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散文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诗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代散文诗发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生活和社会体制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但对文学来说，因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必然是过程性的。50年代初报刊上散文诗作品极为罕见的现象表明：一、翻天覆地、迅猛异常的生活变化必须化作散文诗作者的情感经验后才能表现出来；因为散文诗诉诸于读者的，是美感和想象，其短小的形式和心灵内省的特点，要求它只有把外部现象变成内在的个人经验时，才能进行散文诗的艺术建构。二、在社会体制转换之初，散文诗的作者队伍基本上是40年代战斗在国统区的作者们，他们不像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能很快适应新体制下创作观念、题材、主题的全面转移，他们对新的生活、观念和表达策略，需要更长时间的体验与学习。
散文诗沉寂了六、七年。较早打破这种沉寂局面并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柯蓝的创作。他的早期散文诗大部分写于1956年，发表后结集为《早霞短笛》，于1958年1月出版。 他的诗情与灵感完全受着新生活的鼓动。他说：“至于我写这两百多篇散文诗本身，我也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发扬什么，继承什么，我只觉得有一些话，有一些声音要喊出来，于是我就抓起笔写下来了。”（注：柯蓝：《早霞短笛·后记》，作家出版社1958年1 月版。）这种仅凭一时热情的无“根”写作潜伏着某种危险，但对当时急于要“放进我们今天的欢乐”的作者来说，是很难觉察的。作为新中国诞生后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诗集，《早霞短笛》给人们带来了50年代亢奋、昂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崭新的时代精神。同时，这新中国“第一本散文诗集”的第一辑，是以“我的赞美”命名的，——它提醒我们注意：散文诗已由40年代“啊，中国，我们真值得为你战斗”的主题（注：参见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09—118页。），转向了“ 我的赞美”的主题。这种主题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题材上，注意选择光明、美好的事物与场景；在情绪色调上，显得明朗、乐观、昂奋；在表现上，更注意群众化和民族化。
单纯的时代必然产生单纯的颂歌，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柯蓝的赞歌中，也体现在艺术成就更高一些的郭风的散文诗中。郭风在当时与柯蓝有相同的心情，他说：“恐怕我是不会写诗的，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真想歌唱。”（注：郭风：《叶笛集·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 年2月版。）郭风的《叶笛集》，所歌唱的主题与柯蓝相比，并无根本的区别，不同的是，郭风在40年代就是一个散文诗作家，他并没有彻底否定自己的艺术所长，而只是在新的时代扬弃了自己过去的忧郁感。他的散文诗写作，从乡土文化、中国传统诗词与散文中吸取过不少营养，也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凡尔哈仑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中获得过裨益，特别是西班牙文体家阿左林的作品，十分投合郭风热爱乡土、崇尚自然的个人气质。因此，他给当代散文诗带来的，不是那种单纯、热情的颂歌，而是有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鲜明地方色彩的、轻婉柔丽的乡村牧歌。它们像一泓清泉般映照着我们时代的山川风物，映照着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给轰轰烈烈的当代生活带来了清凉的诗意。
无论是柯蓝的赞歌，还是郭风的牧歌，都属于新时代的颂歌。颂歌是这个单纯而夸张的年代共同的主题。新出现的散文诗作者闻捷、许淇、李耕、萧甘牛等唱的是颂歌，4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老作者刘北汜、汪曾祺、丽砂等也彻底改变了自己过去忧郁、悲愤的调子，唱起了欢乐之歌、赞颂之歌。《太阳正在上升》（刘北汜）、《春天颂》（丽砂）、《橘园颂歌》（闻捷）、《大青山赞》（许淇）、《早晨的笑声》（巴·布林赫）、《苗山诗境》（萧甘牛）……只要看看这些较有影响的散文诗作的标题，人们就不难发现当时的创作主流。
当然，这不是全部现象，当代散文诗的发展也有它相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1957年前后，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进程，作家们单纯的热情逐渐演变为冷静的反思；另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鼓舞了人们个性与风格的呈现。散文诗开始出现题材与表现的多样化。有表现工矿、农村、部队、少数民族生活和风情的作品，也有友谊、爱情、人生、理想的咏叹；形式与技巧也趋于丰富，寓言式、象征性与言志式的作品开始出现。老诗人艾青在1956年下半年写了《画鸟的猎人》、《偶像的话》、《养花人的梦》、《蝉的歌》等散文诗；流沙河有感于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的诗句，用他的《草木篇》暗示人的不同品格；徐成淼则用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劝告”朋友不要因暂时挫折、不幸而伤感。这些散文诗在当时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开辟了新的疆域，艺术表现也较为曲折、含蓄，富于寓意和艺术暗示力。
然而，题材与艺术多样化的现象，无法越过1957年那场知识分子都须被迫承受的劫难。在那场反右运动中，一是不少作者不情愿地停止了写作，如艾青、流沙河、李耕、徐成淼等；二是非颂歌的题材不再有人敢写，象征、寓言式的表达也只好放弃。散文诗基本上只剩下单一的赞美与夸张的抒情。在这种单调的情况下，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口号又被简单解释为配合中心工作；此外，散文诗还受到1958年大跃进和新民歌运动的冲击。这样，单调的赞歌只能朝两方面转变：一是从抒情想象向表象陈述与观念演绎转变；二是从个性感觉向集体意识转变。华嘉的《奔流集》就是这两种转变的典型：这本散文诗集的124章作品， 写的都是1958年的集体生活表象，它不缺少当时的许多“事实”、场景和人物，不缺少口号和豪言壮语，唯独缺少作者的个人感受和艺术想象。这当然是华嘉的不幸，但时代的扭曲连郭风、柯蓝也未能幸免。1959年，柯蓝《早霞短笛》再版时，所写的“再版后记”就明显否定了一些不该否定的东西，却肯定了自己一些不值得肯定的东西。郭风在《叶笛集》之后，“时事篇”闯入了他宁静、恬淡的诗境，他也开始谈论重大政治斗争，记录劳动场景和英雄事迹了。
散文诗终于由单调复归沉寂。直到60年代初，才有刘湛秋、张长、许淇、硝石等人写出了一些乡村素描式作品，点缀了这个寂寞的园地。但他们的创作，也是昙花一现，因为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建国后至“文革”的当代散文诗，注入了时代理想、奋斗激情和明朗、乐观的色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生活情调，这是一方面；另一面是，命途多舛，道路极其艰难曲折，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教训，总体上表现为鲁迅开创的《野草》散文诗传统的中断。（注：参见王光明《散文诗：“野草”传统的中断》，《灵魂的探险》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35—257页。）
二 郭风与柯蓝的散文诗
在当代中国散文诗领域，创作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郭风和柯蓝。
郭风（1919— ），原名郭嘉桂。生于福建莆田县。他于30年代末开始发表散文和诗歌，是一个受过几年传统私塾教育，在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但郭风始终不是一个主流作家，他不同于二、三十年代从乡村进入都市的浪漫文人，不满三岁丧父的经历使他的心灵过于早熟并带上女性的特点；他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从都市走向乡村投身于革命的作家，接受过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洗礼。他从未进入过现代都市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甚至连他所喜欢的作家（诸如陶渊明、苏东坡；西班牙的阿左林；法国的果尔蒙、凡尔哈仑、蒙田；美国的棱罗；俄国的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等），也带有极大的边缘性。这种地理上、意识上和文化来源上的边缘特征，决定了郭风看重个人选择和民间社会的写作意向，并使他始终坚持“不图私利，不慕浮名，老老实实地为人，切切实实地工作和写作”的人生姿态。郭风是固执按自己个人经验和心灵律令写作的作家，既不容易成为时代注目的中心，也较少受时尚的左右，随着风尚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主题和表达方式。因此，他以散文诗为主的创作，具有从心灵和美学出发，追求文学本体价值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文体家的风貌。（注：参见王光明《作为散文文体家的郭风》， 《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郭风的散文诗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的作品以《麦笛》、《探春花》、《碉堡》、《百合花》、《炊烟》为代表，它们诗意地表现了作家扎根于生命深处的对土地、对自然，对以独特生存方式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生活感受。那凝着露水和朝阳的香味，充满渴盼和梦想的麦笛；那探首于被窒息的土地，呼唤着温和日光的探春花；那代表着土地和人民的庄严，连系着许多英雄传说的碉堡；那圣洁得让人静穆的百合花；等等，充分体现出作家感觉、想象和语言的魅力，体现出他对自然题材的情有独钟。
第二个时期，即五、六十年代的中年时期，是郭风散文诗由自发的探索走向自觉创造，形成个人风格和赢得普遍读者的时期。以《叶笛集》为代表，郭风确认了自己的边缘身份，体现了“用自己的方式”歌唱自然与乡情的“叶笛诗人”形象。在著名的《叶笛》中，“像民歌那么朴素，像抒情诗那么单纯，比酒还强烈”的感情，与故乡绿色平原上的草香、果香和阳光的斑斓色彩结伴而来。这里有50年代中期时代气流的弥漫，那种明朗感和不假思索的热情，它没有当时意识形态的夸张性，没有粘滞新生活表象的时代错觉，而是“像我们的祖先一样”，面向自然意象抒写“童年时代便被培养起来的、对于乡土的眷恋之情”，抒写“民间的、乡情的情绪”（注：郭风：《我与散文诗》，《人民文学》1981年第1期。）。
70年代末之后的郭风散文诗，可视为他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具有归真反璞的特点：以平静的叙述调和感情的冲动，以指向感悟的自言自语替代情感的直抒。1981年收入《你是普通的花》第五辑的散文诗是为许多人所推崇的：那些由雪、霜、晴绿的山影、光秃的枝枒、端庄的百合、清冷的月色、倔强的小花小草等自然意象构成的散文诗艺术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孤独焦虑中，寻求心灵宁静和人格完整的独语者，把自然景象的描绘出神入化般引向内心气象的喻写，是这些散文诗的特色。郭风晚年的散文诗从过去生活的牧歌发展为对人生的沉思和领悟，它们不仅作为人生经历、人生智慧的提取和利用，出现了许多启人心智的哲理和议论，而且随着情感的凝定，风格趋于自然、冲淡。激扬的热情和灿烂的想象逐渐凝定为本真诗意的自然流露，让人们感到具有澄明面对和自由、放松的魅力：那是真正的信于拈来，迁想妙得，随心所欲，自成法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郭风憬悟到“散文诗的形式具有一种善于流动的性质，好像云，好像水或其它液体一样，在本质上，没有定式没有稳定的、规范的形式”（注：郭风：《散文诗琐论》，《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主张把握其变异和流动的规律。因此，在晚年写的《十二属相》、《木乃伊》、《梨的形式及其它》等代表作中，郭风自觉放弃了过去被誉为“郭风体”的散文诗抒情结构，不再使用明显的象征和比喻，而主要靠情境本身的矛盾动态关系和戏剧性形成艺术张力，用内在动静与文气的韵律推动章法结构，抵达一种心理的真实和事物本质的瞬间敞明。这种具体题材的个性化处理，所体现的文体真义就不再是已成的风格模式，而是每个创作机遇中具体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郭风散文诗创作的三个阶段，总体上体现为一个不断趋近散文诗艺术哲学精神和本体性的过程。这就是，越来越深入地意识到散文诗是个人心灵极深的内省形式，更适合表现内心的激情、梦幻的波动和戏剧性的情绪感受，须在有那种高峰体验和内心需要时才能写好。
柯蓝（1920— ），原名唐一正，生于湖南长沙县。他于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1944）《红旗呼啦啦飘》（1945）曾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不过，进入当代以来，柯蓝的影响，主要在散文诗方面。
柯蓝1958年出版的《早霞短笛》，是当代中国的第一部散文诗集，其中那些饱含激情与哲理的篇章，曾在50年代的青年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据作者自述，这些作品原是清晨或者深夜，在某个片刻把“一闪的思想”记载下来的东西，“原先写写，只是把它记在日记本上，或是写在朋友的来往信件中，而大半也只是记载一时一物的情景，写作来给自己或朋友们看看的。”（注：柯蓝：《早霞短笛》“题记”和“后记”， 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版。）的确，这是一些尚未经过形式与技巧的艰苦经营延展、深化的、“不成形”的东西，一些情感的游丝，一些闪光的哲理，具有行吟诗人的即兴写作特点。然而，通过散文诗瞬间敞明这一特征，柯蓝在一个热情单纯的时代，成功地对散文诗的内省性作了外向的改造，使之演变为一种赞颂的、劝勉的、抒发豪情和理想的简便文类。
柯蓝是一个影响广泛的时代作家，他的散文诗体现了50年代的时代精神与作家个人才华的适应，单纯、明朗的审美经验与较为简单的艺术表达的和谐。他就像一个热情而又见多识广的青年旅行队的向导，能用诗化的语言刷新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燃起你生活的信念和探索追求的激情。他告诉人们，“早霞就在我们头上，这是我们用画笔在天空涂上的色彩”；他让人形象地认识什么是《困难》和《友谊》，《劝慰》你不要《犹豫》和《等待》，帮助你《选择》高尚的《目标》，鼓励青年经受住这样那样的《考验》，使自己变成一颗“美化生活的种子”。柯蓝的散文诗，重视时代精神和革命理想对描写题材的渗透，追求义理与事物特征的打通，较少存真式的描绘和自然美感的抒写，不少作品为观念所囿且不够含蓄，但当他面对自然题材并注意节制流行观念的表达时，也写出了一些清新别致的作品，如《梅花》、《海上灯光》、《千年松》、《雪》、《萤火虫》等。
《早霞短笛》之后，柯蓝在60年代还以“早霞短笛第六组”为副标题，发表《江南水乡》、《奇妙的水乡》等散文诗组篇；“文革”结束后，也还出版了《果园集》等散文诗集，加强了历史与现实的沉思品格。但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已远远不如五、六十年代了。
三 新时期涌现的散文诗群
当代中国前十七年的散文诗，道路是非常曲折坎坷的，而10年“文革”中一些以散文诗名义刊发的作品，则完全是政治化的句子，毫无艺术趣味可言。回顾2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其主流创作大致体现为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演变过程：题材从早期表现现代生活无数关系的交织，逐渐转向乡村场景和自然山水的描写；视点从主体意绪、感觉的审美，移向社会经验和生活现象的写生；趣味从对现代生活冲击下内心强烈的紧张、困惑、苦闷的审美欣赏，回到带有传统色彩的政治热情的挥发和对单纯、和谐、静态事物的欣赏。这一切也反映在散文诗的本文结构中：由鲁迅《野草》式的艺术象征世界—→某种思想感情的抒发—→某种生活（或自然）现象的描绘或某种观念的演绎；由意象创造—→比喻的排叠—→场景摹写或议论。散文诗作为一个特殊文类的各种潜在功能和艺术要求并未得到全面展开。它是到了1979年，几代散文诗作者在文坛上重新汇合，为一种濒临枯萎的艺术文类的复兴“开展了‘自强’运动”后，才恢复了自己在文学中的正常地位和艺术个性的。
有必要录下如下事项，它们昭示了新时期散文诗恢复正常生态和走向文类独立的过程：198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黎明散文诗丛书”第一辑（7册，郭风、柯蓝主编）；1982年， 《榕树文学丛刊·散文诗专辑》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百名作者近40万字的作品；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黎明散文诗丛书”第二辑（12册，柯蓝、郭风主编）；1984年，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北京成立；花城出版社出版“曙前散文诗丛书”（8册，郭风、刘北汜主编）；1985年， “我国目前最为完备的散文诗选集”《六十年散文诗选》（孙玉石、王光明编选）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当代诗歌》“1986年民意测验”揭晓：“同‘80民测’、‘85民测’对比，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喜爱自由体和散文诗的读者逐年增多，而对各种格律诗和民歌体诗的喜爱程度则明显减弱”（注：《民意测验》，《当代诗歌》1986年3月号。）；1987年， 中国第一本散文诗理论专著《散文诗的世界》（王光明著）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复苏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展开和走向文类独立的过程，其基本特点是由以往单纯的赞美走向了历史、时代、现实的艺术思考，并努力突破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写作模式，在形式、技巧和语言等方面，积极探索展开这一文类的新的可能性。而其中脱颖而出的李耕、耿林莽、许淇、晓桦、灵焚等散文诗作家，尤为值得注意。
李耕（1928— ），江西南昌人。主要散文诗集有《不眠的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梦的旅行》、《没有帆的船》等。李耕在1957年就写过一些为人注意的散文诗，但真正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瞩目的作品，是他1979年“归来”后发表的《春笛九章》、《生命的回音》（16章）、《初春》（5章）、《耕耘者之歌》（10章）等。 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了一代追求光明的跋涉者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成了一代人独特命运、希望和信念的“回声”。李耕的作品，具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沧桑感，但爱情与信念使他能够节制个人命运的哀戚，并注意从自然隐微的生命中提取美丽的灵魂，因而具有婉丽而又深沉的品格。
耿林莽（1926— ），江苏如皋县人。主要散文诗集有《星星河》（与人合集，花城出版社，1981年）、《醒来的鱼》、《耿林莽散文诗新作选》、《耿林莽散文诗选》等。如果说，散文诗兼具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是一种探索的、寻找两者融合的文类。那么，可以说，耿林莽的散文诗倾向于诗的一面，具有纯诗的感觉美和简洁性。他的作品具有唯美的倾向，取材上承继了中国诗人的传统嗜好，喜欢自然意象的情境，但在表现上又对西方的象征主义情有独钟。这使他的作品非常精致，无论构思的精巧、布局的紧凑，或是语言的感觉转换，都呈现出盆景般的雅致之美。耿林莽是新时期散文诗创作中最讲究技巧和语言经营的作家之一。
许淇（1937— ），原名许明杰，上海市人。1956年赴包头市工作开始写作。主要散文诗集有《呵，大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北方森林曲》等。许淇也是一个50年代开始写作的散文诗作家，他的早期作品具有内蒙古草原清新、热烈而又流动的气息，艺术境界也较为旷远、雄浑，是北方的浑厚与南方温柔的统一。其新时期的散文诗作品更注意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开掘，意蕴也比早期创作含蓄、深沉，常能在排叠的抒写中拓开新境。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以艺术家的经典艺术品为题材的散文诗，具有独特的感觉和崇高的魅力，如《天鹅》、《列宾》、《西洋画册》等，均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且旋律极美的作品，可说是诗、画、乐的交响。
晓桦（1955— ），原名李晓桦，生于上海，在北京长大。主要散文诗集有《绿雪》（与人合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蓝色高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晓桦散文诗写作的基本特点是努力抓住军人的本质，抓住男人的基本气质，将它们放在大西北边疆的独特情境中，展示其阳刚与力量的美。他是散文诗领域军旅生活题材的开拓者，散文诗组《牧人与马》、《马鬃轻拂的坟茔》、《断碑》等，让人联想到高适、岑参边塞诗的气象。而最具有独创性的代表作，则是他西藏题材的交响乐式的散文诗集《蓝色高地》。这是一部具有但丁式恢宏气度的作品，将散文的描绘、分行诗歌的表现和故事的叙述，巧妙交织在一起，构筑了一个复合多义而又崇高、神秘的“蓝色高地”，而那个虔诚朝圣者的艰难跋涉，则象征着人类“在路上”的精神追求与自我超越。所有的人都死在路上，一切都将陷入黑暗，但一切都等待着被诞生，就是这部交响乐式的散文诗集的主题。可喜的是，作者能凭经验与直觉把握这一形而上的主题，有一种近乎自然的控制力，一种灵魂与语言相互应和的旋律。
灵焚（1962— ），原名林美茂，福建福清人。主要有散文诗集《情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等。灵焚是新时期散文诗园地最有探索精神的新生代作家之一，《情人》集中《飘移》、《房子》、《异乡人》三组作品最值得注意。它们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似乎没有具体的对象，也不源于现实时空中的个别经验。其中说话者飘泊无着、主体消失和无家可归的描写，超越了现实时空和具体经验的省思与展望，因而很接近鲁迅《野草》那种在焦虑与绝望中省思个体生命的形式和意义的创作精神，也与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那种对现代经验的恐怖与渴望的描写，有相通之处。尽管作品的艺术境界远不如鲁迅、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那样厚重、丰富和深邃，但是灵焚的创作关心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同时体现出一种整体的想像力，构成了一个主要不是依赖“抒情主人公”的意志与情绪牵引，而依靠情境、结构和语言力量支撑的独立文本世界。
在新时期散文诗作家群中，还有王中才、刘湛秋、刘再复、刘虔、徐成淼、雪迪、楼肇明、陈志泽等人的作品也值得注意；此外，陈敬容、刘北汜、莫洛等40年代就已成名的老作家，“归来”后也写了不少好作品。老、中、青三代作家不同风格的创造，使新时期成了本世纪散文诗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文类独立的呼声最高的时期，尽管没有出现《野草》那样内容深广、文体成熟的界碑式作品，但相对于当代十七年的散文诗，无论是题材，还是形式和艺术表现力，都有相当的拓展。
收稿日期：199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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