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起源、演变与目标_李政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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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总体概述

       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培养经历过一个短暂的萌芽时期。在1997年至1998年间，复旦大学在该校的中文系里设置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计划，根据博士后培养的要求拟定了培养的条例等，并聘请该校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为博士后的指导老师。但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并未招生，属萌芽时期。[1]

       1999年，经国家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第一批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后进站学习。博士后的指导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丁淦林教授，陆地、吴水平通过申请以及有关程序之后，获准进站学习，他们两位成为了第一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后。这也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正式起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一家独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03年。从2003年开始，陆续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取得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资格。截至2013年年初，全国已有12家单位设立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培养。详细情况见表1。

       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目的，旨在培养、吸收和造就高层次的优秀新闻人才，为国家新闻领导部门、新闻决策部门、新闻管理部门、新闻业务部门、新闻教育部门及中国传媒和世界传媒业培养高级新闻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教育的过程是让那些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人员完成一个“由学习者到研究者的完全转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一般比较注重研究能力，对死记硬背书本、考试能力突出而实战能力比较弱的不大青睐。从表1的信息来看，所有12家设站单位都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新闻传播教育中水平高、业绩优秀者，国内诸多顶级学者大多集合在这些单位，而且这些单位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走在了前列，这也就从组织、制度、人才、落实等各方面保证了博士后培养的质量，使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目的和实际的结果取得了相对的统一。

       二、李政道教授的倡导与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

       2002年8月，李政道受邀为祝贺中国博士后管理信息网开通写下了“博求创新发明、士皆国家精华、后辈青出于蓝”的题词。他的题词基本准确地诠释了博士后的寓意以及社会对博士后的期待。

       关于博士后，如果按照传统的意义来认定，它应该属教育的范畴，但就其实质而言，博士后应该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过程，所以在论述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有关问题的时候，本书以“培养”而不是教育为关键词。因为在博士后这个阶段，除了研究、做课题之外，没有课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导师(有合作导师)，博士后的工作似乎是在完成一种约定的科学研究。设站单位履行的是一种按照一定的研究标准而进行要求与考核的培养程序，而非设定一个固有目标的教育过程。

      

       国际学术交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开创者都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秩序虽已开始恢复正常，但研究生教育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去甚远。高水平的师资和科研人员严重缺乏，迫切需要加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邀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在此期间发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李先生亲自对他们进行口试，并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进行笔试，最后推荐5名学生于当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获该大学资助。同年11月，李政道教授向中科院严济慈副院长建议，可选送更多的学生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遂于12月底在北京进行了第二次选拔考试。参加考试者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等单位。考试结果令人满意，不仅选送3人去哥伦比亚大学，另外还推荐10名学生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等高校学习，并全部获得资助。这两批学生的选派实为CUSPEA项目的雏形。

       在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1981年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即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项目建立。之后的十余年，先后选派近千名留学生赴美攻读学位。1983年和1984年李政道先后致信国家领导人谈到，在美国的CUSPEA的优秀学生取得学位以后将陆续回国，如何妥善安排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极需要的高科技人才是一个紧急的问题。李政道建议借鉴国外培养年轻高级人才的经验，在国内某些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条件较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设立“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选拔在国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到这里从事一定时期的研究工作。李先生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大量的高级科技人才。青年博士在学术活跃的环境中，再经过二到六年独立工作的训练，才能渐趋成熟。李政道先生审时度势，以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人才培养和流动的趋势，不仅为吸引CUSPEA学者，也为造就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创立了新的更具活力的模式，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成为推动青年科技人才流动的有效方式。[2]

       我国从1981年开始实施学位制度，到1983年，刚好有部分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也正在考虑如何吸引和安排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问题，因此，李政道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回应。

       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原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报送的《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使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成为加速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年轻科技人才和新的学术带头人的有效方式。博士后是一种具有期限的、临时性工作经历，其在任职期限、职称评定、住房福利等方面与正式的大学教职有所不同。这使得博士后研究人员往往被误认为是学生。探究起来，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最初是为了通过国家的介入，打破单位体制施加于人才流动的桎梏，以消除该种体制在海外留学人员心理上投下的阴影，尽可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效力，这是中国博士后制度设立之初的基本思路与想法。

       为吸引CUSPEA学者回国做博士后，全国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还将1985年至1986年招收的博士后名额中的30％划归物理学科。1989年。人事部、教育部发出通知，承诺优秀留学博士申请进站，将不受名额限制，同时允许国外获博士学位的优秀留学生到具备博士后研究条件而尚未设站的单位做博士后，并享受相应的待遇。1992年，人事部、国家教委再次发文，许诺博士后完成与建站单位签订的《博士后科研工作协议》约定的各项任务后，可以再次出国或按照个人选择安排工作。

       可以看出，博士后制度的建立，除了得益于李政道教授的积极倡议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大力推动以外，还在于它在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并安置其就业方面所具有的功用。然而必须看到，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和消除“究竟是什么阻碍了留学人员回国效力”的问题，反倒增添了新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举国之力办博士后流动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博士后制度产生的时代去找寻。

       三、对博士后的认知

       (一)博士后不是学位

       我国《学位条例》(1980)只规定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第3条)，博士后不在其列。博士后(postdoctor)不过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一种工作经历而已。那么，为什么一段工作经历会被误认为是一种学位?为什么这种科研职位(或教职)容易和学生身份混同?

       根据《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86]国科发干字第0155号。1986年3月13日)，博士后人员在站工作期限一般是2年，期满后必须流动出站或转到下一个工作站，而且在不同的流动站滞留的总期限不得超过4年。2001年，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将在站最长时间限定为3年，2006年进一步将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间限定为6年。这意味着博士后人员终归要到期离站，或“留校任教”或另寻他处“就业”。为此，“博士后”们除了要通过设站单位学术委员会的答辩以外，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履行。直到博士后制度建立20年后的2005年，“分配”字样仍然频频出现在一些官方文件中。当时，每位出站的博士后都要填写《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分配工作审批表》，其中第二项为“(设站)单位主管部门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评价及工作期满后工作分配的意见”。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评估与服务处)出具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分配工作介绍信》、《落户介绍信》中也都使用了“分配”字样。[3]

       (二)博士后是非正式的职位

       博士后被误读为学生，还有一个原因，即它太不像一个教职了。在中国现行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下，助教、讲师(助理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和教授(研究员)组成了一个正式的职务(学衔)序列，教授(研究员)高居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顶端。博士后人员并不在其中，尽管根据权威的说法，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流动站工作期间，计算工龄，一切按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对待，按讲师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并享受与建站单位正式职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博士后制度从设立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计划色彩。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每年年初都要将审定的博士后招收名额计划下达给各设站单位，后者再按照计划招收博士后。这种根据国家下达的招收计划被招收进站，并由国家财政部直接划拨日常经费的博士后属于“计划内博士后”。1996年国家招收计划改称国家资助计划后，博士后的名称也相应地转而冠以“国家资助招收”字样。从1988年起，国家允许设站单位根据自身科研工作需要自行筹集资金在国家计划以外招收博士后人员。其本意是要发挥各部门、地方及单位的积极性，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但90年代中期以后，自筹经费的义务往往被设站单位转嫁给了申请进站的博士后本人(这在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明显)。1994年自筹经费的博士后占全年总招收人数的27％。1996年和1997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7％和44％，1998年则达到了50％。博士后在名义上是职工，却要自己出资为设站单位工作，这种奇怪现象对于正式的教学或科研人员来说，是不存在的和不可思议的。

       (三)博士后的主要工作是做研究

       博士后的申请有一套程序，有十几页的表格要填写。其中除了基本信息之外，过去的研究经历、研究成果、进站以后的研究计划、预期的研究成果等是主要内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内容要填写。是因为博士后的主要工作是做研究。

       在进入流动站时，博士后申请者必须和设站单位签订协议，约定在站期间必须完成的科研成果的最低数量。定期统计在站博士后人员的科研数量，并据此对将出站的博士后进行整体评价，构成了博士后“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真正做研究，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博士后与博士不同，博士一般只是按照老师选定的博士论文课题进行研究，而博士后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课题。

       四、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培养的目标与要求

       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完成在站的研究之后，会拿到一个由国家人事部统一颁发的博士后证书。要拿到这个证书，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后，“研究”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考量标准。在某种程度上讲，博士后不同于在校学生，他们必须要完成从学习者到研究者的完全转变[4]。

       (一)以研究者的标准进站

       博士后的录用不是以考试的形式，代之以本人申请、专家推荐、设站单位考核、管理部门把关认定和批准等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能否取得进站资格，申请者的研究成果、研究能力、研究潜力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本人曾经做过博士后研究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而言，自该站设站以来，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英才，要求进站的申请常年不断。申请者中的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也有着不同凡响的工作经历和业绩：有的著述颇多，有的获奖不少，有的国内修成，有的海外归来，有的受聘高职，有的独当一面，有的治学有道，有的经营有方。大学、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证明了他们在啃书本及应付考试方面有一套。而博士后期间已经没有具体的课程，也不再进行考试，应试教育中的一些有效方法和在校学习时的一些常规武器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按照国家博士后培养的条例和政策，也为了能使招进来的博士后顺利出站，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特别注意要保证把那些真正有研究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人才选进来。为此，相关人员费尽了周折。他们研读每个人的申报材料，认真评判申请者提交的研究成果、出版的专著、发表的作品以及进行过的科研课题，对他们提出的进站研究课题进行论证，必要时还进行面试，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保证把确有研究课题、研究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才招进来。在这里更主要的是重视学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创新能力，是以研究能力的高低论英雄而不再唯学习成绩是瞻。

       (二)以研究者的要求做事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往往视博士后为学生的成分大一些，因为博士后在出站时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国家人事部要为其颁发有关的证书。这和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毕业时拿毕业证、学位证没有两样。但我认为，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学生等接受的教育是以成绩为主要依据的，而博士后的培养则主要以成果为考核依据。博士后没有课，不必恪守在校学生“三点一线”的模式，其管理也完全靠自觉。那么博士后在站期间到底做什么呢?做研究!每一个进站的博士后都知道，在他们申请进站的时候，会填写一个十几页的表格，而其中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你有什么研究课题，计划进站后研究哪个课题，或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要给出以前的研究成果，而学生时期特别看重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取得进站资格的主要指标。在站期间，每一位博士后都要在国内或国际的核心刊物上发表4篇以上的论文，还要尽可能多地出成果。此外，流动站还指定了国内有名的核心期刊，让博士后在上面发文章。殊不知，在这些期刊上发文章，无疑是挑战国内顶级权威。因为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都是新闻学界的当权派实力派，姑且不论他们文章水平的高低，单是他们如雷贯耳的大名，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等先天具有的优势，期刊的编辑者们就没有不采用的理由。另外，一些领导的文章，一些时效性比较强的文章和应时应景的文章也要充斥不少的版面。算来算去，能够留给无名小辈的版面并不多。多年来，来稿的积压，漫长的审稿和排队等候，要在短时间内发表文章不是那么容易，除非你的论文有足够的水平。这也就促使博士后们横下心来硬闯华山一条路，靠文章的高质量来赢得编者的青睐。可以想象，没有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做保证，这些文章的“炮制”和发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以研究成果来考核

       每个博士后流动站都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来评判每位博士后在站学习研究期间的优劣。进站资格的取得考核的是其有无研究能力及研究能力的大小，开题和中期考核则考核博士后在不同的研究阶段的工作业绩和研究成绩，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以及出站答辩则是对博士后整个学习研究阶段的综合考核。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是申请博士后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它与申请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导师丁淦林教授素以关心弟子和严格要求学生称，他认为对学生最好的关心就是不做“水军都督”，指导、帮助、督促、教育学生登上学术高峰是他多年坚持的做法。我刚进站时丁老师一再叮嘱我，要保证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学校以保证研究时间的充裕；一定要多看书，要博闻强识，扩大知识面；要多写文章多参加学术交流，以便及时准确地把握学界动态和动向，要能站在学界的前沿阵地。丁老师对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要求是，就研究的课题要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的创新，研究报告总字数应不少于25万字，争取能以此为蓝本，在适当修改、调整和补充后出版专著。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开题、中期考核、出站答辩是面对面的考核。每当这个时候，各位老师就像几个“会诊”专家一样，对每个学生的研究课题展开详细、深入地评论和评判，考核免去了“客气”的繁文缛节，直奔主题。找问题、指不足、提建议、荐良方、做评判是考核的主题。“质疑学派”、“问题学派”、“批判学派”是考核中的主流“学派”。我的出站报告在经过开题和中期的两次考核，获得指教多多，老师们的真知灼见帮助我弥补和修正了我认识和理解上的不足，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我应该努力的方向，并且还帮助、启发我及时地深化和细化了我的构思，他们切中肯綮地提出对我论文的看法，鞭辟入里、字字珠玑，既是指导又是考核，对我最终完成博士后报告大有裨益。

       当然，如果有的同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基本的研究要求，出站报告的质量也达不到规定的标准，考核时他们就会被“黄牌”警告，严重者则不能按时出站，更有甚者还有退站的可能。这似乎像一个紧箍咒一样，从另一个角度在提醒和督促着我要在学习和研究中有所成就、有所作为才行。

       (四)以全面兼修来拓展研究的范围

       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由于有明确的专业方向和教学要求，有很具体的前进目标，相应的学习和研究比较容易。按照古人的说法这是就某一专题进行研究探讨，属“偏工”；博士后的研究没有了专业的限制，是要在更大的平台上实现更全面的发展，它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研究而研究。它的主要目的，也由硕士、博士期间的学习和继承别人的知识，转移到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和构建新的知识和理论的层面，是古人所言之“尽善”。正所谓“偏工易就，尽善难全”。在某一个方面达到“工”的水平是容易的，而要全面取得成绩，做全能运动员就比较难。博士后恰恰是要做全能运动员。要兼修而不是“偏工”。如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招收进站人员时就特别注意知识及学科的构成，不是囿于新闻传播学专业，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中文、历史、外语、法律、经济、管理等专业的博士生等都有机会到该站来学习，且比例不小。这些人员进站后有比较多的交流、沟通、联谊等，在相互交流中既可体现自己的专长，又可以映衬出自己的不足。研究本身的要求以及研究环境的适宜，事实上给在这里进行博士后学习和研究的博士后们提供了兼修的机会。

       再者，博士后中的多数人有过工作经历，他们知道自己欠缺哪方面的知识，他们也知道自己将来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因此大多数人在进站后会有目的地兼修一些课程。兼修作为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复旦大学作为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图书资料丰富，学习请教便捷也为这种兼修提供了保证。

       (五)以提高和超越来实现研究的主旨

       教育界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大学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是知识，研究生教育提供的是知识和方法，博士生教育提供的是知识、方法和境界。由此类推下去，我本人臆想，博士后教育提供的应该是超越。

       本人的一个朋友戏言：博士生就已经把书读完了，博士后还有什么书可读呢?细想也是!如果博士后也在读书的窠臼里打转，那么博士后就永远也跳不出由学习者到研究者转变的圈子，就不可能领悟到博士后研究的真谛。我认为，博士后研究的真谛或主旨，就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提高、突破和超越。

       在国家有关博士后培养的文件中有“博士后研究制度是人才开发的重要措施”、“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学术交流，博采众长”、“创造、创新”等文字。通过对这些文件和文字的解读不难发现，博士后培养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超越。

       据悉，国家在博士后培养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这既是学习借鉴了国外高级人才的培养模式，也是从全面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出发作出的英明决策，是保证我国各级、各类学科不断有新人出现，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好态势的有力举措。国家的期望当然是博士后能在学习研究中取得突破，实现超越。同时这种期望也具体地体现在了设站单位的选择，培养和考核指标的设定，制度保证和待遇等几个方面。由此，超越是博士后研究的最后选择。博士后由本科生、硕士、博士一路走来，上课和考试他们驾轻就熟。他们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佼佼者。但博士后如何完成由学习到研究的转变，完成由学习者到研究者的转变是实现超越的关键。

       超越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的。以本人的经历为例，复旦新闻教育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生培养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几十年来新闻教育的丰富积累积淀，为我的学习和研究进行了有力地铺垫。该院在理论新闻学、中外新闻史、应用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媒介经济学、新媒体研究等学科和专业方面形成的优势，使我能很好地把握继承和创新的临界点。我的导师丁淦林先生的博学喜智、言传身教和因材施教为实现超越奠定了基础。学院的图书报刊资料收藏丰富，教学科研设施先进，为超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复旦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重镇，是中国新闻教育南北两镇中南方的重镇。要想无愧地宣称自己出自复旦，即便学校和你的导师不那么严格地要求你，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应拿出一些真本领和学界公认的成果才行。这种真本领就是在实现超越的基础上取得的属于自己独创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博士后的指导老师是学界公认的权威专家，比如我的导师丁淦林教授。跟着他学习，既是站在巨人的旁边，当然有可能在巨人的扶持和培养之下，“站在巨人的肩上”。进站以来，丁老师从治学理念、治学思想、治学方法等各方面对我进行严格要求。他说，没有一个对如何做学问的基本认识，在治学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失去目标和方向；如果没有严谨科学的治学思想，没有创造、超越、永不停步的思想，很可能浅尝辄止、或步人后尘。他能现身说法，能很好地把控我的研究进程。他的一句话、一个提醒、一次概要的点拨就会使我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之感。这无疑是实现超越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再加上博士后本人的努力，实现超越是有可能的。从近年来对博士后的考核结果来看，超越应该作为评价博士后研究水平的一把标尺。超越不是对知识的保值，而应该是对知识的增值，或者是挖掘出新的知识财富。这是国家的期望，也应该是所有博士后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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