新”,那么在现时代就要从强化“信仰意识”、“问题意识”、“原创意识”和“当代意识”入手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努力推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第一,强化“信仰意识”。这就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理解。不可否认,我们在很长时期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存在问题,要么一边倒地盲目支持,要么一边倒地怀疑或否定。我们需要坚定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确地把握她的“本质内容”,不要因为某些理论结论的缺陷而动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不要因此而否认整个马克思主义。道格拉斯·凯尔纳说过:“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3]德里达真诚地说道:“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邓小平在前苏东风波时说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382他还要求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5]。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振兴和发展中国。“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4]63“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4]110马克思主义不是乌托邦,却能使乌托邦走向科学,因为它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学说,为人类绘制一幅共产主义的现实社会前景。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6]

第二,强化“问题意识”。这就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视野和思路。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人们要自觉地意识到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项课题性任务,既然如此,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解决一系列课题性“问题”。强化“问题意识”,就是强化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激发人们自觉地提出问题,积极地思考“问题”,努力地解决“问题”。“问题意识”要求我们把研究马克思主义课题化,要求我们懂得理论问题总是同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相联系,人们要善于从“实际问题”的思考走向相应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从“感性认识”自觉地走向“理性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既要合理地解释世界,更要科学地“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命是“改变世界”,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要使“经典马克思主义”走出当代视野的理论困境,需要在理论联系实际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征设计在当代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问题域。

第三,确立“原创意识”。这就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命力体现为她的原创性。所谓“原创意识”,就是人们要自觉地意识到通过反思前人理论,并大胆地提出新观点、新视角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表明了,原创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有理论品质。马克思反对纯粹的哲学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理论脱离了生活,就会走向空谈,变得肤浅而不能把握事物本质,就会丧失生命力。列宁曾批评某些俄国人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俄国革命方案的做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时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7]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提供任何万古不变的结论,而是来源于生活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获得完善、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学说。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马克思主义是活的思想、开放的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思考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观点和新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的原创性理论,所以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四,树立“时代意识”。这就是要结合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新问题和研究新情况。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一书中说过,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是不可能,但需要转换我们的研究视角。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角”?一是“历史性”视角;二是“主观性”视角,前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性”视角;如果将“时代性”与“主观性”结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一种综合性视角,这就是“时代意识”视角,即人们要自觉地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用当代的视野和当代的意识按着“当代问题”思考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问题,把这一思考和研究作为一项时代性课题,自觉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来完善、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域、视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时代意识”就是当代的“问题意识”,就是引导人们把思考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中心任务,引导人们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思考和研究当代社会的“文化进步”和“政治认同”问题、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问题、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当代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问题以及涉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包括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核辐射污染和核威胁)、公平公正问题、贫富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三难”(教育难、就业难、看病难)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努力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总之,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生存的必要选择。因此,强化上述四种“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要实现理论创新的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创新的。

注释:

①“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来的。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写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设想为一种政治革命……”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22页。马尔库塞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詹·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也使用这一术语,他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家那里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参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8页。他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也使用这一术语,是指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曾经在回复法国革命家拉法格时拒绝用“马克思主义”称谓马克思的思想,但是这并不能构成否定马克思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不能把马克思思想当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我们认为,马克思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所谓“经典马克思主义”既肯定了马克思思想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一致性、共同性,也承认了马克思思想的个性品质和独特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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