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笔谈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游国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1-0049-04
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文化遗产。两千多年来，屈原及楚辞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屈原及楚辞研究更是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同时，屈原及《楚辞》研究，更是走向了世界，在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在欧洲的俄罗斯、德国、法国、西班牙，南美、北美的许多国家，以及非洲、澳洲，都有专门的楚辞研究学者和杰出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屈原及《楚辞》，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屈原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具有全球特征的一个研究课题。如何在前人丰富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把屈原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无疑是今天我们这些研究屈原及《楚辞》的学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2200多年的楚辞研究，粗线条地分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屈原事迹网罗及楚辞收集整理阶段，第二阶段是楚辞文献诠释阶段，第三阶段是以环境、时代、思想、内容、形式、影响为主要着眼点的楚辞的综合研究阶段。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分界线是刘向，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分界线是王国维先生，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游国恩先生。当然，这三个阶段只有侧重点的不同，而没有截然的研究鸿沟。也就是说，对屈原事迹的网罗和对楚辞的收集整理，对楚辞文献的诠释，对楚辞的综合研究，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可以很容易找到个案支持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交织，是楚辞学研究历史广泛性和深刻性的重要体现。
王逸《楚辞章句序》云：“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時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①从王逸的叙述我们知道，刘向之时，完成了楚辞文本的编辑。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是为总集之祖”。楚辞编辑完成后，楚辞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文献的梳理和章句的探究了。
在楚辞文献研究阶段，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著作，比如今天传世的《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等，无疑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当然，这一阶段的著作，对于屈原作品的著作权辨证以及对楚辞的综合研究，不但存在，而且有很重要的成果，比如综合性的研究，无论是刘安的《离骚传》、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的《离骚序》及《离骚赞序》、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是奠定楚辞学综合研究主要论点的成果，而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更是楚辞综合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是，到了近人王国维先生，由于他学兼中西，主张世界文化发展一体化之精神，欲融合中学西学，所以，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②一文，从南北地域的不同解释南北文化的不同，由南北文化的不同解释楚辞的独特性，以“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来解释屈原作品的伟大成就，为楚辞学的研究还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把楚辞的综合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应该说，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实际上给我们揭示了一种世界性的研究眼光，这可以看作是具有全球化特征的研究眼光，为20世纪的楚辞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在20世纪楚辞研究这个新时代中，廖季平《楚辞新解》、《楚辞讲义》③二书，1922年胡适先生发表的《读楚辞》④一文，其代表观点虽然是怀疑屈原存在的真实性，进而剥夺屈原的著作权，而其立论方法；廖季平“是把现代自然科学与封建的今文经学杂糅在一起的”，“是把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与进化论的新观点杂糅在一起来研究楚辞的”⑤。胡适先生在于纠正楚辞久被“酸化”的楚辞研究史，认为只有推翻屈原的传说，进而才能推翻楚辞作为“一部忠臣教科书”的不幸历史，然后可以“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家之可以有恢复的希望”⑥。如果抛开他们观点不论，就其研究思路而言，都与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具有学理上的联系。
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先生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屈原研究》之讲演，该讲演考察了屈原的历史及游历，楚辞产生的背景，屈原的思想，屈原的政治斗争，屈原对社会和人民的热爱，屈原的生死观，屈原的艺术特点等。梁启超先生的演讲站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发展史的高度，运用了20世纪世界最具有科学性的学术法则，比如哲学与文学的联系，历史的、地理的、环境的、自然的及个人经历诸因素与文学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心理学与创作的关系，等等，来概括屈原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并且通过20世纪民主革命的视角来考察屈原思想的积极意义⑦。
在这个阶段，还有谢无量先生1923年出版的《楚辞新论》⑧。而游国恩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楚辞概论》⑨，把对楚辞的综合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陆侃如先生在《楚辞概论序》中指出的那样，《楚辞概论》“可算是有楚辞以来的一部空前的著作，不但可供文学史家参考，且为了解楚辞的捷径了”，又说，“这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但研究它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没有的”。
《楚辞概论》的历史的整体的眼光，首先表现在他把《楚辞》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游国恩先生所建构的楚辞学研究的体系博大而宏伟。《楚辞概论》不仅仅限于屈原，也不仅仅限于楚国的作品，而且包括汉朝绍骚的作者；也不仅仅限于《楚辞》的内容及艺术本身，而且还包括与北方文学、南方文学的联系，与楚国的联系，与后代文学形式的联系。《楚辞概论》取材之广阔，涉及内容之全面，篇幅之巨大，都是空前的。游国恩先生后来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以及作为楚辞研究长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更是把屈原事迹网罗、楚辞文献整理、楚辞的综合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著作，不但在数量上非常丰富，而且涉及到了《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其结论也多透辟精湛。《楚辞概论》是宏观研究著作，是楚辞学研究的纲领性著作。后来，游国恩先生又在他的一系列关于《楚辞》的著作和论文中，不断丰富他在《楚辞概论》中所建立的体系。1931年，游国恩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楚辞》之时，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3、4期上刊布了《屈赋考源》一文，对屈赋的来源又有进一步的认识，游国恩先生分析了赋与辞的关系，认为汉人以赋命名屈原作品，是因为辞与赋的实质本无区别。游国恩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着重从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屈原赋的来源，提出了屈原赋四大观念之说，即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游国恩先生指出，屈原的这四大观念来源于战国时的阴阳家和道家，而楚国本土文化与齐国文化是产生屈原作品四大观念的根源。对此，李中华、朱炳祥先生在他们所著《楚辞学史》一书中认为，游国恩先生“对《楚辞》产生及内在思想的考察是全面与深入的，已上升到历史理性的层面”⑩。这个评价是恰当的。游国恩先生《屈赋考源》一文，是《楚辞概论》从艺术形式及社会背景基础上考察《楚辞》的来源的补充。
《读骚论微初集》及后来增订的《楚辞论文集》，是游国恩先生多年的《楚辞》论文专集，其中《楚辞论文集》上卷收《读骚论微初集》共9篇论文；下卷也收9篇论文。这18篇论文，有宏观研究，有微观研究；有理论研究，有释证研究；有内部研究，有外部研究。《读骚论微初集》的第一篇为《屈赋考源》，其内容已见前述，是关于屈原作品思想来源的论文；《论屈原的放死及楚辞地理》一文考证屈原见疏、初放、再放的时间和地点，证明《怀沙》非绝笔，《怀沙》以下四篇非伪作，余论并说明屈原不死于怀王入秦前、屈原水死、及《离骚》的美政说、云中君等，是关于屈原身世和思想的论文。《论九歌山川之神》，从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证《湘君》《湘夫人》是配偶神，皆本为湘水神，后附会有舜的故事；《河伯》为咏河伯娶妇事，山鬼本有男女，而《山鬼》一诗为作者故作山鬼思其配偶之言。《离骚后辛菹醢解》、《天问题解》、《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天问古史证二事》等论文，皆是以古史解释《楚辞》的专文。旁征博引，眼界高远，立论铿锵。
游国恩先生立论的高远和深刻，同样表现在《楚辞论文集》的下卷中。如关于屈原作品艺术特点的论文《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游国恩先生提出《楚辞》以女性为中心的《楚辞》观，认为“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象征他的遭遇好比一个见弃于男人的妇人”。游先生提出的楚辞女性中心说，对于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而《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则是探讨屈原作品比兴之来源的论文，认为屈原的比兴虽与古诗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春秋战国时的“隐喻”。发掘隐喻与《楚辞》比兴的关系，这是过去的人所没有注意到的。《楚辞用夏正说》是考察楚辞所用历法的特点，指出楚辞用夏正。也解决了《楚辞》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楚辞论文集》下卷中，我们还应该提到《楚辞九辩的作者问题》一文，该文讨论《九辩》的作者及主题，认为《九辩》为宋玉所作，为宋玉模仿屈原，所以贤人失志之贤人当指屈原。游国恩先生通过挖掘《九辩》与屈原其他作品的雷同指出，《九辩》大量抄袭屈原的作品，抄袭方法，或直抄其词句，或暗袭其意义，或模仿其语调，或承用其文法。分合变化，颠倒割裂，上下牵扯，前后连搭，或一句而化为几句，或数语而并为一词。很巧，又很笨，真是一种集句式的“百衲体”。这些抄袭都是极其显然的有意剽窃，而不能认为无意的偶合。游国恩先生并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之摹仿，“实在是受了《九辩》的影响”，《九辩》这样大面积的抄袭，如果不看作是其述屈原之志所必需，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种抄袭的倾向与《九辩》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很不协调，只有我们认识到《九辩》的抄袭并不仅仅由于词汇的贫乏，而是缘于表达悲悯屈原行为及赞赏屈原文辞之目的，才是合乎情理的。游国恩先生对《九辩》主题的认识，对于我们认识《楚辞》中非屈原之作品的主题，实有举一反三之功效。
《楚辞论文集》下卷的文章，如《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伟大诗人屈原及其文学》、《屈原作品介绍》等，写成于1949年以后，论述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屈原及楚辞研究的新特点。另外，《楚辞论文集》有《说离骚秋菊之落英》等，在《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有《宋玉大小言赋考》、《楚辞随笔四则》等，皆体现了游国恩先生考据文章所体现的一贯特点。
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概论》本来是他的《中国辞赋史》稿上卷古代辞赋史的一部分，后来单独拿出刊布。虽然《中国辞赋史》后来没有问世，但是，在这个计划之中，已经可以看出游国恩先生所具有的博大胸怀和总理学术的气派，而此气派，后来体现在他动议编辑《楚辞讲疏长编》一事上，收入《读骚论微初集》的《楚辞讲疏长编序》解释原因时说，研究《楚辞》，其要有五：一曰校其文，二曰明其例，三曰通其训，四曰考其事，五曰定其音。但是，“自刘安而下，但以训其词义，通其句读为能事，其楚声则亡之久矣”，“昔人好说《楚辞》，其书殆不下数十百种，大率习旧安常，浅薄固陋；往复其言，互为奴主，而多不肯深致其功。间有专心壹志，勤求骚人之旨者，则寥寥稀见。窃不自揆，妄于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时出鄙见，为《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凡三十九卷。人事拘牵，时作时辍，未知成书当在何日”。根据游国恩先生的这个计划，说明游国恩先生有计划地要作传统楚辞学的集大成工作。人事拘牵，游国恩先生终身没有能完成他的这个雄伟计划，关于《楚辞》的文章，还有《楚辞注本十种提要》，以及《楚辞讲录》，前者可以看作是具有简明的楚辞学史性质的《楚辞》书目著作，后者则是游国恩先生教授楚辞学的讲稿。这些，大概也是游国恩先生庞大的《楚辞》研究计划的草稿。
虽然游国恩先生的庞大计划没有能完全实现，但是，他已经完成了的部分，已经完全当得起传统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和20世纪新楚辞学的集大成者的角色。游国恩先生研究《楚辞》的一生，正是20世纪《楚辞》研究的历史，他的《楚辞讲疏长编》之《离骚纂义》和《天问纂义》，选取《离骚》《天问》这两部《楚辞》中最重要的著作，网罗征引两千余年的一百七八十种《楚辞》著作，融会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在每一句后，罗列各家见解，并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如“离骚”之名，游国恩先生罗列了司马迁、班固、王逸、颜师古、洪兴祖、项安世、罗璧、王应麟、熊太古、汪瑗、李陈玉、钱澄之、何焯、顾成天、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许巽行、梁章钜等二十余人的意见，最后在按语中分析各家之说，提出“离骚”即“劳商”之转音，“劳商”为古音乐名，与“九歌”、“九辩”之名相同。关于“离骚”即“劳商”之意，是《楚辞概论》中就提出的，郭沫若《屈原研究》指出：“关于‘离骚’两字的解释，自来也异说纷纷，大率都是望文生训的臆说，只有近人游国恩讲得最好。”
游国恩先生对于传统楚辞学成果的全面了解，加上他的勤奋，能够开创一种全新的“纂义”这样的训诂形式，全面总结了两千多年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中，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楚辞》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使他的成果站在了20世纪的最前沿，闻一多先生在1933年8月致游国恩先生信中说：“病中再读大著，渊博精深，突过古人，是诚不愧为后来居上矣。”1936年4月再致游国恩先生的信中，称赞游国恩先生说：“关于《九歌》诸点，高见甚是，无任钦佩。”(11)同时，他在传统楚辞学所擅长的训诂、义理、考据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突出的成就，更是20世纪研究《楚辞》的学者所不可替代的。
游国恩先生治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站在学术的前沿，把握最先进的治学方法；第二，博学而无止境，而又治专门之学，实现博与专的结合；第三，注重学术创新，不断地进取；第四，治学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应该说，游国恩先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既体现了屈原及楚辞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又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意义，因而也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与启示。如果我们能仔细探究中国的楚辞研究史，特别是20世纪如游国恩先生等一批优秀的屈原及楚辞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今天及未来，屈原及楚辞研究一定可以走向深入：
首先，要继续把屈原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讨论屈原及《楚辞》的伟大价值时，应该站在近代人类文明的立场上，要挖掘屈原及《楚辞》与人类普遍价值的共性，特别是屈原对自身尊严的重视和独立不迁的自由意志，是我们特别应该关注的。
要把屈原看作是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在对屈原的事迹、价值的判断上，要有历史的实证的观点，既要预防诋毁或者否定屈原的倾向，也要警惕夸大或者拔高屈原思想及精神境界的倾向。比如关于屈原的思想、政治才能、官职、放流等问题，避免非此即彼，以及标签式的身份标注，更不能凭借臆测来做结论。
要超越屈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诗人的评价，爱国主义是屈原价值的一部分，而屈原产生爱国主义的精神根源，应该是他追求“公正”的积极人生态度。所以，要把屈原对“公正”的追求，看作是他的核心精神。屈原希望选贤授能，而他自己作为贤才不被重用，反遭诬陷，是公平与正义缺失的具体体现，所以他才能有绝大的勇气和邪恶势力开展斗争。
既要重视屈原及《楚辞》的精神价值，也要重视对《楚辞》文本的深入研究。文本研究，永远是《楚辞》以及一切文学及文献研究的基础。在重视《楚辞》的文本研究的时候，还要注意把《楚辞》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研究，即既要关注《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也要关注《楚辞》中后代模仿屈原的作品。
要把屈原及其《楚辞》放在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研究，不能把屈原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不能因为强调屈原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否定屈原所具有的与他之前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不能因为强调屈原人格的伟大，而否定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伟大思想。
要克服20世纪出现的疑古主义思潮对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影响。有些学者抛开《楚辞章句》的记载，或者否定屈原作品的著作权，认为《楚辞》中屈原的作品都是伪托；或者为了强调屈原的伟大，把本来不是屈原的作品归属到屈原的名下，比如《九辩》《招魂》等作品，都有被归入屈原的观点存在。这两种倾向都是疑古主义思潮的体现。
要加强屈原及《楚辞》研究中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学术沟通。学习和借鉴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克服闭塞的研究态度，以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情绪。
注释：
①参见四部丛刊本《楚辞补注》，其中部分文字参考异文，有更改。
②《教育世界》总第140期。
③收入《六译馆丛书》。据黄中模先生在1984年第2期《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称他曾经读过《楚辞新解》一书，认为该书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与廖季平的学生谢无量，及郭沫若、闻一多等先生所言有异。
④最初刊布于《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1期。
⑤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⑥《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⑦1937年泰东书局出版支伟成先生《楚辞之研究》，该书写于1923年，分研究、注释两部分。作者自称要以“近代人眼光”来探讨屈原之文学，基本观点与梁启超《屈原研究》如出一辙，自谓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演讲“极有见地，尤足取资”，此处可以看见梁启超的《屈原研究》这个演讲在当时的影响。
⑧商务印书馆出版。
⑨北新书局出版，后商务印书馆1928年再版。
⑩武汉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见《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