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汉语修辞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修辞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10年“文革”的学术沉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汉语修辞的研究跨入了新的时期，迎来了春天的繁荣。新时期以来(1978-2008)，汉语修辞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标志，1980年在武汉（由华中师范大学筹办）成立了中国修辞学会，并先后成立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六个地区分会；1982年在上海（华东修辞学会暨复旦大学）创办了学术刊物《修辞学习》；修辞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下面分四个部分概述新时期以来我国大陆学者在汉语修辞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并指出汉语修辞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思考
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对修辞的本质、修辞的原则、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修辞学体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修辞与修辞观 修辞作为一种言语活动，传统上一般认为是“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1]1532。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修辞实质上是一个选择过程，即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明确提出了修辞的“选择观”。如张志公指出：“什么是修辞？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2]3吕叔湘也认为：“修辞学，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各个（多数是同义的）词语之间，各种句式之间，各种篇章结构之间，各种风格（或叫做‘文体’、‘语体’）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最适应需要的，以达到当前的特定的目的。”[3]1可见，“修辞不是把话这么装饰那么装饰，更不是自己制造什么花样翻新的说法，只不过是从现有的语言材料中精心地选择而已”[4]4。修辞的这种“选择观”是对过去“美辞观”的一种修正。当然，对于修辞选择的对象——语言材料或语言手段，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修辞就是对同义的语言形式或手段进行选择；有的则认为，修辞对语言材料或手段的选择不只限于同义的形式或手段，还包括非同义的其他形式或手段。
关于修辞，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看法。有的提出修辞的“辩证观”，认为无论是就修辞现象来说，如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还是就修辞活动而言，如表达的平直与奇曲、形式的齐整与错综，都是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5]88。有的提出修辞的“动态观”，认为修辞现象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一方面，随着语用的创新，会不断形成新的言语表达手段；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也可以相互转化[6]。这些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对修辞本质认识的多元与深化。
2.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修辞学以修辞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如何理解修辞现象，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修辞现象应包括修辞内容、修辞手段、修辞效果三个方面，三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7]19。另有学者认为，修辞学研究修辞体系，即研究言语的各种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的构成及表达作用，以及言语同义形式和表达方式的系统[8]9。也就是说，修辞学不研究修辞内容。还有学者认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并进一步指出，“平行的同义结构”（即一般人所说的“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唯一主要对象，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次要对象[9]。
跟研究对象相关的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过去的修辞学研究往往局限于辞格，显得过于狭窄。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不断拓展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但其范围究竟应涵盖哪些方面，却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既应包括作为积极修辞的辞格，也应包括作为消极修辞的选词用句，还应包括语体风格和辞章结构[5]11～19。有的人认为，修辞学既要研究表达修辞，还应研究接受修辞[10]。有的人则认为，修辞学的范围不能过宽，不应把说和写的整个过程全部纳入修辞学，把修辞学和文章作法等同起来；也不应把接受效果也归进修辞学[11]15。
3.修辞学与修辞学体系 修辞学固然研究修辞现象，但研究者由于对修辞的本质和功能、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认识的不同，所建构的修辞学体系也不一样。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到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基本上是以辞格为中心建构的修辞学体系。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力求走出“辞格论”框架，以新的视角来观照修辞现象，创建新的体系。有的是以语言因素为纲建构体系，如郑远汉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有的是以修辞功能为目建构体系，如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有的是依据组合方式建构体系，如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修订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是依据辩证观念建构体系，如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修辞学体系的多样化，折射出学者们研究思路的开放。
4.语境与修辞原则 语境是修辞学的重要课题。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重要的有西槇光正编的《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王占馥的《语境学导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广艺主编的《汉语语境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建华等的《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生的《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语境的构成。如有学者认为，语境包括上下文、交际双方的目的、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与假设、说话的现场知识、世界的知识、彼此的信仰、文化背景与社会行为模式的知识等[12]。有学者认为，语境包括一般要素（即《修辞学发凡》所说的“六何”——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如）和特殊要素（传媒要素、伴随要素）[13]54。有学者认为，语境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的统一，即由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构成[14]。有学者还就语境因素的判定提出了见解，指出：构成语境的因素必须同语用的行为、活动、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并对语用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语用过程中的语境因素应该是可以把握、可以分析的[15]73。(2)语境的分类。如有的学者将语境分为“外显性语境”（时间、地点、目的、对象、话题、上下文）和“内隐性语境”（语用预设、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环境、时代环境、心理习俗等）[16]。有的分为“语言因素语境”（上下文语境、语体语境、社会特殊习惯用语）和“非语言因素语境”（交际双方境况、社会文化环境、时空环境）[17]。有的分为“言内语境”（语篇语境、句际语境）、“言外语境”（认知背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言伴语境”（伴随语境、现场语境）[15]77。有学者还提出了语境分类的三原则，即周遍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简明性原则[15]75。(3)语境的功能。有学者指出语境主要有两大功能：解释功能和过滤功能[18]。有的将语境功能概括为制约、解释、判断、生成等四个方面[19]；有的概括为限定、协调、省略、补充、制约、创造等六个方面I冽。
修辞原则也是修辞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就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21]245，这一直被人们视为修辞的基本原则。进入新时期，学界对修辞原则的探讨，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把“得体性”作为修辞的最高最重要的原则，并将“得体性”原则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的得体，指的是话语（文本）本身的得体，动态的得体，指的是话语（文本）在社会文化心理的大语境中的得体”[11]70；二是将修辞原则具体化，把“明确目的，看清对象”、“适应环境，注意场合”、“前后连贯，关照上下文”作为修辞的“三条最基本的原则”[22]52-70；三是把修辞原则区分为表达原则（包括立诚、切旨、适境）和接受原则[7]73-118。此外，还有人把孔子的“辞达观”（“辞达而已”）也视为修辞的一项基本原则[23]。
（二）方法探索
修辞研究要推进，修辞学理论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方法上的改进与创新。新时期以来，有两次重要的学术活动，集中反映了学者们在修辞学研究方法上所作的探索。
1.语法与修辞 1985年9月，郑子瑜发起了关于“语法结合修辞”的讨论。此前，他在《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中就提出，“中国的修辞学已经发展到了与语法学相结合而作科学的有系统的论说的时代了”。这场讨论持续丁几年，概括起来有三种意见：一是赞成，认为将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研究和教学是可行的，但语法、修辞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不能合二为一，胡裕树、邢福义、郑远汉等就持这种看法。二是反对，认为郑子瑜的观点难以成立，语法、修辞不能结合，谭永祥、高万云等就持此种见解。三是折中，有保留地认同“语法修辞结合论”，张志公、张炼强等就是这一态度。其实，在这场讨论中，学者们在概念使用的内涵上是有差异的，究竟是学科的结合，还是角度（研究或教学）的结合，大家的理解不尽一致。不过，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接受胡裕树等的看法。这次讨论的文章结集为《语法修辞结合问题》（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1987年10月，复旦大学举行了“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关于修辞学方法，学者们讨论得比较热烈的是如何看待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有三种意见：其一，反对科学主义，主张人文主义；其二，主张科学主义，反对人文主义；第三，提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这些意见都收集在会议论文集《语法修辞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上。此外，这次会议上，学者们还就修辞学的传统方法（如归纳法、评点法、比较法）、现代方法（如演绎法、结构分析法）以及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二、传统与现代
（一）传统领域
修辞学的传统领域是新时期学者们用力最多的领域。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比以往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具体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1.词语修辞 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刘焕辉的《用词造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倪宝元的《词语的锤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石云孙的《词语的选择》（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等。刘著讨论了词语运用中应如何辨析词义、明确指代、确切表数、分清褒贬、看准结构、变换词形等问题。倪著讨论了词语锤炼的条件、目的和原则，并结合作家锤炼词语的实例，从词语的照应和配合、词语的活用等方面总结了词语锤炼的一般规律。石著包括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从理论上阐述词语选择的意义、原则和要求，后一部分从意义、色彩和声音三个方面说明词语选择的具体方法。
2.句式修辞 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林兴仁的《句式的选择和运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倪宝元的《炼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武延（郑远汉）的《语言选“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等。林著用同义结构的观点，对排列类、语气和停顿类、详略类、顺序类、不同来源类的同义句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倪著讨论了炼句的范围，炼句与表意、语境、语体、辞格等的联系，以及不同句式之间的关系。武著以同义关系为纲，阐述了语言“选美”的标准和方法，并具体讨论了因结构繁简、位次先后、语气强弱等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类同义句式的选择问题。
3.辞格修辞 新时期以来，学界虽然不断有人提出要冲破“辞格中心论”，但又丝毫没有消减对于辞格研究的热情。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辞格理论。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是新时期第一部探讨辞格理论的专著。该著对辞格的系统性、辞格的产生与增建、辞格的结构、辞格的分类、辞格与非辞格的关系、辞格的运用与分析、辞格的基础、辞格研究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深化了人们对于辞格的认识。李晗蕾的《辞格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述了辞格的语义机制、语义系统和认知功能，并依据“零度—偏离”理论构建了一个融合语言意义和认知意义于一体的汉语辞格语义系统。(2)辞格比较。代表性的著作有郑远汉的《辞格辨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濮侃的《辞格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郑著遵循面向实际、不回避问题的原则，对辞格与非辞格（如“像”字句、“变成”句）、邻近辞格（如比喻与比拟、借喻与借代、移就与拟人、婉转与折绕、对偶与排比、层递与排比、回文与顶真）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濮著跟郑著不同的是，在进行辞格的微观比较的同时，还强调从宏观角度进行辞格的古今比较、民族比较和方言比较。(3)具体辞格。辞格中研究最多、发掘最深的是比喻和对偶。对比喻的研究，有的偏重于共时描写，如袁晖的《比喻》（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有的着力于认知分析，如刘大为的《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有的则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探讨，如冯广艺的《汉语比喻研究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对对偶的研究，最全面、最深入的是朱承平的《对偶辞格》（岳麓书社2003年版）。该著分“基础篇”、“音法篇”、“字法篇”、“词法篇”、“句法篇”、“兼格篇”、“章法篇”、“意境篇”和“弊病篇”9章来讨论对偶，“构建出一个具有程式化特点的偶格形态系统”。(4)新建辞格。这方面的研究用功最勤、贡献最大的是谭永祥。他先后出版了《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和《修辞新格（增订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著收列了15个新格，后著又增补了15个新格，在大量的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每一新格的特点和作用。虽然并不是每一新格都能为学界所认可，但作者致力于修辞现象的发掘和修辞规律的总结，这种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5)辞格词典。重要的辞格词典有两部，一部是唐松波等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一部是汪国胜等合编的《汉语辞格大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前者收录156格，将其归为语义、布置、辞趣、文学四类。后者共收条目691个，其中一级辞格231个，每格包括出处、定义、举例、分类、作用、运用、辨异、说明等内容；较之前者，该典不仅收格更全，体例也更为完备，更具学术性。
4.篇章修辞 由于篇章是否属于修辞学范围在学界意见不一，因此有关篇章的研究不是很多，修辞学的一些有影响的通论性著作和教材也少有篇章修辞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有两部著作：郑文贞的《段落的组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郑贵友的《汉语篇章修辞学》（外文出版社2002年版）。前者从段落的构成与划分、段落的内部层次与语义关系、段落的条理与波澜、叙述角度的统一与变换等方面总结了段落（篇章）修辞的一般规律。后者着重讨论了篇章的结构、篇章的衔接与连贯、篇章与信息、篇章与语境等问题，较之前者，该著显得更富理论性。
5.形貌修辞 陈望道早在《修辞学发凡》中就提出了形貌修辞，但此后无人做过专题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起，曹石珠先后出版了《形貌修辞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汉字修辞学》（西安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对体现汉语特点的汉字修辞、形貌修辞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使其成为汉语形貌修辞研究第一人。
6.语体风格 可以代表新时期关于语言风格和语体研究水平的著作主要有：张德明的《语言风格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袁晖等主编的《汉语语体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些著作具体论述了语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表现风格（如豪放与柔婉、简约与繁丰、含蓄与明快、藻丽与朴实、幽默与庄重）、语体风格和个人言语风格。袁著对作为语言风格类型之一的功能风格——语体，论述最为详尽，不仅对谈话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新闻语体、文艺语体、演讲语体、广告语体分章加以描述，还就语体的渗透和交融现象进行了考察。
（二）现代视野
新时期的汉语修辞学，一方面在传统领域内进行深化研究；另一方面，在现代视野下积极寻求创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给新时期的汉语修辞学带来了生机。
1.研究观念的现代化 有学者提出，修辞学研究应走出技巧论，超越语言学，应赋予其多学科的性质，使其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谭学纯、朱玲的《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谭学纯、林大津主编的《修辞学大视野》（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及这一观念指导下的研究实践。有学者提出，修辞学要“探究各种修辞方式背后的机制”[24]4，要“跟认知心理的研究结合起来”[25]9。有学者基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提出建立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前者以语言体系的修辞手段为研究对象，后者以言语规律、言语中的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26]。
2.研究方法的现代化 不少学者将数理统计的方法引入修辞学研究，将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如郑远汉《言语风格学》中对于言语个人风格的考察，就运用了统计法，根据对老舍《断魂枪》和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统计分析，得出“老舍的语言可以大抵归于藻丽型，赵树理的语言可以大抵归于平实型”的认识[27]104。还有学者将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修辞学研究，并取得了成效，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28]297。
3.研究内容的现代化 这突出表现在西方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引进及汉语的语用学研究。①理论包括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前提与指示、会话含义与言语行为、关联理论与话语分析理论等；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孙汝建的《汉语语用学探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史封尘等的《汉语语用学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军的《语用修辞探索》（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
三、本体与交叉
（一）本体考察
重视修辞现象的本体考察是我国修辞学的一贯传统。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在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
1.角度的变换 有的从语言“变异”的角度来研究修辞，代表性著作有冯广艺的《变异修辞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骆小所的《艺术语言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叶国泉等的《语言变异艺术》（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有的从话语“接受”的角度来研究修辞，代表性著作有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增订）。该著分构成论（包括“接受者”、“接受对象”、“接受渠道”、“接受语境”四要素）、特征论、类型论、方法论、价值论五个部分，系统建构了接受修辞学体系。有的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研究修辞，代表性著作有陈汝东的《认知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有的从模糊学的角度来研究修辞，主要论著有王希杰的《模糊理论与修辞》（《修辞学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黎千驹的《模糊修辞学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韩庆玲的《模糊修辞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
2.领域的拓展 由一般语言的修辞研究延伸到对特定领域的语用现象的研究，并建立起“领域语言学”，这也是新时期修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充分显示了修辞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社会价值。如对法律语言、新闻语言、广告语言、公关语言、网络语言等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代表性成果有王洁的《法律语言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刘红婴的《法律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元授等的《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段业辉等的《新闻语言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周建民的《广告修辞学》（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李熙宗的《公关语言艺术》（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邢福义主编的《公关语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吕明臣等的《网络语言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交叉研究
从陈望道到张志公，都曾指出修辞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同美学、心理学、文艺学、语言学、逻辑学有着多方面的联系”[29]。基于修辞学的边缘性，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新的交叉学科，这成了新时期汉语修辞学的一个亮点。
1.修辞学与逻辑学 结合逻辑来研究修辞，这方面着力最多的是陈宗明和张炼强。陈宗明《逻辑与语言表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最后一章“修辞的逻辑”，深入讨论了“逻辑的辞格”和“辞格的逻辑”。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分“有理而妙”、“有理而不算妙”、“无理而妙”、“无理而不妙”四种情况，系统阐述了修辞与逻辑的关系，并对词语修辞、句子修辞、话语修辞进行了逻辑分析。
2.修辞学与文艺学 从文艺学角度研究修辞，并建构起“文艺修辞学”体系，郑颐寿主编的《文艺修辞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应属第一部著作。该著提出了文艺修辞的“四元六维”（“四元”指文辞元、情意元、物事元、鉴识元，“六维”指由四元构成的六组关系）结构，分别阐述了文艺修辞的基本特征和美学信息、文艺语体风格、文艺分体修辞和文艺修辞风格。此外还有冯广艺等的《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白春仁的《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
3.修辞学与美学 从美学角度来研究修辞，早已成为学者们的一种选择。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修订）虽不是修辞美学的专著，但其讨论“语言的均衡美”、“语言的变化美”、“语言的侧重美”和“语言的联系美”，则鲜明地体现了修辞美学的观念。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于天合等的《审美修辞原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姚仲明等的《修辞美学》（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钱冠连的《美学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
4.修辞学与心理学 修辞是一种言语行为，也是一种心理活动，探索修辞活动的心理机制和过程，建构“修辞心理学”，自然成为学者们的一种学术追求。如吴礼权的《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深入剖析了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并通过个案实验，展示了语言借代中的修辞心理现象。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全面阐述了修辞行为与社会政治、社会审美心理、社会道德、社会角色、言语动机的关系。张宗正的《理论修辞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列有专章讨论修辞的心理思维机制。
5.修辞学与语法学 结合修辞来研究语法，或结合语法来研究修辞，早为学者们所倡导和实践，如吕叔湘等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版）、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新时期吴士文、冯凭主编的《修辞语法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可视作这方面的代表。在作者看来，“语法结构的变化是根据修辞的需要；在修辞和语法这一对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修辞”。该著以辩证法为指导，从“规范”和“变通”两方面来阐述修辞和语法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
四、历史与未来
（一）历史检视
探明修辞现象的演化过程，总结修辞研究的发展历史，对于指导人们的语言运用和学术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前，关于汉语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研究是很少的，新时期以来，这一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1.修辞史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3卷，150万字，以特定的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为纲，分“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演变史”、“篇章结构修辞史”五编描述了汉语修辞从先秦到当代的演变轨迹和动因。如辞格史一编，分别对学界公认的比喻、借代、引用、移就、比拟、讽喻、避讳、回文、仿拟、析字、镶嵌、顶真等12种辞格进行了历时考察，并对其形式特点、构成基础、修辞功能及演变动因进行了论析。该著对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的考察，有的方面虽是“选点”式的（如辞格史），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上的重要价值，它“以一个崭新的探史明因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编写修辞史的经验”[30]180。此前，还出版有于广元的《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著勾画了比喻、比拟、借代、示现、双关、对偶、夸张、引用、回环等辞格的发展历程，所论范围虽不及宗著，但在汉语修辞史的研究上有首创之功。
2.修辞学史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有通史，也有断代史。通史如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易蒲（宗廷虎）等的《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袁晖等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而规模最大、论述最详的当属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该著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现代、当代5卷，计200余万字，以辩证法和系统论为指导，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对各个历史时期汉语修辞学的主要特点和成果作了清晰的描述和客观的评论，显示了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断代史有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1997年版）、李运富等的《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袁晖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宗廷虎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未来走向
新时期的汉语修辞研究，虽局面繁荣、成就显著，但在理论建设、规律揭示、特色创建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的发展，将在以下几方面得到加强：
1.事实的发掘和资源的开发 汉语有着丰富的修辞资源，有大量的修辞现象有待我们去发现和总结[31]。比如，夸张和强调等有哪些手段？因果和比较等意义的表达有哪些形式？不同手段和不同形式之间在语用上有些什么差异？举例来说：a.因为有他帮忙，我才走得了|b.要不是有他帮忙，我就走不了|c.幸亏有他帮忙，否则我就走不了。三句话一个意思，都是一般性的说法。它们有没有不同的语用价值？如果没有，为什么又能共存并用？如果有，不同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最好用a句，什么时候用b句或c句最好？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如果能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不同的说法，而不是泛泛而论，汉语修辞学将会得到更大的推进[32]。
2.思路的拓展和研究的沟通 修辞活动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对于修辞现象的准确描写和合理解释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持，因此必须进一步开阔思路，加强沟通。一方面是与外部（逻辑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的沟通。这方面虽说有了一些成效，但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只是贴标签，要深入揭示修辞行为的内在机制和修辞现象形成发展的真实动因。另一方面是内部沟通。过去我们在如何利用语言因素（语音、词汇、语法）构成表达手段方面研究较多，而对修辞现象作用于语言因素方面的研究则重视不够。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曾就语法和修辞的关系问题展开过讨论，但那次讨论关注的是基于研究和教学角度的两者能否结合及如何结合的问题，并未触及或深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法结构的形成和演化，往往是修辞动因促成的结果，修辞活动是语法发展的重要推力；反过来，语法的发展，又为修辞活动提供了新的资源。
3.引进与创新 引进国外理论是必要的，在引进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或者在国外理论的背景下，深入发掘汉语的修辞事实，是发展汉语修辞学的一条重要途径。新时期以来，我们引进了一些国外理论，比如语用学理论，但在理论引进与事实发掘的关系处理上有待改进。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用国外理论来解释汉语事实，更不能只用汉语事实去图解国外理论，而要立足于在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从汉语事实的发掘中，生发自己的理论。只有形成了自己的创新理论，才能打造出自己的学术特色和风格，才能逐步实现跟国外理论的平等对话[33]。
4.动态性与科学性 修辞研究要有一种动态观。修辞现象是不断发展的，规范用法与变异用法、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是可以转化的，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要在动态语境中来分析和评价修辞现象。同时，还要加强研究的科学性。过去曾有人说：“语法科学而无用，修辞有用不科学。”这话也许有些偏激，但对我们是一种提醒：修辞学在科学性上有待提高。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研究方法要更科学，另一方面治学态度要更严谨。
注释：
①语用学和修辞学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语用学可以涵盖修辞学，有的认为修辞学可以涵盖语用学，有的认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