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间歌谣在汉代的政治作用及相关迷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汉代论文,歌谣论文,民间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9－0106－19
古代民间歌谣既是民间即兴、自由创作的大众文学，也是珍贵的社会政治史料，具有强大的社会批判和政治预言能力。不少秦汉史学者指出民谣是汉代民众参与和批评时政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担当了社会舆论监督的角色，对改善当时的吏治和政治发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① 历史上有一些民谣，确实表现出对统治当局的强烈批判精神，对时政的高度关注和迅速反应以及凝聚民心、表达民意、影响舆论走向的能力。但也应该指出，传世历史文献载录的民间歌谣，虽然是“非官方”、“非主流”的言论，所反映的却不一定都是平民的心声，更不能一概、笼统地定义为广大民众的真正心声，代表普遍的民意诉求。本文试就部分论述细节比较丰富、历史语境比较清晰的民谣做一些较深入的剖析，并借助现代舆论学、传播学的理论，从议题设定策略、利益相关、传播范围、语言风格等角度，重新解读汉代民间歌谣的政治作用及其意义，希望借此走出历史民谣研究中的“人民集体意志”或“民众心声”的迷思。
歌谣是汉代社会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善歌，习以歌咏表达心声，即《书·舜典》所谓“诗言志，歌永言”。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② “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③ 先秦诸侯卿大夫在交际活动中诵咏的，多是流传有绪、耳熟能详的诗篇。对于具有类似的系统诗教背景的各国士大夫来说，这些诗篇的语词、意象，已构成一套默契而有效的沟通符号，令他们得以直接或婉转、含蓄、甚至意在言外地抒发其理念、感受。但因时因地、有感而发、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即兴歌诵，也很常见。一般民众也习以歌咏抒发心声。《诗经》所辑300余首诗篇，不少改编自周代民众的即兴歌咏。在乡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④ 市井之中，如《史记》所描绘之荆轲，“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荆轲出发刺秦前所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⑤ 千古传诵。
即兴歌咏的习俗，至秦汉，在各地、各阶层仍然风行，“而且歌是脱口而出，舞是随意而起”。⑥ 《史记》中的项羽，被围困在垓下，曾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汉高祖刘邦，更常以歌咏抒发心声。他击败项羽，衣锦还乡时，“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至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⑦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中，歌乐常与饮食、祠祀并列为当时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西汉惠帝时，曹参任相国，其官邸后园近吏舍。吏舍中日饮歌呼，噪音难耐。曹参从吏虽然憎厌，却奈何不得，于是请曹参游园，希望相国听到那些吏人醉歌高呼，会下令处分。谁知道曹参“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⑧ 哀帝建平四年初曾发生著名的“传行西王母筹”事件，“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⑨ 其盛况可以想见。
汉代民间即兴咏诵的歌谣，数量应该不少。《汉书·艺文志》著录结集的各地歌诗（谣），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等。⑩ 以主题结集的，有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而这些集为文本的歌谣，估计仍不过是当时流行歌谣的一小部分。(11)
正因为歌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非常丰富，涵盖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所以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12) 《史记》、《汉书》中叙述各地风物、人情的《货殖列传》、《地理志》等专志，也都将“谣俗”视为反映各地民风、性格、价值观念、社会风貌的重要信息。(13) 《纪》、《传》、《世家》中的人物形象和心态，常因这些歌谣而活灵活现。不过，受传统史学编纂理念和论述架构所限，获史家青睐加载史册而得以为后世考见的歌谣，内容似乎多与政治生活、政治事件相关，(14) 往往语含讥刺，针砭时弊。
如卫青屡立战功，拜将封侯，本无可厚非，但其三子在襁褓中，竟亦封侯。民间心羡之余，心怀不平，不免将卫氏的贵震天下归功于出身寒微而获封后的卫子夫，歌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15)
元、成之世，朝纲废弛，宦官、外戚、官僚之间政争激烈而频繁。《汉书》所辑录批评时政的歌谣，有多首涉及这一时期，包括批评石显、五鹿充宗结党擅权的“民歌”“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16) 讥刺该党失势的《长安谣》“伊徙鴈，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17) “百姓”怒斥外戚王氏骄奢僭盛、自作威福的歌谣“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18) 这一组歌谣指名道姓，矛头直指特定政治人物和势力，可能反映了较广泛的民意，但也可能出自敌对政治集团的心声与口诛。
成帝永始、元延间，外戚骄恣，豪强不法，当局执法无力，长安城中，少年团伙受雇杀吏，打劫行人，死伤横道。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获准“得一切便宜从事”，整顿治安。尹赏要求基层治安官吏、地方长老举报长安城中的“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得数百人。“乃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全部活埋，“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欺欷”。一时间“作奸犯科”者纷纷逃离京城，长安人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19) 歌词悲切委婉，似出自遇难少年家属之口吻，既非庆幸社会秩序之平靖，也未诅咒执法之严酷。但一句“生时谅不谨”，隐晦抒发出从重从快的严打之下或有枉死之徒的哀鸣。
更有一些歌谣，用词尖锐，语气激烈，对特定政治人物或社会政治现象发出强烈诅咒。如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多雨水，陂溢为害。汝南人翟方进时为相，认为决去陂水，可以省堤防费而无水患，奏罢之。至王莽居摄，常枯旱缺水，多致饥困。汝南人于是追怨方进，说方进是因为企图侵占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郡中遂有童谣流传：“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20) 又传说罢陂之后，成帝于梦中上天，天帝怒曰：“何故败我濯龙渊？”(21) 翟方进决陂，是为了应付当年的涝灾，却导致亢旱之年缺水，也许少了一点远见，乡人追怨，可以理解。但指责方进为一己私怨而毁故乡生机，却是在方进少子翟义起兵讨莽事败族灭之后。此谣之作，很难说没有政治力的渗透。串田久治推测，童谣中的“黄鹄”应是暗示王莽，显示汝南乡民将修复鸿隙陂的希望寄托于王莽。而王莽在元始二年大旱时，也确曾实行一系列救济政策。(22) 但鸿隙陂的修复，其实要到东汉建武中，才由太守邓晨提上议事日程。主持修陂的都水掾许杨，向邓晨说：“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兴立废业，富国安民，童谣之言，将有征于此。”(23) 可知新莽时期汝南地区流行的歌谣，至东汉初仍然深深存留在当地官民的集体记忆中。
新莽时期诅咒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的“东方之语”：“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24) 长安人嘲讽更始新贵的“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25) 东汉末讥刺察举制度之滥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6)都是脍炙人口之佳作。至如“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必可轻，奈何欲望平”，(27) 揭示吏民之间的严重对立，语言淋漓尽致，意象生动煽情，极富感染力。
这些民间歌谣所表现出的对政治权力的强烈批判精神，对时政的高度关注和迅速反应，凝聚民心、表达民意、影响舆论走向的能力，令这一非官方言论形式受到汉代思想界和统治当局的高度重视，在当时的政治论述中获得了独特的定位。
民间歌谣在汉代政治思想论述中的独特定位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论述中，歌谣本就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功用。这种功用首先体现在教化。《尚书》载大禹所授善政之道，要“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28) 这是因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29) 歌咏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在教化中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但在儒家的政治思想论述中，民间自发流传的即兴歌谣另有一个重要功用，就是它能够揭示民心、表达民意，因而具有论证君主统治正当性、认受性的象征意义。
对民间歌谣或民间言论的这种认识与西周以来流行的民本论述关系密切。(30) 先秦思想家认为君主应以民为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31)“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2) 孟子更以民心之向背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之最后标准，宣称得乎丘民者为天子，失民心者失天下。(33) 可是民心、民意是存在于民众心中的情绪、倾向性意见，君主或政治人物如何得知并把握呢？邵公告诉周厉王，“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民众的言论，就是表达出来的民意。(34) 先秦时期民众（乡人、国人）的言论，一般可以在乡校、国人大会等场合公开表述，也可以即兴歌谣的形式抒发，经由乐正、瞽、曚、瞍等乐官的收集编辑，呈送诸侯、天子作决策的参考。即兴歌谣对时政的反应可以相当敏感与直接。如子产执政，整理郑国田制，令占田过制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从政一年，舆人诵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咬牙切齿，颇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气概。(35) 然而三年之后，舆人又诵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36) 民意如流水，此之谓也。
在孟子看来，这一类民间歌谣，是论证君主统治认受性的重要符码。尧为什么不传位于丹朱而禅位于舜？因为民心所向。民心所向的标志是什么？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37) 歌谣就此被赋予代言民众心声的象征意义。孟子对歌谣的这一定位在汉代的经学和史学论述中获得普遍认同，颂扬性“民间”歌谣成为汉代以来论证君主统治正当性必不可少的吉兆瑞征。贾谊与《淮南子》述周代文王、武王之德，称“九州岛之民、四荒之国，歌谣文武之烈”，“天下歌谣而乐之”。(38) 《史记》述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民皆歌乐之，颂其德”。(39)
在汉代的历史论述中，民间歌谣也成为评价政治人物的事功治绩以及地方政府管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指标。萧何、曹参相继为相国，与民休息，施政简易，政策稳定。史籍于是录“百姓之歌”颂之：“萧何为法，
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40) 武帝太始二年（前95），赵国中大夫白公兴建白渠，引泾水注渭中，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41) 赵广汉历任郡守、京兆尹，清廉明察，打击豪强，“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后因执法不当、摧辱大臣等罪伏诛。“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愿代其死，“百姓追思，歌之至今”。(42) 冯野王、冯立兄弟，相继出任上郡等郡太守，居职公廉，管治有方，郡民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43) 《汉书·叙传上》追叙班氏世系，称颂其祖班子孺“为任侠，州郡歌之”。(44)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语境和文化心理氛围中，策划居摄的王莽需要伪造大量符瑞，包括数万首歌谣，营造出获得广泛认同的舆论假像。而反新势力则以“吏民歌吟思汉久矣”，(45) 证明人心思汉，新莽将败。曹魏臣僚向曹丕劝进，论证魏受天命、汉当禅魏的正当性时，除了引述图谶、符瑞，还必须以“百姓协歌谣之声”论证“汉氏衰废，行次已绝”，魏当受命。(46)
民间的颂扬歌谣，是君主“善政之验”。(47) 按同样的论述逻辑，君主的恶政，必招致反映负面民意的讥刺及怨怒歌谣。《诗》毛传：“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指出诗歌本有“刺上”的功能。(48) 毛传又说《桑柔》是刺周厉王之诗。厉王行恶政而拒不承认，芮良夫说：“我知汝实为之，已作汝所为之歌，歌汝之过。汝当受而改之。”(49)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反，贾捐之反对发兵南征，援引历史教训，认为秦就是因为“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以致“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以致“长城之歌至今未绝”。(50)
正因为认定民间歌谣具有反映民意的功能，汉代政治思想家普遍认为君主施政，必须认真聆听歌谣，尤其要重视歌谣中的讥刺怨怒之声。例如王符论秦王朝速亡原因，“过在于不纳卿士之箴规，不受民氓之谣言”，“病自绝于民也”。(51) 桓帝永寿年间，梁冀专政，连岁荒饥，灾异数见，太学生刘陶上书，希望桓帝“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52) 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宗室刘瑜贤良方正。刘瑜到京师后，就以“臣在下土，听闻歌谣”为由，上书桓帝，揭发种种“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53)
地方长吏也常常入境问谣俗，以掌握民风民情，改善管治。如韩延寿任颍川太守，召集郡中有威信的长老，“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根据郡人要求修订礼仪规范。(54) 羊续拜南阳太守，先微服私访，“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进。其令长贪絮，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55)
因此，虽然民间歌谣是一种非官方言论，有时也被卷标为“言妖”、“谣妖”，但在汉代的主流政治论述中却并没有像流言、讹言、妖言那样，遭到污名化甚至刑罪化，反而视为民心民意的自然流露。
有当代舆论学者认为，古人说的民心、民意，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舆论。(56) 也有舆论学者指出，民意和舆论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民意是存在于民众心中、尚未公开表达的想法，可以视作潜舆论，(57) 舆论则必须是公开表达的社会意见。(58) 舆论的基础是民意，但民意不一定表达为舆论。舆论概念的一个前提条件，即自由和自愿的表达欲求。在不自由和非自愿的条件下表达的社会意见不能称作舆论，而是被强奸的民意。(59) 舆论诉诸的主要是平民的声音，许多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常以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60) 按照上述舆论学的界定，不少汉代民间歌谣是自发地公开表达出来的非官方、非主流言论，应该可以被定位为专制政治体制下一种以特殊方式表达的舆论。
民间歌谣作为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影响与功用
马上可以得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61) 仅凭武力和强权，不足以长期压抑怨恨不满的情绪，维系持久的政治权威。民心向背、民意好恶，关系到统治与管治的正当性与认受性。而透露民心民意走向的，就是舆论。杜鲁门说：“所有政治利益集团组织，首要关注的是社会中存在的公共舆论。集团领导者，不管他们如何疏忽，也不能无视针对自己组织立场和目标的广泛社会态度。领导者必须估计公共舆论的方向和影响，而且，或多或少应该引导和控制舆论。”(62) 杜鲁门是在现代美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论述政治人物对舆论应有的认识，汉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与此当然截然不同。但经过数百年来政治思想家与史学家持续而精致的论述，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汉代的政治领袖们似乎对民间歌谣的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与功用也有所领悟。
1.倾听歌谣 顺应民意
例如，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后，因对刘邦的实力与政治野心怀有疑虑，封刘邦为汉王，令他僻处汉中、巴蜀一隅。刘邦率吏卒三万人及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就国。但刘邦的士卒多山东之人，皆“歌思东归”，路上有不少将士逃亡。韩信本在逃亡之列，为萧何追回，举荐给刘邦。韩信于是建议：“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即利用士卒歌谣中流露出来的思乡情绪，顺势操作，化哀怨为士气，决策东向，逐鹿中原。(63) 刘邦本就志在天下，一拍即合，顺应众意，还兵关中，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汉七年（前200），汉高祖亲率大军击破韩王信，乘胜追击匈奴至平城，结果被三十二万匈奴精兵围困于白登山达七日，情势危急，军中传唱：“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刘邦采纳陈平计策，侥幸得脱。(64) 高祖后来定和亲之策，汉匈暂时停战，平城之歌所传递的厌战民意对此决策有多大影响，难以确认。但这首民歌所倾诉的汉匈战事之凄苦，显然在西汉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惠帝三年，冒顿遣使送国书给吕太后，语含不逊。太后大怒，召大臣会议。樊哙主战，季布面斥樊哙，并对吕太后说，平城军士的歌吟之声至今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65) 太后最后接受季布意见，延续和亲政策，多少应受到民意的影响。至武帝时廷议与匈奴和战之策，御史大夫韩安国重弹老调“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66) 主张延续和亲政策。但时空环境和国力对比已经改变，在武帝积极备战之际，这样的老歌只能引发其不堪回首的记忆和强烈的雪耻之心。
文帝时，有《一尺布歌》之流传。根据《史记》和《汉书》，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淮南王刘长，是高祖幼子。文帝即位后，自恃与文帝最亲，屡获姑息，骄蹇不法，擅杀辟阳侯审食其，又“谋为东帝”。(67) 文帝六年，谋反事败，按律当斩。但文帝念手足之情，也不愿担杀弟之名，只废其王位，放逐蜀地。刘长在放逐途中绝食而死，乃以列侯礼葬于雍。文帝八年，因怜淮南王，封其四子为侯。到了孝文十二年，社会上流传起一首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听说以后，认为是讥刺他对幼弟不能相容，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为了证明自己放逐刘长乃出于公心，遂改封城阳王喜为淮南王，领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68)
以上历史叙述，留下了一些疑团。（1）民歌所描述的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与其说是针砭时政的即兴歌谣，毋宁说更像一首体现民间智慧的谚语，为什么文帝要自己对号入座？（2）如果民歌确是因刘长之死而讥刺文帝，为什么事发当时（文帝六年）未闻流传，却在风已平浪已静的文帝十二年出现？（3）刘长死后，淮南国未除，只是王位空悬，为什么文帝会以为天下人怀疑他贪淮南王地？（4）刘长放逐途中，袁盎劝谏文帝说：“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文帝答曰：“吾特苦之耳。”(69) 所以有学者推测，《史记》的字里行间已暗示文帝对刘长之死负有责任，这首民歌其实是司马迁所留下的批判文帝的伏线。(70) 或许是因为注意到这些疑点，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将《一尺布歌》改系于文帝七年。按此叙述时序，重新审视相关史事，对该事件的历史脉络可能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文帝六年冬十月，刘长废王，放逐蜀地，自杀。同年，时为长沙王太傅的贾谊认为济北、淮南王先后谋反是严重信号，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构成对皇权国家的严重威胁，故上《治安策》，建议“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71) 文帝深以为然，即拜贾谊为其爱子梁怀王的太傅。
至七年，民间流传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72) 民歌所描述的现象，在民间应该相当普遍，很可能流传已久。但文帝于此时听闻而自动对号入座，恐怕是因为恰好说中心病，于是有八年夏封刘长四子为列侯之恩惠。
文帝六年，梁怀王薨而无子。文帝从贾谊削藩之计，(73) 徙第三子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十二年复置淮南国，徙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74) 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十六年徙淮南王刘喜复为城阳王，而分齐为六国，立齐悼惠王子在者六人；分淮南为三国，立淮南厉王子在者三人。这一系列政治步骤，都表明刘长死后，文帝确在一步一步地实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政策。而在实施过程中，文帝相当谨慎稳妥，非常重视舆论的反应，尽可能减低政局的动荡和诸侯王及其家属的敌意。所以，《一尺布歌》的流传，无论是否真的针对刘长事件而发，文帝都会视为来自民间的讥刺，及时调整削藩的步骤与速度，并在不影响终极政治目标的前提下，对刘长后人略施恩惠，以化解舆论的讥刺，减少削藩的阻力。
两汉诸帝、后常下诏令，要削减宫廷开支，“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往往是“前下制度未几”，已成虚文，难以贯彻始终。究其原因，“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东汉章帝时，明德马太后崇尚节俭，提倡简约，长安城中却传出歌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谣言看似戏谑，实有所指。马后年轻时即以长身美发为人称道。其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眉不施黛，独左眉角小缺，补之如粟”。(75) 马太后的服饰发式，很可能在当时领导着京师的奢华时尚，却标榜节俭，难免引发社会上的讥刺。其兄马廖“虑美业难终”，特引民谣以为劝喻，最终获得马太后的接纳。(76)
2.善用歌谣 操控民意
现代舆论学指出，一种舆论的产生，往往来源于外界的信息刺激，例如革命、社会变动、突发事件等。有些突发事件本身并不严重，却因涉及困扰公众的重大社会议题，或恰好与某些群体持有的信念相冲突，或与他们的心理期待相契合，就可能成为具有导火索性质的信息刺激。这样的信息一旦与该群体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心理因素发生碰撞，便会激起种种议论或产生多种情绪性表现，并互动中逐渐趋同，形成民意与舆论。在这一过程中，群体的领袖对于舆论的形塑与走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77) 从汉代历史的实践来看，群体领袖不仅被动地顺应民谣揭示的民意走向，有时更利用信息刺激等方法，试图主导舆论的走向。
《史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载，汉五年，楚军被汉军及诸侯兵重重包围于垓下。入夜，只闻汉军四面皆唱起楚歌。楚军将士“以为汉尽得楚地”，军心动摇。项羽亦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夜不能眠，饮酒帐中，含泪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侍的美人虞氏和之。(78) “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羽率骑士八百余人，乘夜突围，终于乌江自刎，楚军因而溃败。
其实刘邦与项羽都来自楚地，汉军中本有不少楚人，汉军中有人能作楚歌，楚军不应感到意外。(79) 细读《史》《汉》的历史陈述，“四面楚歌”之所以令项羽及楚军将士惊骇震撼，可能是因为：（1）“是何楚人之多也？”四面高吟，声势逼人，能操楚声者人数之众，远远超越项羽及楚军将士的心理预期，自然对他们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2）想深一层，汉军中楚人如此众多，是否意味着刘邦及其同盟者已控制幅员广阔的楚地，甚至包括项羽的根据地西楚？战国以来，楚疆域辽阔，族群、方言复杂，所谓楚歌，应包括许多不同区域的方言和旋律。(80) 以常识判断，当晚的四面楚歌，未必是有统一指挥的大合唱，更可能是此起彼落的不同区域的歌谣小调。因此项羽和楚军将士才产生共同的心理焦虑：“汉皆已得楚乎（汉尽得楚地）？”军心随之动摇，就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常胜统帅，也居然选择放弃大军的指挥，仅率少量亲兵突围。
这是一例精彩的舆论心理战。心理战只能作为补充武器用于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并不能替代武力。(81) 楚汉相争五年，至垓下之围，汉军实力已转劣为优，楚军则“兵疲食尽”。汉军联合韩信、彭越、英布，以优势兵力重重围困楚军，是胜利的主因。但刘邦及其谋士们对歌谣、舆论的操控、诱导之技巧，则令敌军士气溃散，降低了胜利的成本，减少了己方的伤亡。(82) 舆论不一定是清晰的、清醒的、高度一致的意识，有时是一团相对模糊的社会意见或观点氛围，充满着矛盾并易于变化。(83) 舆论不一定建基于真实的信息、事实。它来自意、心，感觉、情绪，往往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84) 在某些特殊的时空环境中，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感染力或诱惑程度较强，便可能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无数个人的意见在“场”的作用下，经过多方面的交流、协调、组合、扬弃，会以比一般环境下快的速度形成舆论，并有加速蔓延的趋势。(85) 垓下无眠之夜的楚军营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舆论场。而此起彼落的家乡歌谣，就像图像、音乐、诗歌等其他象征性意象一样，神奇地唤起他们的记忆图像，深化他们的集体焦虑，最后形成大势已去、反抗无益的众意。(86)
选择性采集民谣、营造不利于政敌的舆论假象或片面舆论，也是汉代舆论战的一种方式。田蚡与窦婴、灌夫交恶。灌夫性喜任侠，所交皆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遍布各地，宗族宾客横行颍川。当地有儿歌流传：“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田蚡采集这首儿歌为证据，检举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其实田蚡以外戚先后出任太尉、丞相，《史记》称其“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其骄横豪奢，鱼肉乡里，较灌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想必也有对他不利的舆论流传。但田蚡获武帝重用、王太后包庇，“权移主上”，囚禁灌夫，追捕灌氏族人，封锁言路，令有关田蚡劣迹的舆论无法上达。灌夫及其家属终被弃市。(87)
民意可以被权势压制，也可能被有心者利用，但不可能被长期压抑，不可能被永久误导。公道毕竟存在于民心。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叙述笔法来看，司马迁虽然批评灌夫“无术而不逊”，不受颍川民众欢迎，但对田蚡的批判更为严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史记》中提及田蚡处，往往语带讥刺。司马迁虽然不曾批武帝、王太后逆鳞，后世读者每读至此，自然会心。
伪造民谣，诡称民意，“使自己信息的接收达到最大化以及减少听众对竞争性信息的接收”，(88) 也是汉代某些政治人物操控舆论的伎俩。平帝元始四年春，王莽遣大司徒司直陈崇、太仆王恽、绣衣使者谯玄、班穉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八位特使“使行风俗”，身负宣传王莽的符命功德（“宣明德化”）、镇压不同声音（“专行诛赏”）、统一舆论（采集颂扬性歌谣）重任。(89) 特使之一谯玄不愿附和王莽，“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闲窜归家，因以隐遁”。(90) 另一特使班穉则不肯“称符瑞及歌颂”，辞官避祸。(91) 至明年，王莽居摄，对某些特使的不合作只字不提，公然宣称八位特使还朝，“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92) 有趣的是，这些官方伪造的歌谣显然没有被大众接受与传布，一首也没能流传下来。
3.从议题设定、利益相关、传播范围、语言风格看民谣的政治影响力与局限性
现代舆论学者关于舆论有多种界定，较流行的定义为“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的大体相同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93) 至于民意，则定义为“人民意识、意志、意愿的统称，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所凝聚成的力量，反映全社会的整体意志”。(94) 汉代民间歌谣是专制政治体制下一种以特殊方式表达的舆论，不乏“褒贬时政的议世妙语”，(95) 反映的也往往是非官方、非主流的心声。那我们能否说，民间歌谣就是多数民众意识、意志、意愿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呢？
传世歌谣经过古代史家的筛选、编辑、润饰，难免受限于史家的史观、史识乃至偏见。但能够入选的歌谣，在当时应该发生过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至于能否代表广泛民意，今天当然不可能通过民意测验、投票等量化方式来探知。(96) 从文本入手，具体分析汉代民间歌谣及其相关历史语境，我们发现：
（1）少数歌谣如西汉高祖时期出现的《平城歌》、文帝时期出现的《一尺布歌》、东汉桓帝时期的《小麦青青谣》等，或因触动社会敏感议题而可能引起广泛兴趣，或因评论讥刺重大政治事件及要人而赢得普遍关注乃至共鸣，史书往往称为“天下歌之”，传播范围可能较广，其观点可能获得较多人的认同。但大多数歌谣主要涉及地区性议题、地方性人物评价（包括地方长吏），利益相关者和传播范围往往限于特定地域，例如“长安中歌之”、“京都童谣”、“巷路为之歌”、“闾里歌之”、“凉州为之歌”、“南阳为之语”、“汝南、南阳二郡又为谣”等。
也有些歌谣，关注的议题比较狭窄。例如围绕个别人的议论、各种飞短流长，在小范围内可能形成舆论，但在更大的范围内不一定是舆论。(97) 如东汉明帝永平中，时称海内大儒的周泽任职太常，自律极严，几近乖僻。曾因病留宿斋宫，其妻担心泽老病，偷偷跑去探问老伴病情，周泽却大怒，以妻干犯斋禁，捕送诏狱谢罪。对这种不近人情的行为，时人歌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98) 这样的歌谣，恐怕只有在对周泽及其家人有所认知的人群中才能得到传播吧？
古代行路难，西北、西南地势险峻，行者莫不畏路如虎。“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99) 这首歌谣虽然在语言上明显经过润饰，与天公比高的的悲壮与无奈，仍能穿透近两千年的时光隧道传递给今天的读者。但在当时，若非身临其境者，有多少民众能兴起由衷的共鸣？
“闾巷歌谣，所陈者不出一乡一里之间，而语本天真，事皆征信，寥寥短章，亦实为一方志乘之所自出。”(100) 小范围中形成的真实可信的众意呼声，尽管议题比较狭窄，传播范围有限，仍应视作舆论。东汉末，聚集京师的太学生达三万余人。其中有不少热血沸腾者因卷入党人之祸而遭禁锢，但自首穷经，羁留京师，希求一官半职而不得的，也大有人在。献帝初平元年，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本应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于是有谣言：“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101) 获得政府录用的下第儒生虽然数量不多，但政府的照顾政策仍然大慰儒生之心，获得一定范围的舆论欢迎。杜鲁门在研究美国的政治利益与公众舆论的关系时曾指出，说公众舆论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并不确切。因为少数人也是公众的一部分，而且在美国，“公众”几乎不可能包括所有成年人，也不存在多数人的观点。(102) 在政治决策和行政管治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舆论是一种集体意志，只有大多数人的相似或共同的意见才是舆论，很可能会忽视部分民众的合理诉求，忽略了真实可信的民意民心。当然我们也不应将特定范围中围绕特定议题的民间呼声简单地放大为“大多数民众的心声”。
（2）汉代民间歌谣虽然是一种“非官方”、“非主流”言论，所反映的却不一定都是平民、庶民的心声。两汉察举取士，提供了知识群体特别是儒家集团集体参政的机遇。而察举过程中注重考察士人名望的导向，也扩张了知识群体舆论的影响力。(103) 两汉（尤其是东汉）的知识精英，有自创歌谣相互标榜、张扬舆论的风气。(104) 这些歌谣主要传播于官僚、士人等社会中上层，与流行于庶民间的歌谣在语言风格和议题设定上有较大分别。
例如两汉统治者重儒术，知识群体对其精英人物的品评推崇也就常着眼于经学成就。西汉有“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105)“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匡衡）”，(106) “欲为《论》，念张文（张禹）”。(107) 东汉有“问事不休贾长头（贾逵）”，(108) “道德彬彬冯仲文（冯豹）”，(109) “关西孔子杨伯起（杨震）”，(110) “五经从横周宣光（周举）”，(111) “说经铿铿杨子行（杨政）”，(112) “解经不穷戴侍中（戴凭）”，(113) “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114) “五经纷纶井大春（井丹）”等。(115)
两汉官吏年度考课，不但排列等第名次，也常附有评语。但功德优异及恶迹昭著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官员的评语，渐渐以成语空泛应之，久之乃化简为四字、八字之评语。(116) 东汉士人间互相称誉标榜，品评人物，好用四字评语，冠于其姓名之前，显然受到他们所熟悉的官场考语之影响。这种七字歌谣，议题狭窄，语言格式化、概念化，难以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但在统治阶层、知识群体中，却颇具舆论效应。
（3）“公共舆论的政治效果与公众的规模几乎很少有关联。”(117) 舆论对政治的影响力，与其所代表的兴趣、利益相关者之人数多寡，不一定成正比。少数人如果目标明确、方向坚定、着力点准确、协调一致，能成功论证其议题的正当性并以有说服力的方式传播其言论，往往能引导舆论走向，赢得社会的关注和认受性。东汉桓灵之世，官僚、士人与宦官及其支持者和追随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极为激烈。在长达近二十年的连串冲突中，官僚、士人这一方，无论在人数还是权势上都不占优势，两次遭受“党锢之祸”，受难者无数。但与此同时，他们主导了议题的设定，争取到广泛的同情，扩张了民间舆论的影响力。(118) 他们引导舆论的成功策略，包括推动著名的“清议”，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119) 并利用歌谣，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
如梁冀毒死质帝，拥戴其妹夫蠡吾侯刘志即位，李固、杜乔等反对梁冀，拥立清河王刘蒜。李固虽被诬陷致死，却被官僚、士人等知识群体奉为精神领袖。刘志（桓帝）即位后，立即提拔他的老师甘陵周福为尚书。与周福同郡（清河郡）的房植时任河南尹，与李固、杜乔等关系密切，颇有声望。清河郡于是传出讥刺周福的谣言：“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120) 吕思勉认为：“此特食客之好事者为之耳，无与大局也。”(121) 但如将这首歌谣放人当时的政治语境来考量，歌谣表面讥刺的是周福，潜台词中指斥的应是周福的靠山桓帝及梁冀；歌谣直接推崇的是房植，其实也赞颂了与房植政治立场一致的李固、杜乔、陈蕃等人。这首歌谣涉及的事件本来微不足道，房植、周福及其食客们在党锢之祸中也不算是重要角色，但因高高标举党人的价值、道德观念，确立了议题的正当性，影响了后续舆论的走向。《后汉书·党锢列传》叙此谣于传首，又称“党人之议，自此始矣”，(122) 绝非无因。
光禄举茂才的旧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阻塞贤路，备受士人诟病。桓帝诛梁冀后，任陈蕃为光禄勋。陈蕃与五官中郎将黄琬连手，以京师谣言“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为舆论依据，建议改革察举制度，乘机大量拔擢“志士”。(123) 著名党人范滂、岑晊分别获得汝南太守宗资、南阳太守成瑨信用，辟为功曹，主持日常政务，二郡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凸显党人的才德和人缘，鼓舞同道者的士气。太学生高歌“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124) 既清楚表明拥护反对宦官势力的大臣李膺、陈蕃、王畅为领袖，以巩固同盟，协调力量，也足以强调其阵营的道德优势和政治上的高素质。林语堂称东汉的太学生运动，产生非同寻常的英雄故事，特别是在极其有效的民意表达方面。(125) 善用歌谣就是党人们制造英雄与引导民意的一个重要策略。
4.“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与舆论监督
两汉中央政府有一套自上而下监察地方行政的制度，在行政管理上有年终考绩制度。在考绩与监察的过程中，有一项具有特色的监察方式，就是采集各地歌谣，作为评估郡国吏治与管治的重要凭据。(126)
西汉对郡国长吏的监察与考绩，是多渠道、制度化的。包括由行政主管部门（丞相府、三公）主持的定期考绩，以及由皇帝派遣的刺史定期巡视郡国。(127) 刺史的法定监察范围称六条问事。《汉官典职仪》：“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128) 其中第三条，是调查郡国长吏有否“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之劣迹，而此类劣迹，以曾否出现“山崩石裂，祅祥讹言”为判断标准。(129) 在汉代文献中，讹言与谣言常互通，可知采集歌谣属于刺史的职掌范围，具体运作方式虽然不详，显然是以舆论监督为监察考绩制度的补充。刺史六条问事的监察范围，至东汉仍然适用。
自武帝起，西汉诸帝又不定期派遣特使，以循行（巡行、分行、行）郡国（天下）等名义，监察各地。(130) 担任特使的包括谒者、博士、谏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丞相掾、御史掾等，人数不等。其职能包括安民（关怀民生、赈灾）、教化（宣传）、举才（举荐贤能）、察吏治得失、复核司法刑狱、观察风俗。所谓观察风俗，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采集民间歌谣。特使巡视中所收集的舆论信息，会向丞相、御史府报告，对地方官员的考绩有重大影响。(131)
东汉特使巡视郡国，次数较少，职能也较单纯。如安帝、灵帝时期，都是因应地方出现大规模疫症，派常侍、中谒者、光禄大夫等送医药至疫区。只有顺帝时期的特使，曾行使重要的监察职能。汉安元年，诏遣八使巡行风俗，入选八使，“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如侍中周举、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他们获顺帝授权，“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132) 于是杜乔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周举劾奏贪猾，表荐公清。八使中官阶最低的张纲，年轻气盛，“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不愿下郡国拍苍蝇，要留在京师打老虎，上书弹劾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贪赂纵恣，陷害忠良，揭发其“无君之心十五事”。(133) 顺帝不能用。其他特使分行各地，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亲党”，而外戚宦官们“互为请救，事皆寝遏”。(134) 此外有雷义，曾“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135)
特使巡行风俗并非常制，其监督效果往往因人因时而异，民间的舆情也难以及时上达。东汉光武帝因而建立以民间歌谣为主要评估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于是“广求民瘼，观纳风谣”。(136) 歌谣所反映的民意，不仅供决策者作舆情参考，而且直接用作监督评估州郡吏治和管治的舆论资源，由负责考绩州郡长吏的三公府主持考察，称为“举谣言”。具体程序是：三公府僚属每年收集各地歌谣，加以整理归纳，列举出当地民众对其长吏的评价以及民众的忧虑抱怨，然后由三公召集僚属集议，写成评估报告，经尚书台审核，上呈皇帝。(137)
在此制度激励下，东汉（尤其在光武、明帝之世）涌现出一批亲民、清廉，以骄人治绩赢得民众歌谣赞颂的名臣。范晔因而赞曰：“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138)
如张堪治蜀郡，秋毫无私，蜀人大悦。治渔阳，赏罚必信，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139)
陈俊为琅邪太守，“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140)
赵熹任平原太守，改善郡中治安，“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141)
董宣征为洛阳令，执法不避权贵豪强，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袍鼓不鸣董少平。”(142)
宋均任辰阳长，立学校，禁淫祀，移风易俗，人皆安之。迁上蔡令，拒绝执行上级颁布的不合理罚则。迁九江太守，不让郡民捕虎而虎亦不再为民患，蝗不入境。出任河内太守，“政化大行”。曾任东海相五年，坐法免官，“而东海吏民思均恩化，为之作歌，诣阙乞还者数千人”。(143)
廉范历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随俗化导，各得治宜”。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而屋宇逼仄，易生火灾。前任太守禁止居民夜间工作，可以少用火蠋，居民却仍偷偷夜作，火警不绝。廉范撤销禁令，但严格要求居民多储水，有备无患。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144)
以舆论监督作为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的补充，实现对地方政治权力的制约，有其特殊优势，包括广泛性、灵活性、实时性、公开性及成本低廉。(145) 光武帝建立的“举谣言”制度，颇受现代舆论学界、历史学界尤其是监察制度史研究者的肯定。但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不少弊端。范晔就曾指出：“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以致章、和以后，虽然有治绩的良吏，“往往不绝”，而气魄恢宏，能够移风易俗、深获民心嘉许的名臣，却“有所未充”。(146)
据《后汉书·朱浮传》所载朱浮的两封谏书及相关叙述，当时的“举谣言”制度，在实行过程中有如下问题：
（1）“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光武帝对州郡长吏缺乏基本信任，所以抓住小错，立即贬黜，过错与处罚不相当，损害了法治基础。
（2）“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对州郡长吏要求严格，本意应该是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然而长吏动辄撤换更替，适足以扰民而非便民。
（3）“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天下非一时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评估州郡长吏的管治能力，需要长期考察，看其一贯表现和长期绩效。如今“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亲民长吏任职短暂，兼且朝不保夕，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当然不可能有称职的表现，结果是“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
（4）“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帝却蔑视行政程序，以刺举之吏为耳目心腹，要求刺史和特使越过三公府，将搜集到的舆论信息通过尚书台，直接报告皇帝。而皇帝接获举报后，也不经过有关部门的复查案验，就直接作出升迁贬黜的人事决定。(147) 如此的考核过程，草率简易仓促，缺乏程序正义和制度制衡。
（5）朱浮提醒光武帝“省察偏言之奏”，因为当时取证不严谨，往往仅凭“谣言单辞”，就撤换长吏。民间歌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舆论，可能反映广泛的民意，也可能反映小众的众意。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诉求，就有不同的众意和舆论，每一种众意和舆论都有其片面性、局限性。片面的舆论所反映的只能是局部的真实，偏听偏信，会扭曲、曲解民意。更可怕的是“有司或因睚鴺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或乘机假公济私、陷害私敌，或为一时绩效草率从事、宁枉毋纵，残害忠良。
（6）在这样的情势下，“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以真正的治绩赢得民众歌谣称颂的优秀长吏固然不少，弄虚浮夸，以短期绩效收买人心、博取声誉，甚至自造歌谣的也大有人在。(148)
如荆州“百姓”赞颂刺史郭贺：“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149) 魏郡“舆人”歌颂太守岑熙：“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牦。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于戏休兹！”(150) 顺阳县“吏民”歌颂县令刘陶：“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151) 冀州“百姓”歌诵皇甫嵩：“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152) 这样的“民谣”，用词典雅，有些甚至达到佶屈赘牙的地步，难以想象会在庶民、儿童等文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中流传。东汉州郡吏治、管治未必胜过西汉，但博得民众歌谣颂扬的长吏人数却远远超出西汉。此中奥秘，不言自明。
朱浮的批评虽然得到多数朝臣的认同，州郡长吏频繁更换的情形亦因此有所改善，但以“谣言单辞”为主要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在东汉贯彻始终，其弊端也并未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得到改善。据应劭描述，在三公主持的“举谣言”过程中，三公府的掾属令史归纳所收集的“谣言”，整理出各州郡长吏的年度评估报告，然后集体评议，“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每当报告中讲好话时，大家齐声赞叹；听到坏话，一个个惜言如金，不置可否。当然，如逢被评议的长吏无名又无势，却不幸与在场的某评议人有私人恩怨或牵涉个人爱憎，就可能被拿来当出头鸟、替罪羊。长吏们升迁贬黜的真正原因，有时还真暧昧难言。主持评议的三公，如果碰上个畏首畏尾之徒（如桓帝时的司徒祝恬），则“忘謇谔之节，惮首尾之讥，县囊捉撮，无能清澄”，毫无原则立场，比起西汉名臣“申屠须责邓通，王嘉封还诏书”的担当，相差十万八千里了。(153)
桓帝延熹二年，诏三府掾属举谣言。(154) 名士范滂时为太尉掾，一举弹劾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但“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范滂“知意不行，因投劾去”。(155)
据灵帝熹平六年蔡邕所上封事，各州刺史，大多数未尽督察之责，有的甚至还与被监督者同流合污。而负责根据歌谣民意考绩州郡长吏的三公府、尚书台，也都因循不作为。熹平五年曾有诏书，拟议派遣风俗八使循行，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156) 当时的朝臣，对加强舆论监督、澄清吏治，尚抱有期望。至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157) 太尉许戫、司空张济与宦党勾结，收受贿赂，凡宦者子弟宾客担任州郡长吏者，“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边远小郡二十六位“清修有惠化”的长吏，却平白遭诬。于是边郡吏人诣阙陈诉，司徒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事情闹大之后，灵帝把许戫、张济找来斥责一通，“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158) 但陈耽因此得罪宦党，遭诬陷下狱死。“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三公倾邪，皆希世见诏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曹操“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159) 以民间歌谣为主要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名存实亡。(160)
结语
“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161) “谣谚者，犹在未有文字之前，习于委巷下里，传于妇人孺子，人心之声，鸣其天籁，随机感触，独到真趣，人人舞蹈之，时时咏叹之。”(162) 凡人心有所感，就希望有机会表达出来，而歌谣就是古代民众表示意见最普遍的方法。(163) 歌谣是韵文，朗朗上口，通俗易记，在文字教育不普及的传统社会，很容易不胫而走。在歌谣的传布过程中，各种消息、信息，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情绪、意见，有机会互动沟通，对流传中歌谣的表述作各种不同的改动调整，逐渐形成不同范围的众意和舆论。在专制政体下的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一元性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传播体制的一元化格局”，“皇帝既是政治权力的主宰，同时又是全社会信息的总源和总汇”。(164) 民众甚至统治集团的部分成员，往往需要以一些特殊的方式表达其非主流、非官方的意见。而歌谣“不管是个人有意的编织，抑或大众哄传而成，流布以后就变成一般人的口歌，欲追查禁止，几为不可能”，(165) 自然成为表达意见的一种重要形式。
汉代的歌谣本以口语形式流传，但我们今天只能通过传世文本去接触。(166) 本应内容丰富多彩、涵盖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多个层面的民间歌谣，经过历代史家的采择、编辑、润饰，其内容似乎多与政治生活、政治事件相关，或者被诠释为与某个政治人物、事件或社会政治现象有关。这些文本化的歌谣，还能反映民众的真正心声、反映历史的真相吗？天鹰认为：“童谣就其本性说，讲求趣味和音韵，常常胜于意义。因此它的内容，后世人就很难明白了解，也因此，就很容易被人任意穿凿附会。”意即史家的政治化、泛政治化诠释已歪曲歌谣的原意。(167) 周作人称古代童谣为《五行志》派，“本大人所作”，“以其有关史实，故得附传至于今日”。(168) 串田久治则认为汉代的歌谣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假托庶民、儿童所作，表达的其实都是汉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见解。(169)
传世文本所辑录的民间歌谣，其内容确实经过历代史家、文士的编辑，其语言也多经润饰。(170) 史籍声称为民谣、童谣的作品，作者可能是平民、稚童，也可能出自士大夫。我们今天当然难以确认歌谣原作者的确切身份，完全重构歌谣发生当时的时空原状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习惯和理解力，一首歌谣曾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还是流行于知识精英圈子，代表的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意见还是知识精英的非主流呼声，在语言风格和议题设定上仍然会有较大分别。主要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的歌谣靠庶民、儿童口耳相传，语言必须通俗平易、朗朗上口、生活气息浓。这种语言风格，即使经过史家润饰，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辨认。传世汉代歌谣，有一些语言淋漓尽致，意象生动煽情，极富感染力，无论创自何人，其主要受众及传布范围必为普通民众。至于一些文绉绉的歌谣，就算史家卷标为民谣，它们当时也绝不可能真正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与传播。
传世歌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历史上的民众呼声，如果简单地将其定位为“广大民众的真正心声”、多数民众意识、意志、意愿的集中体现，其实是一种迷思。有当代舆论学者将社会舆论划分为民意、众意、群体舆论三大类，认为民意能经由定量确认。只有经过量化统计，达社会70％以上的人民赞同的议论，才能被称作民意（或民心、公意、公共舆论、公论等）。而“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公众，因为封闭的地域交往和大众呼应的缺乏，没有大规模表现民主精神活动的主体，很难形成社会共同意见”，社会舆论只能在极狭小的社会空间存在，所以在中国古代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或公众舆论。(171) 但同一位论者，却对民间谣谚另眼相看，认为“民谣的变化，实在是民心的变化！”民谣指示着民心向背，预示政治斗争的胜负。“民谚表达的意见往往带有误差，甚至有荒谬的结论，但它却是社会普遍情绪的真实反映。”(172) 其实已将歌谣定义为民意民心的代表。这一类论述强调歌谣的中国特色及其在社会舆论中的特殊地位，虽与现代舆论学理论有所抵触，却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民间歌谣的论述一脉相承，因而在有关民间歌谣的历史研究中相当流行。
问题是，民间歌谣毕竟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凡舆论必有议题设定和特定诉求。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家族、不同个体，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不同情势下，会按照不同的关注和利益考量，凝聚形成自己的共识，组合成不同的舆论群体。如本文所考察，汉代只有少数歌谣，因触动当时广泛关注的敏感议题，或因评论讥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事件及权贵，可能赢得广泛关注乃至共鸣。(173) 大多数歌谣，都是针对特定地域、阶层、群体所关注的特定政治、社会问题而发声。笼统宣称传世的汉代民间歌谣就等于整体民意，显然是不准确的。但认定这些歌谣都是知识精英的杰作，反映的只是少数人的政治见解，也未免以偏概全。当然，无论小众言论还是大众言论（或所谓群体舆论与众意），都可能具有政治、社会批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值得统治当局重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谣之类的民间舆论能够宣泄、疏导群众的情绪，发出预警信号，发挥瞭望塔和安全阀功能，成为社会内部自我调节的一种缓冲机制。(174)
民间歌谣虽然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心声，但由于先秦以来政治思想家的着意推崇和精致论述，令它拥有论证君主统治正当性、认受性的象征意义，以及制衡专制权威的民意代表性。汉代的当政者及有头脑的政治领袖凭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既对民间歌谣的强烈批判精神及对时政的高度关注和迅速反应深具戒心，也对它凝聚民心、表达民意、影响舆论走向的能力心领神会。于是这一非官方非主流言论形式在当时难得地同时受到思想界和统治当局的高度重视，成为专制政治体制下得以自发、公开发声的舆论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史籍记载的汉代统治当局对民间歌谣所反映民意的重视，例如高祖、吕后时期的《平城歌》和文帝时期的《一尺布歌》，只是一些个别案例。统治者面对“民意”所作的政策调整或决策取舍，基本上尚停留在自由心证的阶段。我们很难证明或确认个别歌谣与相关政策之制定或调整之间，曾有过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发现参照社会舆论制定或调整政策的制度化机制。(175) 我们倒是发现政治领袖们并不愿意总是被动地倾听歌谣，顺应民意。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歌谣，引导舆论，操控民意。受到压制的非主流政治集团可能通过自造“民谣”，主导社会舆论的议题设定。因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而在特定地域中流传的民谣，也有可能被误认为拥有普遍的民意基础。
舆论监督近年来是舆论、政治、社会、历史学界的热门议题，被视为制衡独裁专制及权力腐化的利器。(176) 东汉的“举谣言”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舆论监督的重要尝试，自然成为中国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热门话题。邱永明说：“从其重视社会舆论的立意来看，有其高明之处。它打破了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官场情况的局限性，扩大了信息来源，获得了虽属片面却是真实的情况。”(177) 从光武、明帝时期的州郡吏治和管治状况来看，这一制度确曾取得了一些正面效果，但教训也很深刻。“举谣言”制度的着眼点不是对公权力实施全面的舆论监督，而是为了实现皇帝对地方政治权力的完全控制。歌谣信息的采集、整理、过滤、上报，或经三公府僚属之手，或委诸皇帝爪牙耳目之臣，并非真正另设独立的非官方沟通渠道，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歌谣提供的都是匿名信息，而对其可信度的鉴定、复核不但缺乏制度化的程序，有时甚至故意忽视。
任何自发和自由产生的群体意见都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也都可能包含非理性和不合理的成分，也一定有其片面性、局限性。片面的舆论所反映的只能是局部的真实。局部真实的舆论，当然也有可能揭示正确的事实。但如果缺乏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的有效配合，缺乏程序正义和制度制衡，片面的信息就可能成为皇帝偏听偏信、独断独行的借口，破坏了体制公义、行政秩序。到了东汉后期，主持舆论监督的官员乡愿颟顸，缺乏执行力，甚或假公济私，加上种种政治利益的干预破坏，这个立意良善的制度最终异化成为颠倒黑白、打击异己、公报私仇的体制性毒瘤。
注释：
① 参见仝晰纲：《汉代风谣与举谣言》，《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马新：《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谢贵安：《古代政治民谣及其社会舆论功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创刊号；胡守为：《“举谣言”与东汉吏政》，《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
②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3《季氏》。
③ 《汉书》卷30《艺文志》。
④ 《汉书》卷24《食货志上》。何休也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参见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6《宣公十五年》。这是汉代人记忆和理解中先秦乡村社会的生活场景。
⑤ 《史记》卷86《刺客列传》。
⑥ 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67页。
⑦ 《史记》卷8《高祖本纪》。
⑧ 《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
⑨ 《汉书》卷27《五行志下之上》。
⑩ 《汉书》卷30《艺文志》。
(11) 《史记》和《汉书》辑有多首咏诵汉高祖晚年后妃争宠，及其身后吕后迫害戚夫人、赵王如意及其他刘氏宗室的悲歌。同类主题的迫害与被迫害叙事与煽情“悲歌”在史籍中的反复出现，表达出《史》、《汉》编纂者对吕后的强烈批判，以及对刘氏铲除诸吕之合法性的明确认同。他如西汉的《燕王歌》、《广陵王歌》、东汉的《弘农王歌》等，揭示出两汉政治斗争的严酷、宫廷生态的诡谲；士大夫则借酒酣高歌，化心中之块垒，如《东方朔歌》、《李陵歌》等。这些个人即兴创作的悲歌也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但与本文讨论的民间歌谣宜有所分别，拟另文探讨。
(12) 《史记索隐·后序》。
(13) 《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称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诸郡邻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崇尚勇力骑射，“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汉书》卷76《韩延寿传》颜师古注：“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
(14) 天鹰：《中国古代民谣》，载天鹰《中国古代歌谣散论》，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73页。
(15) 《史记》卷49《外戚世家》褚少孙引。
(16) 《汉书》卷93《佞幸·石显传》。
(17) 《汉书》卷93《佞幸·石显传》。
(18) 《汉书》卷98《元后传》。
(19) 《汉书》卷90《酷吏·尹赏传》。尹赏临终，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反映出一种典型的酷吏价值观及其宁酷勿纵的实用主义心态。
(20) 《汉书》卷84《翟方进传附翟义传》。《后汉书》卷82《方术上·许杨传》引述此谣，作“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当复”。
(21) 《后汉书》卷82《方术上·许杨传》。
(22) 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东京：创文社，1999年，第119页。
(23) 《后汉书》卷82《方术上·许杨传》。
(24) 《汉书》卷99《王莽传下》。
(25) 《后汉书》卷11《刘玄传》。
(26)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87《杂歌谣辞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24页，补《后汉书》：“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杜文澜：《古谣谚》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5页，据《抱朴子》补“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两句，又指出《太平御览》496“鸡”作“蝇”。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汉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2页：“《晋书》引作‘举秀才，浊如泥。举良将，怯如鸡。’与此不相同。”
(27)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汉诗》卷8引崔实《政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页。
(28) 孔安国传：《尚书正义》卷4《虞书·大禹谟》。
(29) 毛亨传：《毛诗正义》卷1《周南·关雎》毛传。
(30) 民本观念并非古代中国所独有。古代世界大多数以普世王权自居的统治者，都会以增进人民福利为自己的职责。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刚译，刘东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3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42《大学》，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1675页。
(32) 赵守正：《管子注译》上册《牧民第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行“，四部备要本作“兴”，注译者据郭沫若《管子集校》改。
(33)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95页。类似论述，在《国语》、《左传》中还有不少。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郑昌淦：《中国政治学说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34) 《国语》卷1《周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35) 孔安国：《尚书正义》卷8《商书·汤誓》。
(36) 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卷40《襄公三十年》。
(37)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9上《万章上》，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此论与西方政治论述中常被引用的古希腊格言Vox populi,vox Dei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民声即神声) 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观念或信仰固可视作不具操作性的古代“神话”，但其内核确实蕴涵政治以民为本的基本价值。
(38) 贾谊：《新书》卷10《礼容语下》；《淮南鸿烈集解》卷12《道应训》。
(39) 《史记》卷4《周本纪》。
(40) 《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汉书》卷39《曹参传》，歌词作“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汉书》卷89《循吏传赞》亦提及：“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
(41) 《汉书》卷29《沟洫志》。
(42) 《汉书》卷76《赵广汉传》。
(43) 《汉书》卷79《冯奉世传附冯立传》。这首民歌的歌词过于文雅，文饰太过。
(44) 《汉书》卷100《叙传上》。
(45) 《后汉书》卷21《邳彤传》。
(46)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
(47) 孔安国传：《尚书正义》卷4《虞书·大禹谟》，孔颖达《正义》。
(48) 毛亨传：《毛诗正义》卷1《周南·关雎》毛传。
(49) 毛亨传：《毛诗正义》卷18《大雅·桑柔》毛传。
(50) 《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
(51) 王符：《潜夫论笺》卷2《明闇第六》，汪继培笺，彭泽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9页。
(52) 《后汉书》卷57《刘陶传》。
(53) 《后汉书》卷57《刘瑜传》。传播学者朱传誉认为，东汉的“皇帝不一定听百官所说的话，但却相信谣谚。因此臣僚也常在奏疏或谏章中引用谣谚，以加强他的发言力量，表示他是反映民意，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参见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第108页。
(54) 《汉书》卷76《韩延寿传》。
(55) 《后汉书》卷31《羊续传》。
(56) 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页。汉语文本中的“舆论”，最早见于《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即舆人之论，借指众人的言论，与现代舆论学的定义虽有相通之处，仍有不少差异。
(57) 没有公开表达的信念，知觉到而又不易确切捕捉到的公众情绪。
(58) 可以是窃窃私语的街谈巷议，也可以是大声喧哗的、沸腾的、一呼百应的意见表达和交流。
(59)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60)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61) 《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62) 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胡伟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63) 《史记》卷8《高祖本纪》。陈直推测，士卒所歌，当即《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巫山高》（参见陈直《史记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页）。《乐府诗集》卷16录有《巫山高》：“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64) 《汉书》卷94《匈奴传上》。当时采用的计策内容及操作过程，史文皆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据《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史记》卷110《匈奴列传》：“高帝乃使使闲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似曾使人贿赂阏氏，游说冒顿而得脱。但吕思勉认为“此非情实”，真相当颇丑恶。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4页。证诸《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汉书》卷94《匈奴传下》载哀帝建平四年扬雄上书“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似确有隐情。
(65) 《汉书》卷94《匈奴传上》。
(66) 《汉书》卷52《韩安国传》。
(67) 语出贾谊《治安策》，见《汉书》卷48《贾谊传》。
(68)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与《汉书》卷44《淮南厉王传》所引略同，唯末句作“兄弟二人不相容”。高诱《淮南鸿烈解叙目》，则称：“时民歌之曰：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鲁迅在《门外文谈》又引荀悦《前汉纪》作“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鲁迅全集》卷6《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1页）鲁迅认为，将《汉书》与《前汉纪》两个版本比较，“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古代的言与文，一向不一致，这些版本，大约都只是将口语文本化后的提要。不过鲁迅所引，不见于今本《前汉纪》，未知何据。
(69)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
(70) 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东京：创文社，1999年，第47页。所谓责任，如指放纵，则袁盎之言说得已很清楚。也有人怀疑汉文帝貌似纵容，实际是在怂恿，意在布设陷阱，置刘长于非死不可之地。这只是猜测，缺乏扎实的证据。
(71) 《资治通鉴》卷14，汉文帝前六年。然据《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作《鵩鸟赋》于“单阏之岁”。岁在卯曰单阏，应即文帝六年（丁卯）。后岁余，文帝征见，始有宣室之会，拜为梁怀王太傅，然后有上《治安策》之事，或当系文帝七年。
(72) 《资治通鉴》卷14，汉文帝前七年。
(73) 贾谊建议举淮南地以益淮阳，壮大淮阳、梁两国，钳制齐、赵、吴、楚，“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见《汉书》卷48《贾谊传》。
(74) 刘喜，刘章之子。刘章诛诸吕有大功，文帝加封城阳王，对其父子颇为信任。
(75) 《后汉书》卷10《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纪》李贤注引《东观汉记》。
(76) 《后汉书》卷24《马廖传》。
(77)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51－57页。
(78) 司马迁对垓下之围的叙述，本诸陆贾《楚汉春秋》。该书至宋已佚。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载虞姬所和歌词：“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见《史记》卷7《项羽本纪》。
(79) 刘邦本人来自楚地，所作《大风歌》即楚歌。其宠姬戚夫人也是楚人。高祖曾令戚夫人作楚舞，自为楚歌。见《史记》卷55《留侯世家》。
(80) 集解引应劭、颜师古说，称汉军所唱楚歌当为《鸡鸣歌》（《史记》卷7《项羽本纪》），但《鸡鸣歌》究属楚地哪一区域的民歌，论说纷纭。当时所歌是否仅《鸡鸣歌》一曲，文献无征。
(81) 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胡伟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82) “四面楚歌”是否刘邦及其谋士刻意谋划的心理战？史无明文，有些学者未必认可。但读司马迁《项羽本纪》至此，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拍案浮白之余，有几人能不会心一笑，视此为心理、舆论战例之经典？如果一定要将之解读为无关人谋的偶然事件，只能说这是上天的神来之笔，项羽在乌江边“天亡我，非战之罪”之叹，诚不我欺了。
(83)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页。
(84)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85)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86) 参见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87) 《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
(88) 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胡伟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263页。
(89) 《汉书》卷12《平帝纪》，《后汉书》卷81《独行·谯玄传》。
(90) 《后汉书》卷81《独行·谯玄传》。
(91) 《汉书》卷100《叙传上》。
(92) 《汉书》卷99《王莽传上》。
(93) 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页。
(94)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页。
(95) 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68页。该书认为，“天下歌之”、“儿乃歌之”、“民有作歌”、“长安中歌之”、“百姓歌之”、“巷路为之歌”、“间里歌之”、“凉州为之歌”等，都是广大民众的声音；现在的汉乐府诗里，保留着大量的“街陌讴谣”，同样也是民众作歌的明证。
(96) 即使在现代的民主政制下，能否或如何确认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某一事务或现象持有大体相同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如何设计问卷、如何解读一次选举或民意测验的结果，不仅在技术上仍有很大困难，更有种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局限。参见Carroll J.Glynn,Susan Herbst,Garrett J.O'Keefe,and Robert Y.Shapiro,Public Opin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9,p.19.
(97)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98) 《后汉书》卷79《儒林下·周泽传》。
(99) 《后汉书》卷23《郡国志五》，李贤注引郭仲产《秦州记》。
(100) 沈昌直语，转引自徐华龙《中国歌谣心理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
(101) 《后汉书》卷9《献帝纪》，及李贤注引刘艾《献帝纪》。
(102) 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胡伟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7－238页。理论上，可以假设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一个抽象的、持续的、稳定的根本利益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民意”“民心”。事实上，一涉及具体议题、利益、兴趣、政策，任何国家和社会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持续的、稳定的利益、意见始终一致的大多数或公众。民意、舆论会随时空语境、政治社会条件等而改变。前文所引郑国舆人针对子产整理田制执政的歌诵就是例子。这些舆人应该是有田地有隶子弟的利益相关者，而他们的心声也并不能代表当时郑国的“大多数”。
(103)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7页。
(10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3、425页。
(105) 《汉书》卷67《朱云传》。
(106) 《汉书》卷81《匡衡传》。
(107) 《汉书》卷81《张禹传》。
(108) 《后汉书》卷36《贾逵传》。
(109) 《后汉书》卷28《冯衍传下附冯豹传》。
(110) 《后汉书》卷54《杨震传》。
(111) 《后汉书》卷61《周举传》。
(112) 《后汉书》卷79《儒林上·杨政传》。
(113) 《后汉书》卷79《儒林上·戴凭传》。
(114) 《后汉书》卷79《儒林下·许慎传》。
(115) 《后汉书》卷83《逸民·井丹传》。
(116) 廖伯源：《汉代考课制度杂考》，载《秦汉史论丛》，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第150－153页。
(117) 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胡伟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8、240页。
(118) 后世读者从史籍中获得这一印象，当然与官僚、士人等知识群体掌控历史叙事与诠释有关。但细细梳理史文，不可否认，在这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官僚与士人在舆论方面确实争取到了优势。
(119) 《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20) 《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21)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25页。
(122) 《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23) 《后汉书》卷61《孙琬传》。
(124) 《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25)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6,p.28.
(126) “到汉代，中央派人到各地采风观俗，搜集谣谚，对各地郡守的考成，凭各地歌谣来决定，歌颂的予以提升或奖励，讽刺的予以降级或革职”，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化。参见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第103页。
(127) 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2、110页。
(128)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
(129) 《后汉书》卷28《百官志五·州郡》李贤注引蔡质《汉仪》。
(130) 史有明文的风俗特使，武帝时期曾派遣三批，宣帝时期三批，元帝时期两批，成帝时期四批，哀帝时期一批，平帝时期一批（即王莽命人伪造民间歌谣那一次），新莽时期三批。
(131) 如宣帝元康四年，太中大夫盖宽饶“使行风俗，多所称举贬黜”（《汉书》卷77《盖宽饶传》）。元帝时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奏益州刺史王尊治状，迁为东平相（《汉书》卷76《王尊传》）。
(132) 《后汉书》卷61《周举传》、卷56《张纲传》。
(133) 《后汉书》卷56《张纲传》。
(134) 《资治通鉴》卷52，汉顺帝汉安元年。
(135) 《后汉书》卷81《独行·雷义传》
(136)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序》。
(137) 《后汉书》卷60《蔡邕传下》李贤注引《汉官仪》：“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者也。”
(138)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序》。
(139) 《后汉书》卷31《张堪传》。
(140) 《后汉书》卷18《陈俊传》。
(141) 《后汉书》卷26《赵熹传》。
(142) 《后汉书》卷77《酷吏·董宣传》。
(143) 《后汉书》卷41《宋均传》。
(144) 《后汉书》卷31《廉范传》。
(145)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6－189页。他所讨论的当然是现代语境中的新闻舆论监督，但民间歌谣在汉代的历史语境中，确也具备这几种优势。
(146)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147) 《后汉书》卷33《朱浮传》：“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朱浮表面上批评尚书百石小吏侵夺三公考课之权，真正的矛头指向光武帝。据廖伯源考证，东汉朝廷受计考课，制度上应该由三公主其事，考核结果上呈皇帝。尚书作为宫廷秘书，只应先审核三公所呈之考课报告，然后转呈皇帝。参见廖伯源《汉代考课制度杂考》，载《秦汉史论丛》，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第145页。
(148) 以上引文均引自《后汉书》卷33《朱浮传》。
(149) 《后汉书》卷26《蔡茂传附郭贺传》。
(150) 《后汉书》卷17《岑彭传附岑熙传》。
(151) 《后汉书》卷57《刘陶传》。
(152) 《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
(153) 《后汉书》卷24《百官志一·司徒》李贤注引《汉官仪》。
(154) 三公府主持年度的“举谣言”。皇帝颁诏“举谣言”，应该是不受年度限制的特举。
(155) 《后汉书》卷67《党锢·范滂传》。
(156) 《后汉书》卷60《蔡邕传下》。
(157) 《后汉书》卷57《刘陶传》。《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
(158) 《后汉书》卷57《刘陶传》。益州刺史郗俭也曾因“在政烦扰，谣言远闻”，朝廷以刘焉领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后汉书》卷75《刘焉传》）。又《三国志》卷8《魏书·公孙度传》：公孙度出身小吏，“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
(159)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160) “举谣言”的舆论监督，至两晋演变为“风闻奏事”，即据传闻奏事，可以不究其实，略其姓名。参见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61) 刘毓崧：《古谣谚序》，载杜文澜辑《古谣谚》，周绍良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162) 田北湖：《论文章源流》，转引自徐华龙《中国歌谣心理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163) 阎心恒：《民意的形成与发展》，载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2章，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第43页。
(164)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165) 阎心恒：《民意的形成与发展》，载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2章，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第43页。
(166) 阿兰·鲍尔德：“文本是曾经真正流行过的民谣的不尽忠实的纪录。”参见《民谣》，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167) 天鹰：《中国古代民谣》，载天鹰《中国古代歌谣散论》，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73页。但他同时又认同古代歌谣是“人民的心声”（同书第81页）。
(168)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1914年1月，转引自串田久治《中國古代の“謠”と“予言”》，东京：创文社，1999年，第5页。
(169) 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名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导言中说：“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5页）串田之说，与勒庞所论暗合。
(170)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鹑贲’、‘鸜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浦起龙释：“此节虽专举《左》文，却是统证首辐，用以形起后史所载口语，皆由倩饰也。”刘知几：《史通通释》卷6《言语》，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0页。
(171) 刘建明：《舆论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92、102页。
(172) 刘建明：《舆论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8、135页。
(173) 我们当然无法就两千多年前歌谣发生时之历史语境作问卷调查或民意测验，但仍可以透过精读汉代政治家、思想家的相关论述，细致研究历史文本，分析歌谣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成因、传播方式、范围与沟通技巧，权力机构对之作何心态、反应及评估，对特定歌谣的社会、政治影响作出适当解读。参阅Carroll J.Glynn,Public Opin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9,p.31.
(174) 参阅杨明品：《新闻舆论监督》，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36－39页。
(174) 王梅芳：《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175) 杨明品在讨论现代新闻舆论监督时指出，社会舆论监督是“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制约，是社会政治功能中的一个重要的纠错机制”（杨明品：《新闻舆论监督》，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36、37页），刘建明认为：“舆论监督是社会的防腐剂。”（刘建明：《舆论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Carroll J.Glynn也指出，即使在专制政体中存在种种局限，公众舆论仍不失为制衡独裁权力的少数有效手段之一（Public Opin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9.）。
(176) 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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