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项目初探(1951-196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战略论文,心理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单独的军事占领，为了彻底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消除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成功与否，如何评价，国内外已有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前述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心理层面的分析，而这种心理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一直是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整体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目标发生战略转向后，“攻心为上”成为美国争取日本成为亚洲积极盟友的主要策略。相应地，美国对日心理战略也发生根本转变，由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公开民主改造计划，转向以清除日本亲共产主义势力、向西方再定位为目标的更为隐蔽的心理战略计划。因其隐蔽性和极高的政治敏感性，有关美国对日心理战略的档案文件于近年才得以解密。本文试图在综合利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揭示美国政府在战后初期制定对日心理战略计划的理论基础、指导原则、详细内容和实施效果，借以解读美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实质。
一
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日本实施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日本国民的意识形态改造运动，或称“重塑”日本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意识形态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把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从日本人的头脑中清除，以利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政策，防止日本再度成为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敌手。值得注意的是，杜鲁门政府在实施对日心理改造运动中，不仅明确意识到“心理战术”是促使日本民主化、亲西方的重要手段，还意识到这种心理改造必须“利用代表美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实施”；必须“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使青年人得到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必须“以适当的方式来介绍和输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和信息”，也即，要以间接宣传而非直接灌输的方式进行（注：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意识形态改造过程中应用心理策略的分析，详见拙作“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改造”，《日本学论坛》，1996年，第3期。）。
1948年以后，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和中国解放战争局势的变化，美国开始认真考虑对日政策方针：是继续把日本作为亚太地区潜在的危险敌人，还是把日本改造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最可靠的盟友，成为美国最高决策机构需要重新定位的关键问题。早在1947年8月，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JR.戴维斯在写给乔治·凯南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美国政府应将“日本纳入太平洋经济体系，对美国友好，一旦需要时可以随时成为美国的可靠盟友”[1](PP485-486)。这一想法与凯南不谋而和，他马上把戴维斯的备忘录附上自己的赞同和建议，8月12日上报国务院后，立刻得到国务院同意，并由凯南领导下的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美国对日政策的看法。在1947年10月14日的PPS10文件和1948年3月21日的PPS28号文件中，凯南就对日和约、美国对日新政策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得到美国政府高层的首肯。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新对日政策NSC13号文件系列的蓝本。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改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前那种仅针对日本国民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想和对美国仇恨心理的惟一目标变得多元性和多任务性。冷战的加剧和亚洲民族国家二战后独立运动高涨的影响使日本国民产生了多样化的政治倾向。日本国内反战和平主义思想兴起，共产主义思想和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美国认识到了要想在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下，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一团糟的情况下，使日本国民真正在思想上对美国友善和亲西方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此，在PPS28号文件和NSC13/2、NSC13/3号文件中，美国政府都把对日本国民的信息传播和教育列为单独的任务来执行。在PPS28号文件中，凯南提出要放宽对日本出版物的新闻检查制度，并建议盟军最高司令部应鼓励美国版权的文学作品翻译后尽快进入日本，建议美国军方使用在冲绳岛的电台开设对日本的中波和长波日本语广播节目。同时还要大力加强美国与日本之间学者、教师、文学家、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注：FRUS1948,vol.6,pp.691-696.在NSC13/2、NSC 13/3号文件中，这段文字未作任何改动。）。应该说，这是美国政府在对日本政策转变过程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要进一步对日本国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目标和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准备对日和约，特别是是否要尽快结束对日军事占领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这也影响到美国对日本国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计划的进行和实施。1949年6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战略安全利益需要日本”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一报告作为NSC49号文件下发。该报告认为在日本的民主和西方观念尚未形成，全球特别是远东形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缔结和约是不成熟的[2](P776-777)。但报告也提出如果要在不久的将来进行缔约谈判，为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致遭到威胁，必须包括四个“保证条款”，第一条就是“必须事先确认日本的经济、心理和政治稳定，确认日本国民已树立了民主化和西方观念”[2](P776-777)。
而国务院却认为，要想真正使日本融入西方，就必须尽早结束美国的军事占领，并大力加强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1949年9月3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NSC49号文件的评论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以NSC49/1号文件下发征求意见。评论报告的第一点就指出，国务院和国防部在“要使日本拒绝倒向苏联而继续保持融入西方阵营”这个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实现这个目标不能仅仅靠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美国单方面的意愿，而是要取决于日本人民的态度。国务院认为，“使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认同一个外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政治和心理状态，这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与这个国家与其有认同感的外国之间关系自然和本性融合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既不能欺骗，也不能够迫使任何国家的人民，包括日本人民融入西方体系；而只能尽最大可能去鼓励日本人民，并在与日本交往的过程中，对日本保持尊重，在可能的情况下，持有一种带有善意的尊重。”[3](PD00143,P1-3)（注：DNSA被誉为“除美国政府之外，当代国家安全解密信息的最大收集库”。其特点是将文件分类收集，现已有22个专题的完整收藏，包括从杜鲁门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几乎所有已经解密的总统指令文件数十万份。）
国务院在报告中还强调说：日本继续融入西方阵营这是我们乐观的目标。但事实上，日本的未来走向可能会有多种情况发生；亲西方的、亲苏联的，极端右翼和中立倾向都有可能，而日本的历史，以及目前的种种困难摆在这个国家前面，使国务院对日本继续融入西方阵营的乐观持怀疑态度。因此，国务院认为：日本目前国内的安全要比日本迅速获得军事防卫能力要重要得多。日前亚洲大陆的混乱局面更增强了日本对我们的重要性[3](PD00143,PP1-3)。
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的全球心理冷战计划也已渐趋成型，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詹姆斯·莱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国对外信息宣传和心理战略的备忘录(NSC59)。3月12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由国防部长修改过的报告(NSC59/1)，并指示相关职能部门在国务卿的协调下付诸实施[4](P305)。文件明确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苏联集团的宣传心理战的目标。同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缔约谈判也在加紧进行，为了确保日本能在结束军事占领后继续融入西方阵营，并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美国这个全球心理战略计划也把日本作为主要目标之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更加紧张，认为这是苏联集团在全球发动进攻的前兆，故除在全球加强军事部署外，还更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心理战计划准备。1950年9月21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1号文件中，美国规定了未来5年(1951-1955)，包括富布赖特学者交换项目在内的总数为7.55亿美元的信息宣传计划，共对全球93个国家实施，文件规定对日本的心理项目计划由陆军部负责[3](PD00178)。
1951年4月4日，杜鲁门批准成立了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并规定该委员会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内。正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的心理战略行动计划。1951年4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莱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对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的政策文件草案(NSC48/3)，在这份文件中首先提出了要“建立适当的心理战略项目使未来的日本融入自由世界而远离共产主义”（注：NSC48/3,April 26,1951,PD00139,DNSA.1951年5月3日，在该草案的修改稿中，上述文字未做改动，1957年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NSC48/5，也使用上述文字。）的行动目标。1951年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经修改后的NSC48/4号文件，作为NSC48/5号文件下发，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协调下执行。由于前美国对日政策的NSC13号文件系列已因NSC48/5号文件下发而宣告作废，因此，NSC48/5号文件有关日本的政策部分成为下一个时期指导美国对日政策的惟一政策执行文件[5](P38)。
二
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字后，美军结束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尽管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美军仍可以继续留驻日本，但其留驻的性质和身份却完全改变了，甚至连名称也改为了“驻日美军”。在正常情况下，驻日美军不得干预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而日本则摘掉了“战败国”的帽子，开始以主权国家的平等身份参与世界事务，日本政府和国民头上再也没有了“盟军最高统帅部”这个“太上皇”。美国虽然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途径来影响日本，但却无法像战后初期那样对日本政府和国民发号施令，更无法对日本的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横加干涉和指责了。面对这种变化了的新形势，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尽快适应，并制定出相应的对日政策来。
早在1951年年底，杜鲁门就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尽快研究出一份新对日政策草案来，同时日本心理战略计划也要配套出笼。12月20日，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中央情报局长沃尔特·史密斯；国防部执行副部长威廉C·福斯特等要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如何继续引导日本融入西方世界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讨论中，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执行助理国务卿约翰.M.艾利逊指出：尽管日本已结束被占领状态并获得了主权，但仍无自卫能力，要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这种帮助会被认为是美国的干涉和侵犯日本主权。这就造成了一个困难的心理问题，需要美国用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去引导日本人民[6](CK3100103636)（注：DDRS是美国Gale公司开发的数据库，其中的解密外交文件来自白宫、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等处，共计约75000份文件，465000页。）。
1952年1月10日，心理战略委员会继续就这一主题召开会议。副国务卿韦布提出可由国务院先起草一个方案，再交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讨论。国防部副部长福斯特认为，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的部门应对该计划的准备做出主要贡献，但中央情报局的史密斯将军则有不同意见，他引述中央情报局同事的评论说，国务院的计划不像是一个可操作的国家心理战略计划，倒像是篇一般性的论文。他建议由心理战略委员会讨论后再确定由哪一个部门来负责[6](CK3100309953)。
正当心理战略委员会内部就制定日本心理战略计划的机构争论不休时，美国最高决策层酝酿新的对日政策却抢先出笼了。1952年2月15日，国务院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名为“对日临时政策”的备忘录，2月2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备忘录，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份备忘录作为NSC125号文件下发。这份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问题，但强调美国要鼓励日本成为有效的、负责任的合作伙伴，要考虑和尊重日本国民所关心的问题，如声望问题、平等问题、地位问题、皇权问题和“脸面”问题等等[7](P1160-1163)。
NSC125号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旧金山和约签字后美国对日政策文件中的第一份，从总体上来讲，带有很强的原则指导性，它规定了此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原则，其后美国政府对日政策文件都是这份文件所规定基本原则的外延和具体化。由于这份文件仅仅提出了对日政策的总体构想，并无具体的执行政策，它使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时会面临很多困难。因此，杜鲁门总统在批准这份备忘录的同时，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这份文件为基础，尽快研究准备出一份在新形势下美国对日政策的正式文件来[7](P1160 note)。1952年2月29日，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再次讨论日本心理战略计划项目问题，会议决定由国务院负责起草对日本心理战略项目草案，具体由艾利逊负责。4月14日，国务院在与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交换了意见后，把一份对日本心理战略的计划草案交给了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进行讨论[6](CK3100327480)。对于这个草案，心理战略委员会4月18日、5月8日两次开会讨论，尽管各方交换了看法，但仍未达成协议。5月8日会议结束前，艾利逊还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提出了三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虑的问题：1.应有合适的官员来负责考虑美国对日总体政策和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间的关系问题，并使该计划易于操作；2.应有合适的官员在心理战略计划在日本实施后，尽早完成对日本国民的态度和国家政治氛围的分析；3.应有合适的机构尽早完成该心理战略计划最后实施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实施要通过的媒体和其他各种渠道的相关问题。艾利逊的这份备忘录从表面上来看是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在实际上，也反映了国务院高层在此时对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国务院担心这项困难的任务落到自己头上。也许还担心，1952年的总统大选后，白宫和国务院，也包括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新主人和新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1952年5月22日，中央情报局联合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相关情报机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日本未来走向”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IE-52。在这份报告中，情报人员认真地分析了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现状和未来走向，认为日本社会党尽管前一时期在“和约”和“日本重新武装”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并进行了重组，但仍是日本社会力量的主体，其中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而是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表所吸引，用其来解释日本的历史和未来发展，为此，该评估报告建议要注意对这部分力量的引导和宣传，防止这部分较稳定的政治力量转向左派集团[6](CK3100225298)。1952年8月6日，杜鲁门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1次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缔约后美国对日政策问题，并就NIE-52号文件，NSC125号文件，NSC125/1号文件（注：1952年11月23日由国务院和国防部起草的报告草案，名为《美国对日行动目标和方针》。）和NSC48/5号文件中的日本部分内容提出了具体修改补充意见，8月7日，经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詹姆斯·莱将意见整理成文，以NSC125/2号文件形式下发，杜鲁门总统也在当日批准了该文件。NSC125/2号文件成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杜鲁门政府对日政策的第一份正式执行文件。在这份文件的第七和第八段中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在信息、文化关系和其他心理项目中引导日本，使日本政府和国民认识和理解美国与日本之间基本的共同利益，并与由苏联宣传机构散布的错误观念进行斗争。为了加强在日本的美国人与日本民众的友好关系，尽量减少美日间的冲突（特别是在雇主与雇工之间），要继续利用美国驻日的各机构开展对日本的信息和宣传导向项目。”[7](P1306)
国务院和国防部按照NSC125/2号文件的政策精神，加速了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的起草工作。1952年12月22日，国务院项目小组最终把对日心理战略项目草案完成，交给心理战略委员会。心理战略委员会于1953年1月15日召开杜鲁门总统在任时期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PSB第15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项目，1月30日，心理战略委员会正式以PSB-D27号文件下发了这个计划项目（注：该文件目前没有看到原件，在1952年4月18日由艾利逊提交的草案中，该项目共分七大部分，规定了在心理、宣传信息和文化教育交流等领域对日心理战略计划。）。
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PSB-D27)在杜鲁门离任前5天下发，在实际上已无任何意义，只是带有某些象征性意义。但该文件的基本精神、原则和行动方针都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所继承并在该政府任内得以贯彻实施。
三
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不到一周，就做出了两项与日本有关的决定：组成一个由总统心理战略顾问杰克逊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政府各相关部门有关宣传信息、文化交流和心理战略等方面情况；指示国务卿杜勒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认真研究对日政策问题。2月19日，副国务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同时附加了一份长达42页的附录，对NSC125/2文件第七、第八段美国应采取的对日心理战略计划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研究报告认为对日心理战略项目的主要目标集团应是学生、教授、知识阶层和劳工领袖。这部分人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倾向中立主义，这种倾向无疑是有利于共产主义集团。在历史上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受黑格尔和新黑格尔哲学体系影响大，这导致他们同情并较密切地接触马克思主义。
1953年6月2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经修改的NSC125/5号文件。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经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的NSC125/6号文件。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任以来签署的第一份美国对日政策的正式文件，它要求政府各部门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协调下马上实施[7](P1450)。在这份文件中，有关立即执行“对日心理战略计划”的规定特别醒目，它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杜鲁门政府的对日心理战略计划的认同和支持。文件称：在日本要与中立主义、共产主义和反美情结做斗争，特别是要立即实施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PSB-D27)，努力加强影响日本知识分子阶层，支持反共产主义集团，支持那些提倡加速重整军备、增强那些主张日本与远东自由国家的相互理解的集团和势力。鼓励和支持在日本劳工运动中的反共产主义势力，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渗透到日本工会中[7](P1450)。另一方面，1953年6月30日，杰克逊调查委员会也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最终报告，建议将国际新闻署从国务院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的独立机构；同时建议取消杜鲁门总统设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而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另设立一个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简称OCB)。由于在此之前，以纳尔逊·洛克菲勒为首的总统顾问委员会[8](P159)5月2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也提出类似建议，这两项建议对艾森豪威尔的最后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1953年8月1日，艾森豪威尔决定成立美国新闻总署，负责以前由国务院国际新闻署、共同安全署、技术合作署负责的所有宣传活动，教育交流项目则继续留在国务院，由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负责。9月2日，艾森豪威尔又宣布成立行动协调委员会(OCB)，同时心理战略委员会宣布解散。
美国新闻总署和行动协调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日本心理战略计划的框架内，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心理行动：1.在富布莱特和史密斯－蒙特交换项目下，1953年共资助了357名日本的讲师、教师、研究学者和各领域的负责官员到美国访问交流，同时还有35名美国学生和56名美国教师和学者到日本学习和讲学。2.充分利用遍布日本主要城市的美国文化中心向日本公众开放，特别是针对学生和教师。此外，还有8个日美两国合作建立的文化交流中心对公众开放。美国新闻总署还在日本各地107处其他地点，存放美国书刊杂志供日本公众免费使用。3.广泛传播美国的新闻公报。美国新闻总署在日本印制日文版的《电传公告》，并通过日本报纸重印这些《电传公告》，使日本民众更加了解和熟悉美国的政策，以及按照美国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各地和美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4.美国新闻总署与日本商业广播电台达成协议，使用这些电台5%的播音时间来广播美国新闻总署在日本本地制作的节目，或者是美国新闻总署所挑选的节目。这些广播时间每年按相应时段播出的商业广告价位470万美元，由新闻总署以捐款的方式给予商业电台补贴。在美国新闻总署领导下的“美国之音”日语节目和英语节目则通过日本国家广播电视网(NHK)覆盖日本全境。5.非直接地资助翻译出版反共产主义的书籍，包括两本（威廷：《一个在俄国无奈的旅行者》和赫尔曼·沃克：《城市男孩》）当年美国的最畅销书。美国新闻总署每年在日本资助翻译出版70部长篇著作（不包括节选本和短篇）。此外，新闻总署还部分地帮助日本独立的出版商出版约50本美国书籍的日译本。美国历史文献的一些重要文件还被作为教材在日本高中使用。6.美国新闻总署开始资助生产商业化的反共产主义主题电影，一部名为《愤怒的青年》的电影，以展示共产党人在日本学生运动中的“残忍”则进入日本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前列。此外新闻总署还资助了2个日本反共产主义日文期刊的出版发行，一个期刊以知识分子为读者群；另一个则用来引导日本的学生运动。[6](CK3100003782)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总署还在日本制定了一个分化、引导日本劳工运动的长期计划，以期孤立和削弱日本劳工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夏，美国国务院安排了11位日本劳工运动的领袖到美国进行了一次长达3个月的旅行交流，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大成功，为此，美国国务院和新闻总署还在筹备一个新的类似计划[6](CK3100003782)。
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由于改组和整合了美国对外宣传机构，并用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了心理战略委员会，在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和宣传信息计划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日本国内的形势却并未朝着美国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军需生产停顿，这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雪上加霜的是，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的核试验又使在附近海域捕鱼的“福龙丸号”船员及其所捕获的金枪鱼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船员是在事后被送到日本医院。而打捞的金枪鱼已被卖给了日本各大城市的市民，这使日本国民更加愤怒，全国掀起了声势巨大的反美运动。12月，亲美的日本吉田茂内阁被迫宣布辞职，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就任日本新首相。为了平息日本国民的愤怒，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在1955年2月2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请追加60万美元的紧急宣传预算，包括：1.资助出版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材料(20万美元），包括向3万多名日本劳工组织的官员和骨干发放反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报纸。2.生产专门针对日本劳工的反共产主义题材电影(30万美元），在1955年的正常预算中，已有45万美元用于这个目的，但并非专门针对日本劳工，而这个追加经费则是专门用来生产以日本劳工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反共产主义记录片。3.资助特殊的美国版英文书的翻译出版(10万美元），1955-1956年度预算没有这笔经费开支，而这10万美元则是用来资助日本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这类图书。要做到这些书批发给日本零售商3美分1册，而零售商可按10美分1册出售。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反共产主义的图书卖的非常便宜，使之有巨大优势与大量的、廉价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图书竞争（注：1954年，在日本书店中出售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图书平均价格为40美分一册。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Harold E.Stassen,Feb2,1955,CK3100066472,DDRS.）。
行动协调委员会和新闻总署追加的这部分紧急宣传预算，一方面是为了平息日本民众因“福龙丸号”事件而爆发的反美怒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1955年2月日本将要举行的新一轮国会大选。鸠山内阁是接替被迫辞职的吉田茂内阁而临时执政的，那么在新一轮大选中，鸠山还能否连任，美国政府并不清楚，但从鸠山内阁上台后所发表的要求改善日本与中苏两国关系的愿望来看，美国政府显然不希望鸠山内阁连任。但在2月27日举行的国会大选中，鸠山由于执政2个多月以来所表现出的自主外交和内政清廉运动取得了民心，民主党获39.6%的选票，拥有185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鸠山第二次组阁，这无疑给美国对日政策带来了更加困难的抉择。
1955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244次全体会议，主要内容就是讨论一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起草的名为“美国对日政策”的NSC5516号文件草案。会议讨论通过后，4月9日经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以NSC5516/1号文件颁布，成为指导下一个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份重要文件中，美国最高当局继续明确了对日本进行心理战略计划的行动目标：“要运用美国全部的政治手段，并在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配合下，使日本的私人集团，特别是雇主和工会与共产主义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推广在日本实施的计划项目，去削弱日本知识分子领导人和非共产主义的左派集团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向一般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集团）指明共产主义的危险性。”[9](P59)
从1955年8月16日起，总统特别事务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邀请了包括美国外交学会会长菲力蒲·莫斯利、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在内的12名专家和大学教授，成立一个专家组来研究分析未来美国战略的心理方面的因素，以期在未来与苏联集团的冲突中，更好地使用心理战略。11月29日，该项目组组长，空军上将弗雷德里克·L.安德森向洛克菲勒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战略的心理方面因素”的报告，报告承认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成为美国一个有效的合作者。除非日本人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这需要既给予日本荣誉和尊重的地位，又帮助日本强大和稳定。报告认为，如果美国在争取日本民众支持的方面不成功，就会使日本走向反对自由世界的方向，这会大大损害美国的利益[6](CK3100447519)。
在美国新对日政策原则的指导下，行动协调委员会和新闻总署更加强了在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行动。美国新闻总署在日本的派出机构甚至对日本的图书、报刊发行市场进行详细的调查，以确定如何对待共产主义宣传的对策。1955年12月12日，美国新闻总署的弗兰克向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约翰·麦克唐纳汇报说：到1955年11月，在全日本的大小书店中，约有300种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书被翻译成日文出售，书价大约为80-480日元，平均价格为180日元（折合50美分）；畅销书排行榜名列首位的竟是一套苏联的经济学教材，四卷本共卖了40万册，图文并茂的《人民中国》画报也买了4万册。而赤旗(Akakata)报每日销量为13万份……为此，文件建议在1957财政年度中，要增加资助翻译出版20种美国的简装书，每种书印5万册，售价35日元（约合10美分）以对抗苏联、中国著作的日译本[6](CK3100114425)。此外，美国新闻总署还资助美国“空中交响乐团”到日本和冲绳进行巡回演出，资助1955年5月在东京召开的东京国际贸易博览会。一部反共产主义题材的彩色电影《桅杆的主绳索》也作为在日本出演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而被日本媒体和民众注目[6](CK3100117714)。
到1956年，美国新闻总署认为，虽然通过美国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已有所平息，但由于美国再次进行了核试验，则又有重新抬头的迹象。特别是当日美安保条约修改和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归还等问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后，日本的政治形势又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美国方面把日本政局动荡归结为是苏联和中国的对日宣传攻势造成的，为此，行动协调委员会进行了专项调查。1959年4月8日，行动协调委员会在一份NSC5516/1号文件的进展报告中详细地分析和报告了苏联和中国在日本的宣传活动：苏联等共产主义集团每周对日本的日语广播为47个小时，其中苏联的节目为25小时，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的节目为22个小时。苏联在日本的友好社团自从1958年以来活动积极……报告还特别注意了日本最大的学生组织——全学联，在近期日本的反美、反政府游行示威中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为此美国要继续把日本心理战略的重点放在对抗苏联集团的宣传，争取日本劳工和学生组织领导人改变反美立场的目标上[6](CK3100324602)。
1960年初，亲美的岸信介政府不顾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与美国签署了“新日美安保条约”和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协定，虽然新条约较之旧条约有了很大转变，日美双方有了平等、相互承担义务的规定条款，但由于驻日美军、军事基地和刑事裁判权问题；美军基地的核武器化问题；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的归还等3个问题悬而未决，日本民众不满情绪仍然很高，向日本国会请愿要求否决新日美安保条约等文件的签名者达330万人之多。6月4日，东京爆发了由650万群众参加的大规模抗议行动。面对日本民众的这种强烈情绪，美国政府开始认真反思日本心理战略计划的作用和功效。
1960年6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经由总统签署的NSC6008/1号文件，这份名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文件是继NSC13号文件系列，NSC125号文件系列和NSC5516号文件系列之后又一份美国对日政策纲领性文件，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签署的最后一份美国对日政策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没有使用“日本心理战略项目”的文字，但仍然较温和和间接地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要鼓励，而不是去疏远对日本保守派的支持，要发展一个温和的、负责的政治反对派，同时采取适当的步骤去减少极左派劳工领导人的影响，鼓励使工会领导权向温和派转移，要对左翼社会党领导人施加温和影响”；“要特别专心致力于消除对美国和美国政府的不友好态度，要特别加强对信息传媒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教育圈以及工会组织的导向和影响。”[10](PP338-349)新文件没有直接提对日心理战略计划，也没有给行动协调委员会制定任何具体的任务和目标。但却提出了要在日本支持和发展一个温和的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与其压制或取消反对派，还不如培养一个温和的反对派。因为无论是日本还是在美国，或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做到完全没有政治反对派是根本不可能的，采取激烈的过分暴力的手段来压制反对派只会造成相反的结果，使反对派转而变得更为极左或暴力。而采取适当的方式，有意识地培养一种温和的反对派，则会在政治上起到一种减压缓冲器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缓解民众中一些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使这种情绪有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不至于引发激烈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又可以分散和分化反对派的力量。使极左翼政治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对日本社会的整体影响力降低。
综合上述，在冷战影响下，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项目有一个由民主改造向反共亲西方思想再定位的转变。从本质上说，旧金山和约以后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从属于美国全球心理冷战战略，其以一系列隐蔽的，甚至是不可告人的方式进行。由于日本是美国的亚洲盟友，美国对日实施的心理战略项目更能暴露出美国政府为达成目标，不计国际准则和道义原则的政策实质。从效果上看，美国对日实施的心理战略项目设置详尽、计划周全，在抵制共产主义对日本民众的影响、保持日本的亲西方化方面确实有一定功效。然而，面对日本民众的独立意识、美日间的核问题、修约问题、重整军备等矛盾问题，这一时期的心理战略项目没能克服日本强烈的民族意识。更发人深省的是，也许正是由于美国政府为配合全球心理冷战的需要，急功近利地转变了对日政策目标，才使得它未能完成对日民主改造的根本任务，而在实施以反共产主义为导向的心理战略过程中，美国的政策无疑又迎合并保护了一部分日本右翼力量，这才导致今天日本社会右翼势力横行、右翼思潮泛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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