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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9-0004-06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的说来，6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时期，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分界来划分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毫无疑问，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唯一的选择，中国走上了一条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缺陷。但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进行简单的全盘肯定或简单的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必须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历史评价。否定一种经济体制不等于否定一种经济体制所创造的经济基础，也无法否定。为此，本文试图从政府公共供给和新中国60年整体经济发展的双重角度，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历史评价，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也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以计划模式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历史必然选择
以科学的态度审视60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60年以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当时我国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只能选择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就是说，首先，具有客观必要性；其次，具有现实可能性。至于后来逐步建立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则是一个实践问题，即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
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寓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之中。我们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必然性中透视它的历史合理性。1949年新政权的诞生，改变了旧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但是，旧的生产关系并未立即消除，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提高，因此，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在现代工业几乎是空白、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并且落后的我国，国家必须依靠政权的力量，集中统一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改造旧中国的经济结构，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基础建设。
第一，必须选择能够迅速改变国家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在政治上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在经济上，旧的生产关系，如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官僚资本的统治、地主阶级在农村中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农民所进行的封建剥削等，并没有完全消除。如果不及时地消除这一根基，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就不能得到巩固。为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1]计划经济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国家掌握了这些企业，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
第二，必须选择能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况，生产下降，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物价猛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尤其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当时的先进国家。1949年全国仅有200余名地质工作人员和10台钻机，地质调查资料寥寥无几。中国的教育状况极其落后，1946年平均每千人口中高等学校学生仅为0.3人、中等学校学生4人、小学生50人。1928年至1947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仅为18.5万人，其中工科3.2万人，财经科1.9万人。因此，新中国一诞生就面临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有计划地恢复国民经济是新政权当务之急。在当时我国特定的情况下，要想迅速而又卓有成效地开展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否则，不分轻重缓急，便会一切目标都难以实现。事实上，在经济恢复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编制全国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并制定了相关的计划管理的条例和办法，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这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必须选择能够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怎样的途径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建成工业化国家？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获取和积累工业化建设所急需的资金？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当时曾有人主张，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易积累资金的轻工业。但这种主张缺乏现实可行性，因为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离不开机器、钢铁、能源和原材料等重工业产品。而在当时条件下，全部依靠进口是不现实的。这是由于“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全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也不现实。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实际上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亟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因此我们的‘一五’计划不能不采取优先重工业的指导方针”[2]。另外，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国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供给方面的水平相当低，这也是新政权需要全力解决的问题。很显然，当时的客观现实表明，我国必须选择一种既有利于实行高积累，又有利于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投入优先发展部门的经济模式，这样，计划经济模式便成了唯一选择。
其实，我国选择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体现了中国国情的特征，而且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共性。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供给水平和政府供给能力是比较低的，而这些会影响到经济持续发展。因此，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最基本的功能上，重视教育、交通、医疗卫生和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提高上。而这些方面展开在当时条件下必须依靠政府对资源强有力的动员和调配能力。
二、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
对于当时一个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非常落后的中国来说，是与我国当时十分低下的公共供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通过一般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很难快速改变经济状况的。要想较快地改变经济发展状况，不仅要借助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必须以公共供给为取向。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前提条件，基础设施先行发展起来，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了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才有强大的动力和足够的后劲。因此，对于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要“在革命胜利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3]。
选择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要性，而且表现出其历史适应性。这是由当时中国的落后经济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不仅落后而且简单。落后经济与简单经济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关系必然简单；相应的，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消费和需求结构必然是低级、简单的；从而导致产品和产业结构简单，进而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残缺。因此，虽然当时国家的公共内容和一般消费品都比较简单甚至也是贫乏的，但是，其还是与当时低级、简单的需求和消费结构、产品和产业结构、国民经济结构和体系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是与发达经济相对应的，而且还必须有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做支持。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可能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因此，与其说当时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不如说当时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功能。因为计划经济功能不仅能够高度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重点产业；而且因集权体制领导而使指令性计划容易贯彻执行，保证国计民生公共品、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稳定经济，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化，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剧烈波动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宏观经济效益提高。在当时，计划经济(功能)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先行成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依靠侵略和掠夺完成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则只能通过依附型和独立型等方式进行资本积累。自由贸易不能强国，依附型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际结果是不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必然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极大地提升社会公共供给水平。所以罗宾逊夫人曾这样说过，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及其大规模的公共供给，“不是超越资本主义而是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一种没有进行过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仿效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博弈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4]。
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路径来看，公共供给型是一个基本特征。自20世纪中叶起，不少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其中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前提条件，基础设施搞好了，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才有强大的动力和足够的后劲。罗森斯坦-罗丹认为[5]，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产业，就会诱发直接生产部门的建立；反之，则会出现有了直接生产的工厂却没有电力供应、没有各种交通、通信、供水等必要服务的现象。这就会延缓经济发展，而临时弥补又会出现巨额资本一时无法筹措的困难。根据基础设施产业的产业特征，罗森斯坦-罗丹称之为社会分摊资本。以首先发展基础设施产业(也称为社会分摊资本)为核心，罗森斯坦-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模型。罗斯托将经济发展分作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或自我持续增长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来他又加上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6]。罗斯托认为，在“起飞”准备阶段，必须重视办交通、建工厂、盖学校，必须变革整个社会观念，即全社会要重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倡导生产技术改革，鼓励创新精神；重视对工作条件和工作方法的改进等。罗斯托特别强调，由于过渡时期对社会基础资本的需要量很大，与一般投资相比，它具有回收时间长、需大笔投入、收益分散于整个社会而非投资者个人等特点，因此政府在积累社会基础资本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总之，罗斯托看来，在投资率的提高，农业、开采业和社会基础资本等部门的变化，以及致力于现代化的适合的制度，这三条是经济起飞最主要的前提条件。
当然，对于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导引。当时毛泽东反对私有经济应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观点，认为尽快地在城乡实现国有化(公共生产)，既符合社会主义特征，更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和快速发展。因此，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简单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管理系统，不仅没有出现不适应，相反，在计划经济的调节下，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那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计划，粗放经济适宜于计划，而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三、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贡献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60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自身的缺陷和异化，但是简单的否定是不足取的。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优势与弊端都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的，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评判这种经济模式的优与劣，是没有价值的。否定一种经济体制不等于否定一种经济体制所创造的经济基础，也无法否定。
首先，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公共经济基础。在新中国建立近30年的发展中，我国在教育、卫生等公共经济基础主要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可以从表1主要指标中可以认识到。
第二，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计划经济模式具有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和动员能力两个显著的特征。通过中央集权下的经济计划及经常性的群众运动，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仅用了3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新中国借助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优势，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56-1976年的20年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两番。若不是一些经济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快、更好一些。在我国迈向工业化的初期，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以能得到比较好的体现，显然，这些都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功能发挥的作用。
第三，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和工业化初期，强调重工业及基础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采取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使生产力落后的我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我国原有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十分落后，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了20年左右的时间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集聚了后备队伍。这些在客观上为新中国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
四、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基础
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新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取得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的。尽管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分为两大时期，但是简单的割裂同样是不足取的。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中央政府掌握了空前的财政资源，在短时间内政府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公共供给。
为了对我国公共供给有一个整体的、直观的认识，也为了对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新中国后30年经济改革开放提供前提条件有一个清晰认识，我们对新中国60年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处理，并进行简单的实证分析。同时，选择相关国主要年份财政支出占GDP的数据平均值进行比较。
按照统计年鉴对国家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我们将财政支出中具有较强公共品性质的项目大体归为以下几类：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卫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7]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如：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补贴等)并不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支出性质。因此排除在外。
财政总支出中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在1978年以前总体上都是比较高的，如图1所示。
图1 财政总支出中公共品性质的支出所占比重(%)
而在公共品性质的支出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显著减小，行政管理费明显增大，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变化极小，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比例有了一定的提高。图2是各主要项目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变化图。
图2 各主要项目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变化图
下面对我国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前，总体上我国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比较高；改革开放之后，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明显下降。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后尽管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上升，但比例仍较小。与1978年之前相比，财政的公共支出能力显著下降。
图3 我国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注：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上面的数据分析表明，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这正是始于1978年经济改革开放的必要经济基础。尽管中国经济是从1992年真正明确市场化为改革方向，但是实际上我国经济改革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化为主线展开的。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几乎都是从一般消费品市场或竞争品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而这一切改革，如果没有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公共经济基础，1978年经济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在我国当时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又是先天不足的产物，在其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必须进行适时的经济转型，否则就会发生变异，出现“异化”现象。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阶段性成功的历史惯性导致其“异化”的具体表现是：首先，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生产形式的常态化；其次，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供给方式的短缺化；最后，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态化。上述“异化”的背后的实质是，长期的公共供给高投入导致公共品供给和私人品供给比例的扭曲和消费品短缺的加剧，最终影响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始于1998年经济改革和转型的内在动力。
值得注意是，很少有市场经济国家过早地将市场化改革引入公共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领域。一方面这是基于政治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部效应理论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投资应由全体纳税人的代言人——政府来承担。尽管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公共经济基础，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也在不断地进行公共投入，但是，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仍然不足甚至缺失。市场不是万能的，在中国这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应该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得推到市场上，试图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加以解决，须知市场也有很多无法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如果不保持一定比例的、与非公共品相适应的公共供给，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发展。
注释：
①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91页。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7页。
④Joan Robison.1960.Marx,Marshall and Keynes: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Vo1.2(Basil Blackwell,Oxford),p.15，转引自布鲁斯、拉斯基1998，第24页。
⑤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载于《经济学杂志》，1943年6～9月号，第202～211页)和《“大推进理论”笔记》(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1957年版)。
⑥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指标简要说明：第一，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类”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类”科目的简称。指国家财政用于支援农村集体经济、个体户的生产和发展的支出，以及用于举办或补助农业、林业、水利、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土地管理等事业的费用。第二，工交商部门事业费。国家预算内拨付的工交商各部门用于事业发展的经费。包括勘察设计费、中专、技校经费和干部培训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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