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刍议
马士远
摘 要： 广义鲁学的界定，借鉴狭义鲁学所持的基本标准，即鲁学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是鲁地的学问。而所谓的鲁地，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鲁地的分野。广义的鲁学文献，覆盖经、史、子、集四部，而不再局限于经部。广义的鲁学研究，应该将其源头追溯到前儒学时期，那个阶段的鲁学，兼有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不能简单地用“纯洁性”等词语进行概括。汉宣帝振兴鲁学，动因是多方面的，并且经过了三个阶段，时间比较漫长。把殿中大议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相混淆，是对文献未能系统全面把握所致。《孟氏易》属于鲁学系列，不能因为它以阴阳突变解《易》而归入齐学系列。《鲁诗》、孔氏《尚书》，均有以变异解经、以天象附会人事的做法，鲁学并非不言灾异。
关键词： 鲁学；鲁学文献；鲁学源头；《孟氏易》
鲁学之名，汉代就已有之，它是传统经学的分支，这是历史上狭义的鲁学。在地域学术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狭义的鲁学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学术研究的需要，因此，必须超越经学的藩篱，对鲁学加以扩容，进行重新界定，建立广义的鲁学体系。以往的鲁学研究，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思索，辨析其中的得失。有的涉及学术理念，还有的与治学路数密切相关。
本文就以“基因控制蛋白质合成”一节为例，阐述在细化生物学概念的基础上对生物图进行分类、分析、整合等信息加工活动，引导学生实现图文转化，深入理解生物学概念。
一、鲁学名称的由来及其合理界定
鲁学之名最初见于《汉书·儒林传》，具体记载如下：
宣帝继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注]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8页。
把《谷梁传》说成是鲁学，把《公羊传》说成是齐学，其根据是这两个学派的创始人分别出自鲁地和齐地。《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谷梁子，鲁人。”[注] 班固：《汉书》，第1713页。 公羊子，名高。谷梁子，名喜。西汉宣帝时期鲁学与齐学的划分，是以学派创始人所在地域为依据。《公羊春秋》的创始者公羊高是齐人，故称齐学。《谷梁春秋》的创始者谷梁喜是鲁人，故称鲁学。这种按照学派创始人所在地域所作的划分，在古代一直沿用，但到近代有的学者开始提出置疑：
齐学、鲁学的划分，我上面所说和近代讲义的先生们大不同。他们的划分虽然各人不同，但大多数是汉初经师是某地域的人来划分的，但完全这样分却未必得当。我认为汉人所说的齐学、鲁学，同近人说什么英国化、美国化一般，是根据他的主义来分辨。他的主义是从鲁国来的，便叫他做鲁学，他的主义是从齐国来的，便叫他做齐学。[注] 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第二，鲁学是鲁地的学问。
这是对学术流派的划分提出两条标准，一是根据所持的思想理念，二是依托学派创始人所出的地域。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划分方式往往遇到障碍，无法行得通。原因在于，秉持相同思想理念的学派创始人未必出自同一地域，而出自同一地域的学派创始人所持的思想理念又不一定相同。即以《孟氏易》为例，它的创始人孟喜是鲁人，他不守师法另创新说，别立门派。由于把齐、鲁之学作了如下界定：“鲁学是谨守师传的，齐学是杂取异义的”[注] 蒙文通：《经学抉原》，第25页。 ，因此，把《孟氏易》归入齐学系统。显然，所得出的结论与所制定的划分标准无法兼容，而是相互矛盾。由此看来，还要回到以地域作为界定鲁学这种传统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人所作的界定是否严密？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定义 3[9] 设(U,A)是一个覆盖信息系统,C={C1,C2,…,Ct}是由A中属性a产生的论域U的一个覆盖。对任意的对象U,设(x)a=∩{C, Cj},则Cov(C)={U}是U的一个覆盖,并称之为覆盖C的诱导覆盖。
西汉宣帝时期对鲁学所作的界定，局限在经学范围之内。当代权威辞书对鲁学所下的定义，基本是沿袭了传统的说法：
对鲁学所属区域作上述界定，涉及到其与楚地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张守节《正义》：“彭城，徐州治县也。”[注]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7页。 徐州，汉代称为彭城，这个地区与鲁学的因缘，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
鲁学：秦汉之际经学流派之一。学风较为保守。经师中如传《诗》的申公(名培)，传《礼》的高堂生，都是鲁人，故名。主要经籍有《鲁诗》《鲁论》等。[注] 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463页；《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079页。
这是颇为权威的解释，得到普遍的认可。然而，如果按照现代思维进行循名责实，就会发现传统界定所存在的局限性。既然名称是鲁学，顾名思义，应该是鲁地的学问。那么，在经学系统之外，先秦两汉时期的鲁地是否还有其他学问呢？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在经学系统之外，那个时期的鲁地还有其他的学问存在。有鉴于此，学界已经出现对鲁学的重新界定。有的把鲁学说成是孔子创立的区域儒学[注] 刘增德：《“鲁学”初论》，《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 ，有的认为从字面意义立论，鲁学“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鲁学的核心虽然是儒学，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划等号。”鲁学还包括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注] 跃进：《“鲁学”解》，《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上述界定表明，学界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经学对鲁学的狭义理解，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阐释，可称为广义的鲁学。这是学术演进的大势所趋，也是深化鲁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对于广义的鲁学，它的内涵可作如下界定：
第一，鲁学是由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
这是借鉴西汉经学家对鲁学所作的狭义界定，把它作为鲁学内涵的构成要素之一。鲁学门派的开创者必须是鲁人，而不能是其他地域的成员，这是必须遵循的划分原则。《鲁诗》的创始人申培，《礼》学的创始人高堂生、徐生，《谷梁春秋》的创始人谷梁喜，他们都是鲁人，由他们开宗立派的学问，确定无疑属于鲁学。至于鲁学的传承者，有的是鲁人，有的是其他地域的人，都可以纳入鲁学成员的群体，把他们划入鲁学群体不受地域限制。即以《鲁诗》为例，从申培开宗立派算起，在西汉有五代传人[注] 左洪涛：《〈诗经〉之〈鲁诗〉传授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这些《鲁诗》传人不论出自何地，都属于鲁学群体的成员。
定义1：设X是具有分布函数F的随机变量，若X1，X2，…，Xn是具有同一分布函数F的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则称X1，X2，…，Xn为来自分布函数F（F称为总体或X称为总体）得到的容量为n的简单随机样本，简称样本．它们的观察值x1，x2，…，xn称为样本值，又称为总体X的n个独立的观察值．
所谓的鲁地，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局限在曲阜周边。这与《汉书》《后汉书》的《儒林传》所说的鲁地稍有不同，空间覆盖面更加广大。这个地域除了鲁国的本土，还包括它的许多附属国，如：任、宿、须句、颛臾、曹、薛、邾、小邾、鄫、郯等等。这个地区以曲阜为中心，东到黄海之滨，南到徐州，西至濮水，北至泰山。包括西汉时期的鲁国、东平国、定陶国、山阳郡、东海郡的全部或部分领地。涉及今山东的济宁、菏泽、枣庄、临沂地区。这里在先秦两汉属于鲁文化区，也是儒学和鲁学的发祥地。先秦两汉的鲁学传人，无一例外出自这个地域。
由图1可知，以留仙洞站为界，留仙洞站以南的车站沿线岗位众多，高峰小时客流乘降量较大，车站客流乘降量较均匀，且这些车站基本上是换乘站或综合枢纽站；留仙洞站以北的车站集散量差异很明显，石岩组团中心上屋北站、光明组团中心光明城站、公明组团中心公明广场站的乘降量均明显高于周边其他车站，此3站的客流乘降总量占留仙洞站以北的15座车站的38%。
问题是“鲁诗”的传授，在汉初并不在曲阜，而是在楚王刘交所封之地，即今天的徐州。《汉书·高祖本纪》载六年，“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文颖注：“薛郡，今鲁国是也。”《地理志》鲁国下云：“故秦薛郡。”则楚王刘交所辖范围本来包括鲁地，唯治所在徐州。[注] 跃进：《“鲁学”解》，《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这是从西汉初期的行政区划切入，指出鲁学与徐州地区的关联，《鲁诗》的创立确实是在那里，具体记载见于《汉书》的《楚元王传》《儒林传》。如果对历史往前追溯会发现，两汉属于东楚之地的徐州，春秋时期在鲁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诗经·鲁颂·
宫》写到：“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或称：“徐，徐戎，在今江苏徐州地方。”[注]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72页。 《宫》提到的淮夷，春秋时期活动地区在淮河的下游。徐，其地在今江苏洪泽湖北、泗洪南。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向南到达淮河流域，远在徐州东南。因此，那个时期的徐州可以划入鲁学所属地域。《鲁诗》初创于徐州，它的奠基者申培是鲁人，是鲁人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旧地创立《鲁诗》学派。
鲁学的覆盖地域包括西汉的东海郡，这又涉及到荀子与鲁学的地域关联。《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注] 司马迁：《史记》，第2348页。 荀子晚年是在兰陵度过的，当时兰陵属于楚地。荀子是自齐入楚，因此，学界经常提到他与齐文化、楚文化的关联。而荀子与鲁文化的地域因缘，则往往被忽视，很少有人提及。
西汉时期，兰陵属于东海郡，治所在郯县，即春秋时期郯国故地。《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秋，郯子来朝。”[注]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68页。 郯是鲁的附属国，兰陵在春秋时期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荀子晚年所居住的兰陵，属于广义的鲁国旧地。荀子在儒学传承谱系中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称：“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注] 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1页。 许多儒学经典的传承都要追溯到荀子，其中包括属于鲁学系统的《鲁诗》、《礼》学、《谷梁春秋》。广义的鲁学，可以从兰陵所属地域切入把荀子纳入其中，从他的著作中提炼出属于鲁学的因素。研究荀子与鲁学的关联，学界已经有所关注[注] 刘宗贤、蔡德贵：《荀子思想是齐学化的鲁学》，《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如果能从广义鲁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这方面的探索会更加深入。
综上所述,通过对高催乳素血症患者实施甲磺酸溴隐亭进行治疗,患者临床疗效较为显著,服药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1.2.1 对照组 给予孕期常规健康教育宣教包括饮食、运动量、用药及产前检查等，每次孕期检查结果在《孕产妇保健手册》详细记录，对症治疗，并告知下次复诊时间。产后母乳喂养指导、产妇康复运动以及42 d门诊复查。
第三，鲁学包括先秦两汉时期鲁人的辞令文章。
狭义的鲁学是儒学、经学的分支，所涉文献局限在儒学、经学范围之内。广义的鲁学则在所涉文献方面大为扩展，凡是先秦两汉时期鲁人的辞令文章，均纳入观照视野，文献来源贯通经、史、子、集四部。如果从时间段上进行划分，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它的演进轨迹。春秋时期的鲁学文献，主要是各类辞令，收录在《左传》《国语》这两部书中，其中许多辞令具有很高的文章学价值。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选的《古文观止》[注] 吴楚材、吴调侯选编：《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是一部影响颇大的古文读本，其中对春秋时期鲁人的辞令就收录多篇。其中出自《左传》的四篇，有臣下劝阻君主的谏辞，有论述战争的说辞，还有外交辞令。出自《国语》的三篇，包括一篇谏辞，一篇教育儿子的训辞，还有一篇是论述祭祀之礼、对执政大臣加以批判的说辞。这些辞令有的可以纳入经学系统，有的则是游离于经学之外。
进入战国之后，鲁学文献一方面收录一些辞令，同时陆续出现一系列著作，以子学类居多。《论语》《孟子》《孝经》《子思》《曾子》等，都在战国时期结集成书，而以儒家类居多。
进入汉代以后，鲁学文献除了鲁人的辞令、著作之外，还出现一大批颇有艺术价值的文章，其中包括诗歌、赋。鲁学向文学方面演变的倾向非常明显。“特别是东汉后期孔融的出现，更标志着‘鲁学’转变的完成。”[注] 跃进：《“鲁学”解》，《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第三，心灵创伤和恋祖情结是宣帝振兴鲁学的主观动因。
二、前儒学时期鲁学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
狭义的鲁学研究，局限在儒学、经学系统之内。常见的儒林谱、经学传承图表，所作的追本溯源到孔子为止，不再往前延伸。而作为广义的鲁学研究，则必须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即鲁学的生成阶段。对此，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把鲁学的创始人追溯到周公：
由周公所开启的鲁学比较全面地移植了周朝的礼乐文化，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特别重视道德名节和传统文献阐发的宗法伦理观念。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孕育了儒家学派和它的伟大创始人孔子。[注] 孟祥才：《山东思想文化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对鲁学源头的追溯到周公，确实是鲁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否则，鲁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清人皮锡瑞称：“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注]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 皮氏所持的是今文经学的观念，他的说法不足取。即使六经真的都是孔子手订，如果进一步追问，六经的蓝本又是从何而来呢？显然，这就必然追溯到制礼作乐的周公。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那里所保存的礼乐文献颇为完整，《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出使，“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杨伯峻先生注：“此《象》当是鲁国历代之政令。”[注]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第1227页。 韩宣子从鲁国收藏的文献中感悟到周公之德，这些文献包括《鲁春秋》及鲁国历代政令，系鲁国本土文献。由此可见，鲁学确实源于周公。
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儒学确立后的许多属于鲁学的经学流派，都可以从春秋前期、中期的鲁国文献中找到源头。汉代《礼》学开宗立派的高堂生、徐生都是鲁人，《礼》学属于鲁学系列，传世的经典主要是《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礼记》有《祭法》篇，郑玄称：“名曰《祭法》者，以其记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数。”[注] 朱彬训纂，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90页。 《祀法》所记载的主要祭祀对象，均取自《国语·鲁语上》收录的展禽大段话语，只是把它分置两处，个别词语稍有改动。展禽是僖公时期(前659
前627)的鲁国大夫，这个时期下距孔子活动的阶段长达七八十年。这个事实表明，早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鲁国在祭祀方面已有完备的文献可供依托，后来被纳入儒家经典，在汉代则被鲁学的《礼》派经师所继承。
再看《鲁诗》与前儒学时期鲁学的关联。《左传·襄公十九年》有如下记载：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
对于末句，杨伯峻先生译为：“岂仅我国爱此恩泽。”[注]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第1047页。 《黍苗》是《诗经·小雅》篇名，首二句是“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范宣子吟诵这首诗，鲁国的季武子认为此诗表达的是施予恩泽之义。对于这首诗，汉代的齐、鲁、韩三家诗说称：“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毛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注] 王先谦集疏，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06页。 《毛诗》把《黍苗》说成是刺诗，而包括《鲁诗》在内的三家诗则认定《黍苗》是颂诗，表达的是慰劳诸侯之义。季武子作为当时鲁国的执政大夫，也是从施予恩泽的角度解读这首诗。《鲁诗》把《黍苗》认定为慰劳诸侯之诗，与季武子所作的解读一脉相承。襄公十九年是公元前554年，当时孔子尚未出生，而汉代《鲁诗》学派的理念，已经存在于季武子的头脑中。沿着类似线索继续进行梳理，会发现早期儒学、汉代鲁学与前儒学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把鲁学渊源追溯到前儒学时期固然重要，而对这个时期的鲁学进行研究，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它的属性，而尽量避免简单化的处理。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继承周公制礼作乐的成果，以尊礼守礼著称。《左传·闵公元年》记载，齐桓公问仲孙湫，是否可以轻易地征服鲁国，仲孙湫回答：“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注]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第257页。 从仲孙湫的回答可以看出，当时的鲁国依礼行事，把周礼作为立国之本。后代的历史著作，也把秉持周礼作为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司马迁称：“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注] 司马迁：《史记》，第3266页。 龊龊，拘谨而注意小节的样子。在司马迁笔下，鲁国是礼仪之邦。班固亦称鲁地“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注] 班固：《汉书》，第1662页。 这些记载是可信的，符合鲁地的实际情况。基于历史上的这些记载，当代的鲁学研究，往往强调它的纯洁性。或称“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注] 孟祥才：《山东思想文化史》，第20页。 ，或称，春秋后期，“儒学在鲁国占据统治地位，使鲁学更加纯粹。”[注] 孟天运：《春秋时期齐鲁文化比较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照此说法，鲁学的纯洁性体现在对宗周文化的维护，得益于儒家学派的创立。
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注] 班固：《汉书》，第3618页。
《礼记·檀弓上》有如下记载：“邾娄复之一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鲐始也。”[注] 朱彬训纂，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第87页。 鲁僖公二十二年，鲁国与邾国在升陉交战，鲁军败绩。因为死亡的人数很多，没有足够的衣服用于为死者招魂，就改用箭招魂。复，指为死者招魂，通常用死者的衣服作为招魂的物品。鲁襄公四年，鲁军在狐骀战败，将死亡者运回，“国人送丧者皆髽。”杨伯峻先生写到：
髽，据《礼记·丧服小记》孔疏，本是妇人之丧服。此处之髽，大概以麻结发之髽。不仅妇人用之，所有迎丧者皆用之，因其易于取材，亦容易办，可见，迎丧者多，亦见鲁军死亡者多。[注]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第940页。
以上两次丧礼的改变都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带有临时变通的性质。这两次变通都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礼记·檀弓下》记载：“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也。”[注] 朱彬训纂，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第127页。 帷殡，指用帷幕遮挡待葬的棺材。古礼是直接面对棺材哭丧，从鲁国敬姜开始设置帷幕遮挡，此后成为定制。敬姜与孔子是同时代人，这次丧制的改变，出现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期间。《论语·子罕》篇记载：“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注]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87页。 礼帽用麻织成，这是合乎礼的。后来改用丝料，孔子认为用丝料节俭，自己也赞成这种改变。仅以上述材料就可以看出，前儒学时期的鲁国，对礼制多有变通，而不是凝滞固化。当然，这种变通是在礼的体制之内实现的，与那些违礼僭越的举措属于不同性质。
前儒学时期鲁国在用人制度方面的变通性，主要体现在曹刿的步入政坛。《左传·庄公十年》记载：“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杨伯峻先生注：“肉食者盖当时习语，大夫以上之人，每日必食肉也。”[注]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第182页。 曹刿来自基层乡间，不是肉食者，属于下层士人。鲁庄公接纳了曹刿，并与他同乘一辆兵车参战，采纳曹刿的建议，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庄公前往齐国观看对土地神的祭祀，曹刿进谏，加以劝阻。这说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曹刿一直在朝廷任职。西周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曹刿的入仕属于例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鲁国用人制度所具有的变通性。章太炎先生在《馗书·官统》中对楚国的官制有如下论述：“南国之法章，君臣犹以官位辨高下，故参用亲羁而无世卿。”[注]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 这是把楚国官制与北方各国加以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对楚国的这种做法予以肯定。曹刿步入鲁国政坛，使那里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始出现裂纹，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对历史传统的疏离。
曹刿是从下层士人直接步入鲁国政坛，在当时颇为罕见。后来的文献中，他被刻划成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左传·庄公十三年》记载，鲁国与齐国在柯地会盟讲和。后来的多种文献记载，曹刿在这次会盟中手持匕首劫持齐桓公，逼迫他还回侵占的鲁国土地。《史记》还把曹刿收录在《刺客列传》。对此，杨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辨析：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曰：“是时东迁未百年，人材虽陋，未至便为刺客。”卢文昭《钟山杂记》谓曹刿劫桓公事出于战国之人所撰造，但以耳目所见，施之上世，而不知其不合，诚哉是言也。[注]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第194页。
所作的辨析是有道理的。曹刿的形象之所以在战国时期被重新塑造，是因为他以平民身份步入鲁国政坛的经历，是战国士人的普遍心理期待，并且付诸实际行动。曹刿是布衣入仕的先行者，得益于当时鲁国用人制度的变通性。曹刿步入鲁国政坛是在庄公十年(前684)，下距孔子长达一百三十多年，是前儒学时期鲁国政坛一个重要的变通性举措。
前儒学时期鲁国的礼制官职，兼有继承传统和因时变通两种属性。对于这个时期的鲁学，也应从这两个角度加以全面准确的把握，而不能用“纯洁性”等词语作笼统的概括。即以曹刿为例，他的辞令就体现出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曹刿论战体现的变通性，不是按照常规做法交战，而是采用人疲我打的战术。庄公前往齐国观社，他的谏辞则是秉持守礼而法先王的理念。“夫礼，所以正民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注] 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把这类辞令与周礼的相关规定相对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曹刿的辞令是前儒学时期重要的鲁学文献，它所体现的持守与变通兼备的双重属性，在同一时段的其他鲁学文献中不时可以见到，应该予以关注。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兼有持守与变通双重属性，它是汉代经学系统鲁学的最初源头。依理推断，作为汉代经学分支的狭义鲁学，似乎也应该具有这类属性。可是，学界给出的结论往往与上述推测相反。或称：“可见鲁学是谨守旧义的，齐学是博采众说的，一个纯笃，一个浮夸，这便是他们最大区辩了。”[注] 蒙文通：《经学抉原》，第23页。 这是比较常见的说法，得到普遍的认可，近些年的学者基本是以此种结论为依托，对鲁学加以阐释。或称：“鲁学学风严谨，以严守师说，少言阴阳灾异，治学方法以训诂为主要内容。”[注] 岳广腾：《鲁学的学风与政治影响》，《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此种说法经常可见，似乎已成定论，基本还是从所谓的纯粹性方面进行立论。上述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落到实处却往往经不起推敲。即以所谓的严守师法说为例，早就有学者对此加以置疑。清人皮锡瑞有如下论述：
通过观测井观测，地下水水位高，且随长江水位变化极为明显，土体渗透力强，渗水量大，施工中采用了三级降水：在闸塘基坑四周布置第一级降水，在主基坑四周布置第二级降水，在基坑最深的中墩位置布置第三级降水。现场共布设深井近200口，轻型井点400多延米，有效地降低了地下水水位，减小了孔内外水头差，减少了塌孔现象的发生。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既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所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谨，而仅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乎？[注]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77页。
皮氏属于经学的今文学派，富有怀疑精神，他的上述置疑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从制度层面讲，如果经师严守师法，同一部经立一个博士官即可。而实际情况是往往同一经而分立几位博士官，这本身就是博士官存在不守师法者的明证。他所提到的大、小夏侯，指夏侯胜、夏侯建，他们是《尚书》的传承者，都是鲁人，是汉代鲁学成员。夏侯胜是夏侯建的叔父，二人是叔侄，又是师生关系，但是夏侯建并没有严守师法，而是与他叔父分道扬镳，因此《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至于夏侯胜“求异于欧阳”，指的是他与欧阳高治《尚书》的差异。“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注] 班固：《汉书》，第3607页。 宽，指倪宽。夏侯胜与欧阳高作为《尚书》传人，都出自倪宽门下，但却同门相左，如果都是严守师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于汉代经学所谓的师法，徐复观先生写道：
师法观念在博士的统绪中流布出来之后，当然也影响到在此统绪以外的儒生，有时也加以应用。但终汉之世，这是非常有弹性的观念，即是，除了思想型的儒者不讲这一套之外，在博士统绪中，他们有时重视，有时并不重视，有时讲，有时并不讲。其特别加以重视的，多半是把它当作排挤、统制的武器加以应用，这在东汉更为明显。清乾嘉学派对师法意义的夸张，又是在学术进途中自设陷阱，没有历史上的根据。[注]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徐复观所作的分析颇为透彻。当下的鲁学研究，如何继承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同时又不轻信那些似乎颇为权威的定论，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总之，无论是考察前儒学时期的鲁学，还是研究由它所派生出的汉代经学分支的鲁学，都必须以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运用辩证思维，揭示探索对象的多重属性，而不能先入为主，用所谓的纯洁、纯粹等带有理想色彩的词语，对复杂的鲁学现象作抽象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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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汉鲁学振兴的原因及始末
西汉时期，作为经学分支的鲁学和齐学，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过程。武帝时期，齐学骤然兴盛，尤其是《公羊》学派大行其道。到了宣帝时期，鲁学则勃然振兴，成为经学的主流，对于宣帝朝的鲁学振兴，学界已经有所关注，但是，所作的描述或是失于简略，或是对历史事实所作的判断有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梳理和辨析。
关于宣帝振兴鲁学的过程，蒙文通先生所作叙述如下：
到汉宣帝知道戾太子好《谷梁》，他便问史高、夏侯胜、韦贤这几位大臣，他们都答应说《谷梁》是鲁学，《公羊》是齐学，应该兴立《谷梁》。宣帝便召集五经诸儒来评论五经的同异，结果大家都说《谷梁》好，都跟着《谷梁》说，宣帝便把《谷梁》立在学官。可见宣帝的本意就在立《谷梁》尊鲁学。[注] 蒙文通：《经学抉原》，第22页。
蒙氏基本是依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加以描述，其中提到的召集五经诸儒评论五经同异，指石渠阁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宣帝甘露三年(前51)，上距宣帝即位的昭帝元平元年(前74)，已经二十余年。那么，促成鲁学振兴的因素是什么？具体过程如何？还需要进行细致的探讨。概括而言，促成宣帝朝鲁学振兴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谷梁》在与《公羊》较量中取得的优势。
《谷梁》与《公羊》的较量，在武帝时期曾经进行过，结果是《公羊》派取胜，由是《公羊》大兴。到了昭帝时期，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出现两位著名的《谷梁》学派经师，即鲁人荣广和皓星公。“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注] 班固：《汉书》，第3617页。 眭孟，名弘，是昭帝朝的《公羊》学大师，《汉书》卷七十五有传。荣广作为《谷梁》派的经师，在与《公羊》派的辩论中多次处于优势，从而《谷梁》学一蹶不振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许多学者投到这个学派的门下，是《谷梁》学振兴的先声。
第二，宣帝决定振兴鲁学之初，在他身边已有一批著名的鲁学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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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儒林传》有如下记载：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注] 班固：《汉书》，第3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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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贤是鲁地邹人，他的五世祖韦孟与《鲁诗》创始人申培一道服侍楚元王刘交，与鲁学流派有很深的因缘，韦贤本人师事申培的弟子瑕丘江公。“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注] 班固：《汉书》，第3107页。 无论是家学渊源，还是所处的邹鲁之地，所造就的自然是鲁学经师。夏侯胜，《汉书》卷七十五有传。他是鲁地东平人，开创《尚书》大夏侯门派，当然属于儒学经师。至于文中提到的千秋，指蔡千秋，他是昭帝时期的《谷梁》大师荣广、皓星公的弟子，在当时对《谷梁》为学最笃，宣帝时为郎。从上述材料可知，宣帝即位之初，朝廷已有一批鲁学经师，成为宣帝复兴鲁学的依托。
综上所述，对鲁学作广义的界定，有利于超越经学藩篱，克服它的局限性。从而使得鲁学的覆盖面更加广阔，更具有包容性，也更有利于揭示其属性和特征。
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戾太子之孙。由于江充制造的巫蛊冤案，戾太子、宣帝之父史皇孙均遇害。宣帝当时在襁褓之中，也被投入监狱。幸亏得到丙吉等人的精心呵护，才幸免于难。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必然造成心灵的创伤，同时也产生了心理倾斜，拒斥疏离武帝而同情怜悯他的祖父戾太子。至于对《谷梁春秋》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是戾太子的缘故。《汉书·儒林传》记载，汉武帝令戾太子习《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注] 班固：《汉书》，第3617页。 戾太子私自习《谷梁春秋》违背汉武帝的旨意。可以设想，如果不出现后来的变故，戾太子即位，很可能就会把《谷梁春秋》加以复兴。《后汉书·陈元传》有如下记载：
往者，孝武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注]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1页。
宣帝流落在民间时就学习《谷梁》，为的是继承祖父的遗志，是一种恋祖情结。因此，他在继位后，就开始启动振兴《谷梁》的事业。戾太子是武帝卫皇后所生，故又称卫太子。钱穆先生称，宣帝朝的鲁学振兴，“其初由于宣帝好奇。”[注]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5页。 把宣帝振兴鲁学最初的心理动因归结为“好奇”，似乎过于简单，忽略了他的心理创伤和恋祖情结。
宣帝对鲁学的振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前后逾时十多年。
本刊记者了解到，这两份方案都是从“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主要措施”“组织保障”四部分来阐述，第一条都是“交办问题的回头看”，第二条都是“开展利剑斩污行动”，甚至连总体字数都一样，只对地名、人名作了修改。
第一阶段，是进行鲁学经师的培养。《汉书·儒林传》对此记载颇详：
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受。会千秋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受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注] 班固：《汉书》，第3618页。
宣帝为培养《谷梁春秋》的学者，可谓呕心沥血。为了使招收的十名生员学业有成，先后有三代《谷梁春秋》的经师执教。第一代经师是蔡千秋，第二代是瑕丘江公之孙，第三代是周庆、丁姓。其中蔡千秋、周庆、丁姓，都出自《谷梁》大师荣广门下。为了强化培养力度，又把著名的《鲁诗》传人刘向也纳入其中。“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注] 班固：《汉书》，第1967页。 这批《谷梁》人材的培养历时十余年，可以说是十年生聚，十年树人。
第二阶段，大议殿中，振兴鲁学，初战告捷。
《汉书·儒林传》对宣帝甘露元年(前53)有如下记载：
滤波是抑制干扰传导的一种重要方法。由于干扰源发出的电磁干扰频谱往往要比接收信号的频谱宽得多，因此，当接收器接收有用信号时，也会接收到那些不希望有的干扰。这时可以采用滤波的方法，仅允许所需要的频率成分通过，而将干扰频率成分加以抑制。在悬浮控制系统中，常用 LC (电感电容)低通滤波器抑制由外部电网侵入的高频干扰。在 330 V 主电源输入侧和 110 V控制电压输入侧分别串接 LC 低通滤波器，起到了很好的滤波作用。
前儒学时期的鲁学，确实以持守周礼著称，同时也存在着变通性，是持守与变通兼备的双重属性。它的变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制的调整，二是用人制度的新变。
这场辩论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双方各四人，《谷梁》一方出场的尹更始是蔡千秋早年弟子，培养《谷梁》人材之初就已经能够讲经。刘向是鲁学名家，周庆、丁姓则是培养《谷梁》人材的第三代经师。《谷梁》一方阵容强大，第一阶段辩论《公羊》一方处于劣势，要求再增加一名成员。第二阶段辩论仍然是《谷梁》一方占上风，这场辩论以《谷梁》取胜而告终。宣帝论功行赏，后来，周庆、丁姓被任命为博士。这意味着宣帝振兴鲁学的初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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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石渠阁论经，振兴鲁学，大功告成。
《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前51)有如下记载：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注] 班固：《汉书》，第272页。
石渠阁论经是宣帝振兴鲁学大功告成的标志，所增立的博士包括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都是鲁学的经学流派。
石渠阁论经是经学史上一件盛事，也是鲁学在西汉经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界碑。古今学者对石渠阁论经予以高度重视，多有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论著把石渠阁论经与先前的殿中《谷梁》与《公羊》两派的辩论混为一谈：
到汉宣帝知道戾太子好《谷梁》，他便问史高、夏侯胜、韦贤这几位大臣，他们都答应说《谷梁》是鲁学，《公羊》是齐学，应该兴立《谷梁》。宣帝便召集五经诸儒来评论五经同异，结果大家都说《谷梁》好，都跟着《谷梁》说，宣帝便把《谷梁》立在学官。[注] 蒙文通：《经学抉原》，第22页。
这里所描述的评论五经的场景，是《汉书·儒林传》记载的甘露元年殿中《谷梁》《公羊》两派的辩论，而不是甘露三年的石渠阁论经。还有的著作对石渠阁论经作如下描述：
《儒林传》中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谷梁立官的经过。皇帝要为谷梁立官，并事先得到宰相们的同意，尚且费了这样大的准备工作(“积十余岁，皆明习”)，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殿中学术讨论会——石渠会。[注]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第142页。
这也是把殿中的《谷梁》《公羊》两派的辩论，误认为是石渠阁论经。
造成把两次经学会议相混淆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误解《汉书》对于为《谷梁春秋》立博士的记载。《儒林传》记载，甘露元年，“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这次会议之后，“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如果不仔细阅读这段记载，就会认定《谷梁春秋》立博士学官是在这次大议殿中之后立即采取的举措。《宣帝纪》记载，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随后立《谷梁春秋》博士。由于这两次经学会议的相关记载都在结尾提到立《谷梁春秋》博士一事，因此，后人就把二者相混，把殿中大议《谷梁》《公羊》误认为就是所说的石渠阁论经。不过，如果仔细推敲《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就不会出现上述误解。文中称“由是《谷梁》大盛，庆、姓皆为博士。”《谷梁春秋》立博士官是在这个学派大盛之后，而不是殿中大议完毕立即被立为博士官，立博士官是在甘露三年石渠阁论经后。
第二，误把朝廷宫殿认定为石渠阁。《汉书·儒林传》记载的《谷梁》《公羊》两派的辩论，由萧望之等人现场“大议殿中”。所谓的殿，指朝廷的宫殿。甘露三年的论五经同异在石渠阁。《汉书·儒林传》对施雠有如下记载：“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颜师古注：“《三辅故事》云：石渠阁在未央殿北，以藏秘书也。”[注] 班固：《汉书》，第3599页。 石渠阁是皇家收藏秘书的场所，相当于后来的图书馆，这与宫殿是不同的。《汉书·宣帝纪》只是提到“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而没有出示地点，这就使人容易产生误解，把大议殿中与石渠阁论经相混淆。如果能够参照颜师古的上条注释，就不会走入这个误区。
宣帝振兴鲁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继位算起，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他的振兴鲁学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分三个阶段进行，其中包括十年的鲁学人材培养、两次经学会议。他不是一开始就全面展开，而是以《谷梁春秋》为突破口，由点到面进行扩展。由于措施得力，因此能够稳健地推进，最终达到预期目的。
宣帝振兴鲁学，萧望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两次经学会议，他都是以太子太傅的身份统领各儒进行评议。对于萧望之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或称他强调通经以致用，形成齐学与鲁学，好古与趋时融汇兼综的治经风格，称为一代儒宗[注] 范玉秋：《萧望之及其经学思想探论》，《临沂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从萧望之的学缘关系来看，上述结论是有依据的。《汉书·萧望之传》记载：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注] 班固：《汉书》，第3271页。
萧望之治《齐诗》，有齐学师承。他师事后仓，后仓是东海郯人，属于鲁学地域。后仓即传《齐诗》，同时又师从东海孟卿学《礼》，属于鲁学系统。至于他从夏侯胜那里接受的《论语》《礼服》方面的学问，则是纯属鲁学。萧望之的学缘关系确实兼有鲁学和齐学因素，不过鲁学所占的比例更大。宣帝振兴鲁学期间的两次经学会议，萧望之均是以太子太傅的身份统领各儒，他在这个阶段的日常事务，“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注] 班固：《汉书》，第3282页。 他向太子所教授的都是鲁学经典。由此可以做出判断，在宣帝振兴鲁学过程中，萧望之是得力的正向推手。或称：“而韦贤、夏侯胜、萧望之、刘向并右《谷梁》，其学渐盛。”[注] 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这个结论是公允的。从总体上看，萧望之的心理天平倾向于鲁学，而并非在齐学、鲁学之间不偏不倚。
四、《孟氏易》的鲁学归属
《孟氏易》是由孟喜所创立的经学流派，与《施氏易》《梁丘易》并称，是汉代主要《易》学流派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另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十一篇。《艺文志》著录《易》类文献共计十三家，其中与孟喜相关的部分占有较大比例。因此，确认《孟氏易》的学派归属，实有必要。
关于孟喜其人及其开宗立派的情况，《汉书·儒林传》有具体记载：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仓、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注] 班固：《汉书》，第3599页。
孟喜是东海兰陵人，属于鲁人，因为兰陵在鲁学区域之内。孟喜是《易》学开宗立派的人物，创立《孟氏易》。鲁学是鲁地的学问，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按照这两条标准进行衡量，《孟氏易》确实无疑属于鲁学系统。但是，也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以石渠议后十二博士言之，则《鲁诗》，大、小夏侯之《尚书》，后氏《礼》，梁丘氏《易》，谷梁《春秋》，此鲁学之党也。齐、韩《诗》，欧阳《尚书》，施氏、孟氏《易》，公羊《春秋》，此齐学之党也。[注] 蒙文通：《经学抉原》，第85页。
《欧阳尚书》《公羊春秋》，是学界公认的齐学流派，《孟氏易》也被划入这个系列，把它说成是齐学的组成部分，所持的理由如下：
孟喜传《易》，他得了《易》家阴阳灾变书，他也就把他先生教他的书一齐合起来讲，别人都不知道。可知孟喜的《易经》是和《公羊》的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一样的；梁丘谨守京房法，是和《谷梁》是一样的。孟氏是和齐学一党，梁丘是和鲁学一党，是很显然的。[注] 蒙文通：《经学抉原》，第23
24页。
《孟氏易》之所以被划入齐学系列，是因为这个流派用阴阳灾异观念解《易》，与《公羊传》有相似之处。《公羊传》是齐学的典型代表，《孟氏易》当然也就属于齐学。这样推论似乎有道理，但是还有令人困惑之处。与《公羊传》相比，《谷梁传》确实罕言阴阳灾变。然而，《谷梁》只是鲁学的一个流派，除了它之外还有一系列鲁学流派。《谷梁》以外的鲁学流派是否也都不讲阴阳灾异呢？这要用具体文献做出回答。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首章如下：“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毛传：“之交，日月之交会。丑，恶也。月，臣道，日，君道。”郑玄笺：“君臣失道，灾害将起，故下民亦甚可哀。”[注] 王先谦集疏：《诗三家义集疏》，第674页。 《毛诗》学派把日月交会而出现日食，说成是臣侵君之象，是君臣之道丧失所致。对此，王先谦有如下案语：
《汉书·刘向传》，向上封事曰：“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月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汉书·元帝纪》永光四年诏引“今此下民”二句，《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五年诏引“亦孔之丑”句，皆明《鲁》《毛》文同。[注] 王先谦集疏：《诗三家义集疏》，第675页。
王先谦提到的刘向、元帝、章帝皆习《鲁诗》，刘向还是《鲁诗》传人。他们都把日食视为灾异，并与人世间的事象相沟通。王先谦提到刘向所上的封事，他在援引《十月之交》的一系列诗句之后作出判断：“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注] 班固：《汉书》，第1935页。 这是典型的以天象附会人事，是用灾异观念解《诗》。
《诗经·小雅·雨无正》首章如下：“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王先谦写道：
《新序·杂事五》云：“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诗》曰：‘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夫政不平也，乃斩伐四国，而况一人乎？”言饥馑之灾自天降之以丧我民也，王又不平其政，以斩伐我四国，则饥馑之灾亦王召而降之也。《鲁诗》训义，无“诸侯侵伐”意。[注] 王先谦集疏：《诗三家义集疏》，第683页。
刘向依据《鲁诗》解说天灾，认为出现饥荒是周王政治上失误所招致。而没有取《毛诗》的说法，把“斩伐四国”释为诸侯的侵犯。刘向作为《鲁诗》传人，是用天人感应观念解说灾异。
《诗经·小雅·正月》首章如下：“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王先谦写道：
《汉书·刘向传》刘向上封事曰：“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白虎通·灾变篇》：“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霜’之为言亡也，阳以散亡。”皆鲁说也。[注] 王先谦集疏：《诗三家义集疏》，第665页。
刘向是《鲁诗》传人，《白虎通》的编纂者班固家族世习《鲁诗》，他们都是秉持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观念解读《正月》一诗。
《鲁诗》号称醇正，但是，它并没有疏离阴阳灾异观念，没有超脱传统的天人感应思维模式，这是研究鲁学必须予以正视的历史事实。
孔安国是孔子的后裔，也是《尚书》的传人，他的《尚书传》兼有鲁学和孔氏家学的性质。《尚书·商书·高宗肜日·序》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孔安国传：“耳不聪之异，雊鸣。”孔颖达疏：
《洪范》五事有貌、言、视、听、思，若貌不恭，言不从，视不明，听不聪，思不睿，各有妖异兴焉，雉乃野鸟，不应入室。今乃入宗庙之内，升鼎耳而鸣，孔以雉鸣在鼎耳，故以为耳不聪之异也。[注]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176页。
殷高宗武丁祭祀成汤，有雉鸟登鼎耳而鸣，孔安国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属于灾异。造成这种灾异的原因是殷高宗听觉不灵，未能兼听所招致，孔颖达疏则是阐发孔传的依据，从理念上追溯到《尚书·洪范》。
《尚书·周书·金滕》记载，周成王对周公产生怀疑，周公作《鸱鸮》之诗予以回应。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自然灾害：“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孔安国传：“蒙恒风若，雷以威之，故有风雷之异。”孔颖达疏：
《洪范》咎征云：“蒙恒风若”，以成王蒙暗，故常风顺之，风是暗征。而有雷者以威怒之，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风之异。[注]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97页。
孔安国认为，雷电狂风大作，是由周成王被人蒙蔽，处于暗昧状态所造成的恶果。与风相对应的是受蒙蔽状态，而雷电则是对人的威慑。孔颖达疏指出孔安国的这种灾异观念，源自《尚书·洪范》的相关记载。
《鲁诗》、孔氏《尚书》是鲁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它们运用灾异观念解说《诗经》《尚书》，留下一系列相关证据，保存在传世文献中。并且被后世所援引、阐释。《鲁诗》、孔氏《尚书》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阴阳灾变观念而被从鲁学中剔除，更没有把它们列入齐学系统。同样作为鲁人鲁地学问结晶的《孟氏易》，把它划入齐学系列，似乎有失公允。
如前所引《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孟喜是东海兰陵人，字长卿，其父号孟卿。父子的字号都有卿字，这与荀子晚年在兰陵度过有关。刘向《孙卿书录》写道：
唯孟轲、孙卿唯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卿，盖以法孙卿也。”[注]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33页。
兰陵是先秦儒学殿军荀子的第二故乡，他晚年在那里招收生徒传承儒学，许多经学流派的近源都追溯到荀子。孟喜父子的字号均取卿字，表达的是对荀子的崇敬。刘向与孟喜基本上属于同一时段的人，他对兰陵的民风习俗很熟悉，知道把卿用作字号的缘由，为考察孟喜的学术归属提供了一条线索。
《汉书·儒林传》记载，孟喜之父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仓、疏广。”孟卿所传的是《公羊春秋》，属于齐学。所传的《礼》则是属于鲁学。孟卿兼有齐、鲁学缘，而他弟子在治经方面做大的不是齐学，而是鲁学。孟卿传《礼》于后仓，“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注] 班固：《汉书》，第3615页。 戴德编次的《礼记》、戴圣编次《礼记》，作为鲁学的经典流传至今，二戴是后仓的弟子、孟卿的再传弟子。由此而言，孟卿对西汉鲁学功不可没。
孟喜生在兼治齐、鲁之学的家庭，其父孟卿嫌《礼经》多，《春秋》烦杂，令孟喜师从田王孙受《易》，投到齐学经师门下。但是，孟喜不守师法，自立新说，以阴阳灾变说《易》，从而自创门派。孟喜出生在鲁学地域而又开宗立派，自然应该把《孟氏易》纳入鲁学系统。从它在西汉经学的最终结局来看，汉宣帝确实把它作为鲁学流派加以对待。《汉书·儒林传》对经学博士有如下记载：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氏《易》，孟、梁丘《易》，谷梁《春秋》。[注] 班固：《汉书》，第3621页。
据《汉书·宣帝纪》记载，石渠阁会议之后，“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注] 班固：《汉书》，第272页。 由此推断，大、小戴《礼》，《施氏易》，《孟氏易》立为博士，是在石渠阁论经结束增立博士官以后，宣帝去世前。大、小戴《礼》属于鲁学系统，而《孟氏易》《施氏易》之所以也列为博士，很大程度上与这两个《易》学流派创始人所处地域有关。孟喜是兰陵人，施雠是沛人，这两个地方都在鲁学覆盖的区域之内，这是《施氏易》《孟氏易》得以立为学官的因素之一。宣帝以振兴鲁学为己任，他可能把这两个学派作为鲁学的组成部分看待。如果它们在当时确实已经被认定为齐学流派，那么，把它们增列为博士的可能性不大。
《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注] 班固：《汉书》，第3601页。 这又涉及《孟氏易》与《京房易》即焦延寿的关联。《汉书·艺文志》著录《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班固把《孟氏易》《京氏易》合在一起加以著录，表明这两个《易》学流派之间的关联。京房出自焦延寿门下，而焦延寿自称曾经向孟喜问《易》。“从两人《易》学的内容看，可以肯定焦延寿曾从孟喜问《易》，而将孟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的。”[注]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第76页。 《孟氏易》属于鲁学系列，而焦延寿、京房又与《孟氏易》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既然如此，鲁学研究就应该把京房、焦延寿纳入学术视域之内，即使不把它们定为鲁学经师，起码应探讨他们与《孟氏易》的关联。至于把焦延寿的《焦氏易林》作为齐学著作看待，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也有进行讨论的必要。
孟喜以阴阳灾变说《易》，关于这种解《易》方式的由来，皮锡瑞有如下论述：
《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传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乃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籍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追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注] 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9页。
在皮氏看来，以阴阳灾变说《易》，不是孟喜所自创，而是渊源有自，在他之前就存在这类文献。这种说《易》方式不是经学的正统，属于旁支别派，但是并不违背经典本义。首先，《易》经本身就有许多灾变事象，皮氏提到的“纳约自牖”，出自《坎》六四爻辞，作为灾变事象看待。其次，《易传》允许以灾变说《易》所引的“神道设教”之语出自《易·观·彖》。所谓的神道设教，就包括以灾变说《易》。最后，皮氏从功用方面指出，这种说《易》方式，为的是对君主加以警示，是臣下煞费苦心之举。皮氏之论颇为公允可取。
由此看来，因为《孟氏易》以阴阳灾变说《易》而把它从鲁学系列剔除，划入齐学系列，其理由是难以成立的。仅仅因为《谷梁春秋》所涉用灾异解说人事的条目甚少，而断言鲁学学风严谨，少言阴阳灾异[注] 岳广腾：《鲁学的学风与政治影响》，《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实属以偏概全，有违于鲁学的实际情况。钱穆先生在援引《汉书·五行志》的相关记载之后写道：
此可见汉儒以阴阳五行说经，其言皆各不同、各自因时以意为论耳，非古经之真本也。[注] 钱穆：《国学概论》，第104页。
所谓的以阴阳五行说经，也就是以阴阳灾变说经。《汉书·五行志》记载，属于齐学系统的董仲舒，与属于鲁学系统的刘向、刘歆，都以阴阳灾变说经。但是，对于同一类灾变事象，他们所作的解释各不相同。齐学的解说有别于鲁学，即使在鲁学内部，刘向、刘歆虽然是父子关系，有时对同一类灾变事象的解说也存在差异。不应该把是否用灾变解经作为区分齐学与鲁学的标准，正确的做法是研究各个学派如何用灾变解经，通过对比找出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且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
五、余 论
鲁地是儒学的发源地，而儒学是鲁学的核心。儒学从生成期开始，人们就把其视为鲁地的学问。《庄子·天下》篇在追溯古代学问的源头时写道：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成玄英疏：“邹，邑名也。鲁，国号也。先生，儒士也。言六义名法布在六经者，邹鲁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注] 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8页。 儒学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是鲁地的学问，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虽然儒、墨并列称为显学，但是，墨学与鲁学亦有密切关联。“墨子行踪多自鲁出发者，或因墨子好学，鲁文物繁盛而徙居于鲁也。”[注] 韩非著，陈其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5页。 对鲁学的探索，不仅有利于儒学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助于对先秦诸子的系统考察，其中包括墨子学派。《庄子·天下》篇称儒学文献“其数散于天下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指出了作为鲁学核心的儒学，在当时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确实有必要加以梳理。
近些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陆续面世，鲁学的深入系统研究变得更加迫切。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面世，把《周易》研究引向深入。陈来先生以帛书《易传》为依据，认为孔门《易》学应是先在鲁地发生，后在齐地发展，最后在楚地综合[注] 陈来：《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 。孔门《易》学最初如何在鲁地生成，是鲁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竹简和上博简的发现，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救活了《礼记》和《大戴礼记》，证明这两部文献是可靠的[注] 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0176页。 。《礼记》《大戴礼记》是鲁学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泛滥，许多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因而缺少必要的关注。由此留下的学术空白，应该由鲁学研究加以填补，梁涛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突破，从郭店竹简中提炼出许多属于鲁学的文献[注]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15页。 。
鲁学研究的迫切性日益明显，可是，狭义的鲁学指的秦汉时期的经学分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适应当下鲁学研究的需要，有必要加以扩容。经过扩容之后的广义鲁学，不再只是秦汉经学的分支，而是从先秦到两汉鲁地鲁人学问的总和，所涉及文献不再局限于经部，而是覆盖经、史、子、集四部。对鲁学地域的界定，不再局限于鲁国本土，而是扩大到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从而把众多的古代学人及文献纳入鲁学的范畴。对鲁学地域的这种界定，符合古人对鲁地所下的定义。《汉书·地理志》写道：
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注] 班固：《汉书》，第1662页。
广义鲁学的地域覆盖面，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与班固所划定的地域大体一致。
鲁学是鲁地的学问，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广义鲁学所作的这种界定，沿袭的是狭义鲁学所采用的划分标准。鲁学在本质上是区域性学问，它与齐学、楚学、三晋之学，都是以学问的生成地命名。后来的湘学、徽学、浙学、闽学等，也都是由所生成的地域得名。区域性学问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其中往往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先秦诸子，是以思想理念为标准所作的划分。如果对鲁学的界定兼用地域标准和思想标准，势必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在实际操作过程难免出现自相抵牾、顾此失彼的弊端。
系统深入的鲁学研究，需要以系统深入的文献阅读为基础。以往和当下鲁学的研究出现的偏差，往往是文献功夫欠缺所造成。如果全面掌握《汉书》有关宣帝的记载，就不会把他振兴鲁学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出自好奇心。如果对《汉书》有关宣帝振兴鲁学的全部记载仔细研读，就不会把宫殿内《公羊》《谷梁》的辩论，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混为一谈。再如，《孟氏易》是把阴阳与时日相结合，把十二个卦与一年十二个月建立起对应关系。有的学者因此“断言孟喜在此一系统中有关键性甚至是创始者的地位。”[注]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第76页。 其实，写定于战国时期的《说卦》，就已经把八经卦与一年中的八个时段建立起对应关系：
震为东方，为正春。巽为东南方，为春末夏初。离为南方，为正夏。坤为西南方，为夏末秋初。兑为西方，为正秋。乾为西北方，为秋末冬初。坎为北方，为正东。艮为东北方，为冬末春初。[注]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9页。
把《周易》的八卦与一年中的不同时段建立起对应关系，这个系统在《说卦》中已经具备雏形，只是未用明确的语言加以系统地表述，仅仅点明“兑为正秋”，其余的对应系统需要人们按方位进行推演。了解这种情况，正确的研究理路应该去辨析孟喜对《说卦》所建立的卦与时段对应系统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孟喜而言，这个系统的建立他并不是关键性人物，更非首创。类似学案在鲁学中还有许多，对它们的处理均需以系统深入的文献阅读为依据，而不能轻易地给出结论。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史研究，一直在疑古与信古之间徘徊。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疑古过猛的思潮得到抑制，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疑古的时代。与此相伴随，信古过笃的倾向又有所抬头，当下鲁学研究的偏差，往往来自盲目地听信古人，盲目地相信所谓的权威结论。汉代经学重师法，这个出自乾嘉学派的说法，清人皮锡瑞已经提出置疑，并且理由很充分。可是，当下许多学人仍然重复乾嘉学派已经过时、且违背历史实际的结论，把它用于汉代的经学、文学研究。再如，所谓的鲁学纯粹之说、罕言灾异之论，都是重复前人已有的说法。这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鲁学研究主要是为了验证前人已有结论，还是提出以事实为根据审视前人已有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予以继承、发展和修正，并且超越前人，有新的发现，给出新的科学的结论。显然，后一种做法才是鲁学研究正确的理路。
作者简介： 马士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曲阜 273165)。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尚书》学研究”(18ZDA245)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16346/j.cnki.37-1101/c.2019.0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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