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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传统消费函数，即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试图从政策和体制的角度，分析消费与利率、就业、价格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获得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结论。
一、消费倾向的不稳定性及其影响
在总需求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中，消费与投资和净出口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消费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一，消费在国民经济中份额最大，是稳定经济的主要力量。第二，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个拉动经济增长的指标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大。因此，消费需求的增长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这一问题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尽管消费者一生的消费路径在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支配下表现为平滑曲线，但消费倾向的变化却可以非常不稳定。从居民实际消费倾向和弹性变化（表1）可以看出：第一，1987年到2002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这种现象与绝对收入假说的结论相一致。第二，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存在系统性差异。在1989～1996年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一致，但在1997年之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加速下降趋势，约低于城市0.04。第三，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变动很大，而且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大于城市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可达2000年的2.15，最低时出现1998年-0.37。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达到1990的0.5，最高是2000年的0.9。不同时期、不同事件对城镇和农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城镇的负面影响超过农村。而1997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出现的通货紧缩，对农村的影响大于对城镇的影响。连续三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消费政策对稳定城镇消费倾向产生了作用，但是，对农民收入和消费几乎没有产生正面的影响，实际上，农村居民并没有切实感受到扩张性经济政策的作用。第四，边际消费倾向的异常变动告诉我们，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必须慎重使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扩张性经济政策的作用是在消费倾向稳定状态下讨论的，然而，在实际中，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错综复杂，边际消费倾向的剧烈波动，往往出现在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发生频繁的阶段。1996之后国有企业下岗、住房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都加快了步伐，旧的体制被打破，但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和有效运作，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城乡居民原有的消费概念和消费习惯都是很大的冲击，造成了边际消费倾向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又可能是造成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确定的原因。
表1 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消费弹性和收入差别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统计摘要》（2003）。
二、消费函数的理论分析
早期的消费函数，主要是指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它源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认为，人类的消费行为受一个心理规律支配。在这个心理规律支配下，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如收入增加的那么多。后来，经济学家把凯恩斯的观点抽象为一种可实证的函数形式——消费函数，对消费函数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贺菊煌等，2000）：第一，实际消费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第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第三，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
为了实证分析的需要，人们通常把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表示为线性形式：
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上述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绝对收入假说的经验消费函数是不稳定的；第二，边际消费倾向未必小于1（表1）。虽然从短期看绝对收入假说是成立的，但从长期看绝对收入假说似是而非；第三，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横截面估计系统地低于时间序列估计。随时间的推移，边际消费倾向和自发消费（a）存在向上漂移的趋势。
为了克服绝对收入假说的缺陷，杜森贝里（1948）在对大萧条时期（1935～1936）及其之后一段时间的消费截面数据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发现，有时大量家庭的消费支出超过了当年的收入，有时只有少量家庭的消费支出大于当年收入。根据这些观察，提出了著名的相对收入假说。其主要观点是：
（1）人们在消费上存在相互攀比的倾向。一个人将其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于消费，不决定于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决定于他同别人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2）消费具有习惯性。它不仅受短期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的影响。如果目前收入低于过去的最高收入，人们宁愿减少储蓄来维持已经习惯了的消费水平。
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从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入手，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相比显然是个进步，但是，由于没有从理性经济人角度研究消费行为，因此，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
莫迪利亚尼等（1963）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克服了相对收入假说和绝对收入假说的不足，开拓了消费函数研究的新方向。莫迪利亚尼把消费看作是消费者在现时收入和未来一生收入的贴现值及其现时资产的约束下，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认为现时消费是消费者一生的资源、消费者的年龄结构和时间偏好率（利率）的函数。在人口的年龄结构、收入分布和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都不变的条件下，消费与一生收入和资产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然而，莫迪利亚尼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存在不少的距离。就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一直在变化，基尼系数不断增加。从1995年到200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389提高到0.417，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28增加到0.32，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从0.3415增加到0.3536（张平，2003）。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变化，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1997年的8.06％提高到2001年的8.81％。另外，资产收益率的变化也很大。因此，生命周期消费函数在实际中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并不奇怪。
在推导消费函数时，莫迪利亚尼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假设，即就业者和失业者对收入的预期与就业者平均收入成比例，因此，消费与失业率有关。
传统消费函数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消费函数对未来储蓄预测的严重偏差，尤其是，面临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冲击，传统消费函数表现得无能为力。现实的挑战要求经济学家进行新的理论探索，1976年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Lucas）指出了信息、行为因素和政策变化的重要性。继卢卡斯批判之后仅仅两年，消费函数研究就出现了重大突破。1978年霍尔（Robert Hall）在其开创性论文中，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获得了理性预期消费函数，可以视为现代生命周期理论的雏形Deaton（1987）。随着消费理论向现代形式的过渡，预防性储蓄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应用。对于中国的情况，王端（2001）研究了国有企业的下岗风险对消费的影响，同时，作者无意中也为讨论收入差别与消费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消费函数的实证分析
1.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结果，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该理论是建立在所谓的“心理规律”的基础上，缺乏经济学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支持；二是该理论被大多数实证分析所否定。就拿我国1979～2001年的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统计资料来说，尽管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对已经观察到的数据具有非常高的拟合度，回归系数的显著性非常高，但是，DW统计量数值很小，说明误差项存在自相关关系，不符合最小二乘法要求的条件，这样的回归方程预测效果令人怀疑。另外，消费、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往往按指数规律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观察值之间存在逆方差性。相对收入假说虽然考虑了消费行为因素，但是其消费方程与绝对收入假说一样显得过于粗糙。
城市消费函数：
其中，CU，CR分别表示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YU，Yr，表示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
根据莫迪利亚尼生命周期假说，现期消费是现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线性函数，然而对城市消费函数的实证分析表明，生命周期假说的消费函数同样存在类似于绝对收入假说的问题：拟合度高、误差项自相关程度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受到质疑，而且，前期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前期消费没有给现期居民消费带来显著的解释力。
2.消费与利率关系。长期以来，对利率和消费关系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新古典主义看来，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是消费的机会成本和储蓄的收益，所以利率会自发地调节消费和储蓄。当储蓄增加时利率下降，当储蓄减少时利率上升。然而，在金融产品和消费品存在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率对消费的调节作用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实现。早期的实证分析表明，利率的变化对消费和储蓄的作用很弱。凯恩斯主义认为，利率只对投资发生作用，对消费和储蓄没有显著影响。该观点集中体现在凯恩斯学派的绝对收入假说中。生命周期假说虽然承认利率对消费的作用，但对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然而，在理性预期学派的标准理论当中，利率对消费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例如，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在利率可变条件
经济波动起因一般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特别是国家投资起先导作用，投资启动必然伴随银行贷款的增加，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投资和消费进一步增加，消费和投资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政府就不得不收缩信贷，限定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并提高利率。所以，消费的增长与利率产生同步反应是官定利率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内生反应的结果，而当消费者预见到了消费增长过高时，就会调整自己的消费。
3.消费与通缩（通胀）的关系。如果进一步放松霍尔（Hall）的假设，引进通货膨胀率作为回归自变量，利率和城市通货膨胀率都对城市居民消费增长率有正的影响，城市居民消费函数拟合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只是误差项的自相关程度没有显著的改善。
4.消费与就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经历了从初期的规模扩张、就业增加到后来的规模压缩、下岗和失业增加的过程。就业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国有和集体企业规模扩张和就业增加意味着收入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存在对工人的大锅饭和铁饭碗等体制性承诺，国有和集体单位的职工普遍没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准备，谨慎动机的储蓄不足，职工收入大部分用来消费，常常导致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引发通货膨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低效率逐渐暴露出来，亏损面越来越大，使旧的体制难以为继，于是，政府被迫实施就业制度改革，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让无效率的企业破产、兼并，让企业的富余人员下岗、失业。下岗、失业的增加不仅意味着下岗职工收入水平的下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而且增加了在岗职工的下岗压力，并产生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厌恶风险的消费者必然减少现期消费，增加现期储蓄，应对未来可能到来的失业和收入下降，最终必然导致消费水平的下降。
这意味着近年来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通货紧缩和国有企业大面积下岗、失业造成的，是国有企业就业制度改革的后果。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引入下岗和失业制度，集体企业通过转制、破产、兼并等方式，规模和数量大幅度下降，在岗人数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从集体企业分流出来的职工受到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驱使，生产效率和收入提高，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尽管城市通货膨胀对城市居民消费有正面作用，但农村通货膨胀却对城市居民消费有负面影响，反过来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下降对维持和提高城市消费是有帮助的。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与农村通货膨胀率和国有企业就业增长成正比，与集体企业就业增长成反比。但是，城市通货膨胀率对农村居民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当出现通货膨胀时，理性消费者要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平，必然提高消费支出，这个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的预测一致。国有企业下岗必然导致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从而影响为城市提供消费品的农村居民的生产和消费，这是农村居民消费与国有企业就业增长成正比的内在原因。但是由于农村为城镇居民提供的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其价格弹性不大，所以城市物价水平的变化对农民收入，从而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
本文对多种消费函数形式进行了分析。问题表明，消费并不像绝对收入假说那样简单地由收入决定，而是收入、利率、价格和就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典消费函数所揭示的消费和收入关系是经济运行的表象和结果。消费与利率、价格和就业的相关性意味着消费与货币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货币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消费变化的根本原因。
就消费和利率的关系而言，消费是消费者的理性行为，属于消费者的自主行为，内生于经济体制环境。利率虽是货币市场的价格变量，但在我国现有体制条件下却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受货币当局控制的内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内生变量。由于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是在经济过热时调高利率，在经济衰退时调低利率，所以从表面上看，官方利率虽然不等于（或偶尔等于）市场利率，但其变化的方向与市场利率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结果，消费和利率的关系与生命周期假说的预测一致，即利率下降时，理性消费者为了使未来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可见，生命周期假说对消费和利率关系的解释与利率内生于经济环境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消费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而言，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对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城市居民消费增长率随着城市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农村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下降，这一方面说明城市居民存在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另一方面说明城市居民消费存在价格替代效应，即农村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对启动城市消费比较有利。对农村而言，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随着对农村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说明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在农村也同样存在，但价格变化的替代效应在农村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城市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不存在显著影响。
就消费与就业的关系而言，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经历了从大锅饭、铁饭碗到分灶吃饭、泥饭碗的就业制度改革，相应地，国有企业经历了从人员过剩、人浮于事到所谓的减员增效、下岗失业这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就业制度变革不仅影响下岗职工的收入，而且会改变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和风险预期，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决策。我们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就业和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国有企业就业增加时，居民消费也将提高；国有企业就业下降时，居民消费也跟着下降。集体企业就业与消费存在负相关关系。当集体企业就业增加时，居民消费将下降；当集体企业就业下降时，消费反而会明显上升。我们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给出如下解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变化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是迫不得已的被动行为，而集体企业就业的减少可能是职工适应市场采取的主动行为。一般来说，国有企业的职工曾经存在铁饭碗的预期，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国有企业职工主动离开工作岗位的可能性极小，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较差，当下岗失业的信息出现时，即使能找到新的岗位，也必须面对他们的是收入和福利的下降、失业的恐惧，这就直接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而集体企业职工本来就没有对大锅饭和铁饭碗的奢望，社会保障对他们来说也不完善，他们面对失业有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甚至造就了不断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的能力，因此曾在集体企业工作的职工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收入的下降，工作机会的减少，也不意味着消费水平的下降。这可能是集体企业就业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水平反而上升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宏观经济中出现的下岗失业和通货紧缩两大顽症都与消费增长缓慢有关，反过来，启动消费有赖于对失业和通货紧缩两大顽症的治理。消费启动难，从根本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不完善、不配套的后遗症。国企改革放弃对国有企业职工的承诺之后，缺乏充分的补偿措施，住房制度改革对建国后几十年积累的国有房产的一次性私有化之后，造成了国有资产分配的极大不公，教育体制改革在吸收了工薪阶层的多年储蓄后，没有为新增大学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总之，这些改革措施和改革信号的出台，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增加了储蓄倾向，减少了消费倾向，推动了通货紧缩的形成，也是消费启动难的直接原因。
上述实证结果和体制分析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第一，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对较低的正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启动消费。第二，就业制度改革必然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的分担是全社会的责任，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行充分的补偿、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既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体现。又有利于启动消费。解决的办法是在社会保障和住房补贴方面按国家公务员的标准对他们补偿。第三，正确估计市场发展与人才需求的关系，保持教育质量和数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降低大学和中学的收费标准。第四，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以扩大就业为主要目标，西部大开发要尽量减少成本过高、机械化程度过高的工程，应该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向造价低、技术含量低、劳动力需求量大的项目倾斜，实现就业——收入——消费——经济增长——就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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