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还是缓解社会学危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社会学论文,危机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学危机：表现与原因
西方社会学是在工业革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在其成立之初，就肩负起描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服务于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任务，社会学术语创始人孔德曾赋予社会学在科学序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社会学在经历种种辉煌与困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新定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学“出现了一些其他学科没有出现的混乱”，[1](P1)默顿说日益学术化和专门化的社会学已经进入“慢性危机”状态。一位美国社会学家霍罗维兹(horowitz)在《社会学的瓦解》一书中说，社会学这门学科渐渐变得枯燥无味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使社会学理论在欧洲出现了新的繁荣，但是总体来说，社会学理论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上，很难说取得了成功，社会学在知识领域中整体性下滑的局面并没有得到遏制。[2](P8)
社会学遇到的困难不仅体现在锐减的学生需求和研究经费资助、作为一门职业的低回报率上，其学术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社会学常常被指责没有一个恰当的调查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或者说一直以来社会学都没有像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那样清晰的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即使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退化，许多研究变成了纯粹的经验研究，再也没有有价值的理论视角为指导。社会学常常研究一些明显是常识的问题，但是其研究成果也常常被批判没有启发作用，认为社会学就是用某些讨厌的术语武装起来的常识。[1](P4)相比其他立场，社会学也很难给普通个体带来什么收益，社会学的学习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获得了这种哪怕已经“相当科学”的社会学的知识能为他们带来什么？[3](P14)简言之，社会学危机除了客观上表现为该学科在学界、民众和政府地位的下降，还主观表现为社会学学术研究场域自身的危机意识：即对一直以来社会学学科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和理论范式的忧虑、社会学知识服务于个人、群体、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冲突，甚至包括社会学对现代性之危机性解读的乏力。[4](P2)
面临后工业社会时代来自全球化和个体化的挑战，社会学需要作出合时宜的调整、突破与适应。吴小英认为，社会学学科当前所遭遇的危机状态，与其说是智识学术方面问题的表现，不如说是社会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5](P5)为了应对不断的社会文化变迁，社会学理论自身正在进行一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方面的转型，这场尚未完成的转型既是社会学危机源之一，亦是缓解危机的可能途径。笔者认为作为后现代思潮组成部分的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理论转型的具体体现，且这种转型是以对日益严峻、显著的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出发点的，鲜明地表现出社会学学科的忧患和反思的学术性格。
学界在后现代思潮对社会学理论转型的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存在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倾向的观点是：从后现代主义中汲取养分将是社会学走出危机的可能路径。后现代思潮的涌现，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蕴含的诸种理论假设、提问方式、分析问题的思维定式、描述事实时的关键概念。如，刘少杰认为：后现代社会学不是名义上的求新，而是当代社会学发生了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的概括，是在思维方式、现实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背景、理论原则和理论对象等方面的重大转向。[6](P75)他认为从现代社会学向后现代社会学转向意味着从控制论研究向解放论研究的转向，标志着社会学进入了快速而成熟的发展时期。瑞泽尔认为由于对后现代批评和分析持高度开放态度，社会学也成为一个多范式的、文本化的和充满争议的领域，后现代社会理论被视为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种选择。[7](P14)但是后现代在开始走出旧的现代性理论樊笼的同时，砸落了一地的碎片，留下的仍然是一片理论的虚无状态。“各种‘后’论，不过是一知半解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因为它们只是确定我们再也不能使用旧的概念了”。[2](P8)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考察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社会学危机进行梳理和考察。
二、后现代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转型
瑞泽尔认为，后结构主义以及它对现代理论的反动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兴起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政治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失败，人们感到对企图（对社会问题进行一揽子）大解决的老的希望是一种幻觉，宏大解决能轻易带来希望，也能轻易带来恐怖。经济上，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从以福特主义的制造性工作为主向以后福特主义的服务性职业为主的转变。社会文化上，由于更少地强调生产而更多地强调消费，我们正进入一个“消费社会”。后结构主义者试图对社会思想“去中心化”，将它从“人”这个焦点上移开，移向其他的现象尤其是语言现象上。
1、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70年代末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明晰的阐述。后现代主义在文学、建筑、摄影、风景雕塑和雕刻等艺术领域都有反映。
在本质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不同的观点，提出不同的解析视角。如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而是现代主义范畴之内的循环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一部分”，我们以前就在现代主义内部经历过后现代的阶段，以后也会再次经历他们。由此，如果不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成是相互更替的时代，也可看成两种不同的分析方式。[7](P24)哈维同利奥塔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并非是不连续的，它们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深层运动过程的反映。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共存于当今的世界上。[7](P236)齐格蒙特·鲍曼是一个对现代世界有着独特理解的分析者，他非常敏感地洞察到后现代世界的到来。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有很多不同的含义，[7](P218)他比较倾向于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角，是反观自身并估价其力量和弱点的现代主义，他还以“散步者”、“流浪者”、“旅行者”、“游戏者”为比喻形象的传达出后现代性那种短暂易逝、支离破碎的现实。[7](P255)布希亚以“消费社会”概念来概括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问题而著名，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詹明信所说新的认知图式。[7](P333)瑞泽尔则认为最好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看成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在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上关键在于是否相信它们的问题，而不在于这些观念是否为真。[7](P337)
在比较系统的意义上，詹明信构想出了后现代社会的五个主要构成要素或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肤浅和缺乏深度；第二个特征是“情感的病态”；第三个特征是历史性的丧失；第四个特征还是以再生产技术取代生产性技术；第五个特征是在后现代技术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存在着一个“跨国化资本主义体系”。
2、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对象的重建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转换
后现代社会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建和理论视角的转换起到积极的启发、借鉴作用。
研究对象的重建。大体上，后现代社会理论大多关注的是为传统社会学理论所忽视的边缘性问题。如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以下问题：理性（尤其是精神病学）对疯癫的分离和统治，临床医学以及通过解剖学而将焦点（和控制）集中于人的身体之上这种视点的诞生，对犯人施加酷刑的结束以及控制性的监狱体系和全景敞视原则的开始。福柯还对性经验领域进行了同样的检视，认为在性领域存在着权力的微观政治，即权力可以通过一些规则对性加以限制，“性是权力运作和爆发对它的反抗行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又如布希亚用象征交换、符号和符码等概念对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布希亚对与当代社会及其相连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符码统治了我们这个社会，时尚是符码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符码的统治，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模拟的时代”。布希亚认为用革命的手段解决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他以“诱惑”、“宿命策略”等概念为分析手段，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那些被排除在符码之外的人群，如学生、黑人、妇女等之中，他提出“弱者的力量”这个简洁的概念来概括他对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各种问题时所表达的那些思想。
理论视角的转换。瑞泽尔认为后现代社会理论在四个方面提出的论题或观点有助于社会学认识论转向：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去中心化观点导致对更加边缘的实体和取向的关注；解构主义的观点帮助社会学理论家更多地关注自我意识和进行更多的自我批评；反对宏大叙事的观点推动社会学家去建构各种叙事（瑞泽尔称之为各种地方叙事或微型叙事）；非理性化的观点则使各种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得以复兴。总而言之，后现代社会理论在认识论方面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社会学理论以一种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社会世界。还有学者则提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三大视角转换，即反思转向、叙事转向和修辞转向。反思转向让我们站在更自觉的立场上来从事社会学事业，理论的建构者也不再成为一种可以豁免于自身理论之外的权威声音；叙事转向突破了狭隘的逻辑——形式思维定式，拓展出一个崭新的讲述人类故事的空间；修辞转向则让我们回复到学术活动的本真状态，即学术是我们建立联系和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2](P6)
在后现代社会理论启发下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建和理论视角使得社会学理论的转型成为可能。鲍曼指出，我们无需接纳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但我们的确需要一套关于后现代社会世界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的发展与完善只有积极应对时代发展提出的种种问题，才能穿越转型时代的急流险滩，渡过来自内外的危机与挑战。而后现代在指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方面作出了积极反应，留给社会学理论的工作就是将对这些变化的认识上升到理论化水平。[7](P279)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有哪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变化与主题呢？后现代的叙事转向倡导的是从不同的视角讲述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故事，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则认为，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多重世界”之中，即我们同时处在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世界社会和风险社会之中，正是这些社会各自所独有的具有裹挟力和穿透力的运作机制，使我们越来越趋于分享同一时空框架的力量和逻辑。[2](P94)
三、可能的出路：后现代社会理论之反思性与多元论特性
相对于后现代理论而言，传统社会学理论在问题视角、思维方式、立场观点等方面的不足和弊端日益凸显。前述后现代理论在传统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建构和理论视角的转换方面对社会学理论的转型起到积极的启发、借鉴作用。借用孙立平老师的观点，后现代理论在延长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提高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和解释力度方面的确有着现代社会学所没有的优势，如布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和分析。但实际情况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并不能完全取代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如多元文化主义者维斯特运用的研究策略是：在某些情况下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毫不犹豫地抛弃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而采用一种更现代的取向。又如他对德里达及其追随者的解构活动提出批评：因为他们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环境，他认为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并不能导致甚至会阻碍集体行动。
即便如此，后现代社会理论无可否认的从一个迥异的侧面表达出社会学理论话语扩张的新诉求，为社会学理论转型和发展注入活力之源，也为社会学危机的突围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后现代社会理论之于传统社会学理论最具启发性和扩张力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解放力量。反思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根本特征。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分别在意识层面和行动者对行动本身的说法层面揭示社会学的反思特征。古尔德纳率先提出“反思社会学”，他指出社会学家“必须像我们审视他人所持的信念那样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念。”[8](P489)作为一种人类特征的反思精神在现代社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9](P34)
布迪厄对反思性有着独到的见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使对学术本身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认识阶段。对他来说知识社会学或者“社会学的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社会学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他主张的反思是指不断地将社会科学的武器转向自身，以更好的控制和消除在对象的建构中导致的扭曲。这种扭曲所导致的偏见根据华康德的总结包括三种：首先是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个人认同，这是最为明显的偏见根源，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较为容易的加以控制；其次是与研究者在学术场域(academic field)和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有关。最后，也是最能体现布迪厄反思的独创性的地方的是他所揭示的“唯智主义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或学究谬误(scholastic fallacy)。这种偏见根植于研究者所采用的一种概念、分析工具和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常常以“逻辑的实践”来替代研究对象“实践的逻辑”。对此研究者必须保持反思的警惕，而且这种反思不能由研究者个人来担当，而必须在学术共同体的训练、对话和批评性评价的机制中将反思制度化[10]。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鲍曼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后现代的解释性社会学将终结传统的立法性社会学，由于不能提供毫无争议的基础，社会学已经被解放出来去从事空前的自我反省，并在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方面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7](P223)
瑞泽尔甚至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社会学知识生产本身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他指出当代社会学处于不断地新陈代谢之中和过度繁殖的，在大量不断增长的文章、书籍、调查报告，以及目前通过互联网散播的信息中，产生出一条永无止境的符号之流。像后现代的其他事物一样，社会学日益增长，变得异常臃肿和像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它包含着没有极限的增长。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的问题还在于它们已经变得过度视觉化。或许社会学理论近年的败落正是因为它忽视了吸引读者的需要？或许社会学理论忽视了在需要取悦读者这方面它与诗歌、小说或艺术并无不同这样一个事实？
问题是反思果真能将社会学理论推进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吗？比如说布迪厄为我们揭示了学术场域的无形结构，这个结构可不可能因为遭到揭示而停止作用呢？华生将反思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必要的反思，这是任何人无从选择的反思；一是衍生的反思，这是指如何处理反思这一事实。[11](P29-41)在对后一种反思的回答中，出现的“反对反思”的逆向思维，认为反思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权、方法论上的美德或认识论上的优势。林奇在区分了6种类型的反思之后，指出反思虽然具有一种批判和解放的力量，当反思之光返照自身时，并不比其他认识方法“更能接近核心的光源”。[12](P23-54)但是全盘否定反思也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反思的方法论系统对于修正非个人性、价值中立和客观主义的传统社会学所造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仍在于如何看待反思这一事实。佩尔斯指出适当的反思是可行而且重要的，这要比非反思更能保证认识论的健康，为了防止反思的恶性的循环推理，他主张“只进一步”(one step up)的反思策略，即只增加一层自我指涉，以展示叙述的解释出发点和回归点。[13](P1-25)
不管如何，后现代社会理论向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充当着立法者的角色。布迪厄则对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立法权”给予质疑，其最伟大之处就是告诉我们可以“与布迪厄一起思考并利用布迪厄来反对布迪厄”。[14]进一步说，就是在后现代社会阐释者代替立法者担当起沟通者角色，且每个阐释者的权力平等，不大可能将自己的阐释加诸于其他阐释者之上。
2、多元论：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力量。后现代主义在价值取向和理论追求上是崇尚多元论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后现代主义创造了使多元文化主义得以发展的知识氛围，两者在一些主要概念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多元文化主义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态度，主张关注不同的少数群体的经历和他们的看法；其次，多元文化主义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第三，多元文化主义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他们主张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向：由“阅读”转向“写作”（书写不包括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关注，而只包括对那些我们还尚不知道的东西的关注；[7](P296)由著作转向文本；由作者转向读者；由立法者转向阐释者。“去中心化”衍生或建构出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叙事或微型叙事，且各种叙事方式并不内在地优先于他人的叙事。后现代主义者正是通过建构各种叙事保持理论研究工作过程的持续进行。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每一种叙事方式及其内在关系。瑞泽尔指出在这样一种叙事的多元化趋势中，社会学理论将潜心于探索不同观点之间的共存竞争，而非谋求理论霸权。[7](P293)他还提出这样一种多范式的社会学理论演进的目标在于“通过揭示它们内在的多元性和互补性（而不是互相排斥）特征来拓宽各种视野”。[7](P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