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产销模式现状评价与展望_农民论文

我国粮食产销模式现状评价与展望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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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粮食产销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南粮北调,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逆转,形成北粮南运的新格局。北粮南运的产销格局成因何在,有何利弊,未来应向什么方向发展?本文试图对此做初步探讨。

应当说,早在解放前我国的粮食产销格局就表现为南粮北调的特征。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粮食生产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性。解放前我国农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农业经济萎缩。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11318万吨,比解放前粮食产量最高记录的1936年减少3682万吨,解放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粮食状况逐步好转,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16391.5万吨,年均增长速度13.1%。从解放后我国粮食产销格局看1949一1975年期间基本是保持南粮北调的特征,在50年代,南方14个省(市、区)有12个省(市、区)为粮食调出省,粮食调入地主要是上海,年均116.3万吨。在北方的15个省(市、区)中有10个省(区)为粮食调出省,调入大省(市区)主要包括辽宁、北京、河北、天津。到60年代,南粮北调的格局尤为明显,北方的粮食净调入省由50年代的5个上升到10个。10年累计净调入量为2750万吨。到70年代前期,南方粮食净调出量仍大于净调入量从1970—1975年,6年累计净调出量2024.2万吨。北方粮食净调入省仍保持在10个省(市、区)。从解放以后南北方在不同时期所占据的粮食产量比重看,1952年南方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7.6%,北方为42.4%;1965年南方占61.7%,北方占38.3%;1975年南方占57.6%,北方42.4%。

南粮北调的格局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南方向北方调入的粮食基本为稻谷。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粮食品种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说明南粮北调足以满足人们的口粮需求为目的。第二,粮食输出水平不高,从60—70年代,南方向北方的年均净调出量不足200万吨。该总量不足吉林省在90年代一年输出的量。

何以会形成南粮北调的格局,主要应归结为两个原因。第一,南北方在粮食生产能力上的差异性。总的看,在80年代以前,南方的土地生产率高于北方,具有比北方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应当看到,在农业的商品投入较少,科技含量较低的条件下,土地的自然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土地自然生产率起重要作用。在80年代以前,特别是70年代以前,我国农业的良种普及率,化肥施用水平,农田水利建设都处在较低层次上。当时自然条件好的南方诸省就会在粮食生产上占据优势的地位。第二,南北方之间存在着商品粮需求和消费上的差别。在70年代末之前,北方是我国重工业基地,也是大中城市密集区,商品粮消费量大,故对区外的商品粮需求量大。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南粮北调转变为北粮南运过渡期,从1984年以后,开始进入北粮南运时期从1976—1980年南方净调出粮食省减少为7个省(区),而且年均调出量比70年代末前期下降40%。相反,南方净调入粮食省(区)增加到7个,并且形成了净调入量大于净调出量的逆转趋势。到1990年,南方粮食净调入量明显增加,仅玉米就达到272.2万吨,净调入省区增加到13个。80年代以后,北方的粮食生产速度明显加快,在东北的吉林省,1982年以后粮食总产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8.3%。向外输出的商品粮数量迅速增大。由于铁路运输条件限制,大量粮食并未能解决南下的途径,而是通过出口解决了北方粮食主产区的卖粮难问题,例如,1990年前后的几年间,吉林省每年的玉米出口量就达200—500万吨。

与南粮北调不同,北粮南运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从调出品种看,基本以玉米为主。这与南粮北调形成鲜明的对照,南粮北调的品种为稻谷,以满足人们口粮消费,而北粮南运的玉米则是满足畜牧业的生产消费。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玉米生产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粮食消费中转化形态(肉、蛋、奶)的消费开始增加。同样是粮食在区域间的流动,但消费的层次已发生了变化。据资料显示,1993年南方15省(市区)的人均占有粮食359公斤,已达到口粮自给的水平。调入粮食均为满足口粮以外的需要。第二,粮食输出量大,1990年北方6省玉米流出量达350.1万吨。1995年东北和内蒙古4省区一次性紧急调运就达200万吨。1996年吉林省一次性向南方调运玉米也达200万吨。第三,粮食调运的体制背景不同。解放以来南粮北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进行的。粮食流通渠道单一,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之下进行。北粮南运是在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发生的,粮食多渠道流通,使粮食的流通能力进一步加大,市场比较活跃。

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正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而发生的。这个转变的形成,包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多重原因。第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北方诸省的土地生产率。70年代中期以后,正是我国50年代以后各个时期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农业生产条件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农业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化肥、良种、农药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开始在农业中大量应用,据统计,1990年的全国化肥施用水平为73.5公斤/亩,比1970年增加63公斤/亩。特别是适合北方水土气热条件的玉米,随着单交种、双交种的出现和普及,显著提高了玉米的高产性能。据资料显示,1994年全国玉米面积比1985年增加5187.4万亩,北方地区增加玉米面积3211.0万亩,占全国的61.9%;全国玉米产量增加3542.1万吨,其中北方增产3214.4万吨,占全国的90.7%。除玉米外,北方的水稻面积也在增加,推动了总产的提高。据统计,1985-1994年间,在全国水稻面积减少的形势下,北方水稻面积却增加696.9万亩。第二,南方沿海诸省在改革中获得了丰厚的政策资源,土地以外的投资领域扩大,获利机会增加,并由此导致了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农民的资源配置行为发生变化,农业增长率下降。我国首先对南方沿海一些省份实行特殊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的非农产业迅速发展,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增加,非农产业的就业收入显著高于土地经营收入,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小。据调查,1994年浙江省种植业收入仅占农民家庭收入的16%。在农业内部,粮食生产的收入又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经济作物亩收入高于粮食作物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导致了农民对粮食生产热情的淡化。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南方的粮食播种面积1993年比1992年减少1149.4万亩。广东省“八五”期间比“六五”期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18.2%。第三,北方农区与南方相比,具有人均耕地数量较多的优势,而且农村工业化滞后,使土地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对土地投入保持较高热情,使粮食增长具备较充分的主体条件。北方农区,特别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户均耕地大都在一公顷以上,农民70%的收入来自士地。由于土地数量多,生产率高,使农民很容易过上温饱有余的稳定生活,加上农村工业化滞后,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不多,收入不稳,比较之下,种粮的机会成本并不很高。尽管农民经常面临生产资料涨价,粮食比较收益下降的困扰,但从总的趋势看,土地经营不失为农民资源配置中的最基本的选择,并一直保持较高的投资热情。第四,从消费的角度看,所以会形成北粮南运的产销格局,是由于南方诸省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粮食消费量加大的趋势。一方面是人口流动所致.大量的北方城乡人口南下,南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掘起,集中了大批外地人口。每年6000万流动民工大部分流动到南方沿海发达省份,广东省外来人口就达1000多万,这势必加大南方粮食及其转化产品的需求数量。另一方面,南方沿海诸省市城乡居民消费位居全国高水平.对肉蛋奶等收入弹性较大的畜产品的需求量高于北方,这势必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压力,从而增大对北方玉米(饲料)的需求。第五,从粮食生产加工布局的角度看,以饲料作为主要用途的玉米在区域分布不均衡。南方玉米产区分散,产量少,只占全国的19.2%,但饲料工业发达,需求量大。我国玉米带主要分布在北方,辽、吉、黑、冀、鲁、豫六省的玉米产量就占全国的60%以上,但饲料工业却不够发达。据调查,南方苏、湘、鄂、粤、川、沪六省市玉米产量仅占全国玉米产量的13.4%,但配混合饲料产量却占全国的42.7%。北方的辽、吉、黑、冀、鲁、豫六省的玉米产量占全国的59.2%,但配混合饲料产量只占全国的25.9%。

总的看,由南粮北调转变为北粮南运是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伴而生的。因此,北粮南运的产销格局可谓正负效应参半。

北粮南运的积极效应表现在,首先,北粮南运格局的形成,是我国北方粮食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的结果。南粮北调调的是口粮,是在我国粮食短缺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人口温饱尚未得到解决的条件下发生的。而北粮南运则足在全国粮食总水平普遍提高,粮食相对充足的条件下发生的。南方诸省的人均占有粮达到了360公斤以上,口粮得到了满足,调入的基本是饲料,是为满足畜牧业发展而形成的调入需求,这本身就意味着我国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北粮南运的过程正是北方商品粮基地成长的过程。以吉林省为例,1990年粮食总产量比1982年增长一倍,人均占有粮食达800公斤,是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2倍多。像内蒙古这样过去粮食短缺的省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建成了一批商品粮基地,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其次,北粮南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南方沿海诸省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优化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我国经济改革能够得以稳定进行,原因之一在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解决了十二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南方沿海诸省的农村工业化的超前发展,为全国农村经济发展起了先导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北方粮食的输入,南方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就不会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还会受到粮食紧缺的困扰,不可能向非农产业配置较多的资源。同时要看到,南方的饲料工业是以北方的大量玉米输入为支撑的。由于北方粮食的输入,使得南方得以对农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扩大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种植比例,既给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原料,也为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产品基地,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再次,缓解了北方粮食主产区卖粮难的问题,促进了粮食的供求平衡。北方的粮食增长是在农村改革之后发生的,既有科技进步因素,又有政策因素,使粮食增长势头迅猛,带有明显的突进性特征,一时使粮食主产区出现了粮食装不下、卖不出的困难局面。北粮南运缓解了卖粮难问题,使一时滞销的粮食找到了市场,促进了区域间的粮食供求平衡。

北粮南运的产销格局也存在着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与北粮南运并行的另一种现象是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农民轻农轻粮行为的出现和滋长,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粮食总量的增长。非农产业的发展及非农收入的提高,使种粮机会成本显著加大,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民不愿务农种粮,致使一些耕地抛荒,复种指数显著下降。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某些发达地区,耕地抛荒率达20%,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不说这是资源使用上的极大消费。从形式上看是区域之间的品种不平衡,但由于南方存在着轻农轻粮的内在因素,将会导致粮食生产的萎缩,最终必将危及我国粮食总量的平衡。第二,大量粮食远距离运输,浪费了大量运力,制约了北方产粮区地方经济的发展,也给粮食供求的区域平衡带来了难度,增加了风险。北粮南运时期的粮食调运总量明显高于南粮北调时期的调运总量,而且运距较长。东北为玉米主产区,但输入地大都在长江以南。粮食体积大,古有“千里不运粮”之说,现今尽资运输条件不能与古代同日而语,但是大量的粮食运到千里万里之外,无疑将会造成运输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吉林省为例,每年外运粮食占用的铁路车皮在最高年份可达全省铁路运输量的60%以上,大量挤占了工业用车皮,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北粮南运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经济布局规律。如前所述,南粮和北粮在内容上已发生了变化,前者为口粮,后者为饲料。与大量饲料运往南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畜牧业和饲料工业发展的滞后。大量饲料原料运往南方进行异地加工转化显然是有悖于经济布局规律的。第四,选成了北方粮食主产区利益的流失。当粮食生产在区域间分布不均衡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会转化为粮食产区和粮食销区之间的利益差别。随着粮食由产区向销区的流动,产区的利益流向销区。粮食净输出省的利益流失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直接由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形成的利益流失;二是粮食产后经营过程中不合理的政策性亏损造成的利益流失;三是粮食产前生产要素补贴所形成的利益流失。以吉林省为例,每年仅剪刀差一条途径流失的利益就达5亿元之多。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是使目前的北粮南运的产销格局长期维持下去,还是创造条件,使我国粮食产销格局不断趋于合理化?对此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

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南北方之间在粮食产销上形成的差别,是符合比较利益规律的,因而是合理的,不能强求每个省都要发展粮食生产,应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搞好产业的地域分工。对此种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如果按照价值规律和比较利益规律,在南方发达地区,放弃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当是合乎理性、顺应规律的选择。但须知,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商品,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耕地资源匮乏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但要按照比较利益规律办事,还要按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规律办事。世界任何国家,包括整个世界粮食市场都无法解决中国的粮食供给。必须把粮食供给建立在我国农业的基础之上,要从政治的高度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南方发达地区粮食生产机会成本高,是在南方沿海诸省工业化超前,北方诸省工业化滞后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北方诸省在农村工业化得到迅速发展之后,种粮的比较效益也将明显下降,那么届时是否也可以听任比较利益规律的作用而允许这些地区放松粮食生产呢?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任凭一些地区浪费耕地资源,放松粮食生产,也许这是中央政府“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初衷所在。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粮食生产是一种低效益的产品,长期让粮食主产区向粮食销区输出原料,无疑是一种剥夺。这在宏观调节能力十分微弱的条件下,更为明显。

对于前一种观点的批评,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完全无视价值规律和比较利益规律的作用,而强迫农民去种粮食呢?当然不是。笔者认为,有效而合理的做法应是纠正和规范发达地区的政府行为,尤其是省一级政府的行为。通过政府的行为干预,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农民在合乎经济理性的前提下,自愿地选择粮食生产。这对于工业化超前的南方沿海发达省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具备这种能力。

在短期内我国对北粮南运的格局难以做出大的改变。从未来看,为使我国粮食产销格局合理化,笔者拟提出以下政策调整思路。

(一)减少南北大跨度的粮食远程流动,实行区域内粮食相对平衡的战略 如前所述,粮食大量的远程流动将会产生一些负向效应,因此,从未来发展看,应逐步减少粮食远程流量,实行区域内的相对平衡。这里指的区域是3—5个省范围内的经济协作区域。所以要求实行区域内的相对平衡,意在缩小粮食流动半径,同时又不致使每个省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做到自给自足。当然,区域内的相对平衡是以“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为基础的,即每个省都要把提高粮食自给率做为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不能忽略在南方沿海发达地区粮食生产萎缩问题上地方政府所应承担的那份责任。据调查,在某些发达的省份,在农民对土地投资下降的同时,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也在节节下降。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不能容忍任何地方忽视农业,浪费耕地资源的行为。南方对北方粮食的需求基本是玉米。因此,应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调节扩大南方玉米播种面积。据有关资料反映,华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扩大玉米面积的潜力。粤、闽、琼有开发3000万亩冬玉米生产的潜力。把这些玉米生产潜力发掘出来,就可大大缓解南方玉米短缺的局面。

(二)充分利用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超前的优势,加快农业土地集中,提高土地规模效益 北粮南运的一个重要背景条件就是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农民对土地经营行为的弱化。土地经营在农民心目中地位的下降,不仅在于土地投资报酬低,同时也在于土地规模效益低。如果土地经营规模合理,加上政府对农业的倾斜政策,将会有助于调动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热情,从而提高农业的总产出率。南方沿海诸省工业化超前的优势为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创造了外部条件,应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加快土地集中,通过土地的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增大粮食的自给率。

(三)根据玉米生产的不平衡性,搞好畜牧业和饲料加工业的合理布局 我国玉米生产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北方,不但北方占据玉米播种面积的主体地位,而且玉米单产也具有显著优势,是南方玉米单产的1.5倍。这种格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鉴于玉米生产的不平衡性,应对畜牧业和饲料加工业的布局做出相应调整。北方粮食主产区应逐步建成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和饲料工业基地,增加就地转化能力。这样做,既可减少大量输出原料带来的一系列负效应,同时又可实现粮食的加工转化增值,变粮食输出为畜产品和加工品输出,把粮食优势转化为地方经济优势,进而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为商品粮基地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搞好粮食市场的国际大循环,适时调节粮食的进出口 我国坚持粮食自给的方针,但并不防碍加入国际粮食市场的大循环。东北是玉米主产区,为了减少南下的流量,可把握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从大连、秦皇岛等口岸出口。南方沿海诸省也可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情况,适时适量进口,形成一个南进北出的格局。近年来我国粮食的进出口政策尚未形成成功的思路,例如,1995年,南方进口粮食,而对东北限制玉米出口,造成了南进北不出的局面,结果使吉林省在1996年又出现了严重的卖粮难。应建立国际市场的观念,适时把握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利用国际市场调节我国粮食在区域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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