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亚经济迅速赶上拉美原因探析——两地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探析论文,拉美论文,战后论文,两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美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国与东亚“四小龙”相比（以下简称拉美和东亚），前者独立时间早，未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摧残，自然资源也较东亚丰富，在地理位置上又临近美国这个最发达国家，而且还与西欧有着较为密切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尽管拉美比东亚有上述众多的优势，但相比之下，拉美在战后经济发展方面的业绩都明显不及东亚。1991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而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只有3030美元、2940美元和2790美元。1965年至1989年间，东亚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5%，而拉美国家仅为1.9%。[①]特别是整个80年代，当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成为“失去十年”时，东亚却仍在快速发展。
对战后拉美和东亚经济发展实绩巨大反差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不少分析和论证，但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有些学者从它们所受外部冲击不同的角度，认为拉美和东亚经济业绩所以不同，是因为80年代初期拉美受到的外部冲击大于东亚受到的外部冲击[②]。也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亚经济发展业绩的差异不在于这两个地区所受到外部冲击的大小，因为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1975至1983年间遇到了贸易条件改善的有利形势，而东亚的贸易条件却在恶化。如韩国在1981年受到的外部冲击比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受到的冲击都大[③]。另有些学者从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的角度去寻找原因，认为东亚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对经济活动少干预和让市场发挥最大限度作用的结果[④]，但也有人认为，除香港外，东亚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都采用过多种形式的国家（政府）干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东亚”。[⑤]有的干脆认为：深受世人赞赏的远东“奇迹”，是国家（政府）这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的结果，不是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或亲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果”[⑥]。还有一些学者从儒教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方面去剖析东亚成功的原因。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剖析，都难以说明造成两地差异的真正原因，无疑，造成战后东亚飞速发展和拉美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涉及到内因，也涉及到外因；既有资源、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历史和传统等社会因素，执政者能否根据本地实际，揭示内外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利和不利影响，从而明确本国经济发展的优劣势，迅速及时地抓住各种“机遇”并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采取适合本国（地区）国情的发展模式，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形成两地差异的基本原因。
从战后拉美和东亚遵循不同经济发展理论所奉行的不同发展模式加以分析比较，就不难发现，东亚能迅速赶上拉美的主要因素有：
一、东亚能突破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
拉美国家在19世纪初独立后，一直致力于经济独立发展，但殖民统治遗留的经济结构影响很大，国民经济始终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拉美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后，拉美国家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初级产品出口的外向发展模式，探索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和模式，在西方各种经济理论及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结构主义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它们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来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现代化，国家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及为本国企业提供各种优惠的办法，限制外国产品的竞争，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50年代，随着非耐用消费品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后，就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的进口替代生产。遇到困难后，在“依附论”和民族主义运动普遍高涨影响下，以国有化及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控制和直接干预，进一步推动“进口替代”高级阶段工业化向前发展，力图在尽可能少受外部影响的封闭或半封闭条件下建立国内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而凭此参与国际竞争，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然而，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国际间生产要素流动日趋迅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条件下，这只能是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该种发展模式的工业化越向前发展，进口的原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越多，全面的进口替代内向发展反而加深了对外依赖性，造成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国内经济更加脆弱，与发达国家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大，80年代初债务危机后，它们在新自由主义政理论影响下，被迫逐渐转向市场化取向的开放性发展模式。采取了一些类似过去东亚实施过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数十年形成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盘根错节，要迅速改变并非易事，并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在变革中处理稍不谨慎，还会发生类似墨西哥那样的金融危机。
东亚在战后初期，除香港外，也都走上了类似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的是：①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很少受西方经济理论影响；②对民族工业的保护程度比拉美低；③对农业生产较拉美重视；④60年代初开始，当“进口替代”初级阶段生产发展达到极限后，它们冲破了结构主义“中心——外围”理论构架，根据动态比较利益及产品生命周期等学说，及时抓住国际形势发展提供的“机遇”，利用它们在国际分工中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纺织、成衣、木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部门为“出口导向”的带头产业，将廉价劳动力与外国技术相结合，以低成本为基础，确立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地位。70年代后，当它们的低工资优势被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代时，它们也没有受“依附论”影响，再一次利用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进一步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结构升级。进入80年代，它们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诸项政策，使经济进一步朝自由化、国际化及出口市场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东亚能适时地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阶段
拉美和东亚遵循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面对“进口替代”初级阶段的矛盾和问题，各自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拉美继续以高保护和加强国家干预方式使“进口替代”工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其结果：首先，超前消费严重。由于它们着重在生活方式上赶超发达国家，造成超前消费现象普遍。在70年代前，它们的食品和耐用消费品水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超前消费使供求失衡，进口增加，并推动物价上涨，成了80年代拉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公共开支不断扩大。由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较初级阶段工业需要更深厚的基础条件，国家通过直接干预方法大量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造成公共开支不断扩大。第三，就业率低，由于拉美跳过了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阶段，其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不到发挥，从而造成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明显不及东亚。第四，外债不断增加。由于拉美出口结构没有像东亚那样出现变化，仍以少数几种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从国际市场进口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所需的资本货和中间产品。这种交换格局随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它们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东亚则能抓住外部世界提供的诸种机遇，适时地转向“出口导向”阶段，从国际市场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首先它们充分发挥本地丰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非耐用消费品，出口到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市场。从而吸收更多剩余劳动力，减少了城市失业和半失业人口，使长期趋于停滞的职工收入持续增长。其次，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减少了农村潜在失业人口，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第三，大量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促进了原材料、燃料和技术设备的进口，同时，企业效益因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而提高，这一切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诚然，拉美在“进口替代”高级阶段也重视制成品出口，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但这种“出口导向”同东亚适时地转向“出口导向”阶段根本不同，由于拉美鼓励出口阶段通常滞后于“进口替代”阶段，出口工业品往往是过去低层次“进口替代”的剩余品，重化工业品出口主要靠外资企业。因此，靠诸种优惠措施虽也增加了工业品出口，但弊端很大：①“进口替代”保护政策提高了产品成本和价格，为鼓励出口而花费的财政补贴过多，加重了政府负担；②“出口导向”阶段与“进口替代”阶段脱节，资源（资本、人力和技术）往往流向“进口替代”部门，无助于提高出口生产的经济效益；③靠各种优惠鼓励“进口替代”剩余品出口，虽也赚取了外汇，但效益与代价相比，实际上是赔本生意，而且出口越多，越不利于宏观经济平衡。但拉美为迅速赶超发达国家，不顾各自的国力及公共部门的管理能力，不惜大举外债，继续追求经济发展高指标、高投资，最终造成难以解决的恶性债务问题，为其80年代遇到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种下了祸根。
三、东亚能采取市场化发展取向的政策措施
拉美和东亚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市场发育不全，市场机制也不健全，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比发达国家更需要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两地都运用法律、行政、财政和金融等手段，对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经济领域进行了调控。成效不同的关键在于：两地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着眼点不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别，后果也就不同。
拉美在“进口替代”向高级阶段发展时，继续采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⑦]，致力于运用国家资本维护经济独立，在国家直接经营企业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因此，在70年代，当“进口替代”内向发展遇到困难时，国家通过把外资企业和中、小私有企业收归国有，以及大量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等，进一步增强国营企业体系。在主要由国营企业、民族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构成的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家以国营企业为主体，制定发展规划、配置资源，控制生产价格，并通过贸易保护、外汇管理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干预经济生活。
这种非市场化发展取向的国家干预和国营企业的扩大，首先限制和阻遏了民营资本的发展。市场本身的非统一化、公正化和规范化，导致民营企业根本无法站在同等地位与国有企业相竞争，使许多私有中、小企业成了国有企业的零配件生产企业，而且，也严重阻遏了广大小手工业者，包括大量手工工场向现代产业转化，使它们长期保持旧有的分散落后方式。其次，阻止了广大农民小生产者经由市场发展而走向城市、工厂和现代农业。国内统一市场迟迟不能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发育也困难重重，保护了农村中自然经济结构和集市式的初级市场。为发展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将沉重财政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使广大农民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更无法扩大再生产和投身于发展市场，形成了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第三，长期处于高保护下的国有企业成本高、质量差，竞争能力低，加上管理不善，缺乏活力，亏损十分严重。70年代中期，拉美七大国国有企业亏损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年代初上升到4%[⑧]。第四，造成政府机构臃肿，公共开支巨大及多层次低效益的管理。这些都阻碍了拉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东亚在转向“出口导向”阶段时，实施培育发展市场的政策措施。首先，迅速改变“进口替代”阶段高保护所造成的诸种价格扭曲，如韩国从1968年起就有步骤地实行进口自由化，打破企业在国内的垄断，并把它推向国际竞争；其次政府致力于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相结合，加强政府对市场功能的补充和指导；第三，国家干预侧重市场机制的建设和完善，通过对市场的调节引导企业的外向发展，政府更多地是向企业提供法律保障和为企业走向世界市场提供各种服务。第四，政府运用各种激励措施促使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形成一种“有管理的市场”体制。第五，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培育和发展内部市场，强化比较优势部门，采用适合本国生产要素禀赋状况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第六、政府为出口工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各种优惠，在出口工业发展的同时建立起与世界市场相吻合的国内工业体系。
四、东亚能采取“冲击型”的外向发展方针
拉美转向“进口替代”高级阶段后，继续奉行封闭性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方针，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设置也仅以满足国内需求为目标，几乎完全靠本国资源来实现工业化。而东亚转向“出口导向”阶段后，奉行一种“冲击型”的外向发展方针，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出口贸易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设置也转向了以扩大出口为中心，以国际市场为依托。它不仅在于对本国（地区）潜在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更在于对国际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因此，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东亚在如下方面明显优于拉美：
首先，投资效益高，由于外向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潜力，一般都能采用大规模生产设备，提高设备开工率，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使投资效益提高。而且通过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能迅速反馈需求动向和竞争国的生产和技术状况，及时改变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这种刺激有助于投资效益的提高。
其次，外汇收入多，储蓄率高。外向发展大力鼓励增加出口，能获得较多的外汇收入，而出口扩大促使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这就能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靠保证。内向发展往往歧视出口生产部门，几乎完全靠本国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力图靠动用本国自然资源来运用国际资本和技术，因此，国际交换能力差，外汇收入不断减少，加上国内储蓄率低，工业部门所需的进口投入得不到保障，阻碍了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第三，企业竞争力强。外向发展的企业面向国际大市场。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海外，因而，更注重于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由于需求来自外部，它们更重视根据世界市场生产和消费变化，灵活调整产业结构，使之与国际化产业联系更紧密，并使管理技术接近国际标准。因此，东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比工业实力在拉美首届一指的巴西还要强得多。
第四，劳动生产率高。外向发展主要依靠技术革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加强国际竞争力，因而扩大出口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为开拓国际市场，能及时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重新配置，也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内向发展通过提高同类进口品价格办法，以保护进口替代品免受竞争，因此，企业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缺乏应有的刺激。效益低，成本高，成了难以克服的痼疾。
第五，资源动员和利用能力强。外向发展能把国内资源动员与国际交换结合起来，即把进口投入与本国具有优势的资源结合起来，生产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并根据世界产品结构的重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因此，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比较灵活，资源配置也较合理，产业政策的失误也比较容易纠正。内向发展主要根据国内消费需求变化调整产业结构，而“进口替代”保护政策重点的转移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由于政策功能主要是通过高价刺激企业增加供给，随着“进口替代”品需求趋于饱和，政策抬价功能存在刚性，它继续刺激企业生产，就会发生生产过剩，造成资源浪费。此外，由于保护性的抬价没有反映工业的实际效率，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资源配置也就无法实现优化。
总之，战后拉美和东亚经济实绩的巨大反差是两地各自遵循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两地在不同的发展理论指导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政策及措施，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注释：
[①]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
[②]R·所罗门《债务国巴西和韩国的不同经历》，见（美国）《国际经济通讯》，1984年11月12日。
[③]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
[④]（美）《新闻周刊》1983年11月14日，第96页。
[⑤]R·韦德：《看得见的手：国家与东亚的经济增长》，见（美国）《当代历史》杂志，1993年12月。
[⑥]（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经济学》杂志，1994年10月1—15日，第8页。
[⑦]如60年代中期，韩国对非耐用消费品的实际保护率已为负数，而巴西则50—60%。到1982年，墨西哥1.1万种进口商品中，有8100多种需要许可证，制成品的进口税也非常高。
[⑧]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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