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教派西道堂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教派论文,中国论文,西道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1901年创立于甘肃省临潭县，创始人马启西出生于伊斯兰教经师世家，青年时中过秀才。西道堂因具有独特的教义、与众不同的集体生活方式、重视发展商业的入世思想等特点而倍受人们的重视，被称之为“新模式教派”、“穆斯林宗教公社”、“经济宗教社团”或者叫做“新社会的模式”、“合作社”，也有称之为“理学派”或“汉学派”等。
（一）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色
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中的格底目教义，是由唐宋时期经海、陆两路来中国经商的中亚、西亚穆斯林带入中国的，尊奉的教义来源于正宗的阿拉伯伊斯兰教经典。伊赫瓦尼教派的创始人马万福于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前往麦加朝觐并求学，在“沙特阿拉伯海里黑巴夏门下受教，兼收其他学派的主张”。回国后，马万福发起了“凭经行教”、“遵经革俗”的伊斯兰教革新运动，创立了伊赫瓦尼教派。他的这一主张与当时阿拉伯世界兴起的“瓦哈比”运动，即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有着较深刻的联系。
四大门宦中的虎夫耶是17世纪分别从新疆和阿拉伯地区传入甘、宁、青（从新疆传入甘宁青者较多）[1]，经过200多年的发展，遂形成了许多分支门宦。嘎德林耶是在“康熙初年首先由穆罕默德第29世后裔华哲·阿布都·董拉希传入甘宁青[2]。哲赫忍耶是创始人马明心在也门经过长达10多年的学习后，从也门带回传教的主要教义。据传第一个将库布忍耶传入中国的是一位叫穆呼引的尼的外籍传教师[3]，他后来定居甘肃省临夏东乡地区，把库布忍耶学理逐渐传播开来。
西道堂的教义来源与上述教派和门宦截然不同，既不是外籍传教士带入中国的，也不是中国穆斯林到中亚、西亚学经或朝觐后带回的，而是主要宣讲清朝初年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刘智（字介廉）翻译和编写的伊斯兰教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等。
刘智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的集大成者，他调和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忠孝”思想纳入伊斯兰教哲学思想中，认为“忠君”和“孝亲”是伊斯兰教要求的两大行为，与“敬主”相辅相成。他把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和儒家的人性修养联系起来，认为“五功尽五常，五功全五典”，中国封建社会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就是伊斯兰教的“五功”（念、礼、斋、课、朝）的内在根据，融伊斯兰教宗教观和儒家伦理道德观于一体。刘智又极力调和伊斯兰教和儒学的关系，指出“清真之礼，出自天方圣教，而儒家之礼，多相符合，虽风俗异，细微亦有不同，而大节则总似焉”[4]。
回族自从元末明初形成后，以汉语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居住地域上，虽然在某一地区是小聚居，但大分散的全国布局已经形成。由于语言和居住格局上的特点，使回族从个体思维形式（用语言来进行）到整个民族文化大环境，无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长期的耳濡目染，回族具备了或者已经具有部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从明、清两朝对回族及其它穆斯林民族的民族政策来看，明朝及清朝前期，虽然对回族有着一些限制，但总的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从清朝中期开始，多次的穆斯林大起义改变了统治者对回族的民族政策，对起义失败后的穆斯林的强制迁徙、疏散的处理，反映了清政府对回族及其它民族穆斯林的防范和压制措施。回族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危及了本民族的发展前途。
西道堂的创始人马启西作为回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本民族的处境当然有所了解。他出身于一个宗教职业者家庭，青年时期又考中过秀才，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集伊、儒文化于一身。本民族面临的客观环境，使他更易于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联结起来，从而能为本民族争取到比较宽松的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在回族中流传的刘智的著作进入马启西的视野，他认为回族中懂阿拉伯文字的毕竟是少数，伊斯兰教经典是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没有渊博的阿拉伯文化背景知识，是不会讲译出它的真谛，一旦失误，就会造成牵强附会，甚至以讹传讹，这有损于天经的尊贵，导致伤害他人信仰。用“汉克塔布（汉文经书）”讲学经义，人人都容易接受，教外人也会因易于理解教义而消除疑虑，可以融洽民族感情，对加强民族团结也有益处。
马启西开馆授徒时要求男女老少都要学习汉文，以“汉克塔布（汉文经书）”作为学习伊斯兰教的工具，尤其要以刘智的《五功释义》、《天方三字经》和《五更月》作为启蒙教材，在宣讲教义时，则以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理》和《天方至圣实录》为蓝本。当时汉文经典工具书极为缺乏，马启西就和信教群众边学边抄，有些手抄本至今还在西道堂信教群众中流传。由于汉文经书通俗易懂，前来听讲的教众一时大增，连一些汉族和藏族群众也在听讲后加入了西道堂。
马启西之后西道堂历任教长都把用刘智的汉文经典传教作为定例，并加以继承发扬，1942年西道堂制定的道堂组织章程中就规定：“本道堂根据清真教义，并祖述清真教正统，以宣扬金陵介廉（刘智字介廉）氏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5]。现在西道堂还是用汉文经书讲解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方面更紧密，传教主张更适合当代社会中汉族与回族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二）独特的集体生活组织形式
西道堂在组织形式上分教众为堂内和堂外两部分，堂内400余户、1000多人实行集体生活，堂外所有教众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堂外教民除了宗教活动外，在经济上和堂内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如果遇到了困难，堂内有进行经济上援助的义务。在自愿的前提下，堂外教众可以带全家财产直接加入堂内，共同过集体生活。
西道堂堂内过集体生活的教众大部分住在总堂和分布在临潭县境内的12个农庄以及一些林场、牧场内，各自进行农业、商业、林业、牧业以及后勤服务工作，整个西道堂大家庭处于教长的统一领导之下，教长统管道堂的教务、农业、商业、林业、牧业、后勤服务及教育等一切事务。在教长之下设正、副总经理，在实际运作中，由正、副总经理在教长指令下具体实施一切管理工作。在总经理之下，设分管农、商、林、牧、副业的经理、场长或负责人，具体由他们组织安排劳力，从事当年各业生产，管理宗教事务和日常生活，定期向总经理汇报生产经营情况[6]。
西道堂在发展过程中，前后建立过21个商队、15处商号、15座林场、3处牧场、13个农庄以及为集体生活服务的榨油坊、砖瓦窑、水磨坊等。按照集体劳动的人数多少，分别建立了大小不等的住房和庄院，以及相应的配套生活设施，教民长期居住在那里，在道堂指定的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各项生产活动。每个农庄均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自产自用，超产农产品贮存起来以备荒年，不足部分由总堂供给。各商队（行商）、商号（坐商）、林场和牧场也独立核算，生活必需品由道堂供给，每年盈利的部分必须及时上交道堂。其它像学校、清真寺以及从事后勤服务的基层小单位属于纯消费组织，由总堂供应一切生活必需品。
西道堂的全部财产属于过集体生活的教众所有，堂内教民的衣、食、住、行由道堂统一供给，人人平等，每年发放冬、夏两套衣服。教众以独立核算的小团体为单位，共同在集体小食堂就餐。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配住房，教徒结婚时即可分到一套新房子，因公出差、走亲访友、娶亲嫁女时可骑乘道堂和各乡庄的骡、马、驴作为交通工具。
西道堂大家庭提倡婚姻自由，如男女双方（大多数是堂内近亲结婚）同意，父母赞许，邻里知晓，然后禀明教长，双方成婚“尼卡哈”款统一规定为银元十五元，无财聘和妆送之费[7]。新郎新娘结婚时分别送给衣服被褥及首饰各若干件。道堂内教民生病时，由道堂派人及时医治。亡故后由道堂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举行殡葬礼仪，安葬于西道堂集体公墓，并按教法规定定期上坟悼念。
西道堂独特的集体生活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社会等方面原因。
图1 西道堂组织机构表
1.来源于伊斯兰教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乌玛”制度。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为了减少传教阻力，带领一部分“迁士”（麦加发展的信徒）到麦地那去发展伊斯兰教。为了加强“迁士”和“辅士”（麦地那发展的信徒）之间的团结，同时也是为了抵抗犹太教徒和多神教徒的袭击，就把所有的教徒不分民族部落、家庭和地区的界限，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由“迁士”和“辅士”以及不同氏族部落的穆斯林组织起名为、“安拉的民族”(Ummatullah)的宗教公社，通常简称为“乌玛”[8]。
“乌玛”是一种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组织于一体的社会团体，在“乌玛”中，安拉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所以实际上掌握着“乌玛”的最高宗教权力和世俗事务权力。在“乌玛”内部，全体成员一律平等，在统一的规则下共同劳动、生活，享受平等权力的同时履行同样的义务。穆罕默德在传教初期确立的“乌玛”制度，对于团结教徒，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外界的威胁，传播伊斯兰教以及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2.儒家的“大同”思想影响。中国历代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一直追求一种“人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理想社会生活。从《礼记·大同篇》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到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9]。最后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对这种理想社会的描述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马启西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基础，中国历代文人学者对这种大同社会的追求，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为本民族寻求理想道路的时候，也就自然把这种理想社会的模式融进了他的宗教理念之中，在创立伊斯兰教教派时，大量的儒家理想社会的观念不自觉地进入他的思维之中，他把它们都融合进宗教教义之中。
3.回族社会组织化运动发展的结果。在元、明及清朝前期，回族是以单一的教坊制组织起来的，各个教坊之间互不联系，这是一种组织化程度很低的社会。随着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壮大，客观上要求打破封闭隔离的教坊制，加强彼此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时教派、门宦制度便应运而生，它把本来没有联系的教坊通过宗教教义组织起来，联结为一个以区域性为基础的较大的社会团体，这是一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
西道堂的集体生活正是在回族社会组织化运动加强的背景下产生的。西道堂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组织化程度却非常高，内部各行业分工清楚，从教长到普通教众职责明确，整个西道堂大家庭内经济、文化、宗教在严密的体系之下有效地运转着，俨然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可以说西道堂的集体生活制度是回族社会组织化运动的继续，是回族社会组织化运动达到的最高程度。
（三）重视发展商业的入世思想
伊斯兰文化非常重视商业，因为在古代，许多阿拉伯人是以商业来维持生存的，伊斯兰教获得大发展后，这种重视商业的传统得到了继承。伊斯兰教鼓励商业活动，而穆斯林的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古兰经》上有许多处提倡商业和赞美商人的经文：“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真主必报酬谁”，“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可信赖的奴仆”，“诚实可靠的商人在复活日，将与列圣、正义者和烈士同在”。正是由于伊斯兰教教义中的这些规定，使得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非常重视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活动。
中国的穆斯林也继承这种“重商”的传统，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都有善于经商的传统文化。在伊斯兰教的各教派和门宦中，也把发展商业经济当作教派和门宦兴盛与否的一件大事来衡量。而西道堂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特别注重发展以商业为支柱的经济，其中的原因有：
1.洮州（今临潭县）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明朝初年在洮州、河州（今临夏）、秦州（今天水）、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专设四大茶马司，专门管理对藏区的贸易，于是洮州遂成为汉、回、藏各族贸易中心之一。到了清朝，洮州已成为内地与藏区的物资集散地，“其间积货通商，可称繁富者惟旧洮州堡一处，其俗重商善贾，居积洮地精华聚于是焉”[10]，回族商人将洮州驰名的洮马、洮砚、名贵药材及藏区的皮、毛、肉等畜产品销往内地，又将内地的日用百货、布匹等运往洮州，然后又转销藏区，贸易非常兴盛，史载“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11]。
在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中，西道堂建立后，立即动员教徒捐献银两作为资金，组建多支行商队，往返于汉、藏两地，以获取商业利润，同时又在临潭本地和其它各地设立商号，坐地经商。
2.集体生活和教派发展的需要。西道堂在实行集体生活之初，有好几百口人，这些人的吃饭、穿衣、住房都需要道堂来解决。由于受当地高海拔、低温阴湿的自然环境限制，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在丰收的年份勉强可以维持温饱，如果歉收，几百口人的生存便成了大问题。在这种生存危机的驱使下，西道堂只能走“以商补农”的发展经济之路，更何况教众接受教育、医疗保健、婚丧嫁娶的费用都需要道堂来支付，而西道堂的大部分积累只能从商业中得到。
回族等穆斯林，一般都是全民信教。在西道堂建立之时，临潭县已是教派、门宦林立，所有的穆斯林已经分别属于一定的教派、门宦，作为后起者，西道堂的教众只能来自于其他教派和门宦。穆斯林转教门的原因，除了教义方面外，最重要的是与教门的兴盛有关。西道堂实行的集体生活只有比一家一户的个体生活更优越，才能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加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关乎西道堂发展的大事。只有通过发展商业获得丰厚的利润，提高道堂的集体生活水平才有可能，只有西道堂的集体生活比其他教派、门宦教徒的个体小生产有显著优势时，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穆斯林转入西道堂（当然不排除因教义的原因加入的教徒）。
西道堂在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1929年时行商队驮牛达到1000余头，乘马100多匹，资金10多万银元，西道堂商人的足迹遍及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区。坐商店铺达15处，固定和流动资金约20余万银元，店铺分布在甘、青、川三省的城镇交通要道。除了发展坐商和行商外，西道堂还采取合股的形式与外界集资合营做生意，与本地汉民所开的“万镒恒”、陕西的“恒顺昌”、山西的“永德全”和北京尹哲臣的“公记”号分别联营，这些联营生意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1929年，西道堂（商业）资金总额已达银元200余万元[12]。商业对其它各业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开创作用，西道堂的14座林场、3处牧场都是用商业利润购买后才建立起来的，13个乡庄的部分土地也是用商业积累的利润购买的。此外前后建立的四所学校和七座清真寺的资金也大部分来自商业，截止1950年代后期，西道堂输送了十几名大学生，这一方面因为重视教育，更重要的是得益于雄厚的商业经济基础。
西道堂的商业运营实行经理负责制，每一支商队或每一个商号都由一个经理负责经营，由经理向道堂的总经理负责，按期汇报商队或商号经营状况。西道堂商业发展初期，所有成员有着表现在共同信仰上的追求目标，加上外界压力的存在，产生了巨大的内部凝聚力，商业发展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生机。但到集体生活的后期，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西道堂在社会上影响力扩大，前期的创业精神有所减退，商业出现衰退。商业上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制：由于西道堂是个宗教团体，商业是世俗事务，用宗教信仰管理商业事务，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同时，集体生活与责、权、利相结合的商业运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这都导致了商业运转缓慢，效益低下，部分经理假公济私、积累私财。
改革开放后，重建的西道堂在商业发展上一改前例，主要以合股或合资的方式重新建起了西道堂商业，采用了现代商业经营机制，由于充分发挥了责、权、利相结合的优点，因而运行良好，效益显著。这是西道堂面对新时代做出的新选择。
（四）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西道堂是伊斯兰教派，采用明代以来经堂教育传播伊斯兰教义是首要的任务。西道堂在清真寺里建立了经堂学校，招收“满拉”（经堂学生）学经，并建立了经书馆，供阿訇、满拉和教徒学习经文，这是西道堂教育的一部分。
在西道堂教育中最具特色的是世俗教育。在西道堂创立之初，开门教祖马启西作为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的创教者之中惟一一个秀才出身的教长，在举办经堂教育的同时，非常重视对教众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传教之初的“金星堂”（1908年改名为“西道堂”）是个集经堂和私塾于一体的复式教育场所，既讲解伊斯兰教经典，又仿照中国汉族私塾的教学方式传授中国传统文化，利用这种方式，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培养了一批既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又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这其中有后来的丁全功、马明仁、敏志道等人及道堂中的其他骨干分子，还逐渐把西道堂独特的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传播开来，使西道堂广为人知。
西道堂尽力发展近现代新式教育，不仅是第一任教长马启西重视教育的遗风所致，更主要的是西道堂发展的客观需要。西道堂实行集体生活后，它的每一个农庄，每一座林场，每一支商队，每一个商号都需要知识分子，最低限度是要由能识字、会算帐的教徒来进行组织管理工作，而在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这样的人才是少而又少。随着西道堂各项事业的发展，这种人才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而外面的人才因民族、教派的原因又不能引进。为了彻底解决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为了给西道堂长期发展培养人才，马明仁教长才决定大办教育。
在马明仁教长掌教期间(1917～1946)，西道堂的近现代新式教育获得了大发展，前后共建了四所学校，即普慈小学（后改为县立第四小学）、启西女校、卓洛初级小学和启西中学，基本形成了从小学到中学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在其它伊斯兰教派和门宦中都没有全部做到。这些学校培养了许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截止解放初，西道堂先后输送的的十多名大学生，都是先从这些学校毕业后才走向更高一级学校的，这些大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参加了社会工作，一部分又返回西道堂，为西道堂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形成了良性循环。同时通过这些学校的普及教育，普遍提高了教众和当地回、汉、藏各族的文化水平，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1970年代末期西道堂重新恢复后，由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完善，宗教团体办教育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西道堂重视教育的情结还是割舍不开，敏生光教长在各种场合宣传教育，动员教众捐钱捐物支持教育，他本人率先示范，为当地学校解决经费短缺困难。当地幼儿园比较少，幼儿入托非常难，西道堂就利用道堂的房产，办起了一个幼儿园，高薪聘请幼儿教师，面向社会免费招收各族儿童入园接受教育。
（五）对外开放，务实进取的宗教变革思想
在西道堂前两任教长马启西和丁全功时期，两位教长致力于教门的创始工作，专心于吸收教徒，发展道堂的经济，在与社会各界交往和协调方面做得较少。由于西道堂是后起之秀，它的壮大导致其它教派和门宦教徒的减少，因而引起了连续不断的“教争”。当时的地方军阀首领又因教门的不同而对西道堂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在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中，西道堂发展阻力重重，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前两任教长都是因“教争”而引起地方军阀的迫害而死的。
马明仁继任教长后，首先改善了与其它教派和门宦的关系，创造了一个互不干涉、和平共处的友好局面，后又通过加强交往的方式，与汉、藏等民族建立了长期团结和睦的友好关系。同时，为了扩大西道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西道堂还通过种种渠道加强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联系。1935年著名记者范长江采访了西道堂，第一次把西道堂介绍给全国各地读者；抗战爆发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及其记者王树民访问了西道堂；燕京大学教授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妻两人考察了西道堂……这些著名学者考察之后纷纷撰写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向全国各界介绍了西道堂，通过宣传，社会各界对西道堂有所了解，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伊斯兰教属于封闭型宗教，一般不通过主动宣传教义去争取非穆斯林入教，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面向穆斯林，不接待非穆斯林进入清真寺参观。但西道堂因创教宗旨与众不同，为了消除其它民族对伊斯兰教的神秘认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常邀请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参观访问西道堂，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了伊斯兰教与社会各界的亲合力，为宗教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相适应寻找结合点。
改革开放后，西道堂不仅在发展经济，支持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过与全国民族宗教研究单位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术合作与交流，西道堂教职人员与知识分子提高了自身的理论素养。随着理论修养和学术视野的开阔，在宗教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西道堂也用发展的眼光、求实的态度来面对现实。现任教长敏生光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宗教既然能够通过自身变革来适应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国度，也就能够同样适应社会主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宗教如果与社会不相适应，宗教就不会发展，甚至不会存在。所以，宗教应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变革中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