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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曾一度被等同于经济增长，即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此后，为了考虑经济结构变化、贫富差异等因素，联合国提出了以发展综合指数（HDI）作为衡量各国经济发展的尺度。1991年， 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又进一步设计了性别相关发展指数（GDI）， 将男女平等因素考虑进去。由此可见，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
一、妇女与发展——理论回顾
妇女理论专家归纳了妇女与发展的三种理论流派：社会学的家庭研究、妇女发展理论和妇女与国家研究学派。家庭研究具有较长历史渊源，而妇女与发展，妇女与国家研究随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只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妇女与发展理论着重研究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变化的影响，近期更注重微观层次，如性别和家庭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将男女不平等问题重新置于更广泛的研究视野。近期有关两性和比较政治的研究，揭示了社会政治化和妇女权益增加是如何对国家政策的形成起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又有其特殊性。在结合妇女与发展的有关政策和计划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种理论。
1、家庭研究：从微观到宏观
亚当斯将家庭研究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1）1860-1890 年的社会达尔文义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学者运用历史和跨文化的分析方法，试图探寻家庭的起源及演变过程。（2）1890-1920年的“社会变革”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学者们主要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结果对家庭带来的诸多新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政策导向性的家庭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尤其盛行于美国和西欧。（3）1920-1950年的科学性研究阶段。这时期盛行对家庭行为的研究， 由此而产生许多实证性研究成果。 （4 ）1950-1970年关注家庭理论阶段。 这一时期的家庭研究在致力于建构家庭系统理论的同时，继续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对一些新的理论，尤其是宏观社会学理论，又重新提出了比较研究的要求。而从70年代至今，家庭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的阶段。女权主义者认为家庭研究应将妇女作为家庭研究的中心，重点揭示妇女所面对的客观社会条件和主观生活经历对她们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除此之外，近期的妇女与发展研究开始关注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如生育控制、家庭劳动无偿化、对妇女的各种迫害等，并因此而对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结构提出了新见解。女权主义将家庭多元化形态与宏观社会形态相联系，使妇女研究跳出了家庭的界限，并将家庭视为一种社会机构。女权主义认为，将家庭和其他社会机构相联结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同时，女权主义者还对工作的定义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新的工作定义应包括无报酬的家庭劳动、自愿工作和情感服务，并指出许多“隐藏性”的工作对妇女及其家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对于家庭与工作关系，目前有三种流行的理论模型，即分离领域模型（Separate Share），溢出效应模型（Spillover Effect）和系统相互依赖模型（System Interdependence）。分离领域模型认为家庭和工作是相互脱离的系统，视家庭为内部领域，妇女是该领域的主角；而工作则属于公共领域，男子是此领域的主导者。溢出效应模型承认在工作和家庭系统之间存在着互相渗透的关系；系统相互依赖模型则强调家庭和工作系统的互相依赖关系，认为两系统在具有独立性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共同作用于其他的家庭成员。分离领域模型和溢出效应模型是受功能主义影响的结果，因为二者将不同性别的人，归入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领域，蕴含于两种模型中的“分离”但不同等的原则，导致这两种理论模型视工作重于家庭，生产重于生育，功能重于表现的结果，因此二者都从观念上支持和维护现有的男权主义制度。目前，家庭研究和家庭理论的总趋势是从这两个模型向互相依赖模型转变，人们因此而对美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获得了新的认识。近期女权主义注重解释社会机构（包括家庭、经济、国家、教育和宗教）是如何从观念上和物质上维护男子权威，从而导致男女不平等的继续存在，由此对传统的家庭理论提出了直接的挑战。怀着对消除多种形式不平等的强烈愿望，女权主义者将理论认识付诸他们诸多的集体行动中。近来女权运动还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并开始进行相关的妇女与家庭政策的研究，通过对国家的作用以及国家与性别和家庭关系的关注，使许多国家开始研究政府与企业如何通过协同作用来构建新的家庭政策。
2、妇女与发展：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
起初妇女与发展研究着重通过改变发展援助机构的工作重点来提高这些机构对妇女援助的实效性，并逐步将他们的研究融入实践中。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设计和制定发展规划，使发展本身越来越有益于世界各国的妇女。一些学者指出，当西方男权专家将妇女视为纯粹的母亲和妻子，对她们的经济参与视而不见，从而将妇女置于发展进程之外时，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缺陷”。妇女占世界人口50%的比重，而她们的收入仅占全球收入的1/10，对财富的拥有还不到全球财富的1%，而且，世界各地妇女比男子所从事的工作普遍更加辛苦。
有些立足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状况的研究，对妇女处境的边际化问题也进行了分析。有学者提出：农产品货币化（Cash Cropping ）的扩展和农业技术的运用更有利于男性而不是妇女，妇女因此将承担更多的家庭负担并经常要从事临时性和季节性的工作。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使男女劳动分工现象更为加剧，但传统的发展理论和政府政策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不顾这种增长是否最终能广泛地恩泽于穷人，尤其是妇女，其缺陷在于它仅以经济增长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由于妇女的经济活动往往是无形的，女权主义对传统发展理论中的工作定义，及其对妇女工作的数据统计方法，均提出了质疑。
近期的妇女与发展研究又重新融入了家庭社会学的内涵，强调家庭内部动力（诸如男女劳动分工，家庭中社会关系，阶层的生存策略）的功能作用，以及家庭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妇女与发展的女权主义分析，也将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归之于劳动分工，而且这种分工又因为阶层、性别、种族等构成而被进一步强化。另一些学者在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又加入了文化和民族因素，以此来分析种族、阶层、性别、文化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各种形式的男女不平等的影响。有些学者还试图通过影响政府和各种组织的政策和规划来达到男女平等的目标。在实践中，妇女与发展理论通过对各国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研究，评估发展计划的效应（在信贷、培训、科技、就业、住房、家庭计划生育等方面），来努力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妇女的各种状况。因此，当今的家庭社会学家越来越关注在微观层面的家庭平等与宏观层面的男女力量比较方面所存在的各种联系。
3.两性与国家：至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
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最终影响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审视国家对妇女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评价国家发展政策与妇女需要的相关性、国家政策对妇女利益的敏感性以及国家在其特定发展计划中对妇女的考虑和影响三方面来考察。妇女与发展研究的结果表明，近期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发展援助计划，甚至是那些直接针对妇女利益的项目，均带有忽视妇女的作用及将妇女边际化的倾向。
八十年代困扰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债务危机，就起因于发展政策对除了经济发展之外的许多社会基本需求的忽视和偏废，这些政策最终使一些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更趋恶化，而其中妇女所受的打击最大。正是由于这些“结构性调整”计划所产生的对妇女诸多不利的影响，女权主义研究开始注重妇女实际利益与国家发展政策之间的敏感程度研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纠偏，妇女与发展研究开始注意运用其他方法来争取妇女权力的获得，并将赋予妇女在政治中的权力，作为消除妇女在观念和社会组织结构中受到的多重压迫的主要发展目标。对妇女的压制是植根于建立在性别、种族和阶层之上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的；如果各种发展计划的确是为了改变妇女生活状况，那么这些计划不仅必须考虑妇女的实际需要，而且还应包括妇女实际利益的增长、妇女解放和妇女权力。妇女与发展理论被定义为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的理论，它为世界妇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增强了世界各国女性集体行动能力。
4.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的政策及方法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尤其在过去十五年中，有层出不穷的计划和项目来资助低收入阶层的妇女，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妇女政策经历了从“福利”（Welfare）向“公平”（Equity），从“反贫穷”（Anti-poverty）向“效率”（Efficiency）和“赋权”（Empowerment）方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同时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导向的变化。
福利方法（The Welfare Approach）在六十年代被引入。它部分地起源于“现代化理论”，其目的是促使妇女以好母亲的角色进入发展过程，妇女被视为发展的被动受益者。在这种方法中，妇女的生育角色被认可，国家通过实物发放、营养改善和计划生育政策等途径来满足女性的实际需要。该方法所具有的传统的温和性使它至今仍广为流行。
公平方法（The Equity Approach）在1976-1985“联合国妇女十年”中被引入。该方法产生的部分原因源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失败，其目的是为了使妇女在发展中获得更多公平的发展机会。该方法将妇女看作是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承认妇女的三重角色，力图通过直接的国家干预，给妇女以经济和政治上的自主权，减少男女间的不平等。由于它第一次公开揭示了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并对政府传统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因而被当时的西方国家政府斥责为西方女权主义而不受欢迎。
反贫穷方法（The Anti-Poverty Approach ）是七十年代后被引入的，其观点相对温和。这种方法的重要目标是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来确保贫穷妇女生产力的增加。反贫穷方法承认妇女的生产角色，并力图通过反贫穷方法来实现女性争取一份收入的权利，它尤其重视通过小规模的投入项目来实现这种目标。这种方法在非政府组织中最为流行。
效率方法（The Efficiency Approach ）是目前占主导地位妇女与发展的方法，尤其在八十年代债务危机以后，效率方法被各国政府所接受。这种方法将妇女的参与视为等同于妇女的平等，力图立足于妇女的三种角色和妇女工作时间的弹性特点来满足妇女的实际需求。这一方法充分肯定了妇女可以通过拓展工作时日来补偿其下降的社会服务方面的能力。
赋权方法（The Empowerment Approach）是在第三世界中最新流行的妇女与发展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妇女的自我发展来达到妇女赋权的增强。赋权方法也承认妇女的三重角色，这种方法力图通过满足女性实际需求的自下而上的流动来实现妇女的种种要求。然而，这种做法除了在第三世界妇女非政府机构及其支持者中有影响力，基本没市场。
在过去二十年中，在家庭社会学，妇女与发展研究和各国的政府决策中，女权主义思想已使这三个领域趋于融合。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先探讨经济发展对妇女的影响，阐明目前妇女经济参与率的现状，以及妇女对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尤其是她们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与家务劳动中的作用。
二、妇女与经济发展的评估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参与率越来越高，涉及的部门也越来越多，但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至今尚未被各国政府所充分认识，妇女的许多劳动也未被官方统计所认可。
1.妇女的经济参与率及产业分布
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妇女经济参与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很大的提升。据估计，1990年全球有8.28亿妇女在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其中56%在亚洲，29%在发达国家，9%在非洲，5%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从发展中国家看，自五十年代以来，虽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是男性劳动力的2倍， 但妇女劳动参与率仍低于男子。从整体看，妇女仍集中在很少的几个部门，如全球服装业中2/3劳动力是女性，这一制造业分支吸收了全部制造业中近1/5的从业女性。同时，只有少数妇女从事高薪或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工作，而且在她们的工作生涯中，妇女比男性更易改变就业状况和就业部门，她们更可能被迫退出原来在正规部门的工作，转而选择个体或工作时间机动的职业，或与家务活动有关的工作。
科技进步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对男子和妇女的影响则完全是不同的，有些技术进步甚至损害了妇女的利益。首先，某些技术进步加剧了男女在分工方面的不合理格局，在大量男子因某些技术进步去从事大工业生产的同时，妇女则不得不留在家中照料孩子，甚至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工作机会，为家庭提供廉价或无报酬的劳动。其次，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原来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也因为社会化的趋势而被引向了市场，这种家务劳动社会化趋势，使传统上由妇女承担的一些工作从“无形”的家庭经济转变成了“无性别”的计量经济。在发展中国家，贸易是妇女们从事农业劳动之外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而在发达国家，贸易只是服务业的一个分支。从全球看，从事贸易活动的妇女比例很小，不足20%，这可能也与许多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贸易活动未被计入官方统计数据有关。然而，随着企业的扩大，现代化进程发展和金融业社会化趋势，使得妇女在以往贸易活动中所取得的优势和成果会不断地转移到男子手中，因为相对妇女而言，男性更容易获取增加投资所需的资金，他们所拥有的关系和职权，常常使妇女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无法与之抗衡。
2.被低估的妇女经济贡献
妇女的经济参与率和产业分布状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由于妇女从事的许多非货币收入或非交易性劳动未被计入统计数据，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家庭经济工作和家务劳动等等，因此他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贡献被极大地低估了。1987年，国际劳工组织（ILO ）提出了国际标准的工作定义：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所有从事经济产品和劳务生产的男女劳动者，包括所有有报酬劳动和有预期利润的工作。该标准还认为商品和劳务以及包括初级产品在内的所有生产和加工过程，均被包括在工作的定义之内。根据这一新标准，印度妇女的经济活动率从13%一跃而为88%。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世界各地妇女不断呼吁将妇女无报酬工作计入GNP。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许多妇女组织提出政府应计算和估价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无报酬劳动的价值，以及生育和家务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评估方法，单单妇女在食物生产方面的贡献将使她们的收入增加两、三倍；在高工资的发达国家，GNP因此将增加20%或30%。联合国的调查指出：农村发展计划由于未能考虑妇女实际和潜在的作用而使这些发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进入误区：（1 ）妇女在农业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被忽视；（2 ）妇女作为独立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禽饲养者的作用被忽视；（3 ）家庭收入增长往往以牺牲妇女收入的增加为代价，因此对妇女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4 ）妇女的劳动往往被视为无报酬的“家庭劳动”；（5）妇女作为母亲、妻子、 独立农业生产者、家庭主妇，未被列入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考虑对象之列。
在城市中，大量妇女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也大大影响了对发展中国家妇女经济参与率及经济贡献的估计。非正规部门工作的特点是技术简单、资本要求低、无固定工作场所，其工作或属非法，或不受法律保护、无经营业绩统计，等等。然而，非正规部门确实已经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妇女及其家庭成员赖以生存的部门，妇女在非正规部门从事的创收活动在非洲、拉美都急剧上升。一般而言，非正规部门工人的收入较低，而妇女的收入比男子更低。非正规部门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其获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能力有关，此外，非正规部门管理费用的昂贵（包括注册、申领执照和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批）使许多小企业成本上升，这又阻碍了非正规部门本身的扩展。
3.妇女经济贡献的重新评估
由于农业生产中的许多劳动以及非正规部门的劳动未被计入官方统计数据之中，妇女劳动参与率被大大低估了。鉴于传统的劳动力定义的诸多弊端，1982年第十三届劳动力统计国际大会建议采用新的经济活动人口定义。联合国在1966年就已将劳动力定义扩及到所有从事商品生产和劳务活动的人，并规定将他们从事的所有短期经济活动也包括在经济活动之中。“经济商品劳务”不仅包括能带来预期利润的产品，而且还包括许多自我消费的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所从事的生存导向型生产和加工、非家务劳动，都被计入经济活动之中。
对妇女劳动力参与的重新测算还应包括她们的时间花费、劳动生产率、劳动回报及收入对家庭和国民经济的贡献等几个方面。从时间花费来考察，妇女的经济活动分成三类：经济活动（包括市场导向生产、生存为本的经济生产）；家务和孩子照料（包括家务劳动、家庭维持和孩子照料）和非工作（包括闲暇、娱乐、休息、调养和访友）。尽管不同妇女及不同代际的妇女的时间贡献依赖地域、技术水平、家务劳动特征和文化规范而不同，但男女在时间花费上的不同却是普遍现象。当妇女所花费的时间被低估时，一些政策、计划的成本和收益会因此被错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依存于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劳动力技能的实际运用程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孩和妇女（尤其是处于贫穷阶层的妇女）在获得资源方面与男孩和男子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一方面，妇女常常很难进入某些行业或职业；另一方面，她们所从事的常常又是一些劳动强度大，高重复性且低回报的工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与非劳动性投入的多少有关，这些非劳动性投入包括资本规模，信贷和土地等等，而妇女在获取这些非劳动性投入方面的能力又低于男子，使男女劳动率相差更趋悬殊。妇女的贡献还可以从劳动回报——工资及收入方面来测量和考察。实证研究表明，在男女工资差异中，其中的1/3可由男女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如教育和劳动市场经验），其余部分则要归咎于妇女需要投入更多的家务劳动时间，以及就业规则中的性别歧视。
三、妇女人力资源投资与发展
人力资源是指劳动力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才能的程度，它主要是通过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来获得。妇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下一代发展及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男子的教育是对一个人的教育，对妇女的教育则意味着对全家的教育。而在现实生活中，对妇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常常被国家和家庭所忽视。
1.教育与妇女发展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的估计，全球26.5%的成年人（约9.48亿）是文盲，其中男子占3.46亿，即占男性人口的19.4%， 而妇女文盲达6.01亿，是妇女人口中的33.6%，在发展中国家，妇女文盲率更是高达45%。文盲妇女通常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地位低下，很少有机会享受到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的收益。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文盲妇女，她们常常处于贫穷、健康状况恶化和无助的恶性循环中。
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各国对妇女教育的投资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使业已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在经济危机时期进一步恶化，妇女因教育经费削减而倍受打击，而快速的人口增长使妇女文盲人数总量增加迅速。据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估计，在八十年代， 一些落后国家为了应付债务危机， 人均教育开支平均削减了约25%。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支出削减在非洲最为严重，一些国家基本从财政开支中取消了教育支出，作为最穷国家和文盲率最高国家之一的扎伊尔，教育开支占国家财政开支从1972年的15.2%削减到1986年的0.8%。通常，女孩的教育往往被家庭、社区和政府所忽视， 而在经济萧条时，她们更是最大受害者。
2.妇女的健康投资
在以往三十年间，妇女的健康状况因卫生医疗条件及营养改善而有很大的提高，妇女期望寿命从1950年44岁增加到1980年61岁。但是到九十年代全世界每年还有近500万妇女因怀孕、生育、 不安全的堕胎而死亡，另有500万至700万妇女因子宫下垂、不育和与生育有关的疾病而致残。与妇女生育健康有关的疾病，仍然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
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世界经济调查，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妇女，产妇死亡率仍高达1/3。 在南亚一些地区，每年产妇死亡数占到全球100万人中的1/3。在非洲，生育年龄妇女在生孩子时的死亡概率是1/20，而发达国家这一概率仅为1/2000。妇女的结婚年龄、生育年龄、 对自己生育控制能力是决定她们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为了保证健康，妇女能否获得计划生育服务变得至关重要。在法定婚姻关系下，许多地方的妇女因地位低下而无法自己选择任何节育措施，在这些地区，妇女在未得到丈夫许可之前不能采取节育措施，因为节育常与卖淫和不忠相关联。妇女无力控制生育增加了妇女对婚姻的依赖，也使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因为甚至在一些有保护儿童法律的国家，许多离婚或遭遗弃的妇女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赡养费。一些国家出生率持续的居高不下对妇女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灾难。营养不良困扰着1/4的世界人口，这是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健康方面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在八十年代，有25个国家的人口面临着营养恶化，而妇女遭受打击更为严重。营养缺乏性贫血使妇女更易染上疾病，使她们的工作能力下降，而营养不良对怀孕妇女身体摧残则更严重。在非洲和许多亚洲国家，2/3的怀孕妇女患有贫血。
八十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健康保健方面取得的进步丧失殆尽。全球最穷的37个国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大幅度削减了在健康方面的财政开支，非洲的下降幅度尤为剧烈，与此同时，至少有1/3的亚洲和拉美国家也削减了健康方面公共支出。妇女和女孩营养水平下降成为必然的结果。伴随在健康方面公共开支的削减，爱滋病的出现对妇女健康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保守的估计，全球已有300万妇女染上艾滋病病毒，另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在九十年代，爱滋病将使200万妇女丧生， 其中大多数是在撒哈拉非洲地区的妇女。
3.人力资源投资不平等原因及其对发展的阻碍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以往的实践中，都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提高生产率和消除男女不平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妇女人力资本投资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如能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改善人口的营养状况和降低人口增长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对人力资本应用的不平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存在于男女之间的教育、健康、时间支配和资源获得方面不平等，是由于家庭在男女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平等。世界各国在传统、文化、法律和国家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不仅影响家庭投资回报，而且影响到男女在家庭之外对生产资源和就业机会的获得。家庭对资源分配的决策又反过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教育、健康和营养水平。
关于家庭决策机制大致有两种理论解释，其一是“单一家庭”模型，假设家庭成员根据一系列目标对家庭的资源进行贮存和分配，通过内部分工反映价格及有关分配来实现总体福利最大化，由此，家庭收入增加意味着家庭成员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个是“集体家庭”模型，它假设家庭成员中个人福利与家庭总体福利不同步，资源不能进行良好的集中，家庭是作为由不同偏好的不同成员组成的集体，资源分配决策权完全取决于不同成员工作的市场回报率，那么这时家庭成员对于家庭决策便具有了不同的影响能力，家庭不同成员之间影响家庭决策的能力又是社会、文化规范的函数，受到诸如有报酬工作、就业的法律保护、对生产资料和财产权的控制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模型下，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可能使一些成员受益，一些成员利益不变，而另一些成员受损，这种利益分配的决定取决于各成员对家庭内外资源的控制能力。这一模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家庭收入增加的情况下男女不平等还继续存在。
尽管事实显示，对女孩教育的边际效益要高于男孩，但在家庭决策层之上，家庭对男孩在教育、营养和其它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还是要大大高于女孩。在此，父母的选择反映了下述两个因素作用：一是女孩教育和未来的就业选择方面具有较大的经济社会局限性；二是由传统文化规范的女孩在家庭中的特定角色影响。但无论怎样，与女性教育有关的社会外部效应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妇女教育是与妇女及孩子的健康状况、生育水平息息相关的，妇女因其许多劳动的价值不被社会所认可，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妇女的劳动回报往往被低估。此外，妇女教育程度对妇女平均结婚年龄、健康知识和生育行为的选择也有直接的影响，使妇女和女孩接受教育还能降低产妇死亡率和生育率，增加她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
四、妇女及其发展的挑战
几个世纪以来，妇女始终是战争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但她们也始终被排除在这一决策层之外。妇女一生中除受战争暴力影响之外，还在她们所工作的场所和家庭中面临种种暴力行为的侵害。尽管近年来对妇女的暴力已被看作是一种犯罪，但到了九十年代，妇女还在争取这方面权益和保障。根据“内罗毕妇女发展前瞻性策略”中的定义，和平不仅指战争及国家间和国际上相互敌视的消除，而且包括享受经济和社会的正义、平等以及社会范围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暴力首先来自于丈夫、父亲、兄弟，他们对妇女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有时甚至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虐待妇女成为许多社会的习俗，并被视作婚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犯罪。家庭暴力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由于顾及家庭完整，许多妇女不得不忍气吞声。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婚姻正使妇女更易成为家庭暴力的牺牲品。家庭暴力使母亲不能给予孩子必要的爱护，常常将自己缺乏自尊、无望和无助的情绪传递给下一代，而更为严重的是，家庭暴力不断强化着对妇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种种歧视。家庭隐私权的存在使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机构难以介入，从而导致妇女难于将发生在家庭中的暴力主动述之于众。在过去的15年间，联合国以及其它国际组织不断努力以使家庭暴力问题公开化。在九十年代，许多联合国的成员国以及其它一些国际机构已将消除家庭暴力正式提到了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并呼吁必须以法律形式来保护妇女，并严惩那些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上对妇女进行施暴的行为。
联合国在妇女平等、发展、和平方面作了许多努力，1945年联合国第一次作为国际机构在其宪章中提到男女平等原则，1946年又建立妇女地位委员会，以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1996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提出行动纲领，呼吁在制定全球社会发展议案时全面反映妇女未来问题，起草了保证平等的宣言，大会归纳总结出12个妇女与发展的关键问题：
1、贫穷。创造社会平等体系，建立关注性别的国家及国际政策， 构建新的统计指标以承认和体现妇女对经济的贡献——包括无报酬的家务劳动。2、教育。到2005年时， 大大缩小男女初中和高中入学率的差异。3、健康。建立和加强生育健康服务体系， 努力克服爱滋病和其他性传染，承认这些疾病对妇女的影响，加强对妇女问题研究，并提供充分的研究经费。4、暴力。建立完整的法律和社会措施，保护妇女； 研究妇女暴力的原因及有效的防范措施。5、 增强和强化妇女对解决冲突的参与，提高妇女对和平的贡献作用。6、经济差别。 通过立法保护男女同工同酬，调整男女工作制度安排，以促进男性分担对家庭的责任，为妇女提供平等获得资源、就业、以及信息和技术的权力，消除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及其他性别歧视。7、权力分享。 保证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政府和其它组织机构的决策过程，发展教育和培训，制定男女平等目标。8、机构。保证妇女在发展中发挥责任的权利， 包括政府最高层的参与。9、人权。鼓励世界人权法案的传播及推进其执行进程。10、 大众传媒。采取步骤保证妇女平等地获取信息和大众媒介方面的权力，消除大众传媒中性别歧视陈规。11、环境。要求妇女介入环境决策，评估发展和环境政策对妇女的影响。12、女孩。取消所有女孩的歧视及不利的文化态度习俗，保证女孩有积极的自我形象，并能平等获取教育和医疗保健，保护女孩免受经济剥消，消除对她们的暴力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