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及其启示
吴龙灿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汉代政治出于长治久安的需要而尊崇儒学，又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繁荣发展。而儒学对汉代政治乃至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制度的塑造是非常深刻的，在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政治制度儒家化上表现尤为突出。通过汉代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发现政治对儒学的需要有一个显化过程，而儒学在一个拨乱反正时代的繁荣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政治与儒学互动的因素很多，而我们需要抓住的一个关键是，两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废的。儒学复兴的根本措施在于做好政府推动、学者转化和社会落地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 董仲舒；汉代；儒学；经学；政治
一、汉代政治对儒学的需要
汉代政治对儒学的需要，在西汉初期七十年非常有代表性。汉初核心问题，可从政治、社会、文化三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是在政治方面，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权力来源合法性和政治统治原则问题。在《史记》中记载着汉初一段著名的革命和弑君之争：
在入选研究的60例患者中，中位生存期仅为半年左右。男女之比为1.73∶1，呈现男性多于女性的趋势；年龄≥60岁的患者占多数；胃癌骨转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骨痛；病理类型以低分化、未分化为主；骨转移数目为多发；骨转移发生在脊柱/颅骨的居多；发现骨转移时绝大多数合并其他部位转移；晚期胃癌发生骨转移的机率较高；初诊时ECOG评分为0～2的患者居多；大多数患者在身体及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化疗进行治疗。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1]3122-3123
这段争论揭示了困扰汉王朝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问题。刘邦起于平民，何以得天下？辕固生“汤武革命”可以用来说明秦政无道，刘邦受天命而诛之，但难解皇权与诸侯争势问题；黄生强调君臣上下之分，臣下有尊天子的绝对义务，但又不能解释刘邦得天下的权力来源合法性。就政治制度而言，汉承秦制，本来有郡县中央集权制度可沿用，但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2]393，开国时大封功臣，封异姓王八，封列侯百余，后或谋反或恐其谋反而一一翦除异姓王，但又大封同姓王十人，诸侯王势力不断膨胀，封地占全国三分之二，中央直辖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吏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2]394。诸侯坐大，尾大不掉，“然之后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2]395。于是文帝时有淮南、济北之叛，景帝时有几乎令皇权覆灭的七国之乱。如何在制度伦理和权力正当性根据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维护汉王朝统治秩序的两全之策，是汉初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
2017年5月—2018年5月，共搜集50例病例，均为我院临床诊断为ITN患者，其中男23例，女27例，年龄28～78岁，平均(55.8±10.6)岁。症状均为单侧，右侧30例，左侧20例。将有症状侧设为患侧组，无症状侧设为健侧组，各50侧。所有患者均符合国际头痛协会(IHS)制定的ITN诊断标准[2]，检查前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为改制更化的总纲领后，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制度，兴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养士，不仅使儒家经典传承和儒学教育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而且开创了儒士做官的利禄之途。公孙弘因治《春秋》公羊学而布衣至卿相，对天下寒士学儒是一个很大的榜样激励。公孙弘出身贫寒，曾在渤海边牧猪，四十岁才开始学《公羊春秋》，近七十岁才在第二次对策中由太常定为下第，由武帝特擢为上第，从此仕途顺畅，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列传》）。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经学博士往往是三公的首选对象，而博士弟子员待遇优厚，仕途畅通。博士数量随着经典异本和相关经学家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到宣帝有黄龙十二博士，博士弟子员数量也从五十名增加至三千名，后来规模还在扩大。
而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统治原则问题。秦法酷烈，而汉承秦制，汉初基本沿袭，虽有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表象，实则汉法与秦法一样由疏而密，李斯自颂“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1]2561，而终至秦政“法令诛罚日益深刻”[1]2553。同理，高祖初入关中约法三章，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2]1096，一仍秦法行于汉世，“然孝文帝本好刑名。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2]3117，黄老本来就是道家帝王南面之术和法家刑名的结合，刀笔之吏充塞政府部门，“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2]1099。故汉初有陆贾和贾谊等反思秦政之少仁义，也有晁错等用法家刑法，更有黄老道家综合道法的清静无为。秦开辟的天下一统新制度，在兴勃亡速的反省中，选择任德还是任刑的统治原则，也是当时的政治核心问题之一。
汉武帝在举贤良对策之制中，向董仲舒提出了皇权合法来源和正义原则问题。“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2]2496“三代受命，其符安在？”[2]2496此两问关注的是政权合法性是否来自天命，如何才能长久。“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2]2496“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2]2496此两问关注的是政治统治原则，在全新的大一统国家里，是实行法先王（唐虞三代）以德治传统为主的王道，还是实行法后王以法治为主的霸道。
其次是在社会方面的核心问题，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权力配置问题。先看汉武帝即位前的汉初社会经济情况：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1420
文景之治的繁荣背后，已经产生了导致社会危机的许多因素。商业流通的无节制发展，导致商人发放高利贷和对农民田产的兼并，土地日益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农民破产为奴或弃农经商，国家税源和兵源减少，四处流亡而扰乱社会秩序，宗室和官员奢侈乱制，社会风气堕落，这些都危及良序社会建设和经济良性发展。《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描述和建议：
而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方向，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也即“推明孔氏，表章六经”，通过政府制度化倡导“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而在此之外的学术思想，在政治制度层面“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以意识形态的儒学化自武帝“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等尊儒行动发生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不停地深化。盐铁会议、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都是以儒学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的会议。章帝亲临称制并命班固编纂的《白虎通义》，具有政治宪章的地位，是汉代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化的成熟状态。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2]1137
一方面是土地逐渐集中和农业基础日益薄弱，一方面汉武帝此后开始横征民力以服四夷，大用兴利之臣桑弘羊等，行盐铁官卖、榷酒酤、算缗、均输、铸钱币、增口赋、鬻爵等聚财之政，“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1]1442-1443。实则“汉政治之所急，尚不在边寇，尚不在列侯诸王之变乱，而在社会经济不均，所造成种种之病态也”[3]。可见董仲舒的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是对治汉武之朝很中肯的社会经济措施。
针对政府和宗室官吏巧夺民力的情况，董仲舒提出“不与民争业”和在政府部门任用循吏的对策。“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寖，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2]2520-2521。因为“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2]2520-2521，所以，“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要“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这就要求有一大批能够用仁义进行社会教化的贤能之士进入官吏阶层，成为以仁义化民成俗的循吏。而当时的官吏多来自贵族富豪子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2]2512。故董仲舒提出选举官吏的办法，“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2]2513。用选贤任德的方式选举官吏，实际上是将社会各阶层权力配置方式从原来的局限于贵族富豪子弟转移到全社会公开选拔。
第三是与政治、社会两方面相呼应，在文化方面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倡导何种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教化的问题。
西汉初期也存在着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情况，而统治思想的主流黄老道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现实发展的需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津津乐道，也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遗风，但其特别表彰道家，而贬损其余，则是当时流风所趋。其中的道家，其实是流行于初汉为窦太后所好的黄老道家，被认为是综合各派优势克服各家缺点的最有价值的学说。
然而在政治统治原则和社会经济出现问题和危机的时候，在政治哲学层面的文化反思就会发生。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以“克己复礼为仁”，战国时孟子“距杨墨，放淫辞”[4]以推广仁政，庄子后学之《天下》弘扬“道术”，荀子之《非十二子》而倡“隆礼重法”，韩非子之《显学》反“儒墨”而李斯提议“焚书坑儒”，这些都是在特定时期文化反思的成果。秦灭汉兴，反思秦政，陆贾以为“谋事不立仁义者后必败”[5]，贾谊以为“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6]，司马谈以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1]3291。而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大一统”建议，汉武帝采纳之而“推明孔氏，表章六经”。这一建议并没有禁止其他学派的存在，而是通过官方提倡而引导社会崇尚仁义道德，形成“有耻且格”的社会风气，而非如李斯“焚书坑儒”以残暴的手段禁毁异己者。“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2525。用儒家整理的历史文化遗产“六经”及孔子言论和儒家著作作为教材，培养出用仁义教化天下的官吏，推动政府采取德治措施，移风易俗，走向大同社会，这才是董仲舒建议的要旨。
综上所述，汉初七十年在政治方面有汉王朝政治合法性和大一统郡县制中央集权统治原则问题，在社会方面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和权力配置问题，在文化方面有倡导何种主流文化和社会教化问题。解决这些核心问题需要从不同角度对历史教训和西汉现实进行系统反思，创造性地转化先圣时贤的政治智慧。这就需要先秦以来诸子百家智慧在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以及“和而不同”的胸怀和“综罗百家”综合创新能力，使之成为汉代政治的必然选择，汉武帝与董仲舒的风云际会促成中国政治与儒学结合的历史机遇。
二、汉代政治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1.最高统治者的偏好与儒学兴衰
刘邦曾以实际行动尊儒。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一月，汉高祖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罗振玉《古今学术之替变》：“自嬴秦并六国，烧诗书，坑术士、重法吏，二世而亡天下。及炎汉兴，高祖十二年行过鲁以太牢祀孔子，为两汉尊崇儒术之始。”此举为汉代乃至汉之后历朝历代尊孔尊儒立下了基调，开启历代帝王尊孔和祭孔之先例。在此之前，刘邦已于汉高祖二年（前205年）重用儒生叔孙通为博士，儒生弟子百余人随从，后为之定朝仪等礼乐制度。还因才干重用辕固生、随何、张仓、陆贾等儒生。其中陆贾应高祖反思秦失天下、汉得天下原因之命，著《新语》12篇，认为政权可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马上守之，不要重蹈秦王朝“任刑法”的覆辙，“行仁义、法先圣”，以儒家礼义治理天下。这些都是刘邦尊儒尊孔、以最高礼遇祀孔子的先导。宋代志磐《佛祖统纪》评曰：“周秦以来，为儒者尊孔子为宗师，而在上之君未知所以褒称而尊事之。高皇帝当干戈甫定之日，过鲁祠之，且封其后人以奉嗣焉，所以教人以‘武定文守’之义。后代人主尊称‘先圣’，通祀天下，为万世师儒之法者，自汉家始，岂不盛哉！”
西汉初七十年重黄老刑名而抑制儒家的国家意识形态，直到汉武帝时开始尊儒。这一方面与汉初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息的形势需要有关，另一方面与皇帝偏好有关。如汉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老之术”。有心协助文帝更化改制的贾谊郁郁而终，齐诗博士辕固生在景帝时当面直言《老子》“乃家人言耳”，触犯窦太后几死。汉武帝即位后，窦太后遏制武帝向儒，儒生赵绾、王臧下狱死。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武帝才放手尊儒。他在诏贤良对策中三次启发式追问董仲舒，董仲舒“天人三策”成为武帝更化改制的纲领，从此“推明孔氏，表章六经”，儒家五经成为官学，经学成为学术正统和官方意识形态，而经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士大夫成为官府的主要成员。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小时候在叔父刘良关心下，入小学、游太学，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得天下后尊贤崇儒。“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世风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后汉书·儒林列传》）。光武帝由于自身儒学教育的修养体悟及对西汉文化政策、经学制度的自觉继承，兴学养士，讲经听诵，在全社会推广儒学教育，促成东汉成为“经学极盛”和民间崇儒的时代。
汉代帝王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儒家经典教育，因此帝王有很高的经学修养。惠帝刘盈在太子时期的太傅即为叔孙通，而《孝经》《论语》为太子教育必修，故汉代帝王自惠帝始谥号皆有“孝”字。景帝七年（前150年），立太子刘彻（汉武帝），以《鲁诗》传人王臧为少傅，以《齐诗》奠基人辕固为清河王太傅，以《韩诗》奠基人韩婴为常山王太傅。霍光上奏议立宣帝的理由是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汉书·霍光传》）。西汉的宣帝和东汉的章帝都是受过严格经学教育的经学家，分别主持博士、经学家辩论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亲临称制，统一经义，直接决定经今古文学发展的方向和经学作为汉王朝宪章的地位。
2.博士制度与教育政策
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博士制度已经存在。在秦之前，战国时期就至少有公仪休（鲁穆公时博士，战国初期）、卫平（宋元公时博士、战国中期）、郑同（“南方之博士”，可能是韩博士，战国后期）、贾祛（魏博士，战国后期）等各诸侯国博士[7]。《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称秦博士七十人，诸子百家皆列其中。汉承秦制，而博士一职在汉初高祖时未立。惠帝时立孔子后裔孔襄（其兄即持礼器投陈胜的孔鲋）为博士，文帝、景帝时立博士渐多，可考的有贾谊、晁错、公孙臣、申培（《鲁诗》）、韩婴（《韩诗》），以上文帝时立；辕固（《齐诗》）、张生（《尚书》）、胡毋生、董仲舒（《春秋》），以上景帝时立。据赵岐《孟子题辞》：“孝文帝为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皆置博士。”然而此时上之所好不在儒学，“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书·儒林传序》）。即便如此，作为秦代焚书坑儒之后幸存下来的儒家博士，通过儒家经典传授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仅申培的弟子就有上千），使儒家经典传承统绪不坠，为濒临灭绝的儒学在汉代复兴提供了基本条件。
今年中秋节小长假与国庆节假期来临，“双节”期间出国旅游产品价格普涨，境外旅游高峰将接连迭起。然而日前，“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刷屏社交朋友圈，把假期出境旅游和海外维权话题推至风口浪尖。我们如何在海外有尊严地旅游？除了依靠强大的祖国，更需要掌握一些出国旅游必知的规则和常识。
“广开献书之路”，包括文帝使晁错受《尚书》于伏生，孔壁出书，文帝使博士作《王制》等。还有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求善书，得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从而游”（《汉书·河间献王传》），搜书宏富的献王之书也都献给了武帝，淮南王刘安从民间搜书甚多，借平谋反也被武帝收了。“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可见武帝之后，民间求书没有间断。
3.献书与校书制度
“置写书之官”，盖至成帝时刘向校书，开始比较系统规范的校书活动。“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校书，竟成父业。今见《汉书·艺文志》乃班固抄录刘歆所奏的总书目《七略》而成。
李将军念过黄埔二期，他在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那天，李友邦将军拿着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批件到崇安招义勇兵，我就跟了李将军。
根据资料显示，从1984年起，西方国家的摄影测量研究人员就已经开始重视空中三角测量中GPS的应用，该应用能减少甚至彻底摆脱地面控制点的束缚，而且，国内、国外有很多的试验业已证明了空中三角测量中应用GPS测量精度是可控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咸阳烧书之后，儒家典籍散亡，直到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开始“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司马迁传》：“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晁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
王八母羔子有段时间迷上了散步，非得拉上人做陪，说什么一个人会怕。笑话，她那特色花腔女高音嗓门一亮出来，爬墙的小偷都该吓跳楼了。
儒家典籍的整理，包括《六艺略》与《诸子略》中的儒家类的文献，是儒学的基本载体和传承依据。
三、儒学对汉代政治的适应与塑造
1.意识形态儒家化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汉代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儒家化。董仲舒所谓的大一统，主要是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意识形态的统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2523
武帝“建藏书之策”，“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隋书·经籍志》），泛指武帝所建藏书制度中有各种分类书籍的专用藏书台、阁。
医院作为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它的布局对居民的生活便捷度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居民也往往关注自己居所附近是否有便捷的医院场所。由图1可知，房价受医院的影响程度由中心城区向四周逐渐降低，中心城区在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下，医院的布局对小区邻里环境的重要性比较大。
健身俱乐部的男女会员比例分别为得知23.2%和76.8%。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男性会员在潜意识里认为健身操是只有女性的练习，男会员多半倾向于器械练习或球类项目。通过调查得知：25-45岁的会员是参加锻炼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段的会员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他们意识到只有拥有强壮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工作。另外健身健美锻炼也有助于消除工作中的压力、缓解不良情绪，这些都是他们参加健身锻炼的动力。
董仲舒奠定了汉代政治哲学的范式，也奠定了汉代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化的基本模式。董仲舒在先秦“天命”观、孔子仁义学说和德治理念，以公羊学理论为基础，吸收阴阳和五行学说，融合了墨家的“天志”“鬼神”观念，综合借鉴法家、名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建构“天人感应”“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基础的新儒学体系，圆满地解决了汉代大一统天下的政治正当性、统治方式合理性和社会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汉武帝更化改制之后的政治实践，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现实化印证与调适，《白虎通义》可谓是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系统化、宪章化。
2.法律儒家化
董仲舒提出并在武帝时开始实践的“《春秋》决狱”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作为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春秋》决狱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改变法家思想主宰司法领域的现状，通过皇权的力量要求司法官在遇到律无正文或虽有条文但不符合儒家道德的案子时，根据《春秋》经义断案，实际上赋予《春秋》经义极高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其原则有“原心定罪”“亲亲得相首匿”“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其要义在于以儒家“三纲五常”理念作为主要价值依据，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等。
苏锦缱绢藏红颜，梦染衣衫尚可怜。娉婷一笑胜月媚，我自当同万花醉。是玫瑰亦霓裳，真清霜凝暗香。喜风纤絮柔，欢星璨暖眸。你翩然起舞，掠影春秋。（182****6989）
董仲舒开启的汉代法律《春秋》决狱实践，以儒家思想取代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统治，改变了秦汉法家思想为主导的重刑峻法，启导了两千多年中国儒家化法律制度实践，实际上是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制度化产物。
3.政治制度儒家化
政治制度领域的儒家化，表现为教育儒家化、伦理道德和政府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儒家化。教育儒家化和学术儒家化在上述经学教育和博士制度中有所论述，这里谈谈伦理道德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儒家化。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道德理念和教化理论，为解决汉初伦理道德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法。教化的途径，一是通过利禄之途（如举孝廉、通经得官）吸引和激励人们主动接受经学教育和按照儒家道德理念改变行为模式；二是通过循吏教化地方民众，把教化作为官吏考核绩效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民间制度化传播和实践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三是通过循吏以政府荣誉和物质奖励的方式表彰孝悌、忠义、贞节等行为。通过儒家伦理思想的教育和教化，汉代政治社会产生了移风易俗、美政美俗的良好效应。
1.2 方法 对照组按分级护理要求巡视，观察患者意识变化。实验组每班1次采用意识模糊评估法观察意识变化，两组观察周期为自全身麻醉术日起至术后第5天或术后5 d内的患者状态。
政府治理模式的儒家化，主要是指通过教育儒家化，使经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大量儒士进入政府而渐成政府官员主体，使得政府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行政执行人都是以具有儒家仁义理念和家国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士治政府”（钱穆语），后来的以科举考试制度、监察制度为基础的文官制度，正是“士治政府”政治统治模式的成熟体现。近代以降西方皆以仿效中国的文官制度为尚，而现当代中国偏爱西化，却丢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去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颇得“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之讥。
四、结语
（1）汉代政治与社会文化穷则思变、回归传统，根据现实需要，以儒学为中心综罗百家，在继承历史遗产（汉承秦制）的同时创新。如果没有西汉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根据时代形势博采众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先秦儒学，就不可能争取到儒学的春天。
（2）政治是儒学发展的根本现实环境，没有政治的支持和推动，儒学将要受到抑制而衰落，如果得到政治的支持和鼓励，则会蓬勃发展。虽然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和意志是政治对儒学影响的重要因素，但也需要一定的认识和推行的过程。如刘邦曾非常功利地对待儒学与儒生，后来经过现实验证和体悟，逐渐从讨厌儒生、“谓读书无益”到在山东祀孔，检讨自己“多不是”。文帝、景帝从好儒到设立作为儒生榜样的博士，还有各种礼仪制度的逐步建立，为汉武帝尊儒准备了条件。而汉武帝尊儒之后，经学主导地位的形成，则是经过西汉中后期的长期积累。一直到东汉前三帝全心全意推行儒学，才真正达到儒学在汉代全面的极盛期。
（3）儒学的兴衰与能否健康发展与中国政治社会的兴衰与能否健康发展从西汉起紧密关联，一荣俱荣，一衰俱废。欲兴其国，先立其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先之以儒学复兴。儒学是全体大用之学，儒学复兴的内容，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哲学理论，还在于形而下的治国理政、制度建设和伦理道德教化。
许多用户对使用优质煤带来的效率提高、设备寿命延长、环境效益改善等视而不见。因为国家目前的罚款收费远低于用户采用减排技术要增加的投入和成本，而目前一些地方环境执法不严，更不利于洗选优质动力煤的推广应用，继续大量燃烧使用原散煤，造成动力煤选煤厂普遍开工不足，装备精良的选煤厂成了简单的调节产品质量的手段，动力煤选煤厂不能满负荷生产，最低的负荷率在60%左右，有的甚至当成摆设，基本不生产。
（4）儒学复兴的根本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关系国家兴亡的珍稀国宝，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动儒学现代化发展，政府官员首先做学儒崇儒践儒的榜样；二是儒家学者在倾力传授的同时，根据时代需要博采世界范围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思想；三是在民间社会大力推广和传播儒学，使儒学落地生根，教化乡里，淑世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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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WU Longcan
(College of Humanitie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 325035,China)
Abstract: The politics of the Han Dynasty respected Confucianism out of the need of long-term stability,and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arrangement of political system.Confucianism is very profound in shaping the politic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eve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for two thousand years,especially in the Confucianism of political ideology,law and political system.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 process of manifestation in the need of politics for Confucianism,an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an era of 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also needs a process.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Confucianism,and one of the key points we need to grasp is that both are honorable and harmful.The fundamental measures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Confucianism lie in three aspects:government promotion,scholar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effects.
Key words: Dong Zhongshu；the Han Dynasty；Confucianism；classics；politics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6.014
作者简介： 吴龙灿（1969-），浙江永嘉人，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ZX049）；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思想家研究中心一般项目（SXJZX2016-005）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6-0086-07
收稿日期： 2018-05-14
（责任编校 ：卫立冬英文校对 ：吴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