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二元经济理论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和理论研究的有效结合产生了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自从其创立以来就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如火如荼。发展经济学家给予了二元经济奠基性的理论地位。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城乡差别和经济结构转换的研究层出不穷。从二元经济模型的构建到对应用问题的研究，再到新古典领域融入服务业部门后对二元经济的改进；从解释经济现象到理论模型的构建，再到对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归纳，以及劳动力流动所引致的城市化促使的经济结构升级的作用愈发显现。
一、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古典主义的视角
二元经济最早是由英国学者伯克(J.H.Boek)提出的。伯克在对19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后，于1953年出版了《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书，他认为，当时的印尼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是荷兰殖民者主导的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飞地经济”，即资本主义现代经济部门。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则明确提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工业部门，一种是自给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传统部门生产落后，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但比重很大；现代部门生产技术先进，但比重较小，像一座孤岛被传统部门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两部门封闭经济发展模型阐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致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直到城市部门吸纳完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后二元经济消除。此后，刘易斯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二元经济模型给予补充说明[1-2]。刘易斯模型的实质是城市部门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以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同质的一元结构。他特别强调了城市化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这与早期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基本吻合。
拉尼斯、费景汉则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们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力供给弹性无穷大，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小于工资水平；第二阶段，经济中存在隐蔽性的失业；第三阶段，突破转折点后，经济已经实现商品化后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3]。由于他们强调了农业对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剩余，主张对农业给予充分的重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完成了古典主义对于二元经济的理论构建。
（二）新古典主义的视角
新古典主义学者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尽善尽美的演绎，他们力图建立一个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框架。Jorgenson(1961，1967)[4-5]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研究明晰为古典和新古典理论。他设定先进部门的代表是以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主要投入的制造业部门，后进部门的代表是以土地和劳动力作为投入要素的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没有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取决于食品供应和死亡率，国内部门间的贸易取决于工业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替代率。在此前提下，他提出新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来研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他指出，在古典经济理论中，农产品的真实工资率是固定的；在新古典模型中，只有牺牲农业产出，工业部门才能吸纳农业劳动力。对比分析古典和新古典两种理论的差别以及不存在隐蔽失业时的情形后，Jorgenson认为，如果没有隐蔽性失业，工业在二元经济中居于战略性地位。由于消费者需求从农产品转向工业制成品，人均投资需求在总产出份额中逐渐增加，工业产出和工业就业将最终控制整个经济。
此后，对于Jorgenson模型的宏观拓展从来没有中断过。Ramanathan(1967)[6]假设技术进步不是中性的且取决于过去的投资。如果技术进步是中性的，那么长期资本增长率、工业产出和真实工资与Jorgenson的一般化假设相同，资本产出比率、真实利率和工农业间的贸易条件也受影响。如果科技进步取决于资本水平，那么产出增长率、资本、真实工资和真实利率将高于它们在中性技术进步下的水平，这是对Jorgenson模型的进一步推演。Dixit(1970)[7]通过比较Jorgenson所对比分析的新古典模型和古典模型，获得了可比有限期的Jorgenson模型中增长路径的数量特征，结果表明这和古典模型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工业资本产出比率随着经济发展将有所下降，资本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将会增加。这是从经济增长形式上对于古典和新古典两种范式给予的客观评价。Mclntosh(1975)[8]在Jorgenson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二元主义，提出新的非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认为生育率的改变与迁移形式紧密相连，人口迁移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人口增长率由城市和乡村两部门的人口分布决定，并且经济稳定性定理表明经济长期停滞是真实可能的。人口学的演绎给二元经济的城市人口增加和乡村人口的减少提供了另外的解释。
（三）结构主义视角的拓展
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就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提出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迁移的观点[9]。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基础上，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入手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他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配第—克拉克定理最早解释了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演变规律。
此后，许多经济学者对二元经济的形成机理和转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构主义经济学家钱纳里等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形式进行了对比分析，他采用101个国家1950年至1970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揭示部门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数量关系的劳动力配置模型，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问题[10]。两位学者的研究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他们在农业和制造业差异化的基点之上，从宏观经济结构层面对于二元经济的转换给予了较好的解释，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哪些因素影响了经济调整和发展政策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进行长期统计，通过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比较，探索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发现，人均产值增长率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亦即单位投入产出的高增长率。他通过对国民产值中各部门份额以及劳动力各部门份额的截面考察和长期趋势考察，突出说明了结构变化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11]。
一言以蔽之，结构主义学者从结构视角对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的长期估量进行分析与研究后得出了支持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解释：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逐渐从初级产业部门——农业部门中迁出，流入第二产业的制造部门，然后流入第三产业的服务部门，乡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趋于下降，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四）其他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近年来，除了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外，新的研究方法也应运而生。新兴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有全新的解释。Sachs et al.(2000)[12]在发现前人忽视交易效率的背景下，利用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法研究并指出，由于交易效率低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状况不能得到较好的改善。他们从全球化中的分工效应和交易效率角度解释了二元经济的形成，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和演化是个人专业化水平不断演进的结果。在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由自给自足转向部分分工，直至完全分工，从而改变了二元经济结构。另外，他们把分工状态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结合起来，认为随着贸易状况的恶化，如果内生优势超过外生优势，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的国家将会出口商品，而这一理论对于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也有学者利用城市经济学的集聚理论对二元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Basu(2004)[13]在探讨乡城迁移中存在效率工资以及城市部门外部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集中研究了二元经济中的结构转型问题。他比较了外生工资、内生工资扭曲下城市部门的集聚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以及效率工资下的集聚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得出结论：就业提高了效率工资下的乡城迁移效应，效率工资下的集聚效应远远大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最小工资扭曲下的集聚效应。这种集聚效应降低了部门间的工资差异，改变了要素的积累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商品价格的改变不同于外生工资扭曲下的迁移效应。即使城市具有外部规模经济，工人也可以规避工资扭曲和效率工资带给他们的风险，也会产生失业中的迁移均衡，这是从效率工资对迁移行为发生后城市经济效率的最好诠释。
除了主流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对于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也保持了相当的兴趣。Krugman(1991)[14]把空间要素引入经济分析，他假设经济体由两个部门组成，即垄断竞争的制造业和完全竞争的农业，制造业供给大量差异化的产品，而农业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他从空间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中心—外围”模型。后经Fujita(1999)[15]拓展后引入“冰山”成本以表示制造业的运输成本，并假设农产品运输免费且生产收益不变。他们二者的研究集中阐释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人口和产业聚集的经济机理。模型中两个地区中都有相同数量的不可流动的农民，他们每人生产固定数量的农产品，制造业和固定数目的工人可以在两个地区自由移动。在假设厂商具有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制造业产出上的多样化将导致整个产业在国家层面上出现规模经济[16]。Krugman指出，当制造业的厂商选择了某个地区，他们将会雇佣当地居民并在当地消费，从而创造出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因而多样化的实际收入将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到该地区，而为了减少运输成本，更多的厂商也会选择进入该地区，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因此，劳动力会流向实际工资高的地区，即表现为由乡村流向城市。这种从农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及运输成本对经济结构转换的解释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城市经济学大师Henderson(2005)[17-18]认为二元经济和“中心—外围”模型是区域模型，他提出城市分布的地理集中理论，即城市专业化的城市内生增长模型，着重研究了城市化中城市体系、城市规模、城市分布的演进和数量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构造了存在城市的完整城市化模型，这其中融入了对人力资本市场、迁移、储蓄的分析。Au et al.(2005)[19]采用新经济地理的方法研究中国限制乡城迁移及部门间迁移所造成的农村工业和城市经济活动的无效集聚问题。他认为，工人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就业之间是倒U型关系，并建立常替代弹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函数，研究表明在最高点时，产业结构组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二、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的分领域拓展
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经济状态框架下衍生了许多可供研究的新课题。二元经济条件下的贸易、收入分配以及工业部门的二元主义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经济增长和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构成，二元经济下的增长与就业也备受瞩目。Feldman(1989)[20]阐述了二元经济中的GNP增长与失业交替现象，在托达罗二元经济模型中较小的统一工资津贴可能会增加失业，即使执行有效的统一工资或货币贬值可以将城市失业降低到最小程度，但托达罗的模型中较低的统一工资却仍然可能会增加失业。如果GNP和失业在政策制定者的效用函数中互相独立，那么其效用就不再是工资的单调函数。因此，他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应对此加以考虑。
除了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经济联系外，二元经济中的投资和贸易则侧重在一个经济体内研究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Hornby(1968)[21]建立模型讨论了二元经济中的投资和贸易政策，对农业食物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做了相关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中的储蓄主要来自征税或者较大比例的工业利润，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主要依靠集体化或对农民收入征收重税。同时，他发现在二元经济中工业工资的增长慢于工业收入。Fields(1979)[22]探讨了不同类型二元经济中的福利含义，他采用相对不平等、绝对收入不平等、绝对贫困方法、绝对和相对的收入分布状况及一般社会福利分析，并使用案例扩展从福利分析的视角研究了二元经济中的增长和分配问题。研究最终表明，相对不平等和绝对贫困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Chao et al.(1995)[23]则从投资角度具体讨论了二元经济中的外汇交换影子价格。他认为，由于存在关税，影子汇率高于官方汇率，因而它大于或小于存在配额的官方汇率，二者的关系取决于资本是部门专属的还是完全流动的，当资本在部门间流动时，影子汇率低于官方汇率，反之，则可能大于官方汇率。在二元经济的背景下，影子汇率和官方汇率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工农业之间的资本流动性。这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较好的政策参考，由于影子汇率和官方汇率的差异可以反映贸易条件，那么这种汇率的差别将是调整贸易政策和导向的重要依据。
农业和工业存在二元经济特征，工业部门由于技术等原因也存在较为显著的二元特征。Oster(1979)[24]利用美国1963年的统计数据，使用要素分析法验证了工业中的结构二元主义。实力强大、资本密集和技术进步的工业和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工业的两种显著差异即为工业二元主义。结果印证了中心—外围模型的结构变量，他还利用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实证了二元经济结构，即工业部门生产组织形式的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业部门的二元状况。Saeed et al.(1997)[25]以工业部门为例，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利润最大化的正式部门和消费最大化的自我雇佣部门。工资率的下降以及体现在正式生产部门资本中的正常科技进步助长了正式部门的生产扩张。此外，他还使用动态模型探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政策的功效。其模型和政策含义揭示发展中国家选择有效的技术进步政策不仅会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为调整收入分配提供有利政策工具。
Blomstrom et al.(1997)[26]检验了墨西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较好地解释了工业部门的生产差异。他发现劳动生产率水平几乎直接和公司规模相关，但其增长并不是成比例的。有时小公司和大公司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这部分是由于“存在效应”，然而大多数随着公司规模等级而变动的劳动生产率是资本密度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公司规模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是很小的，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过程，而应该是一个促使各类厂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最终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他对制造业部门的这种针对性的研究对于工业二元主义的转换机制给出了最好的解决方案。
收入不平等常常伴随着二元经济，二元经济影响着收入分配状态。Bourguignon et al.(1998)[27]研究了二元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不平等问题。他通过对1985年33个发展中国家的实例研究，分析对比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及经济中的其他部分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人均GDP和受教育水平的解释力在1970年至1980年间下降，其政策含义阐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改善收入分配、消除不平等的最有效方式。这从另一个角度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思路，即不能忽视农业对于经济的贡献。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即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农业发展水平滞后造成的，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状况。
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为工业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工业和农业关系是其中的焦点。Marino(1975)[28]建立了关于二元经济的新古典版本，提出新古典对生产关系的限制，并且考虑这种一般化对于纯粹农业增长的含义；在保证乔根森需求假设的前提下（如果农业平均产出没有超过临界水平时，就是纯粹农业经济，所有的食物都被农业部门消费，食品的价格和收入需求弹性一致），研究农业经济中的存在性、单独性和平衡增长的稳定性。其研究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想避免低水平均衡陷阱并且维持工业增长，则必须直接考虑农业部门。他最终实现了对迪克西特模型的边际改进，其研究结论充分论证了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相互关系。Bhaduri et al.(2003)[29]从卡尔多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二元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和国际贸易条件，认为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了剩余劳动力，而且为工业产出创造了有效需求，贸易条件和有效需求是卡尔多主义研究机制的核心。从卡尔多的视角来看，贸易条件在长期和短期对于促进工业产出和增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但从市场和需求角度来看，工业和农业却相互紧密依赖。两者的研究分别从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和开放国际经济的视角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给予农业足够的重视，并关注农业和工业间的相互联系。这一研究结论与中国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的主张相吻合。
经济理论需要经验佐证，实证分析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Hou(1963)[30]从纵向时间维度对中国1840年至1937年的二元经济状况予以考察，以分行业为例分析了这期间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即由于现代部门的发展导致传统部门的衰落，特别指出了科技进步在纺织等行业转变中的巨大作用。Bose(1996)[31]研究了二元经济中的农业效率工资问题，他以英国、荷兰、肯尼亚、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数据验证了非农业部门工资和农业部门工资分布的散点图；利用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差异。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中消费和生产效率正相关，如果二者不同步发生变化，当城市对特种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的时候，农村部门雇主支付的工资水平会相应下降，从而避免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失。这一理论对于城乡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进行了高度概括，即工资扭曲导致了城乡间的收入差异。
此外，许多学者研究了不同国别的二元经济状况，并把贸易、区域经济以及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Schachter(1967)[32]研究了意大利二元经济中的区域发展，认为由于意大利的南北区域发展不平等以及区域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了迁移现象。Bertrand et al.(1980)[33]以泰国为例的实证研究对劳动力市场二元主义和影子工资率、农村失业和劳动力城市化率、现代部门的二元主义进行分析，认为二元主义不是泰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Benácek(2000)[34]以对外贸易中的专业化问题为对象，研究了捷克二元经济中的要素使用，这一研究背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转轨后的捷克在1994年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标准的资源配置经济和类似于计划特征的经济。他主要探讨了捷克对外贸易专业化的本质和形式，通过使用修正的最小二乘估计法实证检验通过了显性的比较优势的作用，并对外贸中的产业专业化是如何受供给倾向的生产特征影响予以论述。可以看出，二元经济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三、对二元经济的回溯
二元经济模型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许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Kanbur et al.(1988)[35]提出二元经济模型是两部门经济增长和均衡模型的次属。他们以乔根森模型为起点，综述了宇泽弘文、刘易斯、哈里斯·托达罗等诸多学者的模型，认为具有二元主义的要素流动性质的内生动态改变是两部门经济未来研究的方向所在。并且把国际贸易中的北南模型归结为国际二元主义，从而理清了二元经济的脉络。同时指出经济调整速度、长期动态、部门行为或要素非流动的内生改变是二元经济研究的重点。这是自二元经济模型产生以来第一次对于该理论的全面总结和前瞻性预测。
此后，重谈二元经济理论贡献的学者也有不少创新。Fields(2004)[36]对刘易斯模型50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认为二元主义的本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存在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和非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而随着劳动力进入正式劳动力部门，非正式劳动力部门的工资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加，正式部门的劳动力价格将会上涨。部门间劳动力市场的连接纽带是剩余劳动力。他认为，刘易斯理论对于很多经济体仍然是适用的，对现代部门的扩张其论述是具有先见的。经济发展经验支持刘易斯关于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刘易斯的福利经济只是对增长的论述，对于不平等和贫困的关注则十分有限，而其后的分析则更加关注贫困衰退效应。这是数十年后对于刘易斯模型较为中肯的客观评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理论也被融入了二元经济研究框架。Temple(2005)[37]再次撰文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理论，他详细论述了二元经济模型在分析伴随资源配置扭曲而发生的产出损失，并比较了部门生产率的国际差异，认为这种两部门模型允许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他所建立的小型一般均衡模型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贫困前期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以探求正式部门的作用。不同学者对于二元经济理论的关注告诉我们：虽然二元经济产生已半个世纪有余，但其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四、总结与展望
二元经济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创了良好的平台。二元经济理论除了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外，也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良好的理论构架以及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持久的生命力。城市和乡村是二元经济理论研究关注的主要载体，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区域及部门流动为经济结构转换创造了可能，而以乡城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迁移为特征的城市化成为劳动力再配置的纽带。
早在1973年迪克西特就开拓性地指出传统二元经济模型的弊端，即大多数的二元经济模型中的缺陷是忽视了服务业部门[38]。事实上，二元经济关注农业和工业是与其研究对象所处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的①。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服务业引入了两部门分析框架，如Murat、Eswaran在2002年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服务业在经济结构和工业增长中的作用[39-40]。随着欠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经济发展阶段也必将开始发生转变，因此，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结合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就业的现状，研究加入服务业后的三部门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二元经济理论未来的方向所在。以中国为例，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和带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务工后，除建筑业以外，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是在服务业部门获得就业机会。相信随着我国入世的日益深化，服务业的发展将日趋加速并最终居于主导地位。
注释：
①二元经济最开始是以非洲的肯尼亚、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基本处于工业化刚刚兴起的阶段。因此不难理解理论研究为什么只关注以城市和乡村为载体的农业和工业的两部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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