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向论文,理论论文,西部论文,产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产业比较优势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不断扩大，导致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促进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促进西部产业发展已成为缩小东西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使中国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中国多次修订了《中西部外商投资目录》，出台了《加快西部优势产业发展意见》的构想，“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但东部边际产业包括外商投资产业并没有明显成规模地西进。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现状表明：“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未发生”，“产业转移并不明显”(陈秀山和许瑛，2008；赵伟，2009；陈建军，2002；刘嗣明，2007；陈计旺，2007)。陈秀山和许瑛(2008)研究表明，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9个行业存在扩散效应，1996-2005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空间结构整体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化过程；赵伟(2009)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制造业区域集聚趋于强化，制造业比重在5％以上的5个省份中制造业总份额由2000年的53.93％上升到2005年的58.18％。范剑勇(2004a)认为中国内地出现了一个“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中西部地区成为低效率的农业与采掘业外围区域”的产业布局，并且认为这种极不平衡的产业空间布局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什么产业不从东部向西部转移？这已成为关系中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面对东部产业不西进，现有的文献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给出了多种解释，陈建军(2002)、陈秀山和许瑛(2008)、范剑勇(2004a)、陈计旺(2007)、刘嗣明(2007)等分别从影响产业转移的各种要素方面分析了目前中国东西部之间产业转移滞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主流观点认为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开始接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已经具备了梯度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将促使产业的区域转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采取了鼓励东部发达地区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一系列政策，但这种以产业转移为目的的投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现实的产业转移趋势与政策预期并不一致。
国内学者虽然对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但目前对东部产业为何不向西部转移的研究仍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为什么产业不从东部向西部转移？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通过空间经济学视角来研究中国东西部区际产业转移问题。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间产品模型来分析影响中国东部制造业集聚与扩散的空间均衡临界点，并用动态模拟的方法将产业转移的临界点进行了“可视化”的处理。本文其余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基础模型——引入资源禀赋优势系数的产业转移模型；第三部分用动态模拟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东西部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并进行“可视化”处理；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 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框架
在空间经济学中，产业在某个地区集聚与否取决于如下的循环因果关系：在企业内部报酬递增和跨地区贸易存在运输成本①条件下，生产者倾向于在具有较大市场的地方集中生产，从而容易地获得各种供给；生产者集中的地方，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往往会形成大市场，由此扩大了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和供给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区域内集中了各种投入品的供给，在本地市场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需要支付运输成本)将减少，这意味着本地区市场上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进一步吸引劳动力的聚集。如此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吸引，互为因果，发展了地区产业。当运输成本很高时，如果生产者集中在一个地区，通过贸易向另一个地区的市场供应产品可能会变得非常不经济，这种成本增加甚至会大于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此时生产者会选择在两个地区都建立企业，为本地供应商品，产业从聚集走向分散。空间经济学描述的产业集聚过程以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就业人数的增加及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上升为主要特征，这正是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
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本文引入了Fujita等(1999)建立的中间产品模型。②在这个模型中，中间产品的作用相当于两地区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中间产品产生的关联效应可以产生外部经济。制造业部门既作为最终品的生产者，又作为中间产品的消费者，有双重角色。也就是说，各种制成品同时也是生产各种产品所需的投入品。因此，同一产业既处于产业链的下游，生产最终消费品，同时又处于上游。由此，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地区提供中间产品的种类通常也较多，这就降低了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产生了所谓的前向关联。相反，较大的制造业最终产品部门能够为中间产品提供广阔的地方性市场，这就是后向关联。在特定的区域，这些关联效应可以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制造业或特定产业集中到有限的几个区域。在中间产品模型中，由于中间产品产生的关联效应可以产生外部经济，随着实际运输成本、贸易成本的长期下降，整个区域将分化为富裕的中心和贫穷的外围，其中的中心地区最初已经取得了自我强化的制造业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得该地区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然而，消费者对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增加了制造业地区的活动水平，从而强化了集聚，也抬高了工资。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大到无法持续。此时，单个厂商在另一个地区建立制造业就会有利可图，产业开始扩散。
图1 相对实际工资变化与产业扩散
资料来源：Puga和Venables(1996).
图1中，纵轴表示不同区域的相对的实际工资水平，横轴是技术效率水平L，代表地区工业化的主要的发展阶段：在阶段A，所有工业都集中在区域1，不同的区域存在工资差距。随着技术效率水平L的增长提高了制成品的需求，从而对地区1的制造业聚集形成了压力，导致地区1的工资上涨，地区1和地区2工资差距扩大，差距一直持续到使得一些产业的重新选址变得有利可图为止。此时阶段B开始，地区2开始工业化，地区1和地区2之间的工资差距加速缩小。到阶段C时，地区1和地区2之间的工资相同，并与地区3存在差距。阶段D时，由于地区1和地区2的制造业就业不断增加造成与地区3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差距无法持续时，地区3开始工业化。由此可以得出，地区之间的工业化进程不是整齐划一的，当一个地区的工业规模达到临界点时，各个地区依次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会导致工资的上涨，从而为工业向其他地区转移扩散铺平了道路。图1解释了在区域经济中，不同的区域会沿着怎样的路径发展。
(二)模型构建
Fujita等(1999)建立的中间产品模型中假设区域1和区域2在要素、资源、技术、偏好等方面是对称的，而在现实中东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引入资源禀赋优势系数来修正原有的对称的中间产品模型。③我们给出如下的模型假设：
其余的假定与Fujita等(1999)相同，一个两部门的经济，由于中间产品的存在，制造业内部产生了前向和后向关联。用效率单位来衡量初级生产要素的效率，并把该效率水平记为L。这样λL、和(1-λ)L就分别是r区域制造业和农业所用劳动的效率单位数量，w则表示每效率单位的劳动力工资。用线性支出系统(Fujita et al.，1999)来替代农产品和制成品之间的Cobb-Douglas消费偏好，其中制成品在支出中所占份额随收入的增加不断上升的。在该系统中，假设消费者为维持生存有一个最低的食品消费水平。于是，如果一个消费者的收入为Y(根据农产品来衡量)，那么在个人收入中低于
的部分就都用于消费农产品。对于收入中高于的部分，假定μ用于购买制成品，1-μ用于购买农产品，即随着L不断上升，家庭收入也不断增加(每个家庭初级生产要素的效率单位都更高)，用于制成品消费的支出份额μ也因此增加。对于每个制造业厂商的生产技术，假定生产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和中间产品：用相关价格指数间接地定义生产函数。令区域r制造品的价格
农业和制造业部门能产生收入。我们把农产品看成是可自由交易的，并作为计价标准，为简化模型，我们考虑一个更一般化的农业生产函数。根据生产函数A(1-λ)的凹性及递增性，农业产出取决于农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数量1-λ。因此，每个地区的收入为：
我们的问题是：以上模型支持什么样的均衡？一种可能分散：东西部各自拥有制造业一半的市场份额；另一种可能集中：制造业聚集在东部地区。本文尝试运用数值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模型，确定中心-外围模式得以存在的条件(持续点)和必然导致中心-外围模式的条件(突破点)。
三 数值模拟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东部产业为什么不向西部转移，我们分析的情形为：初始产业集中在东部形成制造业中心，然后开始分散。为此，我们必须确定产业开始从中心向其他地区扩散的点，这个点就是临界点。那么，按照空间经济学理论可以确定两类临界点：一是保持中心-外围机构的持续点(sustainable point，SP)；二是必然导致中心-外围结构的突破点(break point，BP)。
(一)中心-外围模式得以维持的持续点分析
制造业集中在东部后，在西部不会出现的条件是：
≤1，求解不等式(11)，给定的参数为：α=0.4，μ=0.4，σ=5，对
取不同的数值，可以得到制造业在东部聚集得以持续的T的取值区间，图2给出与T之间的变动关系，其中，纵轴是b2的取值，横轴是T的取值。
可以看出，越小，T的取值范围就越小；即东部制造业聚集发展的临界值取决于西部的要素禀赋优势，西部的要素禀赋优势系数越大，制造业在东部聚集的运输成本的可持续范围就越小，维持产业在东部聚集的贸易成本条件恶化，产业倾向于向西部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在模拟过程中我们发现，当的取值小于0.85时，T的取值区间变化就十分微小了。说明当西部要素禀赋优势系数1/达到临界值1.176时，对吸引产业转移的作用力就趋于平稳了。这个结果反映出要素禀赋优势对吸引产业转移有作用，但其作用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经济中，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绝对的要素禀赋优势来吸引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这对于西部大多数资源型省份单纯依靠发展资源型经济来吸引产业转移是一个启示。
(二)必然导致中心-外围模式的突破点分析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过程是从对称经济开始的，然后均衡逐步向有利于聚集的方向转变，那么外生变量的连续变化就会使实践结果产生不连续的变化，且当经济越过突变点后就会发生巨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数值模拟来分析不同参数条件下模型的突变点和均衡状态。在空间经济理论中假定：在对称分布的均衡点，如果两区域工人实际工资差异对
的导数为负，此时系统内存在负反馈机制，对称分布是稳定的；反之，如果该导数为正时，系统存在正反馈机制，对称分布不稳定，系统趋向于聚集；当该倒数为0时，达到对称分布被突破的临界点。由此，
就是对称均衡被打破的突破点临界值，即突破了该临界值，制造业就必然趋向于聚集分布。④我们认为，对称均衡突破点的临界值越小，则说明导致中心-外围分布所需要的条件或门槛越低，产业越发容易趋向聚集。下面我们分各种情况来模拟不同参数取值下，东部制造业趋向于聚集分布的突破点临界值的大小。
1.东西部要素资源禀赋差距(k)对运输成本决定的区位选择的扰动。令
，即k=西部中间产品价格指数/东部中间产品价格指数，且k≤1。则k值的大小可以表示东西部中间产品价格的差异程度，从而反映出东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的差异程度；k值越小，说明西部中间产品价格指数相对于东部中间产品价格指数越便宜；由于中间产品多是密集使用要素禀赋的，所以中间产品价格低，说明西部的要素禀赋价格便宜，从而说明西部的要素禀赋丰裕，具备要素禀赋优势。反之，k值越大，说明西部中间产品价格指数接近于东部中间产品价格指数，东西部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差距不明显。
在下面的模拟中，我们分别取k=0.9、k=0.5、k=0.3，对应着东西部资源禀赋优势差距很小、差距显著、差距十分显著三种情况；同时为了反映出运输成本对均衡状态的影响，又分别取T=3、T=2.15、T=1.5，来考察高、中、低运输成本下，不同要素禀赋优势对聚集均衡状态的影响，α=0.4，μ=0.4，σ=5，结果如图3所示：
第一，高运输成本T=3。在高运输成本下，k=0.9时BP=0.73，k=0.5时BP=0.55，k=0.3时BP=0.45；说明随着东西部资源禀赋差距的扩大，制造业在东部聚集所需的门槛值不断降低，制造业不会向西部转移。即在高运输成本下，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吸引作用并不明显，此时，“距离”给厂商带来的成本增加大于西部资源优势的吸引。
第二，中运输成本T=2.15。在中等运输成本下，k=0.9时BP=0.58，k=0.5时BP=0.38，k=0.3时BP=0.12；说明随着东西部资源禀赋差距的增加，制造业在东部聚集所需的门槛值不断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等运输成本下导致聚集的临界值的数值大大低于高运输成本下的临界值，说明中等运输成本下制造业容易在东部聚集(见图4)。
图4 中运输成本下要素资源禀赋差距的变化(k=0.9、k=0.5、k=0.3)
这个结果与Venables(1996)提出一体化进程中产业集聚变化的“倒U曲线”是一致的。即当运输成本的下降仍然在“倒U曲线”的左方时，运输成本的降低带来的是中心-外围格局的强化。对此文玫(2004)，范剑勇(2004a、b)，赵伟(2009)进行了检验后认为，在中国现阶段，运输成本与产业聚集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关系，随着运输成本由高到低，经济出现对称分布(扩散)到中心-外围结构(集聚)再到对称分布(扩散)的过程。文玫(2004)的研究显示：在1993-1994年中国工业依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方。也就是说，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范剑勇(2004a)的研究表明了中国地区一体化处于从低水平向中级水平转化时期，制造业将进一步向具有初步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的东部地区转移和集聚。赵伟(2009)用计量模型证明了制造业聚集模式与区域开放程度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倒U型关系。结合中国目前的状况分析，伴随着运输条件的进一步下降和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进一步集聚，我们还是无法拒绝中国制造业位于倒U型曲线左方的假定。
现实的经济意义是，随着运输成本下降，中国区际开放程度增加，但这种开放却进一步使得要素、资源向东部聚集，从而强化了制造业在东部的聚集格局。目前中国东西部之间的运输成本费用仍然处于中间区域，运输成本的下降不会带来制造业的分散，反而会推动制造业聚集程度的继续上升。应该进一步降低区际间的运输成本，使运输成本迅速降到倒U型曲线的右方。
第三，低运输成本T=1.5。与高、中两种运输成本不同，在低等运输成本下，k=0.9时BP=0.28，k=0.5时BP=1，k=0.3时BP=1；打破对称均衡所需的临界值不降反升，不断增加至1，这说明当东西部之间的运输成本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时，“距离”减少带来的成本节约和西部的资源优势就会联合发生作用，吸引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这说明，当运输成本下降到“倒U型曲线的右方”，资源禀赋优势会强化产业的转移和扩散(见图5)。
图5 低运输成本下要素资源禀赋差距的变化(k=0.9、k=0.5、k=0.3)
通过以上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某一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越明显，则该区域的产业聚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资源禀赋优势的作用效果还取决于区际之间的运输成本，如果运输成本仍然在倒U型曲线的左方时，资源禀赋优势的作用并不明显。只有当运输成本下降到倒U型曲线的右方时，资源禀赋优势的作用才会凸现出来。这样的结果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具备明显的资源禀赋优势的同时，西部如果能够大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降低运输成本(贸易成本)可以实现吸引制造业在西部聚集的。
2.中间产品份额差异(α)引致的厂商区位选择。一般而言，中间产品份额α越大，聚集会持续更长时间；α增加代表关联强度得到加强，不仅会扩大引起聚集的运输成本的范围，而且会增加绝对工资差距。令k=0.9，T=1.7，分别取α=0.4，α=0.7，⑤即假设东西部要素禀赋接近，且运输成本中等的情况下，中间产品份额变化对聚集状态的影响，结果如图6。
图6 中间产品份额的变化(a=0.4、a=0.7)
α=0.4时BP=0.39，α=0.7时BP=0.12，说明随着自身投入中间产品份额的增加，打破对称均衡所需的临界值减小，制造业容易在东部聚集。这样的结果与中国目前东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性质是相同的。在东西部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三个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总体中间投入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总体中间投入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张亚雄和赵坤，2006)。东部产业区内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一般很高，其产业聚集多是在专业市场对接与共生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与西部相比，东部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投入份额相对较大，这是东部制造业多为横向一体化集群的特征。
我们计算了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偏向于产业链的上游，上游产业所占的平均比重达到了54.38％，东部地区上游产业所占的平均比重为37.48％。在下游产业和中游产业方面，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要低，特别是在中游产业方面差距很大，西部地区的中游产业所占的平均比重仅为17.81％，东部地区中游产业所占的平均比重为36.96％。由于中游产业比较发达，东部地区的产业具有更高的关联度，产业的带动效应也较强。西部多数的产业属于初加工，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低的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为资源型集群，如农副产品加工业集群。这些集群产业在一定程度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从长期讲，其生产的技术含量较低，产品的附加值低，带来的是收入低，再投入生产的资金少，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也影响产业在西部的聚集。
四 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在改进的中间产品模型一般均衡联立方程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参数的数值模拟，分析表明，从空间转移的条件来看，中国区际间广义的运输成本仍然在中间区域，成本节约对东部产业的聚集力仍然大于西部资源优势对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如果没有重大外生力量的扰动，产业转移仍会比较缓慢。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条件并没有到达成熟的阶段，“用政策换时间”以改变临界点是加速产业转移的可行途径之一。本文的主要结论可归纳如下：
第一，在模型中引入了资源禀赋优势系数之后，本文进行了维持制造业中心-外围结构的持续点分析，模拟了资源禀赋优势与广义的运输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资源禀赋优势对吸引产业转移有作用，但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仅仅具备资源优势对于西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提升区域的能力结构才是吸引东部产业转移的内生变量。
第二，在高成本和中成本时，资源禀赋优势对吸引制造业转移的作用并不明显；只有当东西部之间的运输成本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时，西部具有的资源禀赋优势才会对吸引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作用。因此，大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降低运输成本(贸易成本)，是吸引制造业在西部聚集的可行途径。
第三，从各个参数的模拟结果来看，中国东部的制造业尚未达到转移的内生的临界点，产业转移还需要较多地依赖于外生力量(如政策等)地作用。所以，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东西部产业转移的各种参数来达到产业在东西部的协调分布，最终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所使用的空间经济学模型使用了大量的简化假设，其中一些假设可能与中国现阶段的情况不是很符合，例如，农业劳动力在两区域平均分布；农业部门的投入只需要劳动力以及农产品不存在“冰山成本”；两个区域在偏好、技术条件等方面是对称的问题等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尝试逐步放宽这些假设，使得模型的假设更符合中国区域发展的现实。此外，在数值模拟部分，除了本文创新引入的参数外，其余参数的取值仍然是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理论中所使用的参数值，能否在参数的取值上更好的结合中国的实际，也是本文在今后研究中试图解决的问题。
截稿：2010年4月
注释：
①在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T和贸易自由度是描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高运输成本意味着低的贸易自由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运输成本T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狭义的交通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等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的总和，即空间经济学中“冰山成本”的意义。
②与中间产品有关的模型见Fujita等(1999).
③本文在资源禀赋优势系数的引入过程中借鉴了宋玉华和吴聃(2006)关税升级系数的思路。
④在空间经济学中，聚集过程中劳动力迁移对地区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在于：劳动力迁移是区域经济要素流动趋势的综合体现，反映了劳动力对聚集的选择和回应。
⑤模拟中，α的取值不能超过0.8，否则模拟结果不合理。这是因为在实际生产中，自身中间产品的投入是有一定比率的，在一个生产过程中一般不可能全部使用自身的中间产品。在Fujita等(1999)中α的取值一般为0.4或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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