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中长期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2012)08—0035—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以举世瞩目的速度高速发展。然而，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会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其中人力资本也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远程教育作为整个终身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无论在哪个层面，其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办好开放大学”，那么未来在中央和地方电大基础上构建的国家开放大学和我国整体远程高等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规模会是怎样，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如何应对等研判，关系着“办好开放大学”以及整个中国远程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本研究主要预测远程高等教育中的学历教育规模，而对于非学历的远程教育规模，随着研究深入逐渐拓展。
本课题的研究人员曾经在2008年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预测过中长期的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适度规模[1]，预测结果，今天看来比较吻合。本研究仍然沿用预测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方法，对国家开放大学以及整个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进行中长期的预测。
一、影响远程高等教育的因素分析
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根据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属生产要素，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所以教育投资就是生产投资，可以推动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其它的一些经济理论，如信号理论，并不完全认同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的增量与存量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认同人力资本的增量或者存量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存在着高度正向相关的关系。但是不管如何，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理论在内的大部分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认为一个地区的教育系统应该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种适应反映出教育系统整体上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
人口作为决定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因素，也是本研究在预测远程教育规模中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衡量人口的指标很多，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分布等都会对教育规模产生很大的影响。人口一方面代表了潜在教育对象的总体规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总体需求状况。一些学者在对高等教育的预测过程中也发现，我国的人口总量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稳定的线性关系；特别是在就业压力逐渐增强的时候，人口因素作为教育需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也越来越突出[2]。人口因素在远程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尤其重要，这是因为远程高等教育的对象是所有成人，因此远程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受到人口的影响就更加直接。可见，随着全民学习和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人口规模对于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大。
除了经济和人口因素之外，作为远程高等教育的重要竞争与互补的普通高等教育，也会从很多方面影响到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学者认为远程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重要补充，是在经济不够发达地区弥补普通教育发展不足的重要方式[3]，因此在统计数据上应该表现为此消彼涨的竞争替代关系。而从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往往普通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等)其远程教育的发展状况也很好。中国也实现了远程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步发展，见图1。
图1 全国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与电大招生发展情况比较
即使远程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这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竞争替代关系，也不排除他们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供给远远无法满足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的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远程教育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无论是哪种关系，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将是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
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以及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是影响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将根据上述影响因素，通过统计数据与计量模型，展开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预测。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研究采集的数据由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成(1990－2010)，每年的数据包含了电大系统的在校生和毕业生的规模、全国远程高等教育在校生和毕业生的规模、一系列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数据。
为预测2015年和2020年国家开放大学以及整个远程高等教育的学历教育规模，将国家开放大学的前身中央电大及其系统当年的学生总规模设为本研究计量模型的因变量；而在预测我国整个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时，全国当年的远程高等教育学生总规模也设为计量模型的因变量。考虑到在校生数是一个全面反映教育规模的指标，所以本研究用当年电大系统的在校生数来衡量当年电大系统教育的规模，预测模型的因变量就是我国各年电大系统的在校生总数；对于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因变量也是各年的全国高等远程教育的在校生总数。
确定了预测模型的因变量，接下来需要确定预测模型的自变量和模型的形式。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的自变量主要从经济发展状况、人口以及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三个方面入手进行选择。而变量选择的标准需要综合考虑变量的可获得性、变量预测值的可获得性以及模型的统计检验与计量检验三个方面。
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一般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值。已有研究一般使用较多的是GDP总量，并且对于GDP总量的短期和长期预测在文献中也非常常见。与此同时，由于模型的因变量使用的是总体的规模，因此本研究认为，使用的经济变量也应该是总体规模，才能保证模型整体上的变量处于同一层次，模型在逻辑上也更容易被理解与解释。基于以上原因，并通过前期的数据分析综合考虑模型的拟合优度等因素，最后我们选择的是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自然对数来表征经济总体发展状况。
人口变量的选择可以从总体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等几个角度着手。虽然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更多受到成人人口规模的影响，但是考虑到现有研究中对于总人口的预测技术最为科学与精确，并有专门的机构对这一指标进行长期的预测，而且总人口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很好地代表成人人口数的，因此我们最终选择了总人口作为预测模型的自变量。
最后考虑的是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由于有研究发现普通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与人口总数呈显著正相关，而更多的研究还发现GDP与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呈显著正相关。通过前期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如果选用普通高等教育总人数将会给模型的估计带来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而会影响到预测的精确性。因此，我们最终选择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来衡量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在实际的运算中也很好地解决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根据上面的分析建立预测模型如下，其中变量的定义见表1，涉及变量的详细数据在表2中给以呈现。
三、预测过程
首先对国家开放大学的在校生规模的预测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需要对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平稳检验并对变量组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发现，模型中涉及的五个变量中GDP为I(2)单整，而GDP的自然对数为I(2)阶单整，总人口数和电大在校生人数为I(1)阶单整，而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为I(2)阶单整。同时取对数后的GDP与其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其次对全国远程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预测模型进行估计。同样，因为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数据，一开始我们对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了平稳检验并对变量组进行了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发现模型中涉及的四个变量中除了GDP为I(2)单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I(2)阶单整之外，其余变量都是I(1)单整，而GDP的自然对数为I(2)阶单整，同时取对数后的GDP与其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这表明同样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对比表3和表4的结果可以发现，除了表4多了一个变量F外，表3和表4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基本上完全一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说明从1990年到2010年，电大系统的规模变化趋势与全国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变化趋势以及受社会经济影响的模式都是高度一致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本研究所使用的预测模型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表4中的变量F为一个年份分界的虚拟变量，以2003年为界限，如果所在年份为2003年以前则F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这个关于年份的虚拟变量是通过模型运转自行得到的，这说明2003年前后，全国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变化存在一个本质的变动。图2是1990年至2010年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随时间变化趋势图。从图2我们可以清楚看到1990年至2002年，我国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呈现不断上扬的态势。然而在2003年，规模有一个大的下挫，然后又开始了继续增长的态势。这再次说明了，表4的回归结果符合实际的数据变化趋势，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图2 1990年至2010年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随时间变化趋势图
从表3和表4模型的估计结果上看，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以及总人口的系数不出意外地显著为正，这从统计上揭示了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与远程高等教育规模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事实。但是诧异的是GDP自然对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表现为GDP的自然对数)会抑制电大系统办学规模以及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本研究尝试给出如下的解释：由于普通高等教育与经济总量是显著正相关的，因此经济总量对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大部分被普通高等教育规模这一因素吸收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相对集中在普通高校。这或许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教育投入总量不足时，存在着普通高等教育与远程高等教育共同促进的现象，这表明了远程高等教育系统在扮演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角色，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加的教育投入依然集中在普通高等教育，远程高等教育系统又无法继续充当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角色，同时缺乏投入而无法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这种共同促进将会受到抑制，而受到抑制的恰恰是远程高等教育，这也是国家开放大学以及整个中国远程教育系统值得警醒的。
这个发现对于国家开放大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这说明国家开放大学必须要进行办学模式改革、教学模式改革、评价模式改革和服务模式改革，争取更多的投入，进行信息技术支撑平台建设、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专业化职业队伍建设和学分银行建设，走全民学习、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之路。
四、预测结果
根据表3和表4的估计结果，分别建立国家开放大学规模预测方程和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预测方程如下：
下面对2015与2020年国家开放大学以及全国远程高等教育的学历部分的在校生规模进行预测，其中涉及的变量包括已有研究对相关年份的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人口、GDP的预测数据。
Kuijs[4]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按照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的要素增长贡献进行分析，讨论中国2020年前的增长前景，认为中国在2010—2015年的经济增长将维持在8.4％，而2015—2020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为7％，我们按照这个预测对中国2011—2020年的GDP绝对数值进行核算。
关于中国人口的预测也很多，我们最终选取联合国2010年对中国2015年及2020年人口进行的预测，其对中国人口的预测结果分为几种(见表5)我们选用其中的中间方案进行后续的预测。
相对来说，高等院校规模的预测并没有比较成熟的预测方法。与魏顺平和张少刚[5]的研究一致，本研究选用程瑶和章冬斌[6]的研究作为参考，但是由于程瑶和章冬斌使用的是在校生规模，为了使本研究采用的变量与其估计的变量保持一致，我们选用程瑶和章冬斌估计的在校生规模的1/4作为基准。由于到2015年至2020年间，估计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再难经历如本世纪初这样的大规模扩招，据此本研究认为将在校生规模的1/4作为毕业生人数的估计量是比较合理的。
综上所述，相关变量在2015年和2020年的估计值与预测结果如表6所示。
由于考虑到模型的设定存在一定的偏误，我们需要根据模型估计得到的残差来划定预测结果的范围。国家开放大学的预测结果显示残差的标准差为11.86万，经过计算，我们最终预测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在2015年应该为356万至402万之间，而2020年此数值则在390万至436万之间①。
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结果显示残差的标准差为36万，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全国远程高等教育学历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在2015年应该为774万至918万之间，而2020年此数值则在869万至1012万之间。
值得说明的是，与魏顺平和张少刚[7]研究的预测结果相比较，本研究对于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规模的预测结果偏低。我们认为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据历史发展的数据，发现在控制了人口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后，如果国家开放大学不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来，那么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会抑制国家开放大学未来办学规模的增长；也就是说由于GDP及人口因素的约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远程高等教育不进行办学思路与模式的转型，普通高等教育与远程高等教育相互促进的模式可能会发生偏转，从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进而转变为相互竞争的替代关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家开放大学和远程教育虽然总体保持与普通高等教育同样的增长的趋势，但是具体的增长节奏则各有差异，受到教育政策的影响较大。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例，图3是从1990年以来电大系统在校生人数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发展趋势图。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0年以来，电大系统的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并没有呈现出与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一致的增长态势。具体而言，虽然电大系统的在校生人数整体上在不断增长，但是经历过几次停滞，而且最近的增长速度仍有放缓的趋势。相对来说，普通高等教育的增长则在相对平稳增长后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也就是说这两者虽然呈现出了共同发展的脉络，但是两者的发展步伐却并不一致。当然，二者发展步伐的不一致主要是受宏观教育政策的影响。
图3 电大系统在校生人数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
那么在未来的10年，国家开放大学以及我国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又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本研究基于全国的经济、人口和普通高等教育、远程高等教育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科学评估的计量模型，对国家开放大学和全国远程高等教育学历教育的在校生规模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在2015年将处于356万至402万之间，而2020年此数值则在390万至436万之间；全国远程高等教育学历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在2015年应该为774万至918万之间，而2020年此数值则在869万至1012万之间。从预测结果可以发现国家开放大学以及全国的远程高等教育的需求在未来的10年内仍然会有较大的增长，并且前五年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后五年的增长速度。
从这个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电大系统/国家开放大学的办学规模占整个全国远程高等教育规模的比例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是符合近十年来的发展规律的，也就是说随着研究型大学以及各级各类大学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向外提供远程高等教育，电大系统/国家开放大学在全国远程高等教育系统中一家独大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开放大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把握好两个方向是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开放”，这个开放最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国家开放大学在办学定位上的开放，在稳定发展有特色的学历教育的同时，拓展非学历教育的业务，挖掘属于国家开放大学的办学特色与优势。另外一方面是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与各种其他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合作，建设好“四大支持联盟”，实现共赢。另外一个方向是“集成”，那就是要继续发扬原有电大系统的优良传统，集中系统优势、整合资源，实现新的跨时代发展。
无论如何，从中长期来看，远程高等教育的规模还是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和增长能量的。然而，电大教育的国家投入并没有随着规模的增大而有相应比例的提高。这其中，固然有远程教育本身是属于规模经济明显的教育类型，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相关决策部门在决策中对远程教育的未来发展存在疑虑，以及对成人继续教育投入政策的缺失，进而表现为投入不足[8]。根据本研究预测的结果，显然，在未来的10年内，国家开放大学学历类型的在校生规模将增加100万左右，而全国远程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则预计增加400万左右。更不要说非学历类型在校生规模的增长。因此，未来的若干年内，仍需要保证加大对于国家开放大学和远程教育的投入才能保障其正常的教学进行。
另外，根据《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纲要》，2015年至2020年，伴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调整变化、新生儿的减少，人口需求带来的对高等教育的总体需求可能会降低。因此，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远程高等教育系统应该提前应对这一趋势，积极拓展非学历教育、社会培训、终身教育与全面教育，也要积极拓展国际上的各种远程教育、培训项目；总而言之是要勇于创新，办出自己的特色，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更好实现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最后，本研究也看到，我国的研究型大学提供远程高等教育也是能够给自身带来可观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这一方面说明了远程高等教育极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研究型大学重要的教学产出[9]；另外一方面也再次给国家开放大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不仅是摆在中央电大面前的课题，也是摆在各地方电大面前的重要议题。
收稿日期：2012年5月30日
注释：
①即在95％的误差区间，选用两倍残差标准差作为修正标准。对于计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本研究的研究者进行联系索要具体的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