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对外开放70年的政策演变与发展成就
孙霄兵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演变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以“服务国家”为主要特征的发端期、以“人员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恢复探索期、以“人员国际化”和“组织国际化”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成型期、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主要特征的深入发展期。主要成就有：管理部门和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出国留学人数和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中外合作办学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有效落实；双边中外人文交流事业呈现新格局；多边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基本经验和政策启示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发展道路为指导思想；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为根本动力；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为基本途径；以培养优秀人才为核心任务；以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为重要保障。
关键词：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70年；成就；政策；经验
我国的国际教育，在我国的政策语境下，亦称为我国教育的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教育开启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历程。回顾70年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演变与发展成就，充满了艰辛的道路探索和不懈的专业努力，值得认真总结和大力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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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0年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演变
从1949年到2019年，70年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演变，经过了以下四个大的历史阶段。
1.“服务国家”为主要特征的发端期：1949—1977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端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当时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教育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主导的形式，有计划地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其派遣目的主要是为国家服务，以培养懂外语的外交人才为主。进入1960年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中央政府又及时调整了出国留学政策，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少而不断”的留学方针，进行有重点地派遣，对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开辟留学渠道，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通过文化交流派遣留学生。来华留学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间的留学教育，来华留学主要服务于政治需要，通过为与我国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培养急需人才，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时期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主要经历了以苏为师的中外合作兴办军事院校的尝试。
2.以“人员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恢复探索期：1977—2001年
从1977年拨乱反正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教育对外开放进入恢复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集中表现为通过留学教育政策推动“人员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大力派遣留学生出国和逐步规范来华留学各项工作。
出国留学方面，根据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1978年6月提出的大力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教育部于同年7月和8月先后提交了 《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的几点请示》，对选派留学生的人数、来源、选拔办法和条件、派往国家、所学专业以及管理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1981年，由教育部等六个部门提交并经国务院批准的 《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确立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几年内保持派出数量相对稳定”的工作方针。[1]1984年，国务院颁发 《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将自费出国留学看作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强调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政治上与公费出国人员一视同仁。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了 《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导、规范了当时的留学工作。出国留学教育在此阶段渐趋形成涵盖自费留学、公派留学与留学回国三部分的政策保障体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确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
管理部门方面，教育部设置有专门负责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管理、协调、监管工作的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还陆续设立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1979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1981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1989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1996年）、孔子学院总部（2007年）、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2017年）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对口管理单位。国家立法方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先后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2003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9年）等多部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管理部门和法律体系的完备，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这一时期，以留学教育政策为引领，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在“人员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通过D-H矩阵方程，即齐次变换矩阵建立机械臂坐标系模型，精确表达机械臂各关节的平移和旋转运动，确定硬件连接方案和软件编程内容.操作系统软件编程设计包括坐标控制程序、限位保护程序、远程无线控制程序，使机械臂在发挥最大效率同时不会影响Column-Bot的平衡.
3.以“人员国际化”和“组织国际化”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成型期：2001—2012年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发端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教育，在拨乱反正后，留学教育又开启了教育开放之先河。留学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出井喷式快速发展。据教育部官网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在出国留学方面，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4]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在来华留学方面，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来华留学规模从1978年的1226人增加到2018年的492185人。[5]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本文评析了母语磨蚀研究中关于磨蚀发生机制的各种假说，讨论了影响母语磨蚀的各种因素。这些假说基于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释母语磨蚀的发生机制，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语言磨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只有通过大量的有效的实证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弄清语言磨蚀的起因、过程及发生模式，才能提炼出语言磨蚀的理论模型，并有效地防止语言磨蚀的发生与发展，促进语言系统的习得与保持。
中外合作办学方面，按照WTO国际规则完善对外教育政策，我国由此开启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系统规范。2003年和2004年，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它们的相继颁布与实施，对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9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发布，对于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引领作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提出“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3]为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相关内容，教育部于2012年出台 《关于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和监管工作更加细化。
这一时期，得益于中国加入WTO，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迈上了历史新台阶，基本形成了以留学教育（人员国际化）和中外合作办学（组织国际化）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在这一时期基本成型。
4.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主要特征的深入发展期：2012年至今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中国教育对外开放进入深入发展期。这一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举措。这些重要举措的核心指向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具体表现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双边多边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深入推进。
2016年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颁布实施至今，“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在重点合作的作为基础性举措的“教育行动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支撑性举措的“四个推进计划”（留学推进计划、合作办学推进计划、师资培训推进计划、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作为引领性举措的“四方面内容”（加强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发挥国际合作平台作用、实施教育援助计划、开展“丝路金驼金帆”表彰工作）都已取得初步成效。以教育互通为例，如在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以推动民心相通方面，“教育部国际司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支持该校通过引进国外师资、公派留学、与国外高校开展合作等多种方式，使该校开设的外国语言专业在2018年达到94种，实现外语专业设置全覆盖”[7]。
双边多边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党和国家首次针对中外人文交流工作制定专门文件，为新时期中外人文交流确立了新方向。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因双边人文交流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愈加丰富。同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强调深化多边教育合作，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的制定，积极开展教育国际援助，以此强化我国在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在全球教育制度建设中的引领者角色。
这一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全面提升。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逐渐呈现出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引领，留学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为基石，双边中外人文交流和多边国际间教育交流与合作为两翼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全新格局。
二、70年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成就
1.管理部门和法律体系日趋完备
来华留学方面，1979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来华留学生工作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在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对当前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形势做了分析，提出今后接受留学生的方针和在教学工作、管理工作、思想工作方面对待外国留学生的具体举措。同年5月颁发的 《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修订稿）》规范了来华留学生在接收、教学、思想政治、政治活动、生活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1980年教育部发布的 《关于高等院校开办外国人短期中文学习班问题的通知》，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短期留学生教育的具体措施。1981年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此项规定为来华留学生学位授予提供了法规依据。1983年教育部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外国人举办短期学习班的有关规定》对高等学校直接招收短期外国留学生进行了规定。1986年出台的 《国家教委关于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有关规定》明确了来华留学生毕业后的学位授予问题，为他们回国后就业提供了方便。1989年国家教委发布的 《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高等院校的范围，并赋予高等院校自主招生的权利。2000年1月，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发布 《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该规定确立了较为完备的留学生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
2.出国留学人数和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教育对外开放进入成型期。得益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教育真正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一时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表现为通过留学教育政策推动“人员国际化”和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推动“组织国际化”相结合。具体表现为留学教育的积极引领和中外合作办学的系统规范。
一线社工不仅仅是独立工作的个人，同时是在组织化的工作环境中执业。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组织是由相互作用的个人构成的有特定目标的协作系统，这个系统涉及组织的建立、运行、变迁和发展，本节就从组织自身、组织与组织之间两个方面去揭示影响一线社工建立职业自主性的组织情境。
留学教育方面，2004年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将留学教育工作列入我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资助和奖励力度。坚持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提高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2]也确立了“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的整体思路并提出了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开展来华留学预备教育等具体措施。同年教育部下发的 《留学中国计划》是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第一个战略性专门指导计划，它的出台适应了新形势下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迫切和长远需要。
3.中外合作办学扎实推进
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中，坚持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调立德树人，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促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教育文化科学技术资源，推进相互交流，促进我国教育国际化，使教育对外开放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4.“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有效落实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方面，2016年，中央办公厅颁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作为其配套文件，教育部于同年7月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该通知从“教育使命”、“合作愿景”、“合作原则”、“合作重点”、“中国教育行动起来”和“共创教育美好明天”六个部分对我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教育的定位作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目的、“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合作原则、“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行动框架、“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落实的体制机制保障、“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沿线各国的参与方案进行了明确说明。截至2018年，“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在重点合作的作为基础性举措的“教育行动五通”、作为支撑性举措的“四个推进计划”、作为引领性举措的“四方面内容”都已取得初步成效。
为协调管理系统后台计算处理任务，实现计算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并及时处理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错误，天眼系统在分析3年多人工积累的各类后台计算处理程序日志资料基础上，开发了后台处理系统调度管理软件，实现了以下管理功能。
5.双边中外人文交流事业展现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外人文交流事业由此打开了新局面，目前已建立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中印九大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中外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三大支柱之一。依托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下开展的交流项目和计划，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民心相通之桥。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为例，自2010年该机制正式建立以来，合作领域涵盖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地方人文合作等新的7大领域。成果方面，几乎每一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都会有新亮点。如第一轮磋商启动了“公派万名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汉语桥”计划；第三轮磋商实施了“中国青年科学家访美计划”、中美省州教育厅长对话；第五轮磋商开启了“千校携手”项目；第六轮磋商开启“知行中国”青年学者项目；第七轮磋商启动实施了“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项目等。这些交流项目全方位、多角度地打开了两国民间相互理解、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6.多边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等官方国际组织平台与各国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范围覆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以提供技术援助为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主要向我国提供无偿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援助，帮助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世界银行主要通过提供教育软贷款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亚太经合组织主要通过教育网络搭建、部长级别会议来实现各国教育经验互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开始更加主动地加入世界各个组织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亮出中国教育的名片。2013年，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更显示出中国在多边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教育领导力和影响力已显著增强。
三、70年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和政策启示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发展道路为基本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逐步发展壮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发布的数据统计，截至当前，我国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5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789个。[6]在教育部批准的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9所，分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2005年）、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06年）、上海纽约大学（2012年）、昆山杜克大学（2013年）、温州肯恩大学（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15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2016年）。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构成，其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及国际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
2.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教育改革发展为根本动力
70年来，在每个历史节点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把握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对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做出新的部署和战略性调整，使教育对外开放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服务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使参与教育对外开放的学校、教师、学生和社会各方始终具有高度积极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对外开放之路。
3.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为基本途径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各国之间的文化互通、文明互鉴和教育经验共享。坚持通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教育和人文交流，扩大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我国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为世界教育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途径，优化了全球教育治理结构。
4.以培养优秀人才为核心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稀缺，科技成果寥寥无几，新型学科全属空白，[8]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成为我国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70年来，通过教育对外开放，派遣留学人员，从国外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成为我国快速培养各行各业急需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先进科学文化技术优秀人才的重要模式和主要途径。我国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和顶尖科学家、学者基本上都有出国留学经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满足我国外交战略需要和“一带一路”行动倡议，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和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的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各行各业的改革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将压缩机管网的正常出口压力设置为P1，将现场实际测定的压力值设置为P2，值由PLC中PID功能模块进行统计、计算，根据控制变频器的具体情况对电动机的运转速度进行合理化的调整，从而实现规定的具体的压力。ΔP值与现场压力、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动机的运转速度成正比，当ΔP＞0 时，其相关因素会随之提高，风压也会逐渐升高；当ΔP＜0 时，其相关因素会随之降低；不断的调整，使ΔP趋于0，保证压力处于稳定的状态，具体系统结构见图1。
5.以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为重要保障
70年来，我国坚持依法推进和保障教育的对外开放，实行依法治理，重视制度建设，不断创新教育对外开放机制，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建立国际教育相互合作发展规范提供了坚实保障。国家出台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诸多全局性、综合性和专门性文件，形成了教育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有效规范，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对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指导推动作用，形成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持续性进程，促使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逐渐走上依法发展、优质发展、内涵发展的道路。
本文主要讨论了在硬势和非角截断条件下矩的估计，可以得到与文献 [1] 中类似的结果，即任意矩具有瞬间获得性.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对碰撞核中的函数b(cosθ)作截断，然后分别估计， 通过泰勒展开来消去带有奇异性的部分.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任务和新要求，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提出的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重要指示，以我为主、兼容并蓄，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切实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大国外交实践，全面推进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整体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国福.近三十年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理性回顾和法律思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130—139.
[2][3]教育部网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authkey=gwbux,2010-07-29/2019-06-21．
[4]教育部网站．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t20190327_375 704.html,2019-03-27/2019-06-21.
[5]教育部网站．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2019-04-12/2019-06-2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关于公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相关信息的说明[EB/OL].http://www.crs.jsj.edu.cn/news/index/59,2019-04-29/2019-06-21．
[7]教育部网站．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有关情况[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419/170419_sfcl/201704/t20170419_302850.html,2017-04-19/2019-06-21．
[8]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80．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70 Years of China’s Education Opening-up Policy
Sun Xiaobing
Abstract: Over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policy evolution of opening-up in China’s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major historical stages:the beginning stage with“service politics”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the recovery and exploration stage with the“personnel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the mature stag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personne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stage characterized by“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The main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legal systems are increasingly complete;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and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continue to increase;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substantially promoted;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education is effectively implemented;the bilateral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presents a new situation;multilateral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have further developed.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and policy enlightenment are:take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guiding ideology;To serve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development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take the combination of“bring in” and“go global”strategies as the basic approach;take the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as the core mission;take the improvement of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Key words: 70 years of China’s Education opening-up policy;Achievements;Policies;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G64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2019）10－0010－06
收稿日期： 2019-07-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VEA150004）
作者简介： 孙霄兵，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宏观政策、教育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 刘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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