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过程，但全球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所包含的价值不同；全球化是普同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地位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独特的背景和广阔的前景，在全球化进程中应有自己的选择；中国的世界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世界观将是影响中国对全球化作出政治反应的主要因素；中国要对自己的政治发展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就要对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理性的认识。
一、全球化：现实抑或神话
我们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一切种族之别、制度优劣乃至文化冲突，似乎早已被搁置一边。人类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空间在变小，生活的内容在不断丰富，人们对世界的把握似乎更精确了。然而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却比以前更多了，而且困境不只是一邦一国的，而更多地表现为全球性的。毛乌素沙漠侵吞的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起眼的边陲古镇，但它引起了联合国环境委员会的普遍关注；地区间的流血冲突也许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宗教圣战，但它危及的却是世界的和平与人类对正义的根本态度等等……这一切都已表明，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全球化”已不是神话，全球问题已成为“全球化”的现身说法。
但“全球化”是一个难以界定清楚的概念，对其渊源之考证也实非易事。也许人们会想到“罗马俱乐部”，甚至会想得更远。其实，对字源的考据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我们所能够确定的是，人们对“全球化”的关心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紧密相连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是全球问题的同义词；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包含着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法的全球性，即全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已经超出了单个主权国家、单个国际组织、单一方法论的能力和范围，这种普同性方法反映了全球交往在其方式、内容和范围上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全球问题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这决定了认识和解决它们的方法也将是千差万别的。从不同学科出发，人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可能会大相异趣，政治学可能会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权力、正义与和平，社会学可能倾向于难民与福利的解决，人类学则注重种族、民族及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生态学则对诸如地球变暖等问题情有独钟。由于它们各从某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问题，因此，人们对全球化问题就存在着不完全相同的理解，然而其目标却是基本一致的。既如此，对全球化的完整认识就需要多学科的综合，或找到一个沟通的结合点。 〔1〕
“全球化”是随全球问题和全球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通向最终的稳定和大同的、时常伴有紊乱和冲突的过程。它是人类辉煌业绩的记录，如：先进文明对世界的渗透，高科技对全球的辐射；与此相伴，也是全球问题的凸显，如：冲突加剧、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等等。这说明全球化是一个进步性与矛盾性并存的历程，“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它也”（章太炎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历史过程是完全客观的——即某种不依具体的环境、地理、社会文化、体制、意识形态等为转移的走向。历史地看，全球化之动力来自现代性之挑战、利益之驱动、文化普遍主义之激励。哥伦布的远航，资本主义廉价商品对世界各国的冲击，西方传教士的全球布道，昭示给人们的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一元论和单线发展论。
因此，“全球化”——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观念——的提出和确立，多多少少是以西方的存在为前提的，是以西方的话语出现的。西方世界把“全球化”几乎等同于“全球一体化”，它的全球化理念表现为：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企图把西方文明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向全世界扩张，实现以西方为主宰的世界大同或一体化。这种扩张是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方式来实现的，但却以“救世”的面目出现。西方认为，世界未来的模式就是西方的模式，人类进化的道路就是西化的道路，人类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人类的进化就是理性和科学的进步。这就暗示着，只要人类社会能按西方的模式实现一体化，人类最终将会摆脱苦难和困境。因此，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非西方国家最终走上“西化”的道路，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能被他们所认同和接受。这种全球化理念除了西方沙文主义外，剩下的只能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这一神话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之奋斗了五个世纪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此作了极为深刻的揭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
西方的“全球化”理念烙有不平等与强权政治的印痕。它把本来限制于西方历史的矛盾投射到整个人类身上，认为这个矛盾代表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所关心的困境。西方企图使这个矛盾普遍化的历史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体化”观一样久长，甚至连“冷战”也没有能够真正中断西方的自我全球化过程。〔3〕实际上，全球化的一个现实是， 非西方国家必须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它们自己的现代化，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与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的并不一样，西方社会自己的矛盾之解决并不等于人类从此能够摆脱所面临的困境。因此，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体化”梦想与神话将被无情的全球化现实所击破。
这样，尽管“全球化”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必须明确区分它与“西化”、“全球一体化”等概念间的不同含义。〔4〕真正的全球化应是一个普世的概念。 它是普同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既是一个合作与整合的过程，又是一个分化加快、多样性纷呈的过程；它是一个新的地理概念，含有的是“地球村”的空间想象，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意味着开放性与多元性取代封闭性、均衡性；它意味着霸权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排斥。因此，偏居一隅、抱残守缺的观念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全球一体、全球主义的“世界政府”也同样是乌托邦。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是在“后现代”这一背景下谈论这一话题的，多元并存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是人类文化的两个基本性格，二者的统一才是合理的文化观，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黑格尔、孔德等人“历时性文化观”的深刻，又要看到斯宾格勒“共时性文化观”的睿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着的全球化问题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
二、全球化过程的政治含义：多样性政治发展的统一
政治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治学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研究方法，在60—70年代颇为兴盛。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政治发展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成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②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③政治发展与政治分化的程度是一致的；④政治发展包括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5 〕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L ·派伊（又译白鲁恂）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从臣属型文化转向公民文化，政治参与扩大，对平等原则更加敏感，更多的人接受普遍性法律，政治体系的能力不断提高，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机构组织的一体化”。〔6 〕另一个代表人物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标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7〕
不管西方政治科学对政治发展作如何界定，其理论并没有做到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倡导的“价值中立”的原则，而是把政治发展视为非西方社会从传统的政治体系向现代化的西方政治体系的演变过程，以当代西方的政治体系作为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样式。他们把政治发展的价值规定在民主政治这一层次上，而又认定民主只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中，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不是寡头的、就是专制和极权的，因此，政治发展就被定义为从专制的、极权的政治迈向民主的、宪政的政治的过程。我们将知道，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误解。
全球化进程对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全球化意味着在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矛盾下，政治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即发展目标的某种趋同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首先，全球政治观的形成将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形成挑战，全球化进程对政治发展的价值取舍、战略选择、动力结构、发展进程等诸方面发生作用。
全球化的形成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相互之间有进行合作与交流的可能性。全球政治观是开放的政治体系面对全球问题而作出政治回应的产物，它一旦形成，便反过来对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世界政治体系的共同价值标准，比如民主、平等、人权等等。这就要求各个民族国家必须把自己的政治发展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中。无论人类的文化存在着多少差异，人类社会还是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在致力于政治发展时，其发展战略的选择就必须以这些共同价值为转移，否则它将为全球化进程所抛弃。
其次，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有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经常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表现出来，文化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矛盾在这里异常尖锐。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模式向全球的扩张。布莱克对“扩张论”的评述点到了问题的实质，他说：“当代世界的政治被看作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内战。西方的优势在于有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经验，而且更贴近势在必行的政治发展路线。”〔8 〕扩张论“这种思想坚持认为西欧和英语社会已经发展的政治体制向非西方社会的传递是最关键的问题。”〔9 〕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与文化扩张是一脉相承的，“从历史上看，多数文化与社会结构都呈现出统一性……文化是由精神加以统一的，它把思想和意义串联到一起，并渗透到社会的一切方面”〔10〕，如果审视一下20世纪的全球政治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实际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第三波民主论”等政治思维始终没有偏离西方中心主义的轨道。这种西化式的政治思维一直是西方人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支撑西方政治发展的精神支柱的是理性主义和善恶二元论的思维路向。法国革命的理性主义激情一直被西方社会神秘化、浪漫化，他们创造了议会神话、法制神话、人权神话、自由神话，并企图向全球渗透，正像拉尔夫·布尔特詹斯教授认为的，“与人权有关又独立于人权问题以外的是另一个进程——政治道德的全球化。”〔11〕
然而，这种打着文化普遍主义旗号的乌托邦主义未能逃脱现实政治发展对它的无情嘲讽，“第三帝国的兴亡”、“革命拯救论”的破灭、“多元民主的困境”都证明了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政治发展思维的失败。无论是以理性伪装的教条主义还是强制性的乌托邦主义，都是把人类生活简单化、一元化，它要创造的是单一决定论的神话，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盲目自信，是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的误解。“民主可能是西方的重大发现，但是民主是一个需要注入内容的容器。民主的政治程序、宪法制度，法律的至高无上，都是维护和加强个人权利和人的个性的无与伦比的保证，但民主本身并没有为解决社会生存的难题……提供答案。”〔12〕
所以第三，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必须是多元共存，文化的相对价值应予以充分的肯定。文化相对主义的要义在于不承认各种文化有进步与落后、优劣与高下之分，任何文化都是相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引发出一系列保守的甚至错误的观点——比如文化是不可比较的、最好的文化和最好的政治体系是那种能够适应自己特定环境的文化和体系（这样就容易得出：那些还处于部落社会阶段的土著人的文化和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是困难的，等等。但是文化相对主义也揭示了一个正确的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方面，即在两种不同的体系之间进行原封不动的制度与文化的移植绝对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试验导致了国家和社会长时期的混乱与衰败，就已经证明：每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的政治发展，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政治制度或文化的原生性与移植性应该是有机的统一。一般来说，文化的移植与变异是同时发生的，“文化一般具有适应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整合的，这两点都意味着文化是不断变迁的。”〔13〕这也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强调的文化的元生性原理，它要求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必须剔除教条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观念，寻求各国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共同繁荣。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谈到，“一般历史当然并不是由于国内原因推动的，而有更广阔的原因，近代法国王权的兴起和英国当时的情况都是一个同样性质的运动的一部分。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结果虽然不同，但是它们却遵循着同一法则。换一句话说，作为英国地方产物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英国所特有的，而是在英国和法国同时都起作用的一种力量的产品。”〔14〕
以上的论述说明，如何解决文化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矛盾将是全球化给政治发展提出的最主要课题。我们认为，政治发展应该取得各种文化的互补，其价值追求趋向于地区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应允许民主、平等、发展、稳定这些价值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各有侧重。由于全球政治道德与合理的正义观将被前所未有地重视，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应更多地表现为求同存异，在混乱中求秩序、稳定中求发展。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渐趋整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构成了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互动：发展的背景和前景
全球化把中国的政治发展纳入了世界轨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种紧密的联系表现在：全球化制约着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关系，两者处于互动的过程之中。当然，任何一国的政治发展都与本国的历史文化密切相连，“今天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沉淀的政治发展，过去的政治发展总是今天政治发展的基础”。〔15〕但是，由于我国立足于自身的现代化实践又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因此，政治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经验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必须在当今整个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来审视我们的政治发展。
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或正在受到全球化发展趋势多方面的影响，具体说，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发展越来越具有开放性，这表现在民主化在逐步地发展；二是我们的现代化政策可能会受到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制约；三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准则发生了变化，我国国家的统一即主权也可能会受到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影响；四是我们的政治发展实践——如制度化建设、民主化建设、政治体系能力建设、对政府能力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视、政治文化的变革，等等——明显地受到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全球化的这四个方面的影响可能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能是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对此，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和全球化发展趋势双重的压力和要求下，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着如何整合这两方面的要求的艰难工作。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王沪宁教授提出，要构筑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超大社会与资源总量的关系、公有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一党领导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的关系。〔16〕
第一，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民主和稳定
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显然受到国情、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结构、政治发展现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不同的政治体系对人类共同价值的不同的理解，将可能是影响这个国家采取特定的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东西方对人权问题的不同理解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损害人类的共同价值，但至少在实现这些价值时存在着轻重缓急的次序。价值次序的选择有时会引发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责难，理由是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需要和偏好。
中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体现人民性特点，其目标取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17〕但是，中国是一个超大社会，人均收入较低，地区差异甚大，综合国力不强，民族关系复杂，历史传统悠久，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不利的起始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如果一开始就匆匆忙忙地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混乱和无效率。可以说，政治稳定在发展中是首先要考虑的价值，否则就根本谈不上民主化。因此，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政治发展目标的根本所在。改革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发展为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积累政治资源，政治稳定又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政治发展的这种价值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中国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
但是，从全球政治角度看，选择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必须考虑到全球化趋势的现实要求。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和推动，尤其是受到西方社会价值的影响，像民主化这样的价值本来是西方社会文化下出现的价值，如果中国不对民主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就很有可能被摒弃在全球化之外。反过来，中国不能实现稳定的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对中国而言的，也是对全球社会而言的，因为作为大国的中国能否实现稳定与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安全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发展中不能时时处处事事迁就西方社会的压力，任何有损于中国社会稳定的民主化建议与压力，绝对不能盲目附和。
第二，政治发展的动力来源：内缘式的体制革新
当代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认为，政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现代性之挑战。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现代性对中国政治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它涉及到社会体制的、文化的、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由于西方社会的影响，现代化浪潮正在向全球渗透，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思想上的现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大有席卷全球之势，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潜在压力或动力。
从中国改革以来的具体经验看，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动力实际上来自自身的改革，即内缘式的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要解决中国内部存在的现实问题，绝非是迎合全球化外部发展趋势的压力。一种不正确的改革主张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参照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国家民主化的经验，否则中国没法从根本上解决成堆的问题。这种改革主张把中国的发展引入了歧途，因为中国在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与西方国家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而且中国的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自自己内部，而不是靠外力可以实现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变种。以我们的农村改革为例，农村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都是源自农村内部的要求，像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产权制度创新以及适应此种要求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出现，实际上与西方社会的产权和民主制度并没有多少联系，或者在西方社会找不到制度性的渊源。但是，农村的制度创新却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少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中国特色
民主政治应该是任何国家政治发展的最终理想。巴林顿·摩尔把西方社会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概括为三种模式，即英国模式、法国道路和美国道路，亨廷顿的设计则是传统稳定期、现代化起飞期、城市突破期、绿色崛起、现代化巩固期和现代稳定期。〔18〕很明显，这样的概括是以欧美历史为基点的，带有浓厚的“欧美中心论”色彩。此外还有各种“精神推动论”、“政党推动论”、“文官组织论”、“军队参政论”、“心理文化更新论”等多种政治发展模式理论。〔19〕这些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们只具有相对价值，并不是全球政治发展的普遍原则，它只能给政治发展提供某些参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政治发展，无论是在革命时期的，还是在改革时期的，都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20〕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在世界各国别无他例，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新陈代谢的逻辑必然。
第四，政治发展的思维理念：多元主义
要探求一国政治之精神，必先求其文化之精神，政治思维理念是政治发展的轴心所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演进同政治思维的变奏互为表里，先后历经帝王等级政治观的破灭，全盘西化政治观的勃兴，最后到多元对等政治观的形成。与轰轰烈烈的现实政治变迁相比，这是一条被遮蔽了的政治发展线索，这一条线索昭示了中国人政治思维理念的不断成熟，即多元主义政治观的形成。
这里的多元主义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因而与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是不同的，它是指：承认各国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反对政治发展中的霸权主义和单一模式论；承认文化的相对价值，主张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反对在文化上的自以为是和交流上的相互敌视；强调全球政治的开放性、平等性和民主性，贬抑封闭性和保守性。漠视任何形式的以全球化为名的沙文主义政治。正像刘述先生所言，“到了现在，东方与西方到了应当真正以平等眼光互视对方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人类同应一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难、缺点及过失，然后才开出人类的新路。”〔21〕
四、世界观与中国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近代以来的启示
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世界观将是影响政治体系对全球化作出政治反应的主要因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方式。在世界观的作用下，政治体系的反应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近代以来的经验是很好的证明。
中国被纳入世界是近代以来的事，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也是随着近代化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正好反映了中国人全球世界观的日渐成熟。近代中国历史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是倍受屈辱的历史，“百年中国所受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过去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22〕
英国传教士马嘎尔尼来华引发的一道为人耳熟的乾隆“敕谕”足以反映出封建帝国对世界的无知与盲目自大，“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3〕只是当西方以廉价的商品和强大的军事摧开清帝国的封闭门户时，失败才使沉睡的中国人对自身与西方乃至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被迫无奈的，但却使近代中国人从鄙视西方文化转向盲目膜拜西方文化。然而，这两种世界观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都是不成熟的世界观，除了试验失败的教训外，并没能给发展带来更多的益处。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有一个从“奇技淫巧”、“坚船利炮”到“声光化电”、“西艺西政”等概念的演进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变化，但中国人并没有比较完整的全球世界观。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把中国的失败归结为“器技”的落后，于是有了后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亡思想，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经国之道。当这一切都在甲午海战的炮声中灰飞烟灭后，梁启超等人把开学校、兴教育、变官制等作为变法之本，奕则认为中国的失败是由于不西化的缘故。这样，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青睐由“声光化电”的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在这种世界观支配下，产生了“公车上书”的中国式的民主运动、抱薪救火般的“戊戌变法”和垂死挣扎的“晚清新政”，以及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政治变革。然而，所有这些世界观的变化都脱离了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土壤，袁世凯的复辟闹剧破灭了西方式制度决定论的神话。“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否则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24〕
当然，当时的社会科学知识并没有发达到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这种适应性之重要性的程度。一定的世界观的形成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近代中国人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是一种苛求。但是我们看到，近代中国在政治发展上的努力存在着价值上的偏差，则完全是由于当时的世界观所致。这种世界观的一个表现是忽视或没能对中国的现实进行比较科学的把握。任何政治发展的努力都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这种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也就是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是形成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有益启示。
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中已经论述的，我们今天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科学的世界观，政治发展的努力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上了正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在所有方面对国情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接受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教训，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观是一个影响政治发展价值选择的主要因素。
注释：
〔1〕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白培德（Peter Button）和李扬对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批评，认为福山并不新颖的理论中包含了西方社会的这种全球观念。参见《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9页。
〔4〕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 主要是它们所包含着的不同价值取向。“全球化”是一个相对比较中性化的概念，它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的过程，而其他的概念则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而且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的。王逸舟对这些概念的差别作了一个初步的区分，参见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5—16页。
〔5〕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 中“政治发展”等有关条目。
〔6〕转引自徐大同主编《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476页。
〔7〕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8〕〔9〕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第188页。
〔1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2页。
〔11〕〔12〕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第87页。
〔13〕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14〕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5〕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16〕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瞭望》周刊1994年第20期。
〔17〕唐贤兴等：《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人民性》，《理论探讨》1996年第4期。
〔18〕参见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19〕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21〕《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22〕〔24〕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第254页。
〔23〕《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七六，页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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