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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2-0019-05
作为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用武立国”① 的王朝，辽代的文化成就若与同时期的汉族王朝相比，的确不甚突出。不过，就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来说，情况却非全然相同。世家大族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核心阶层，其军事势力方面的突出优势固然是其特色②，但在文化方面却也并非全然暗淡无光。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最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其名著《廿二史劄记》中，单独列出了《辽族多好文学》的条目，举述了若干具体事例。本文则拟对世家大族的文化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以期有助于深入认识世家大族这一特殊社会群体。
在有辽一代200余年间，世家大族进行了大量文化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文化成就。概括言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图书收藏与子弟教育
藏书是教育的基础，世家大族多重视藏书。契丹世家大族在建国之初，就已重视对汉文书籍的收藏，此后则更蔚然成风。皇族中的不少成员，均可称得上是藏书家。如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③。耶律隆庆之妻秦晋国妃，“聚书数千卷”④。辽太宗入汴，契丹人“取晋图书、礼器而北”⑤，不少图书就曾落入皇族贵族手中。皇族以外的契丹世家大族，也不乏藏书之家。汉人和渤海世家大族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本来就具有藏书的传统嗜好。
世家大族子弟接受教育有多种方式，如家族教育、入学校读书等等。皇族具有最优越的教育条件，其中的皇子、诸王等，一般“选名儒以伴学，更择端士以训德”⑥，其府下设有专门的辅助、教育臣僚及伴读官员。他们即使出任外官，也可以携伴读官员前往。圣宗太平七年(1027)，“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奏，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从之”⑦。后族对子弟的训导教育也十分重视，成效显然。墓志载萧和夫人“训子迈五王之盛，谋孙贻百世之昌”⑧，并非全为溢美之虚言。在接受了初级教育之后，许多世家大族子弟还要入山寻求名师，同时也利用寺院中的清静环境，进一步深造。如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肄业”⑨。萧韩家奴，“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⑩。值得注意的是，契丹世家大族往往聘请汉人儒者为师以教其子弟，甚至宋朝的“谍者”也荣膺师职。如“燕人有梁济世，为雄州谍者，尝以诗书教契丹公卿子弟”(11)。
2.赋诗、作画等文学艺术的创作
受唐朝社会风气影响，辽朝世家大族的文学艺术创作以赋诗与作画最为突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7《辽族多好文学》条就列举了如下事例：
人皇王倍，已工诗善画。……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耶律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蒲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耶律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皇太子射鹿，陈家奴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濬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褭履，工画，坐事犯罪，写圣宗御容以献，得减死；后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辞，仅一视，默写之，及出境，以示饯者，骇其神妙。此又宗室之以画著名者也。
除赵翼所列举的皇族成员情况外，《辽史》一书所载著有个人诗文集者尚有许多。萧柳《岁寒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萧韩家奴《六义集》等等，均见于《辽史》列传的记载。虽未载著有个人诗文集但有赋诗特长者，也有不少。马得臣，“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萧劳古，“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耶律学古，“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萧铎卢斡，“善属文，有才干。……作古诗三章见志”；耶律敌烈，“好学，工文词”；王鼎，赋诗“援笔立成”。诸如此类，亦均见于《辽史》列传的记载。以绘画著名者，皇族以外的人物同样不乏其人。胡瑰、胡虔父子，据《宣和画谱》记载，宋朝御府收藏他们的作品即多达百余件；陈升，曾“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耶律题子，“工画，……宋将有因伤而仆，题子绘其状以示宋人，咸嗟神妙”。后二人的绘画情况亦为《辽史》本传所载。上述人物，几乎均为世家大族成员。他们既有契丹世家大族成员，也有汉人世家大族成员，而且多为高门大姓。可见，世家大族赋诗与作画是颇成风气的。
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世家大族尤其是契丹世家大族的女性成员，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并不比男性逊色。邢简妻陈氏，“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耶律适鲁之妹耶律常哥，“能诗文，不苟作”(12)；耶律隆庆之妻秦晋国妃，“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灸(炙)人口。……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13)；天祚文妃萧瑟瑟，“善歌诗”(14)。所有世家大族女性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萧观音作品现存24首，代表了辽代文学史上的最高成就。
3.对儒、佛、道三教的崇奉
由于契丹统治者将儒教作为指导思想，所以世家大族多努力研习儒学，推崇儒家学说。契丹世家大族中，“好儒术”者大有人在。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15)；萧德，“笃学好礼法”(16)；耶律宗政，“乐慕儒宗”(17)；耶律宗允，“钦崇儒教”(18)；耶律弘世，“通京氏之易传，善申公之诗义”(19)；萧韩家奴，“为时大儒”(20)。奚人萧蒲奴，“聪敏嗜学，……涉猎经史”(21)。汉人世家大族传统上即以儒学为其基本信仰，师徒相授多以经学为基本内容，家传经学者也十分普遍。因之，汉人世家大族子弟，自幼即通经术者有之，如安次人杨皙，“幼通《五经》大义”(22)；妇女通经术并以之教育子弟者有之，如邢简妻陈氏，“涉通经义，……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抱朴与弟抱质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时人荣之”(23)；世习儒业者则更有之，如宛平张俭家族，“乡称孝廉，代肄儒墨”(24)。
世家大族在崇儒的同时，大多也崇佛。耶律宗政，在“乐慕儒宗”的同时，还“谛信佛果”(25)；其弟耶律宗允，在“钦崇儒教”的同时，还“谛慕佛乘”(26)。辽太祖在“事天敬神”问题上征求意见时，侍臣们曾“皆以佛对”(27)。可见，崇佛实为辽代上层社会的一种重要信仰。
在崇儒与崇佛的同时，契丹统治者也对道教加以崇奉。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28)，表现了辽初统治者对三教的崇奉顺序。世家大族同样存在三教并崇的情况。《张世卿墓志》所说的“慕道崇儒，敬佛睦族”(29)，正是指的这种情况。但佛教的发展远远超过了道教，以至后人曾得出“辽以释废”(30) 的历史教训。道教对世家大族的影响，远远无法与儒、佛相比。
4.对医术等专业技术特长的追求
辽代由医术等技艺提高家族地位，上升为世家大族的例子并不少见。医术等技艺往往成为某些基层崛起式世家大族得以成功的手段之一。而传统的世家大族，其成员喜好医术或在其他技艺方面具有某种特长者亦不罕见。因而，医术等技艺也就成了某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特色。
医术专业性较强，具有这一特色的世家大族数量当不是很多。但医术受到某些世家大族重视并成为其文化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玉田韩氏家族世代善医，医术对其家族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韩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31)。《辽史》卷74《韩知古传》说韩知古之受到重用，是因为“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虽然从时间上推断此说未必可靠，但医术对韩氏的起家起过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韩匡嗣之子韩德崇，“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32)。太和宫分人萧敌鲁，“明医，人有疾，观其形色即知病所在”，其家族“世预太医选”，“子孙因之入官者众”(33)。皇族成员中善医者亦有不少，如前文所述耶律倍、耶律庶成等等。
技艺包含多个方面，各世家大族所具有的技艺也并不相同，但世家大族多注重技艺之培养，则是辽朝社会的普遍现象。皇族成员耶律塔不也，“以善击鞠，幸于上，凡驰骋，鞠不离杖”(34)。后族成员萧蒲离不，“于文艺无不精”(35)。奚人萧乐音奴，“善骑射击鞠”(36)。其子萧阳阿，“通天文、相法”(37)。汉人史洵直，则“内典医方、音律、星纬、书数、射御，无不精妙”(38)。“代袭重禄，家累余赀”的渤海高氏高为裘，“轻财重义，交结当世权豪名士，至于六艺靡不精习”(39)。
5.以尚武和礼法为重点的家风建设
对于家族这一血缘集体来说，没有适应社会的家风、家法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管理，也是难以长久立世的。世家大族不同于一般家族，家风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同历代世家大族一样，辽代世家大族也是十分注重家风建设的。
契丹世家大族很早就有尚武的家风，这是与游牧生活环境和内外斗争形势分不开的。这种家风直至辽末仍为统治集团所注重。因此，尚武是有辽一代契丹世家大族的共同家风。皇族作为契丹世家大族的代表，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皇帝频繁狩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习武。即使娇贵如皇子者，也不能废弃尚武家风。道宗之子耶律濬，“七岁从猎，连中二鹿，上谓左右曰：‘祖先骑射绝人，威振天下，是儿虽幼，当不坠祖风。’后复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喜为设宴”。正是在尚武家风的影响下，皇子中“猛悍
捷”、“多力善射”(40) 者大有人在。皇族尤其是皇子尚且如此，其他契丹世家大族子弟尚武风气可想而知。辽朝还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其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认为若文才突出，“必不能武事”(41)。这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对本民族世家大族尚武家风的重视。
不但世家大族的男性成员尚武，而且女性成员也不甘示弱。辽代皇后大都“虽军旅、田猎必与”，而且“长于射御”、“习知军政”，能“指麾三军”(42)，这正是尚武家风的体现。在世家大族的女性成员中，“颇习骑射”(43) 者可谓大有人在，领兵作战者也并非个别。承天后长姊“适齐王，王死，自称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44)。像“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45) 这样的诗作，出自于契丹女性之手是十分相宜的，而与中原汉族世家大族女性则毫不相涉。
在注重尚武家风的同时，随着对儒家思想的逐渐接受，契丹世家大族也努力以儒学修身齐家。墓志作者赞美耶律元宁“知诗知礼，如珪如璋；习射有功，怀略无忒”(46)，就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耶律仁先兄弟以仁、义、礼、智、信取名(47)，也足以说明这一情况。耶律义先还“常戒其族人曰：‘国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义尤不可为。’”(48) 萧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49)。萧德，“性和易，笃学好礼法”(50)。耶律奴妻萧意辛，不但在行动上“事亲睦族，以孝谨闻”，而且她对“礼法”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51) 虽然此类事例在史料中已不算稀见，不过，就总的情况来看，契丹世家大族以礼法齐家的风气还在形成过程中，尚未成为最主要的家风。
汉族、渤海世家大族在家风方面多以儒家伦理为规范，“以孝敬奉乎宗祀，以慈惠睦于闺门”(52)，因而多是“家法肃雍，闺风清口(纯？)”(53) 的，颇有唐代世家大族的遗风。刘京所撰赵德钧妻种氏墓志铭称其“生有余美，壶德贤明；殁有余训，家风肃清”(54)。医巫闾马氏家族，据称也是“以诗礼世其家”(55) 的。在努力以礼法齐家的同时，某些世家大族也深受契丹族的影响，以尚武为重要家风。《韩德威墓志》即说德威子遂忠“甚多武力，绰有父风”(56)。
当然，各世家大族的家风建设，并非千孔一面，而是各有其具体特点的。不过，尚武和以礼法齐家，可说是个性中的共性，因为这两点正是辽代社会和世家大族发展所需要的。
与同时期的中原王朝相比，辽代世家大族的社会势力和社会影响引人注目。特殊的社会制度和多种社会因素，促成了世家大族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具有突出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世家大族又能在文化建设上取得相当的成就，这同样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世家大族文化特色之形成，与最高统治者的政策引导具有极大的关系。辽朝历代最高统治者，多懂得精神统治对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也将文化享受作为满足其生活需要的一种方式。因此，最高统治者多有自己的文化爱好，并且礼遇文士及宗教人士。如辽景宗，“好音律，喜医术”(57)；辽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58)；辽兴宗，“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59)，工画善诗，“溺志浮屠”(60)；辽道宗，“好儒释二典”(61) 等等。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文化爱好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文士及宗教人士的礼遇，对辽朝的文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史》编修者曾说：“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62) 其实，一代礼制、文物，在辽太祖时已开始启动。史称“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63)，正是指此而言。而最高统治者礼遇文士及宗教人士，更是已见端倪。韩知古、康默记、韩延徽等汉族知识分子之受重用，正是其具体的表现。如前所述，辽太祖还确定了以三教设教、儒教为先的文化基本国策。此后，契丹统治者不断受中原文化的进一步影响，建学校，开科举，一代文化制度渐趋完善。
世家大族为了提高或维持其家族地位，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也必须将文化上的进取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尤其是在辽朝专制主义政体下，最高统治者的宠遇对世家大族的势力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宠遇，在文化上投其所好无疑是一条捷径。事实上，世家大族也确实从其文化方面的优势得到了不少好处。辽景宗时，“伶伦、针灸之辈，授以节钺、使相者三十余人”(64)。辽兴宗曾对萧韩家奴说：“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并且对他“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65)。辽兴宗还“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66)，这些得到超授官职的僧人，多出身于世家大族，因为世家大族将子弟舍入寺院为僧已成风气。耶律褭履，坐罪当“以大辟论”，由于“善画，写圣宗真以献，得减，坐长流边戍。复以写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67)。
其次，除迎合最高统治者嗜好外，世家大族的文化优势也是为了适应选官制度的需要。科举制度作为汉族、渤海族等士人的重要入仕渠道，主要是以文化考试为主的选官制度。随着科举录取人数的逐渐增多和中第进士政治地位的提高，一些新兴家族得以崛起。这种状况，表明传统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威胁。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传统世家大族子弟也不满足以其已有的荫补特权，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科举竞争的行列中来。而世家大族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在科举竞争中明显是占上风的。因此，辽朝中期以后，不但传统汉人世家大族利用科举手段巩固地位。就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契丹世家大族，也跃跃欲试，甚至冒险品尝中进士的禁果。如耶律蒲鲁，“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68)。至辽朝末年，契丹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禁令事实上已被冲破。耶律大石就曾于天庆五年(1115)考中进士(69)。白霫人郑恪家族，也具有传统世家大族利用科举巩固地位的特征。郑恪“曾祖景裕，历官至怀州刺史，加崇禄大夫。祖玶，利州观察使。父惟熙，不仕，终于家”。郑恪“以属文举进士，中第三甲”，官至知上京盐铁副使。其子郑企望、郑企荣，“皆隶进士业”(70)。可见，科举制度一方面使新兴家族凭借文化势力得以崛起，另一方面，也迫使传统世家大族进一步加强文化修养，以巩固和增强其政治势力。
再次，在文化上具有一定优势有利于世家大族保守门阀和社会影响的扩大。藏书和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世家大族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对提高家族成员的社会竞争力具有一定作用。而儒家的孝悌观念，则有利于家族团聚力的加强。因此，注重藏书和教育以及用儒家理论来修身齐家便成为世家大族保守门阀的需要。耶律义先任惕隐时，强调孝义，“以身率先”，由此收到了“国族化之”(71) 的效果。赋诗作画和各种技艺，甚至谈佛论道，是辽朝上层社会人士相互交往的重要手段。高为裘“交结当世权豪名士”，与他的“六艺靡不精习”(72) 是有一定关系的。显而易见，世家大族具有了文化上的各种手段，就会在社会交往中较为有利，同时也有利于家族社会影响的扩大。
正因为具有良好教育和一定的文化成就，不但可提高家族的声誉，而且还对世家大族的入仕和升迁具有直接作用，所以辽代世家大族也同其他王朝的世家大族一样，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成就，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辽朝尽管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政权，但多民族的融合却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积极作为，既是多民族相互交往、交流和融合的产物，也是民族融合向深层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因而，带有这一历史特点的世家大族文化活动和文化成就，虽然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并非十分突出，但却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附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5CZS007。
注释：
①《辽史》卷61《刑法志上》。
②参见拙文：《辽代世家大族的军事势力》，《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③《辽史》卷72《宗室·义宗倍传》。
④《秦晋国妃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4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⑤《辽史》卷103《文学传上》。
⑥(19)《皇弟秦越国王耶律弘世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60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辽史》卷17《圣宗纪八》。
⑧《秦国太妃晋国王妃墓志》，万雄飞：《辽秦国太妃晋国王妃墓志考》附录，《文物》2005年第1期。
⑨《辽史》卷96《耶律良传》。
⑩(20)《辽史》卷103《文学·萧韩家奴传》。
(11)苏辙：《龙川略志》卷4《契丹来议和亲》。
(12)《辽史》卷107《列女传》。
(13)《秦晋国妃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41页。
(14)《辽史》卷71《后妃·天祚文妃萧氏传》。
(15)《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附蒲鲁传》。
(16)《辽史》卷96《萧德传》。
(17)《耶律宗政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08页。
(18)《耶律宗允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21页。
(21)《辽史》卷87《萧蒲奴传》。
(22)《辽史》卷89《杨皙传》。
(23)《辽史》卷107《列女·邢简妻陈氏传》；《辽史》卷80《邢抱朴传》。
(24)《张俭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266页。
(25)《耶律宗政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08页。
(26)《耶律宗允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21页。
(27)《辽史》卷72《宗室·义宗倍传》。
(28)《辽史》卷1《太祖纪上》。
(29)《辽代石刻文编》，第655页。
(30)《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宣慰张公德辉》。
(31)《辽史》卷74《韩知古传附匡嗣传》。
(32)《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附制心传》。
(33)《辽史》卷101《萧胡笃传》。
(34)《辽史》卷111《奸臣·耶律塔不也传》。
(35)《辽史》卷106《卓行·萧蒲离不传》。
(36)《辽史》卷96《萧乐音奴传》。
(37)《辽史》卷82《萧阳阿传》。
(38)《史洵直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651—652页。
(39)《高为裘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609页。
(40)《辽史》卷64《皇子表》。
(41)《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附蒲鲁传》。
(42)《辽史》卷71《后妃传》。
(43)《秦晋国妃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41页。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咸平六年七月己酉。
(45)王鼎：《焚椒录》。
(46)《耶律元宁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1页。
(47)《耶律仁先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54页。
(48)《辽史》卷90《耶律义先传》。《辽史》卷45《百官志一》云：“兴宗重熙二十一年，耶律义先拜惕隐，戒族人曰：‘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见中表，必具礼服。义先以身率先，国族化之。”
(49)《辽史》卷92《萧乌野传》。
(50)《辽史》卷96《萧德传》。
(51)《辽史》卷107《列女·耶律奴妻萧氏传》。
(52)《董庠妻张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10页。
(53)《王敦裕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79页。
(54)陈述：《全辽文》卷4《赵德钧妻赠泰国夫人种氏墓志铭并序》。
(55)《盛京通志》卷90《流寓》。
(56)《临潢史迹》第1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7)《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
(58)《辽史》卷10《圣宗纪一》。
(59)《辽史》卷18《兴宗纪一》。
(60)《契丹国志》卷19《马保忠传》。
(61)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
(62)《辽史》卷103《文学传上》。
(63)《辽史》卷74《韩知古传》。
(64)《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
(65)《辽史》卷103《文学·萧韩家奴传》。
(66)《契丹国志》卷8《兴宗文成皇帝》。
(67)《辽史》卷86《耶律褭履传》。
(68)《辽史》卷89《耶律庶成传附蒲鲁传》。
(69)《辽史》卷30《天祚皇帝纪四》。
(70)《郑恪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28—429页。
(71)《辽史》卷45《百官志一》。
(72)《高为裘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