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金堂[1]2003年在《高技术经济的制度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Ⅰ随着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宣布美国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美国经济周期即美国高技术经济周期在持续增长10年之后而终结。我们认为,这轮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率先完成经济结构调整,步入高技术经济时代;制度是美国经济结构成功调整的内在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观伟目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中国高技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战略选择。因此,研究以制度创新推动高技术经济发展这一美国的基本经验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构建中国高技术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Ⅱ本论文旨在讨论高技术经济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又将如何发展等问题,以求回答中国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框架才能有效率地推动中国高技术经济发展的问题。本着这一宗旨,我们以创新收益概念为核心构建了一个高技术经济发展的制度演化分析框架,本着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对美国个案加以分析。导言是本论文的简要概述。首先界定了高技术经济、高技术经济的制度及其演化等主要概念。随后,交待了选题的原因;概述了分析框架和论文结构;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简要说明了分析方法。第1章回顾了高技术经济的制度演化研究情况。简要叙述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创新经济学家、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家的高技术经济的制度及制度演化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勾画了一个高技术经济的制度框架。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高技术经济的企业制度、高技术经济的市场制度、高技术经济的政府管理制度构成了高技术经济的制度骨骼。第2章是高技术经济的制度演化分析框架。创新收益是制度演化的动力,创新知识集团是制度演化的推动力量,制度演化的实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制度创新过程。创新收益指的是知识的经济价值;创新劳动是创新收益的源泉;企业的创新利润、国家创新收益、国际技术贸易收益等是创新收益的基本形态。创新知识集团包括教育企业家、风险资本家、技术创业家、职业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制度演化过程可描述为,制度演化指,⑴在基本制度不变或其他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制度依其逻辑秩序渐次展开的过程。具体说,依照财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展开;⑵任一制度的演化总是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开始向正式的制度安排渐次推进的过程;⑶任一制度演化总是从制度非均衡向制度均衡演进;⑷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任一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总是从制度的初始条件出发,经制度建构、制度试错、制度比选、制度锁定和制度完善的过程。⑸制度演化路<WP=4>径,简单地说,制度演化存在一个演化轨迹。或者说,存在一种发展趋势。制度演化轨迹就是指制度演化长期趋势是高效率的制度必然取代低效率的制度,这种取代就是制度革命。制度演化的短期趋势是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始终存在低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演进是渐进的、可持续的量的积累过程。当新制度成为一国正式的制度安排后,其显着的制度绩效,吸引着其他国家,推进着新制度的国际扩散。高技术经济的制度演化即高技术经济的制度依照制度演化的四个方面渐次展开的过程。第3、4、5、6章分别讨论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高技术经济的企业制度演化、高技术经济的市场制度演化和高技术经济的政府管理制度演化。这四章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第3章讨论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包括知识财产权的定义、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和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知识财产权可界定为知识的创新收益实际占有支配权,知识财产权的演进是先投资知识财产权、后管理知识财产权,最后是技术知识的财产权。知识财产权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本节在狭义上使用知识财产权制度,因而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指的是技术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知识财产权制度的演化动力源于其内在矛盾性。这个内在矛盾性就是个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不一致性。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指的是信息技术知识财产权,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指的是信息技术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计算程序知识产权这种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形态,使得二战后以来的知识财产权制度的不适应性、不完整性更为突出,存在显着的制度效率损失。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大论战,推动了二战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向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现代技术创业家是高技术经济的知识财产权制度演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第4章研究高技术经济的企业制度演化。包括企业知识所有权的界定、企业制度演化和高技术经济的企业制度演化。企业知识所有权指的是企业知识的创新收益的实际占有支配权。企业制度或企业治理结构就是企业剩余控制权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企业制度演化秩序分别按投资型企业制度、管理型企业制、技术型企业制度和混合型企业制度秩序展开。高技术经济的企业制度指的是以高技术知识的创新收益生产为基本职能的各知识要素所有权的合约。新兴企业家集团是推动高技术经济的企业制度演化的主要力量。硅谷与128公路地区的企业制度竞争加速了高技
赵玉川[2]2001年在《高技术发展的理论探讨》文中研究指明高技术发展是指包括先进技术的研制 ,及其与其它生产因素相结合形成现实生产力 ,并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高技术发展分为叁个层次 :高技术研究、高技术商业化开发和高技术扩散。在高技术创新过程中所形成的高技术经济 ,是泛指融入高技术因素的生产力和生产形式。通过对高技术产品和产业生成路径的创新分析 ,阐述高技术经济存在着内在差异。高技术经济的生成、发展遵循着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又是整个经济系统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演化 (进化 )的产物。最后 ,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有关政策问题进行了论述。
于春红[3]2006年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今天世界的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综合国力的竞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金融视角来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是一个资本筹措与运用的过程即金融过程;高新技术企业实质是技术和金融的有机结合体。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已有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融资体系的支持,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尽如人意。本论文以金融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融资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思想,从合理满足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要求出发,借鉴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的经验,试图设计一个能进一步促进和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融资体系。 本文首先致力于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总体框架的研究。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资金需求特征及其对融资体系的需求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的现状,并且对美国和印度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进行剖析,吸取其经验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叁重一主两翼的融资体系总体框架,即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主体,以竞争性银行体系和政府支持体系为两翼;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以创业资本市场为主体,以主板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为两翼;在创业资本市场中,以创业板市场为主体,以非正式的创业资本市场和有组织的创业资本市场为两翼的融资体系框架,并进一步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的复杂系统特征。 然后,对建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的基本途径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构建适应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基本途径,特别是对创业板市场的构建,场外交易市场的整合与发展,以及非正规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构建适应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竞争性银行体系的基本构想,探讨了发展中小商业银行以及中小商业银行与中小高科技
刘诗白[4]2006年在《论当代技术创新》文中提出技术创新,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亮点。特别是20世纪末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的高潮,在当前技术创新势头依然强劲,快速的技术进步,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一、生产技术的叁次大飞跃技术创新有着两种形式:渐进性的创新与飞跃性的创新。大体地说,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间段落,技术层面上会表现出一种渐进性的变化,其性质是原有技术属性的完善,属于量变;随着历史跨人新的时期,随着技术领域量变的不断积累,在某
孙卫忠[5]2001年在《高技术产业化模式与河北省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对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社会经济结构及国际地位的变化日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将高技术产业确定为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力图在高技术领域日益激烈的国际和地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我国从八十年代开始,相继制定并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火炬计划”等一系列旨在跟踪国际高技术发展、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化进程的计划和相关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伴随于此,河北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省份,出于提升本省产业结构和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考虑,也先后制定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但从河北省高技术产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与先进省市相比,河北省高技术及其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前景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是河北省高技术产业构发展缺乏宏观定位和战略性指导,没有一套系统的、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面对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中国经济将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各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因此,研究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据以提出河北省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对于指导河北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河北省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在研究高技术产业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从河北省的实际出发,明确了河北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定位,提出了河北省重点发展的高技术领域、高技术方向及其优先序、近期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品目录以及宏观战略模式、政府管理模式和微观实现模式,并提出了推进河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措施。 研究报告共分九个部分: 一、高技术产业化的特征 本部分在准确界定高技术、高新技术、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化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高技术产业化的基本特征。提出高技术的产业化一般经历孕育、成长、成熟、饱和、衰退五个阶段,在此过程中,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群体化、多样化、密集化和影响广泛性四大特征。 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一二、高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过程研究 从微观角度看,高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分为技术开发、产品升发、生产能力开发和市场开发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线性和并行两种链接模式。同时存在一个企业内部的自组织和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过程。 本部分还在分析相关因素的基础卜,运用协同学和自组织理论构造出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型,并据此分析了高技术产业进入成长阶段的临界规模。叁、影响高技术产业化的基本要素 高技术产业化的基本要素包括动力要素、空间要素。能力要素和环境要素。高技术产业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社会的有效需求、高技术系统自身的矛盾运动以及国际间的技术经济竞争。高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张所能达到的最大合理限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竟争产业和辅助产业的技术水平。高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则山高技术本身的性质、经营资源要素和组织管理体系构成。高技术产业主要受要素资源、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等硬环境要素,以及产权体系、人文环境和政策法律环境等软环境要素的影响。四、高技术产业化的宏观演进模式研究 高技术产业化是技术经济系统中高技术于系统最终演进成高技术产业的过程,是高技术子系统与传统产业相互作用与协同的自组织过程。决定这一过程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高技术系统的质的特征与内部结构,即系统内部单元之问的非线性作用:二是系统外部的技术经济环境,它为系统的演进过程提供了资金、人力和信息。 从技术经济系统中高技术系统与其他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高技术产业化的宏观演进模式有四种,即产业关联模式、技术关联模式、区域夫联模式和松散型模式。 模型分析表明,从产业关联模式的机制和环境条件看,在高技术产业化的初期,山于创业成本较高,高技术经济系统效率不高,从而形成一种表现为负经济动力的自锁系统,使高技术经济系统无法最终演进成高技术产业,在此情况下,资金投入成为高技术产业化的启动开关。同时,高技术产业的形成还需要信息的快速传输、通畅、产业政策有利等环境条件。 .互互 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在技术关联模式上,山于高技术是山一些相关技术和技术于系统组成的, 而不同高技术与其相关技术系统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状况的不同 导致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积本关联、嫁接关联和催化关联等技术关联模式。 高技术产业化区域关联模式是通过高技术在区域间的转移和扩散来实现 的。这种扩散受高技术源区域的技术拥有量、接受区域需求N与该区域的资源 条件R的?
周克清[6]2004年在《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文中提出自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间税收竞争日益剧烈,国内政府间税收竞争也不断升级。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笔者以《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为题,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讨论,对政府间税收竞争引起的资源流动与税收收入流动作了具体分析,并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有效性展开了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以提高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率。论文包括导言和正文六章,约12万字。导言部分阐述了论文写作的背景及研究范围;文献综述;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及主要结论;论文的创新及不足。第一章,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一般理论。本章从政府间竞争的分析入手,讨论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界定,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分类,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成因及阶段性。第二章,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首先,本文提出了税收市场理论,分析了税收市场权力的形成及各主体的行为特征。其次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比如分析了财政分权的理论渊源及各国财政分权实践,讨论了财政分权如何形成各级政府的独立利益及竞争能力。再次分析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关联理论,即一般税收调控理论、公共选择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及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对政府间税收竞争分析的指导意义。第叁章,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本章分析了政府间税收竞争如何引起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及技术要素在各级各地政府间的流动情况。资本是最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自然成为各级各地政府争夺的首要对象,而且对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要素争夺的产物或者伴生物。本文的分析指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活动极大地影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劳动力(特别是高级劳动力)及先进技术存在一个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及部分中西部经济高地集中的趋势。<WP=5>第四章,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税收收入流动。政府间税收竞争不仅针对生产要素,而且针对税收收入本身。首先,各级政府通过税收立法活动来争夺税收收入。税收立法活动包括狭义的税收立法、税收分成规则的调整和转移支付制度调整等方面,这些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及其流动情况。其中,税收分成规则和转移支付制度调整是其主要内容。其次,各级政府通过税收征管活动来争夺税收收入。在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我国各级政府大量通过税收征管活动来实现对税收收入的争夺。一方面,各级政府通过征管管辖权的争夺来抢夺其他地区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通过税负输出降低本地区的税负水平,间接地实现对其他地区税收收入的争夺。第五章,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分析。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社会经济的效应可以分为一般效应和特殊效应两个方面。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一般效应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效应,不因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而存在显着的不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特殊效应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效应,体现为对制度演化的促进作用。第六章,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税收协调。目前,我国尚存在一些影响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效性的因素,比如,弱稳定的政府间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财政分权的非规范性和非有效性。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影响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正向效果,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负面效果。因此,需要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活动进行协调。政府间税收协调要注重规制环境建设,首先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竞争规则和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其次要建立良好的财政分权秩序,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另外,我国还需要加强财税制度建设以协调政府间税收竞争活动,比如加强地方税系建设、税收管辖制度建设和转移支付体制建设。通过对政府间税收竞争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具有不少独到的创新之处。第一,本文选择了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角度,将建国以来各级政府的行为纳入税收竞争的范畴加以考量。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WP=6>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利益,由此展开了利益争夺和博奕。学界一般将这种行为归入政治过程,而本文以公共选择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税收市场理论为基础,将此行为归结为税收竞争过程,即各级政府为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过程。第二,本文全面界定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内涵。国外学者对政府间税收竞争作了广义、中义和狭义的区分,而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目的论”和“手段论”两种界定。但是,这些观点均没有反映税收竞争的实质,本文在分析税收竞争的手段、对象及目的之后,认为“政府间税收竞争是指政府间以增强本级政府的经济实力,增进辖区福利为主要目的,以税收及相关手段进行的各种争夺经济资源及税收资源的活动”。第叁,本文对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分类。比如,本文按竞争的参与主体将税收竞争分为纵向税收竞争和横向税收竞争,对其内部的层次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另外,本文还按照其他标准将税收竞争进行了多层次的分类。这种不同标准、不同层次的划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税收竞争的内涵及外延。第四,本文分析了政府间税收竞争得以展开的条件及原因,认为独立利益机制和竞争能力的形成是税收竞争得以展开的条件;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导成?
苏娜[7]2010年在《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基于系统科学理论,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对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作用,同时应用C-D生产函数和协整分析对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做可行性实证分析。从系统科学视角,综合运用系统分析理论与方法,构建“高技术产业-区域经济”复合系统,分析其内涵与特征,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研究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机制,指出“高技术产业-区域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外部条件—吸收“负熵流”,内部条件—竞争与协同。运用logistic模型结合可持续发展观,研究复合系统的系统演化机制及可持续发展路径。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研究。构建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同学序参量概念、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回归分析法等建立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计算模型;基于AHP和灰色关联度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了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对八大区域进行实证计算分析。最后提出区域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选择,包括:政府转变管理模式、优化政策环境、培育高技术产业市场;合理规划建设高技术产业园区;建立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化的创新体系;改革科技评价体制;金融配套体制改革,拓展融资渠道、完善风险融资、退出机制;重视民营企业投资高技术产业发展等。
郑笑寒[8]2007年在《知识产权理论的哲学反思》文中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的正当性问题,是知识产权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人们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和争论自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及至当代,知识产权学界形成了研究该问题的叁种主导路径,即:劳动论、人格论和激励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在产权对象层面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建构和视角。尽管上述理论以各自的努力论证着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但是其理论优势与局限同样明显,反映着将这叁种路径加以整合的需求。同时,知识产权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等内在矛盾的不均衡发展,把知识产权带入到了一个无原则扩张的极端轨道。因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对知识产权做了新的概括,即知识产权指的是对创新收益的实际占有支配权。从而提出了创新收益是知识产权研究的新客体的观点,并以此为视角对当代叁种主导路径进行分析和反思,依托工具主义哲学来论证利益平衡机制是协调知识产权矛盾,进而使知识产权和谐发展的有益进路,最终为知识产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完善做出有益的探索。
葛秋萍[9]2005年在《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研究》文中认为从哲学立场看,知识资本所定义的“知识”,常常是多种不同领域知识的聚合,本文侧重于探讨以增加社会生产力总量为目的、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价值含量最高的创新知识,在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与在适当环境支持下的获益模式。本文在对外显知识( codified knowledge )和内隐知识( tacitknowledge)进一步细分之后发现,知识这种无形要素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通过内、外机制的转化完成了知识资本化过程:知识分别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这叁大生产要素相结合为设备资本、知识产权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了组织的内转化;个体和群体的知识通过由人到文件再到人、或由人到人转化为组织资本,组织资本通过多种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完成了知识资本的外跃迁,将知识资本潜在的价值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指出,知识资本化的实质,是在风险投资管理的框架下,将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转变为现实价值的过程。它是一个充分利用难以计量的软价值资源向可计量的硬价值资源转化的过程,是从知识发现的“知”到技术实践的“行”的转化过程。由于知识资本化是对未来价值的获取,其风险性难以把握,精于其中某一环节而疏于其它环节,都可能影响知识资本化的最终结果。知识资本化与企业盈利增值,存在手段与目标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高技术含量的不同企业中,知识资本化的程度和获益程度是不同的,企业既可能因完善的知识资本转化和管理而获利增值,也可能出现知识减值。在企业这个知识资本转化的最重要场所,政府必须思考怎样从制度层面来培育知识资本化的能力和环境,实现知识从概念到产品的结合政策。
李方旺[10]2015年在《基于效率评价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经济复苏和经济结构转型,纷纷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提高科技投入和强化产业引导,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这一发展趋势,我国政府也积极应对。在2010年和2012年相继颁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政策措施。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混合性质,特别是在发展初期具有高风险和外部性特征,使得在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失灵”的现象经常出现,甚至较为突出。因此,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政府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综观当今世界各国,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作为竞争者的角色,政府介入或干预产业和企业的力度越来越强,影响和调控产业和企业的手段越来越多。新加坡前财政部部长陈惠华在其专着《变革:市场中的政府角色》(2014)中指出,“若放眼四海之外,政府还必须承担创建或扩大经济空间的责任,为本土企业提供新的舞台。”其中,财政政策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提升国内产业竞争能力、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并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国来说,要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如何构建财政政策体系及其结构?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如何评价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效率?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典型发达国家和典型发展中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典型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分成功,形成一套有效的财政政策体系。而印度、巴西等典型发展中国家也依赖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其国内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发展。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财政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可从财政直接投入政策、税收政策、政府购买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四部分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财政政策。(二)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本文采用四维作用模型、耗散系统熵变模型、价值作用模型和两时期局部均衡模型分别对四类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认为,财政直接投入政策主要是直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经费和引导私人资金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引入负熵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维持耗散高效结构;政府购买政策主要通过降低成本并分担风险、调节集中化、促进技术转移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方式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风险投资主要是利用战略性产业的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吸引资金持有者积极进行风险投资,加快其前进步伐。(叁)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评价模型的构建与效率测算。本文根据指标选取的方法和原则,依据本文所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的结构,提出了一套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与高技术产业范围重合度较高,因此,在测算政策效率时选取高技术产业数据,并采取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来对2001-2011年高技术产业财政政策的效率进行了评价,通过规模收益分析、差额变量分析和灵敏度分析来演示如何挖掘无效性的来源。本文研究发现,2001-2011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财政政策的总体绩效水平较高,但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不同政策运用配比不合理是造成财政政策资源的使用低效性甚至无效性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分析重点放在模型构建和数据试算上。本文所提倡的模型和方法,完全适用于对不同产业、不同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的评价研究。(四)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体系。财政直接投入政策子系统、税收政策子系统、政府购买政策子系统和风险投资政策子系统构成了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财政政策体系,并指出不同的子系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的作用阶段不同。而后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体系的市场化促进作用和投资导向作用,并分别对每一个子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分别阐释。此外,本文分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支持政策体系的运行环境和运行保障措施开展了研究,并提出了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直接投入效率,加大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政策优惠,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购买政策的制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投资的引导和管理等结论。
参考文献:
[1]. 高技术经济的制度演化研究[D]. 邓金堂.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2]. 高技术发展的理论探讨[J]. 赵玉川. 科研管理. 2001
[3].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体系研究[D]. 于春红.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4]. 论当代技术创新[J]. 刘诗白. 经济学动态. 2006
[5]. 高技术产业化模式与河北省实证研究[D]. 孙卫忠. 河北工业大学. 2001
[6]. 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D]. 周克清. 西南财经大学. 2004
[7]. 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苏娜. 天津大学. 2010
[8]. 知识产权理论的哲学反思[D]. 郑笑寒. 南昌大学. 2007
[9]. 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研究[D]. 葛秋萍. 清华大学. 2005
[10]. 基于效率评价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体系研究[D]. 李方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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