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本质的文化结构_文化论文

当代青年本质的文化结构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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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发展是人的发展阶段之一。探讨青年发展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青年发展目标的设定,二是青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方式。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青年发展观念从经验直观走向理论抽象,尤其是发展理论的科学化。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出发考察上述两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基本理论:青年本质及其形成机制。如果对于青年本质缺乏科学界定,青年发展目标必然脱离人与社会的存在实际;如果对于青年本质形成机制缺乏准确把握,则青年发展依然停留在经验直观和自在漂流状态。本文将探讨青年本质及其形成的文化机制。

一、人的本质与青年本质

(一)人的本质

青年本质从属于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个样态,表现为人的一般本质在青年阶段的特殊展开。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新颖,但却是令人疑窦丛生、至今难以形成统一见解的问题。对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断①,国内外学者作出各种解读,所形成的人的本质概念千差万别,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界定方式:一是对人的存在进行抽象归纳,界说的内容是“人的本质是什么”;而另一种则基于理论建构需要,从应然角度界说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质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设定,进而提出人的发展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构架。“人的本质”之所以在解读和界定过程中出现如此差异,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经典作家在界定人的本质时,有其特定理论背景和问题域,但后人在解读时往往超出这个特定范围而意欲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界定泛化为一般性概念,无限扩大其普适性。二是由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结果,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文化类型中,人的本质由于自身的主体性而呈现多样性与发展性,从而区别于自然物的客观性。这是人的本质界定难与自然物的本质界定的根本原因。本人认为,相对科学的界定应该将“应然”与“实然”结合起来,反映人的本质的静态存在与动态发展。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哲学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人”、“自然的人”,认为费尔巴哈剥离了人寄寓其中的社会历史条件,否定社会条件给予人的规定性,使人成为孤立的个体;同时,人的本质还被归结为“自然性”,一个生物的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对此论断的传统理解,是将人的本质看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核心是阶级关系,所以人的本质是阶级本质,阶级斗争成为人与社会发展的途径。这个观点,可谓流弊深远,以此观点为基础构建的有关理论成为“天下大乱”的祸首。很显然,将人的本质简单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严重误读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为了摆脱阶级斗争思维,一些人在界定人的本质时,有意回避“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回避,还是由于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在自然性基础上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自然本质与社会历史本质的综合,它非抽象而是具体的,人通过实践,超越自然性,获得社会历史性。此处,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解读,无法绕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它的准确理解,成为科学界定人的本质最关键部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真正要说明的是:人是生活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但并不是说:社会关系及其总和必然地赋予了人的社会性;它的真正含义,是指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与社会存在发生各种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人获得物质利益、知识和价值观念,获得制度与道德意识,从而确证人的社会存在。因此,不能认为与人无关的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外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不可能构成人的本质,只是人通过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获得文化,即获得“人类创造的由不同特质负载的有意义的世界”③,从而完成人的本质构造。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得到较为准确的诠释。否则,就会重犯旧唯物主义的错误:离开人的实践理解人的本质。至此,我们可以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是探讨青年本质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本质及其构造

青年本质是人的本质的特定展开形式,具有人的本质一般性,也具有青年的特殊性。青年本质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内在有机结合,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青年与社会存在发生各种关系,通过社会关系,青年获得文化,形成青年本质。青年本质构造特点是:第一,青年本质处于人的本质建构阶段(而非重构),选择性、流变性与可塑性是青年本质的特征。相对青年而言,成年人本质比较稳定,重构多于建构,本质的总体稳定与部分变化相统一。第二,从实践方式及其产生的文化关系而言,决定青年本质的文化因素按其作用大小排列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核心是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类型);决定成人本质的文化因素按其作用大小排列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成人主要实践方式是生产劳动,青年主要实践方式为接受教育和社会化。实践方式的差异导致成人与青年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关系总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分别成为二者本质构造的主导力量。第三,青年本质的构造途径主要有两个:正规教育和社会大众文化。在这两种构造途径中,青年通过被动接受或主动选择,在文化传播与传承中完成自身的本质构造。第四,青年本质与成人本质属于人的本质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在时间上为承接关系。成人本质是对青年本质的反思与重构。

从以上论述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青年本质具有人的本质的一般性,也具有青年的特殊性;青年通过实践活动,在与社会的文化关系中进行本质构造。在三种文化形式中,精神文化是构造青年本质的主要因素。

二、当代中国青年本质的文化构造

(一)构造当代青年本质的主要文化形式

青年本质的决定因素,是青年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文化内容。按照生产关系指标,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以及带有过渡特征的信息文化。社会生产为人类基本实践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物质文化核心,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类型对应物质文化类型,三种文化形式组合成的文化系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时间差)和不同地域(空间差),形成不同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对于人的本质具有本体意义。中国当代文化模式比较复杂,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与信息文化共存,但工业文化是主流文化形式。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域文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文化,另外一些地域则表现为工业文化或从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过渡。物质文化构成文化系统的基础,人的本质及青年本质,都无法超越一定物质文化类型构造的文化基础。物质文化在终极意义上决定青年本质的构造,但是精神文化对于青年本质却具有直接决定意义,其原因在于青年实践所获得的文化内容主要是精神文化形式。

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主要有三大流派: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本土新生代文化(主要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我国大陆地区的新兴文化形式)。传统文化是国人的精神支柱,深入骨髓,无处不在。随着农业文化经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过渡,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现代变迁。在青年文化系统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地位遭遇挑战,面临外来文化与本土新生代文化的双重夹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逐渐置身于世界文化体系中,西方文化(包括港台文化)汹涌而来,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选择标准各个层面构造中国青年的精神世界。西方文化对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本质的形成,影响巨大。相对而言,本土新生代文化比较弱势。本土新生代文化主要是西方精神文化、港台休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情结的复杂糅合,还没有发展到引领青年文化潮流的层次,没有形成独立的核心理念。在青年群体中,中国传统节日意识日渐淡漠,而圣诞节、情人节却大行其道,典型折射出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现状及其变迁。以工业文化为主导的农业文化与信息文化共存的文化系统,构成当代青年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本土新生代文化三大流派精神文化形式,塑造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并展现为青年特有的社会历史性。

(二)当代精神文化构造青年本质存在的问题

如何推动青年文化及青年本质从实然走向应然,以及如何理顺文化形式与青年的关系等问题上,社会皆缺乏明确的计划和目标。具体问题表现为:第一,社会缺少主流精神文化。社会主流文化构造人的社会性的核心品质。人的本质的相对稳定,是人存在与发展的必须条件,否则,人就会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茫然失措、焦虑沮丧、迷失自我等心理病症。多元文化并存以及青年文化选择权利的扩大及选择对象的多样化,一方面造就了青年社会性的丰富,但文化的多元及一元文化的多样化必须与社会主流文化相结合,构成文化生态平衡,否则文化多元便演变为文化混乱。当代青年群体内部文化分裂,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价值标准的随意性与情感性,行为选择缺乏终极标准以及公共权威的丧失,其原因便在于社会接纳和倡导多元文化时缺少主流文化把持。在粉墨登场的文化派别中,看不到社会主流文化及文化的应然趋势,也无法确定青年本质的构建目标。社会文化的正常结构,是以主流文化为轴心,分布多元文化。与文化常态分布相对应,人的精神世界以主流价值为轴心,多种价值观念围绕主流价值观离散分布。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道家及佛教文化作为亚文化与之相依存;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儒家伦理为核心,道、释为补充,及所谓“入世为儒,出世为道,转世为佛”。美国文化是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系统,但这个庞杂的多元文化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是因为美国文化模式具有“自由、民主、法制”等核心理念作为精神基础。当代中国社会由于发展模式的转型及文化变迁,在形成文化多元局面之后,一时却没有何种文化可以作为社会主流文化,为社会提供核心理念和价值选择的终极标准。由于主流精神文化的缺失,当代青年的社会本质缺乏稳定性,且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青年成了无根之人。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在于构造和发展社会主流文化。

第二,文化先进与否的批判标准模糊不清。青年本质的进化与完善,依赖于青年文化的先进性。但是当代青年文化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根本原因在于评判青年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模糊不清。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以生存技术为指标,按生产发展水平的高低排列顺序,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大阶段④。但这种进化观被其他学派批评为“单线发展论”⑤。尽管如此,摩尔根以生产力水平作为文化先进与否的评判标准却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以生产方式划分社会形态。以此观点为逻辑起点,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以生产力水平作为衡量文化先进性的指标。但是生产力标准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水平只能代表人类劳动和生存技术的进步,只能标识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但对于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生产力水平是无法衡量其先进性的,就仿佛不能以千克衡量物体的长度一样。生产力只是一种文化模式的物质基础,但它不能作为评判文化模式在整体上是先进还是落后的终极的、唯一标准。以生产力水平作为文化评判尺度在我国已经造成思想混乱,因为它有两个必然疑问:其一,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于我国,是否表明西方文化就是中国的未来?中国是否要全盘抛弃本民族文化而采用西方文化?如果真是如此,则刚好契合了西方某些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这实际上是殖民地心态的文化残余。美国哲学家乔·霍兰德认为: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第二世界(前苏联、东欧地区)主要问题为政治问题;第一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问题为文化问题⑥。当西方在惊呼自身文化出现危机时,我们却把它奉若神灵,岂非荒唐。其二,工业生产力水平高于农业生产力,是否可以由此判定与农业文明伴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彻底消失?如果真的如此,则中国传统文化将丧失容身之所,中华民族将失去精神家园,成为无根民族。显然,单纯以生产力水平作为文化先进与否的评判标准,不仅会使我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失去正确方向,也会使青年文化及其本质构造走入歧途。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应该有各自的评判标准,青年文化的评判标准,还要兼备青年的特殊性。只有确立了先进文化的评判标准,文化建设以及当代青年的本质构造,才能体现发展性与方向性。

第三,青年文化管理失误较多,造成文化多元背后的文化混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重心转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得到政治松绑后迸发出巨大活力,但隐藏在文化繁荣背后的危机逐渐显露:文化混乱,没有方向,没有调控。社会文化政策主要有两大失误。一是文化内容管理失误。国门洞开后汹涌而来的外来文化,基本没有遇到抵抗便长驱直入青年的精神世界,非理性、低俗文化及国内神秘文化或迷信思想的回潮,并未引起足够警惕。文化混乱的社会后果在青年群体中已有所显现。如果不采取措施,任其泛滥,后果堪忧。二是文化传播手段的管理失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传媒以电视、报刊、网络构成多维信息渠道,主宰社会舆论的风向,决定文化的选择和传播。但对于现代传媒的文化管理,在理念与手段上明显滞后,社会文化进入无序时代。此处并非倡导文化专制,但在强大的文化信息洪流中,以科学现代管理手段与合理政策,对大众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加以调控、选择,不仅可以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而且可以为青年群体的文化选择与人性发展构造良好的外在环境。

青年本质的构造决定于文化环境以及青年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选择,因为人的本质是通过人与文化的关系形成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当代青年塑造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则发展先进文化尤其是先进精神文化以构造青年本质,就成为时代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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