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基础的动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科学主义论文,心理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2-0082-04
机械论自然观和实证主义作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曾经为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前提、样板和目标，也为其提供了五大基本原则和立场（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笃信客观普适性真理；坚持以方法为中心；信奉价值中立的立场；固守人为机器的模型）及五大研究法则（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和定量分析）。但是，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机械论自然观和实证主义，相继在20世纪遭到了挑战和反动，基础的动摇和削弱，昭示着科学主义心理学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
一、现代科学视野的转向
当机械论自然观在19世纪的科学研究中高歌猛进、节节胜利之际，也为自身日后的式微与衰落播下了种子。可以说，机械论自然观正是在它取得辉煌成就的地方为自己挖掘了坟墓。19世纪中叶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从根本上撼动了机械论自然观在自然科学界的统治地位，为有机论自然观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偏振现象的发现与诠释动摇了机械论在光学研究中不可侵犯的霸权；而以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为代表的“场”的观念与图景的提出，又对机械论在电磁领域的权威性予以致命的一击，这成了机械论自然观面临危机的真正标志。到19世纪下半叶，以马赫、普恩凯莱、迪昂为最杰出代表的少数思想最敏锐的科学家，开始了对机械论自然观的全面批判，这一举动拉开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深刻科学大革命的序幕，大规模地向牛顿机械还原论科学纲领开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在经典物理的框架内，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对经典物理加以重新改造而形成的洛伦兹理论，是科学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在上一个世纪之初，同时兴起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则从根本上瓦解了机械论自然观的根基，引发了机械论世界图景的全线崩溃。由之，机械论自然观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以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创立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不仅诱发和促进了整个自然科学的改观，导致了人类宇宙观、世界观的重大改变，而且还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并使现代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间、空间的看法，“与牛顿物理学有关的绝对空间、时间与现实性已被相对论所推翻驳倒。”[1](P26)同时它还大大地变革了质量、能量观念，人们信以为真的一致性、次序和协调的梦幻也随之破灭。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仅修改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而且成为宇宙学这门现代科学的指导原则，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微观世界的看法。“相对论发现了质量可变性与质量能量联系公式，打破了质量不变性与质量能量无关的旧观念，揭示了质量对于运动的依赖性与质量能量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与运动之间的不可分性，也影响着传统的物质观和运动观。”[2](P50)
量子力学作为关于微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从根本上改造了物理学的基础。它所包含的基本观念：作用量子、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互补性、物理量不可对易性、非决定性等等，都与牛顿的经典物理观念大相径庭。量子理论向人们显示出：“世界不能最终分解为一些独立存在的相互孤立的组成部分。相互分离的部分的概念，只是一种带有近似确定性的理想化模型而已。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不能用机械观意义上的由部分的性质与行为来决定整体的性质与行为的模式所把握。”[3](P320)如果说经典物理学是以确定和决定性来回答问题的话，那么量子理论则用可能性和数据统计来作出回答。海森伯格于1927年提出了不确定性或测不准原理，在他看来，人们再也不能像经典物理学那样对原子过程作直观的描述，严格确定它们的因果关系了。对原子物理过程的客观描述，受到了测不准关系的限制，严格的决定论预言不能作出，所能预言的只能是几率。他指出：“在数学公式中所能确定的，不再是客观的事件，而是某些行将出现的几率。因而受自然定律支配的，不再是实际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发生这一事件的可能性——或者‘潜力’。”[4](P114)同年玻尔提出了互补原理，指出：两种相互排斥的描述方式，并不是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被观察到的现象。他认为由于实验条件的不同，互相排斥的现象不是矛盾的图景，而是互补图景。这一原理旨在说明：只有互斥知识的汇总，方能穷尽客体的全部知识。他还指出，在观测过程中，被观测的客体是无法独立于观测过程之外的，也不能离开观测手段的作用。首先使用“量子力学”一词的玻恩坚信绝对的必然性、绝对的严格性和最终的真理都是虚构的东西，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都是不能接受的。他断言在物理学原理方面有了质的改变：因果律改成了统计律；决定论改成了非决定论。他认为随着量子力学的流行，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不清了，在观测过程中，被观察、测量的客体与测量、计算的主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量子理论告诉人们，“我们观察什么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观察。观察的现象要取决于观察即观察者。因此，量子理论对最深刻的科学信仰——客观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观察的——提出了质疑。看来不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的运动视而不见。我们模糊的感知也不是客观和独立的，而是由观察者来决定的主观世界。”[1](P134)量子力学所引起的概念革新，全面地冲击了经典力学的基本假定与基本特征：简单性、不变性、机械论、普适性、决定论、可逆性、直观反映、经验归纳、人与自然的分离等。这些旧观念或者被打破或者被动摇与怀疑[2](P4)。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也指出：“随着玻尔提出‘互补性’概念和海森伯格阐述‘测不准原理’，对发现和思想本身的兴趣仍继续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事情可以同这场革命相比，它持续不断地表明，当理性与想像力在它们达到顶峰的时候相互结合，可以做出什么奇迹来。这种结果是大大超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老套的。”[5](P205)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科学技术与理论，这就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与一般系统论等。这些科学技术与理论的面世表明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学科逐渐分化又相互渗透、彼此交叉的趋势。加上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这新三论在六七十年代的相继问世，则从整体上导致了机械决定论、机械因果律和机械还原论的衰落，由此也带来了规律观的变革。现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还为我们引入了客体的主体性、或然性等内涵；强调了思维的创造作用；弘扬了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精神。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人们的思维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第一，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中，主导理论由经典力学转向了系统科学，主导方式由机械还原转变为系统分析；第二，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逻辑本质由严格决定性的转变为概率统计性的；第三，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向度由一维的转变为多元互补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的复杂多样，为我们提供了一副用多种互补色彩绘制的认识图景[6](P80-84)。无庸置疑，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由于各种科学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特别是由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层面上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随机性、非线性、或然性、模糊性、离散性等观念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视野，现代科学逐渐迈入了随机理论、模糊逻辑、离散数学、灰色理论和协同理论的新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峙与分裂已渐趋弥合，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动力与楷模，而自然科学也开始关注价值判断与直觉体验，形成了包括多种科学在内的统一的大科学系统。
作为一门中间科学的心理学，横向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譬如，一些心理学家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来研究思维的结构和过程，即把思维结构看成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开放系统，而把思维过程看成是一个信息的流通和自我调控的过程，这就使我们摆脱了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元素论和还原论，为研究人的高级心理现象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事实上，现代认知心理学正是利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才促进了信息加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7](P641)。
二、科学哲学理念的更新
实证主义的衰微和科学哲学态度的转变是导致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进入20世纪2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取代了前两代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到了4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面对新一代科学哲学家的挑战，本身也走投无路，进了一条死胡同。新一代科学哲学家相信，成功的科学模式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仅有一种理性的模式。事实上，科学的模式是多维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受社会文化条件制约的。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依赖于观察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科学哲学理念的更新，动摇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其危机的到来就成了在所难免、情理之中的事情。60年代后期实证主义已渐渐销声匿迹，其标志是1969年出版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遗产》这样一本论文集。
在西方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即40年代改称的逻辑经验主义）是一个起点，由此出发有许多条线，第一条线是逻辑经验主义的自身演变的线索；第二条线联系着否证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波普尔、拉卡托斯和沃金斯，这条线的方向与逻辑实证主义背道而驰，实证主义尤其是证实原则受到猛烈攻击；第三条线联系着历史学派，也可以说由逻辑主义转向了科学历史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图尔明、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等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更根本、更全面、也更激烈，指向的问题也更深层；第四条线联系着科学实在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本格、普特南和夏皮尔，由于它的实在论基础和科学性要求，科学实在论在思想观点上局部地有倾向于逻辑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特征[8](P8-11)。因为后三条线索涉及的代表人物较多，我们仅选择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略加释介。
波普尔等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客观主义原则、归纳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以及还原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波普尔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始自经验，而是开始于问题；理论先于并指导经验观察，因为科学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人们总是以一种预想的理论去观察事物，一切观察与实验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他坚持认为科学知识或理论不能用经验“证实”，而只能用经验“证伪”，他提出了一个以证伪为方法的科学标准。据此标准，凡能为经验事实检查其真伪的理论便是科学的理论，反之，凡不能为经验事实检查其真伪的理论，就是非科学的理论。波普尔打破了“科学”意味着真理、真理即经验事实归纳的结果等迷信。他反对科学进步是知识逐步积累的过程，而主张科学就是不断否证、不断批判和不断革命。波普尔的理论先于并决定观察的观点与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的观察和事实渗透着理论的思想，表明了由经验获得的知识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观察本身也不是客观的和中性的，一个人的知觉必定依赖于其信念、价值观、以往的知识和经验，由经验所获得的知识也必然会受到主体已有的概念和理论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其享誉科学界的科学范式论。在他看来，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设、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范式决定着科学家共同体对科学活动目的的确立，也决定着对如何达到活动目标的研究策略的确立。他认为范式具有坚韧性，不能为经验证实或证伪；它又具有相对性，不同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比拟性和不可通约性。在科学的发展观上，他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步积累”观，又反对波普尔的“不断推翻的增长”观，认为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进化与革命、积累与飞跃、连续与中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他还指出，科学家在具体的理论选择过程中，不仅取决于理论的精确性、自洽性、广泛性、简明性和成效性等几条客观标准，还与科学家个人的个性、信仰以及其他社会因素有关。因此，他的观点是：每一个人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都取决于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混合。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法论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中不少西方心理学家也就其范式论能否成功地重建心理科学的发展史；范式革命是否能有效地说明心理科学的革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费耶阿本德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的最大异端，属于历史学派。他反对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倡导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理论多元论和方法多元论。他和库恩、劳丹等人被划归到后现代主义阵营之中。费耶阿本德以反对一切科学方法论为突破口，认为任何方法论规则都会束缚科学家的创造性和科学的发展。他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经验事实不依赖于理论而独立存在的观点为“自主性原则”，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他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逻辑一致性”和“可通约性”的方法论规则，认为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及理论与观察事实之间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他所主张的惟一科学方法论规则是：不要任何假定；他喊出的“怎么都行”、“反对方法”的口号成了尽人皆知的命题。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多元方法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观点，的确成为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所主张的科学研究的实践随时间、地点和条件而变化，因而适合科学研究实践的方法也随之变化，没有适合于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一成不变的永远有效的科学方法、科学理性的观点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共识。后现代心理学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进行抨击时，所强调的方法多元、视角多维、立场多重、理论共生的论点，毫无疑问受到了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影响，对此，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们也“供认不讳”。
普特南对证实主义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要把关于人的感觉或情绪等不可公开观察的现象的陈述，还原为有关身体行为这样可公开观察的现象的陈述是不可取的。他指出：“按照我的观点，证实主义和行为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引错了方向的教条。”[8](P317)他在1982年出版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中又提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攻势，即拒绝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那个攻势，之所以是深刻的，恰恰是因为它拒绝为合理性的惟标准观点辩护的每一个企图，是因为它拒绝认为只有可根据标准加以证实的才是可合理地证实的这样一个论题。”[9](P119)普特南对以实证主义或唯物主义形式出现的极端科学主义的立场深感不满，他认为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将科学视为惟一或最有价值的东西，对此，普特南曾无情地指出：“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合理性。”[9](P119)这里所说的哲学家们，便是指科学主义的信奉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的判然二分颇不以为然，他论证道：“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9](P212)其论据概要说来是，事实（或真理）和合理性是相互依赖的概念。事实也就是可合理地相信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事实（或真陈述）的概念，是对能合理相信的陈述的概念加以理想化的结果。
近年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劳丹的新工具主义科学观，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等都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根基进行了反拨与攻击。
逻辑经验主义、否证论、科学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不断更迭，表明了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的不断“弱化”和动摇，也历史地证明了仅仅在科学主义的框架内抱残守缺、划地为牢，除了阻滞科学哲学的前行之外，绝无任何益处。“所以，某些固步自封、闭域锁界的科学主义的僵化教条，便日益作为一种被意识到了的锁链而自觉不自觉地被松解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汲取和融合某些人文主义的有效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弱化科学主义的规范理性，形成一个开放的科学价值系统，便成为可供选择的一条合法途径。”[10](P87)
随着否证论、科学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粉墨登场、势力壮大和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尖锐批判与反动，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便土崩瓦解了。在自然科学内部，伴随着相对论、量子理论的深入人心，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的种种局限与弊端也逐渐暴露无遗。科学主义心理学所赖以安身立命的自然科学与哲学两大支柱遭到了重创和蛀蚀，它所虚幻的以严格的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为惟一合理的方法和接受实证方法检验的理论构建为惟一合法可靠的知识形式的美妙图景也随之成了泡影。“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单是实证的方法或实验的方法，并不就能够确定心理学的科学性质。也就是说，凭着由实证方法获取的事实积累，并不就能够筑成心理科学的大厦。”[11](P7-8)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心理学的百年历史及未来前景表示了深切的疑虑与担忧，究其实质，大都是针对心理学的囿于科学主义的立场而造成的困境有感而发的。他们认识到，在客观、实证的号令下，心理学家盲目信从和接受经验证实的原则，将其作为不可触动的圣旨而顶礼膜拜，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凡不能以经验或实验证实的事件或理论都是伪科学的，是必须予以清除的垃圾。由于大多数心理学家埋头或醉心于客观的观察、实验、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结果使得心理学探索过于琐碎而又条块分割。每一位研究者恪守一小块阵地，从事小作坊式的工作，所得的成果彼此间很难沟通与交流。虽然西方心理学从表面上看红红火火，然而真正切近现实生活、深入人的行为与心理实质的研究并不甚多。具体事实材料的不断积累、日益丰富与系统理论体系构建的相对贫乏、明显滞后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处于心理学非主流地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理论心理学家和后现代心理学工作者都从不同的层面上对科学主义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这为心理科学在研究对象、探求方法、学科定位、实际应用和理论构建等诸方面实施视角转向和范式转换，是大有裨益的，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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