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主义论文,在中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泛伊斯兰主义最先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西亚，其创始人是哲马路丁·阿富汗尼(1839—1897)，此人出生于伊朗，曾任阿富汗大臣。他终身致力于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主张将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联合成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实体，以求得伊斯兰世界的生存和振兴，并与西方文明特别是基督教文明相抗衡（注：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476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这股思潮波及到中亚。它的积极传播者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1842—1918，1876—1909年在位)。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虽然仍然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但由于其外部欧洲列强对其虎视眈眈，内部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日益尖锐，此时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为了加强封建王权，以抵制民族主义和欧洲列强的瓜分，哈米德二世抓住了泛伊斯兰主义这个救命稻草，积极鼓吹建立一个由奥斯曼帝国统一领导的、由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而成的大帝国。在帝国的强大宣传鼓动下，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世界许多地方兴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找到了孽生的温床，从此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在社会主义苏联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苏联党和国家加强了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严格控制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活动，伊斯兰教公开的宗教活动显著减少，清真寺的数量也急剧下降（注：见《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亚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偃旗息鼓，没有进行什么大的公开活动。
1991年苏联解体后，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地区再度抬头，甚至一度发展成燎原之势，势头迅猛。这些活动大都旨在以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社会现实，反对政治世俗化、西方化，企图全面推行伊斯兰化。这种思潮极力推崇《古兰经》的作用和地位，强烈反对现代的法制和国家政治制度，主张以伊斯兰原初教旨为依据并按伊斯兰教法来制定政策、法律和社会规范。其最终目的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由此可见，中亚泛伊斯兰主义的实质是将政治伊斯兰化、伊斯兰政治化。
冷战结束、中亚国家独立至今，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0年至1992年中期。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伊斯兰教迅速在中亚复兴，伴随而至的就是泛伊斯兰主义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在中亚出现了带有浓厚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党。1990年，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市成立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全苏伊斯兰复兴党（注：安维华、吴强、刘庚芩著《中亚穆斯林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50页。）。它在中亚五国都建立了基层组织，其中尤以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实力最为雄厚。其宗旨就是要推翻现存制度，确立伊斯兰的统治地位，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1992年，该党迫使塔当局与其组建了“民族和解”的联合政府，并一度接管国家政权。这是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中亚其他国家也都建立了类似的伊斯兰政党组织，其中较为有名的有乌兹别克斯坦的“统一”人民运动、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运动”和哈萨克斯坦的“九月党”等。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中期到1994年末，是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由于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其恐怖和暴力行径不仅遭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谴责和抗议，同时也引起了中亚各国领导人的极度不安和高度的警惕。为此，这些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泛伊斯兰主义的运动，如坚决依据宪法，禁止建立任何性质的宗教政党；对已经建立的伊斯兰政党，或宣布其为非法，予以取缔，或禁止其活动，不准许其登记造册，并且将国家的宗教活动严格地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采取强硬和怀柔的两手政策，使其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正义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大大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地位。塔吉克斯坦也在俄、乌的协助下，一举击败了反对派的武装力量，重新夺回了国家政权。1994年，塔举行总统大选，泛伊斯兰主义的激进势力被完全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至此，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活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一时之间陷入了低谷。
第三阶段从1995年初至今，是泛伊斯兰主义重新崛起和恢复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泛伊斯兰主义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宗教组织活动越来越活跃，影响不断增加，其暴力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恐怖活动日益增多，斗争矛头直指现政权。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建立“大哈里发国家”。1995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境内外势力的支持下，招兵买马，再度反扑，控制了塔领土的50%以上的地盘，形成与政府对峙的局面，并最终迫使政府与其谈判。1997年正式签署了民族和解协议，伊斯兰复兴党得以重返塔政治舞台，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地区以“瓦哈比派”为代表的极端宗教势力发展特别迅猛，人数急剧上升，影响也日益增强，其权威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地方政府。1991年，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狂热的“瓦哈比派”极端分子甚至秘密组建了一个典型的“宗教狂”机构——“伊斯兰卫队”，1992年，瓦哈比教派及其“伊斯兰卫队”受到政府军的严厉镇压，然而，其残余分子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在1997年底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瓦哈比派的“宗教狂”们就在纳曼干州先后制造了三起恐怖凶杀事件，包括杀死一名警察少校，向政府进行公开的挑衅（注：[俄]《独立报》，1998年5月28日。）。1999年2月，伊斯兰恐怖分子又在乌首都进行了针对总统的一系列爆炸活动。2000年8月，以阿富汗北部为基地的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极端宗教势力的资助下，先后武装侵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公然与政府军交火（注：符春华：《当前国际恐怖活动新动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种种迹象表明，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又卷土重来，正日益构成对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严重威胁。
二
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伊斯兰教自身的特质以及中亚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深厚渊源。伊斯兰教是一种入世性极强的宗教，它不仅仅是宗教权威，而且自其产生之时起也是世俗权威的源泉。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古兰经》中的麦地那章大都是以立法为主，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后世治理国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各项制度和规范。此外，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事实上的君主，管理世俗事务。所有这些都使得后世的穆斯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伊斯兰教法来治理国家是可行的、有效的。中亚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地区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中亚居民的80%以上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的思想和传统早已融入中亚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方式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之中亚各国独立之后，信教人数猛增，教派林立，这就为泛伊斯兰主义等激进势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
其次，前苏联在中亚执行了较为强硬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党和国家片面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不同世界观的对立，把宗教视为敌对的一方，严厉禁止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的宗教活动，强制对教徒进行所谓的世界观的改造和无神论教育。这些错误的做法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了顶峰，极大的压抑了广大宗教教徒的正当的宗教感情需要，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反感。因此，当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之后，长期以来悬在中亚广大穆斯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取下，曾经在中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瞬间坍塌了，中亚地区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真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外部势力的刺激之下，泛伊斯兰主义很快就在中亚“登陆”，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泛伊斯兰主义在70—80年代在中亚风靡一时，也可以说是对苏联长期以来执行的压制性宗教政策的一种反弹和抵制的爆发。
再次，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经济一直不景气。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被切断，同时他们原来可以从中央获得的巨额财政拔款也就此被取消了，因此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很快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据统计，1992年1—10月，五国独立之初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下降了21%以上，超过了1991年同期下降的水平，甚至比独联体各国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得多（注：刘清铿：《独立一年来的中亚经济》，载《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3期。）。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是：重要产品产量大幅下降，市场供不应求，出现了严重的短缺现象；物价飞涨，实际涨幅达到了上百倍，通货膨胀严重加剧。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使原来设想的美好前景出现，反倒使他们的经济陷入厄运之中，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广大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有1/3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些情况再加上社会上贪污腐败、营私舞弊、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使人民对现实极端不满，反抗情绪与日俱增。于是，处在痛苦、仿徨和绝望之中的人们便寄希望于伊斯兰教，希望从那些原初的教义中找到公平、公正和希望。一些极端分子更由于完全丧失了对现政权、现存的法制和政治制度的信心，转而希望回到那种远古的由伊斯兰教统治世俗世界、全体穆斯林团结一致、幸福平等的世界中去。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之下，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泛滥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发展还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首先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得原教旨主义得以在那些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广泛传播；对于与伊朗接壤的中亚伊斯兰地区，这个被作为新月型的“弧形不稳定地带”的一部分就更是如此了。1989年乌兹别克斯坦一部分狂势的穆斯林曾走上街头，高喊“霍梅尼万岁”，伊朗为了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从1991年开始就一再派出政要访问中亚诸国，并许诺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还拔巨款助其发展伊斯兰教育，建立清真寺，吸引这些国家的人才到伊朗深造和学习，甚至还资助塔吉克穆斯林到国外学习伊斯兰教，免费运送塔穆斯林赴麦加朝觐等（注：黄陵渝：《塔吉克斯坦的宗教》，载《宗教研究情况反映》1996年第3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传播和发展。其次，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随后阿富汗10余年的抵抗斗争，也使得泛伊斯兰主义在斗争过程之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在中亚特别是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之中形成了自身的社会意识，这对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自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从而大大加强其生命力和凝聚力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世界对中亚穆斯林的支持和帮助虽然对伊斯兰教的复兴有很大益处(如沙特阿拉伯)，但是在这种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交流之中，也夹杂着一些浊流，一些恐怖性的原教旨主义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向中亚地区进行渗透，支持和扶植泛伊斯兰势力，致力于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这对中亚地区的稳定和长期和平显然是极其不利的。当然，中亚伊斯兰教派林立，教派结构和教法制度十分复杂，因此其各自的倾向有很大差异，这也给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泛伊斯兰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泛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泛伊斯兰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活动常常是同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经常进行血腥的恐怖暴力活动。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比派”极端分子就曾要求在费尔干纳盆地实行自治，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浩罕汗国，并企图以爆炸、暗杀等暴力活动实现其图谋。这些活动使得中亚各国政局动荡，民心不稳，人们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同时，中亚各国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穆斯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经常从其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得到金钱、武器甚至是人员的帮助。例如，塔吉克内战期间，反对派的武装部队成员有很多就是伊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穆斯林，他们在所谓“圣战”的名义的掩盖下，企图建立一个“纯洁的”伊斯兰国家。这三股势力合流的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
第二，泛伊斯兰主义对周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猜疑和不安，进而导致整个地区的动荡和不稳。泛伊斯兰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联合世界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组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和复兴，以此抗衡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而这个“成果”的最后取得，不可避免的要分裂那些拥有众多的穆斯林的非伊斯兰国家，显然，这将引起他们的警惕和敌视。这会最终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从一定程度上讲，塔吉克内战与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向中亚的渗透是分不开的。
第三，泛伊斯兰主义为支持其活动所需的经费，还长期从事走私和贩毒的活动。这些活动在各国的边境上尤为猖獗和频繁，严重影响了各国之间正常的边境贸易，破坏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信任感，甚至带来冲突和对抗，成为各国政府倍感头痛的事件。可以想象，如果不能有效的打击这些制造恐慌和暴乱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将会给各国关系蒙上阴影，给地区稳定带来无穷的隐患。这些宗教极端主义利用其无所不至的组织网络来进行制毒、贩毒和武器走私，将会给中亚地区带来更为剧烈的运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