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文化与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是在80年代中期起步的，如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陈平原与宋益乔的许地山研究等，虽然是对特定作家所具有的宗教文化意蕴的个案分析，但在长期以来宗教文化意识受到压抑、人们提起宗教不免谈虎色变或者不知所云的时代里，他们的尝试不仅使读者耳目一新，而且也担承起了在这一研究领域内荜路蓝缕以启后人的使命。90年代以来，这一课题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三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一是由个案分析开始走向整体研究，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某个作家所受到的宗教文化的影响，而是开始整体性地研究某一种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影响，如马佳与杨剑龙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以及笔者关于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等；二是由具体作品的研究上升为现代作家的精神文化心态的剖析，如陈平原在《佛佛道道》一书的序言中对现代作家厚佛薄道的文化心态的揭示，葛兆光在《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一文中对现代作家宗教信仰困境的分析，刘勇关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研究等；三是由强调宗教影响的消极意义转变到注重宗教文化影响的积极因素的发掘，这一点在90年代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中有了较普遍的表现，同时也是这一课题研究在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的主要标志。这三种趋势之所以在90年代初期开始显露并且发展，原因是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对宗教的政策也趋向开明，合法的宗教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介绍、宣传与研究宗教文化的出版物日益增多以至风靡一时，为宗教意识的渗入人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舆论环境。其次，80年代是一个政治话语特别亢奋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集聚在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集聚在对几十年“左”倾政治的反思与痛省，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社会的话语方式走向多元分化，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国民物质利益的丰富，但同时也导致了国民精神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解体，人们开始从过去一体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中分离出来，各自寻找适合于自己栖居的精神家园。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那些怀抱独特的学者与批评家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则是不足为奇的了。不过，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还只是初具规模，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资料有待于更细致的发掘。鉴此，笔者拟结合本课题当前研究的基本状况以及自己在此课题研究中的一些心得，对本课题研究的文学史依据及其意义与方法论等问题贡献一点自己的意见。
一
研究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首先应该寻找和确立它的文学史依据。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学术界过去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政治、军事而展开自己的存在，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如近代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观念在相互的碰撞与渗透中大为流行，而像宗教这种与政治军事隔得较远的思想文化体系则处于边缘的位置，对这个世纪的文学历史没有产生很有效力的影响。所以，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国内学人所著的现代文学史，没有哪一部在叙述20世纪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时提到过宗教的作用，没有哪一部在分析20世纪的重要作家时肯定过宗教文化思想对作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美裔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他颇具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甚至把宗教感的缺乏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一样的主要区别。他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阐释罪恶的其它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夏志清的这一论断应该说是富有穿透力的，在以人伦物理为支点的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统制下，中国文学之宗教感的缺乏恐怕不是现代这几十年的独有现象，而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但是，正如中国文学总体上缺乏宗教感而中国的文学家们却往往与佛道两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样，我们不能以现代文学之缺乏宗教感就否定或者拒不承认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某些重要的特质。这样说，当然不是对文学史的一种假设，而是在深厚的文学史事实的依据上得出的一个具有巨大包容与扩张力的历史命题。
寻找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之关系的文学史依据，首先可以从现代作家的家学渊源的考察入手。在封建时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治学循内外两条途径。一是治经世之学，包括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等，用以治国兴邦，建功立业；二是治性命之学，包括佛学与道家学说，用以日常生活中的含藏吐纳，修身养性。曾身居高位的香山居士就说过自己的人生原则是处世以儒、置心于佛。明季竟陵派巨头钟惺说得更为形象，说自己是戴儒帽、着僧衣、穿道履。在这样一种内外兼修的治学传统的引导下，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鲜有不习佛经道典者。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这种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也有不少人的问学之途中曾经得到这种旧式知识分子的亲炙，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在宗教学说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如许地山家族中礼佛之风甚重，其祖母吃斋奉佛，其父进士出身，对佛学有很深造诣，曾自号“留发头陀”，其妻林氏一家也有崇佛传统。作为近代著名学者俞曲园的曾孙，俞平伯的家学更为显赫，他不仅从小熟读经史子集，而且对佛典也多有涉及。尤其是后来成为他的岳丈的舅父许汲候先生，自号安巢居士，饱读经书，性喜佛学，对俞平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氏兄弟、许寿裳等既是书香世家子弟，后来也曾追随章太炎问学，他们对于佛学的精研不能不说与章太炎要以宗教心来激发国民道德的启示有关。
如果说现代作家与佛教的关系多来之于家学的影响，那么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则显然是后天秉承教育的结果。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所谓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已经浸淫在西方文明的血脉中，影响着西方文明体系的政治、伦理、道德、习俗、学术甚至包括思维模式与话语方式。从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无不以向西方寻求真理为救国之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输入西方文明的进步观念、学理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潮。介绍引进西方文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介绍引进基督教文化的过程，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极力推荐摩罗诗派的首领拜伦，于是在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推荐了拜伦的三种诗剧与叙事诗，而这三种诗剧与叙事诗或者直接取材于《圣经》或者与基督教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因而，无论愿意与否，也无论自觉与否，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本身就包含着接受基督教的影响。第二，在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或者东洋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无不向往的求学之路，技术型知识分子是如此，人文型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如冰心、梁实秋、林语堂、闻一多、李金发、田汉、巴金、徐訏等本来就是到国外去学习文学艺术与哲学的，而西方的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艺术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水乳交融，学习西方文学艺术不可能不接受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而像鲁迅、郭沫若、王独清等由技术型知识分子彻底转变为人文型知识分子，恰恰就是留学期间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并深受其影响的直接结果。第三，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西方宗教团体在中国各地办的教会学校，如冰心、许地山、张资平、林语堂、曹禺、萧乾等，在青少年时代都曾接受过严格的教会学校的宗教训练。在这些人中，虽然也有如萧乾者对当年的教会训练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视之为自己精神上难以承受的负担，进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昔日的教会学校生活极尽嘲讽之能事，但大多数进过教会学校的作家还是能够从正面意义上肯定教会教育对自我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过去，研究者往往对这一种事实讳莫如深，或者视若无睹，尤其是对那些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作家，似乎提起曾经受过教会教育乃是一种污辱一样，当然也就难以发现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了。
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注意的是作家个人独特的身世经历。这些个人的独特身世经历，有时会成为作家通往宗教的桥梁，如废名出生在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宏法宝地黄梅县，他家距五祖当年密传衣钵给慧能的东山只有20余里。礼佛是这一带人的历史传统，废名从小就随父多次到过五祖寺，通往五祖寺的沙滩、石桥、水坝、竹林，还有五祖寺里的小木鱼、小喇叭，都在废名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可以说，正是这一方山水、这一种人文，不仅赋予了废名一副艺术家的情怀，而且赋予了他一种亲近佛学的宗教心态。废名是非常看重这份独特的身世经历的，他在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曾这样说：“就教育说，这个中学教育抵得当年五祖寺具有的教育意义吗？那是宗教，是艺术，是历史，影响于此乡的莫须有先生甚巨。”丰子恺与夏丐尊的习佛则显然得缘于他们与弘一法师的特殊友谊。丰子恺是弘一出家前的得意门生，他虽然天性茹素，但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居士，无疑与恩师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丰子恺在怀念弘一的散文中多有表示。夏丐尊与弘一是莫逆之交，弘一最终由家居修练到彻底出家乃是由于夏丐尊的“助缘”，而夏丐尊也是在弘一于人生事业最高峰时毅然出家苦行这一件事情上受到心灵的震撼，于是与弘一相约研习佛典，从而与佛教文化结下厚缘。个人的独特身世经历有时也会成为作家获得宗教启示的闪光点，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老舍。老舍年轻时曾加入基督教，并一度很热衷于基督教会的活动，但他同时对佛教也深存好感，评价甚高。40年代初期，老舍应邀到汉藏教理院演讲，曾说“中国的人世间，只有在佛教中得到一些崇高的感觉”，甚至十分庄重地表示，推动人间弃恶从善的责任“只好落在你们和尚身上，因为你们富于牺牲精神”。深入了解过老舍特殊身世的读者就会知道，他对基督教的热衷无疑是受到一位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这位传教士曾介绍老舍到英国教授汉语；至于他对佛教的好感则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个人情感的积蓄之中。老舍幼年失父，家贫如洗，是一位满清贵族资助他上完了小学。这位满清贵族豪侠仗义、乐济好施，后来家财耗尽，剃发为僧，释号宗月。老舍不仅受其恩泽，而且有一段时间曾在他的身边帮助救济穷人，老舍称他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人是老舍的母亲）。老舍在40年代初写了一篇题为《宗月大师》的散文，文章以充满感念与虔诚的笔调叙说了宗月大师乐善好施、救苦救难的善德懿行，以及作者自己与宗月大师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他说：“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不会入宗教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可见，正是这些独特的个人际遇，使老舍在自我人格主体的建构中获得一种宗教性的启示。
二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显著的影响而言，已可开出一个很长的作家名单。佛教方面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许地山、俞平伯、宗白华、废名、瞿秋白、丰子恺、夏丐尊、老舍、高长虹、施蛰存、沈从文、无名氏、徐訏、汪曾淇、贾平凹、史铁生等，基督教方面则有郭沫若、冰心、田汉、巴金、王独清、冯乃超、曹禺、苏雪林、王统照、张资平、鹿桥、林语堂等，在伊斯兰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作家就是张承志。这些作家有些是数教兼通，如许地山与老舍都是基督徒，同时又深受佛教影响；周作人一生都在把玩佛学，但却声称中国如果需要一个宗教的话应以基督教为宜；林语堂也是既服膺基督，又心仪老庄。世界上的宗教乃是人类祖先面对自然伟力与神秘时心灵敬畏的产物，各种体现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性成果的宗教其基本精神是相通的，无所轩轾的。现代作家除了对道教拜神仙以求富贵、炼丹药以求长生的流于下品多有非议，对基督与释迦大都表示着同样的尊敬和崇仰，这说明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联系主要是建立在自我主体人格建构的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我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曾经谈到现代作家亲近佛学有四种心理底蕴，一是对佛典之文学性的爱好，二是对世间苦理论的体验与慧悟，三是对菩萨行观念的接受与奉行，四是对佛典中人情物理之讲究的钦服。其实，现代作家对基督教的亲近又何尝不是如此的重视精神修养，只不过世间苦被换成了原罪、菩萨行被换成了博爱而已。可见，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充满着自我主体性的关系，是一种借他山之玉以攻错的主体性的强化，而不是像一般的宗教徒那样，面对佛陀与上帝的博大威严而宁愿放弃自己的一切。
这样，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的种种关系，就能使我们更加逼近、更加尖锐地切入作家内在的精神结构。人的精神结构是多层次的，越是优秀的作家其精神结构的层次就越丰富与复杂。其中有政治意识的层次、道德伦理的层次、人生观念的层次，也有审美意趣的层次。这诸多层次又可大致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与社会集团行为相呼应，一种类型与个体生命体验相联系。在生命主体的精神活动中，这两大类型与个体生命体验相联系。在生命主体的精神活动中，这两大类型可能是吻合的，也可能是相离甚至是相悖的。历史上那种政治立场进步而个人行为不端或政治立场保守反动而个人节操良好者从不鲜见。这种分离状态也说明人的精神结构的诸多层次有可能同时存在，有可能某一时期此层次特别活跃，某一时期则彼层次格外突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与教从来就是分离的。这种传统决定了宗教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的生命体验方面。如鲁迅，其与社会集团意识相联系的是政治倾向上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但正是他对自我生存之精神逼迫与肉体痛苦的双重烦忧使他接近佛学，至于他对于基督题材的爱好以及对群氓钉杀人之子的大悲恸，则是来之于他对自己屡屡被寄望最厚的青年所背叛以及对国民的“看客”劣根性的一种非常深刻而又独特的个人体验。应注意的是，在人的精神结构中，社会集团意识的建立往往体现为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一种观念性联系，那些观念是外在于自身的，可能持之终生，但也可能不断地变更。而个体的生命体验往往是对生命本身的意义追问，是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自我对话，它内在于个体生命之中，追问与对话中所形成的意念、思想、感受等等不像社会集团意识那样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它们还将渗透到个体生命的气质、情绪、心理、习性等等人性的深层结构中，不仅影响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而且一旦形成就不易化解。如陈独秀、瞿秋白，这是两位典型的集政治家人格与文学家人格于一身的现代作家，陈独秀在从事文学革命之前曾向好友苏曼殊学佛，与近代一些佛学名家也多有往来，瞿秋白早年亦曾习佛，并说他是在菩萨行观念的引导下走向革命道路的。后来这两位作家都投入到具体的政治实际中去了，作为唯物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们在观念意识上对宗教的态度无疑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陈独秀甚至从一个政治革命家的角度痛斥过下层佛教的愚民之害。但是，一旦他们双脚踩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重大抉择的作出仰仗的不仅是观念的正确与否而且是人格修养的如何时，他们人格精神结构深处的佛学修养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所以，陈独秀在被捕时与瞿秋白在临刑前才会有如此无所挂牵、无所惊怖的从容风度。当然，在大多数现代作家那里，这种宗教式的人格气质是存在于作家精神结构的深层之中，它对于作家生存及其创作的影响也往往是采用潜隐的方式，所以研究者往往对此容易忽略。尤其是几十年来主流文化过于注重精神产品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对于浸润在精神产品中的创作个体的内在生命体验则有意加以排斥，从而阻断了研究者们对作家精神结构中的宗教因素进行挖掘的努力，同时也是阻断了研究者从多方面透视作家精神结构之繁复性与隐秘性的可能。
现代文学历史的建构曾经几多劫难，建国后几十年竟被缩减为一部十分有限的革命文学史。“文革”后这种现象逐渐得到改变，革命话语、启蒙话语、个人话语乃至市民话语各种模式的文学都在文学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宗教话语模式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观，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误读。因而，加强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历史的重构是有深远意义的。一方面，这种研究可以开拓领域，把那些无法归纳到意识形态领域但又确实属于精神产品的文学创作纳入到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如鹿桥的《未央歌》、苏雪林的《棘心》等长篇小说，里面贯穿着的是一种基督精神，所运用的是一种地道的基督教话语，无论是在内容的深厚性还是在艺术表达的成熟性方面，都可以称得上现代文学史的上乘之作，但历来的现代文学史几乎不加评论，这实在是因为作品的宗教观念太显著的缘故。还有一些重要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某一时期曾受过宗教观念的影响，后来思想发生了大的转折，但是他们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所写下的一些运用宗教话语、体现宗教观念的文学作品甚至比他们用革命话语写下的作品更加博大深远，历来的文学史受意识形态化的制约宁愿选择后者，也不愿为前者提供一定的篇幅，从而对全方位地观察作家造成了一定的遮蔽。至于20世纪后半叶在台湾兴起的如《莲花水色》之类大部分是佛教徒自己创作的佛理小说，还有90年代曾在大陆读书界风靡一时的台湾佛理散文等，很有可能也会在文学史中占有一份空间，因为一部文学史归根究底应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既然这些作品曾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文学历史的建构就没有理由拒绝它们。另一方面，对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能够丰富与加深对某些经典作品的主题理解。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它以深邃的思想、繁复的意象、精致的结构、富于张力的语言表现被公认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鲁迅也很看重这部作品，说自己的哲学全包含在这部作品之中。但过去的《野草》思想研究侧重于社会学与传记学的研究，侧重于宗教话语的研究尚很少见到。其实，鲁迅的这部作品不仅运用了大量的宗教意象、宗教话语，如耶稣、地狱、死火、虚空、大欢喜、造物主、神之子等等，而且里面贯穿着鲁迅对于人生的宗教性体验。如“钉杀了人之子的悲哀”、“惟黑暗与空虚乃是实有”、“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待我成尘时，你将看见我的微笑”、“死亡是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等等命题，本来就是一种富于宗教意味的人生体验，我认为只有运用宗教话语与宗教思维来阐释才能说得透彻到位。巴金也是一个深受基督精神影响的作家，有着一腔富于爱心的宗教情怀。最近，马佳先生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很大的篇幅从爱心、受难、忏悔、原罪、复活等方面分析了巴金作品中的基督教意义，这比过去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来阐释他的作品，无疑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学术探索，其中用“原罪”的观念来解剖封建大家族衰败的悲剧原因，就具有一种相当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当然，一部经典作品是否具有宗教性启示，并不决定于这部作品是否写了宗教题材，用了宗教话语。人类历史已经昭示我们，艺术精神与宗教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就对人类根本问题的终极关怀来说，宗教精神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又比艺术要高一个级次，所以，一部艺术精神达到极致的经典作品，即使其中一字不提宗教，也不使用宗教话语，但在其表现出的形而上意义方面却能够赋予读者一种宗教启示。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作品写到了一些地方性的民俗，而整体格局是写人事，写人事的纠葛与遗憾，但由于作者在这些人事纠葛中贯注了自己的对人类生命状态的终极关怀，对一个民族命运的悲悯思考，在作品如诗如画、似梦似真的描写之中，一种沉重的、深刻的宗教启示透过这些人事的悲剧浮上意义的塔尖，这就是整部小说无处不在的“无常感”。在加深与丰富经典作品的主题理解，调整文学历史描述的意义结构方面，这一类的作品尤其应予注意。
三
研究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课题。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古老形式，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话语体系与文化原型，因而，方法论的意义在这一课题的进行中就显得特别重要。当然，要进入这一课题，首先就要能够进入宗教的话语体系，并且熟练地予以操作。过去国内有些学者研究某个作家所受某种宗教的影响，通篇所用的乃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概念，这不仅是隔靴搔痒，而且容易造成误读与偏见。这是一个前提，除此之外，就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形成的特殊性而言，我认为在方法论上还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这是一项指证性的研究，是一种关系的清理。这种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尽量充分地发掘和掌握材料，充实例证，不作蹈虚凌空之论。立论有据，这是所有科学研究都应具有的品格，都应遵守的方法与原则。但就宗教文化影响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点来看，我们这里所说的充分发掘材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应该特别注意散文、诗歌（包括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词）等与作家的精神意识有着更直接更明显联系的文学体式，在这样一类的作品中，作家言志抒情、谈禅说道，都是直写胸臆，所以最容易透露出自己精神结构中的深层意识，有不少作品甚至直接就是作者对人生的宗教性体验的揭示，也有不少作品记录着作家与一些宗教界人士的交往及其所受到的影响。这类作品在作家创作的整体成就中也许不算重要，作家自己也不甚重视，但对本课题的研究却是非常有用的材料。如郁达夫以小说著名，其小说格调虽凄清孤独，却少有宗教文化的蛛丝蚂迹，倒是从其散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在情绪上具有强烈的宗教亲和性的作家自我形象，在他的旧体诗词中我们也可以读到他对佛学的欢喜赞叹。二是对作家本人的日记、自传、自叙、传说等传记性材料也应予以特别的关注与梳理。这些传记材料的梳理既可以为作家与宗教的关系提供最确切的证据，也可能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使研究者豁然开朗。譬如鲁迅青年时代的用功佛学，人们都知道这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但这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内在的驱动呢？查阅鲁迅的日记，这一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鲁迅的日记告诉我们，刚过而立之年鲁迅就一直被身体的疾病所纠缠，他学佛用功最猛的那段时间正是他感觉肉体苦痛最强烈的时候。所以，鲁迅接近佛学乃是由肉体苦（佛学所谓生老病死，六体难安，犹如火宅）入门而上升至精神之逼迫性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对佛教的死亡观念与地狱意象那样情有独钟。
正如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发生质的变化，由封闭的封建君主社会转变为共和政制的现代社会一样，中国文学的转型是在20世纪早期发生的，以白话为正宗的语体文的确立以及西方民主科学和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输入，使中国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开始了现代形态的转化。在这样一种社会与人性的双重嬗变中，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必然会呈现出种种新的方式和新的形态。我们研究这种关系既然以探求揭示这种种新的方式与新的形态为主要任务，那么，局限于一个个作家的分别研究和那种具体地将作家所接受的宗教影响一一指出，然后加以简单评判的对应性研究模式显然已经是不够的了。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主题的确立要求我们选取宏观考察的视角，从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来分析20世纪中国作家在接触宗教文化时所持的基本态度、所体现的基本规律、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所提出的问题与解答的方式。马佳的博士论文《十字架下的徘徊》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从形成的历史缘由、嬗变轨迹、多重纠葛、总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深入的阐释与论证，笔者的博士论文《佛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则综合地探讨了现代作家的佛学渊源、现代作家厚佛的心理底蕴、现代作家与佛教关系的四种模式、现代作家与佛教关系的时代特征。最近，葛兆光在《东方文化》1997年第7期上发表《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一文， 超越了某一种具体的宗教影响论述，总体地分析现代作家的宗教心态，解剖现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困境。这些成果都是宏观研究的有益尝试。但这些尝试还只是研究的起步，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提出，还有许多已经涉及到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譬如现代一些著名作家在学术上往往是释耶兼通融汇，那么这种兼通融汇的交点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因为这两种宗教文化都体现出三种基本意识，即寻根究底意识、悲悯意识与超越意识。那些基本意识在现代文学的主题模式中是怎样曲曲折折表现出来的？寻根究底意识究竟为现代文学沟通了哪些古老而弥新的人类文化原型？又如周作人、无名氏、沈从文等都曾经从现代理性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互补性这一角度思考过中国新文化建构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建构的发展趋势中，这一种思考当然是处于边缘的非主流的意见，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些处于边缘的独立思考中，往往蕴含着某些能够救治时弊的深远启示，这一笔现代思想财富的继承与梳理也应该是本课题研究的当务之急。至于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之关系为未来之中国文学所呈现的深远意义尤其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是以科学民主为旗帜而滥觞与发展的，但是，正如葛兆光在《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一文中所指出的，“科学与民主并不能建立心灵的终极价值，科学是有用的，但惟其有用，它更多地表现在技术操作层面。民主也是有益的，但民主是一种制度而不是目标。人尤其是文化人的心理需要更深层的生存意义来填充，需要更虚玄的人生价值来实现，也更需要有一种脱离了具体的实用的生活的平静心境来支撑”。从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来看，这种意义、价值与心境无疑可由宗教文化来提供。所以，当一个新的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科学文明在人类精神建构方面的有限性的时候，研究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就是一个愈来愈显示出重要性的文化命题。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与宗教文化的精神联系，就不仅是在学术意义上的关于宗教与中国文学关系史的时间上的延伸，也不仅是对中国作家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方面的具体坐实，而且是对下一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种具有借鉴作用的学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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