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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卓越继承者。他一方面执着于对封建文化痼疾的抨击和解剖，另一方面又以顽强的毅力、谨严的态度、持久的热情从事国学研究。他的作品之所以充满着革命者的激情，思想家的睿智，文学家的魅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文试图展示鲁迅的学术风采，折射出他辉煌业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
鲁迅的学术专著主要有两种：一，《中国小说史略》；二，《汉文学史纲要》。
在中国的“诸子十家”中，小说历来被排斥在“可观者九家”之外，致使具有千年以上悠久发展历史的中国小说既无通史，亦无断代史。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才初次勾勒出小说“史”的发展脉络。鲁迅这部学术专著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它冲破了视小说为“稗说”的传统观念，向自汉迄清史家无视小说文化价值的偏见提出了挑战，让小说跟诗斌散文同样昂首登入了文学殿堂，形成了跟“正宗文学”并峙的文学奇峰。其次，在“史”的构架、体例和系统方面，《中国小说史略》也有其不容低估的学术首创意义。该书系统说明了由神话传说、鬼神志怪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演变过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格局和开阔的大视野中，联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背景、思想潮流、社会习俗，再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各个阶段的历史面貌，形成了一部具有历史发展完整性的中国小说通史。
《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体现的作者独到的史识，至今仍令后学叹为观止。比如：中国古代神话资料除一部分保存在《山海经》中之外，其余大多散佚，缺乏《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宏大的希腊史诗。究其原因，有两种旧说：其一是先民生存环境恶劣，求生不暇，故重实际而轻玄想；其二是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重政治，讳言“怪、力、乱、神”，致使流传在民间的上古神话缺乏记载，随时光而流逝。鲁迅在肯定了以上二说的基础上，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人神淆杂（即“神鬼之不别”，“人鬼亦得为神祗”）是原始神话中真正的“神”走向消亡的另一重要原因。《山海经》中的门神神荼和郁垒，到唐代就变成了秦叔保、胡敬德二位将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就是一个例证。类似论据甚多，有力支撑了鲁迅的论点。对于被封建卫道者斥为“淫书”的《金瓶梅》，鲁迅给予了截然不同的标价。他否定了视《金瓶梅》为“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皮相之见，而从“洞达世情，尽其情伪”的角度，推崇其为“世情书”中的佳作，指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从而为这部明代的著名人情小说摘除了恶谥。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深刻精当、言简意赅的评论比比皆是。比如，仅仅用“感而能谐，婉而多讽”这八个字，就准确概括了《儒林外史》的艺术特点。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得失，鲁迅也持论公允，褒贬得当。他将原作者曹雪芹和续作者高鹗的生平际遇进行对比，找出两人的相通和相隔之处，从而分析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的内在精神既有相通又有抵牾的深层原因。
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价自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审美追求。鲁迅肯定“讽刺派”小说的代表作《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杂文创作的特色。鲁迅指出《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是中国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颠峰之作。鲁迅本人的小说就体现了这种“摆脱旧套”，打破“大团圆”格局的创新精神。
鲁迅是一位十分重视小说文学意义和独立品格的作家，因此他十分重视古典小说的“幻设”——亦即想象和虚构，并以此作为评价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尺。因此，他才给予“叙述宛转”、“作意好奇”的唐代传奇以高度评价，誉之为“特绝之作”，而对崇尚教训的宋人传奇和虚构成份不足的演义小说，鲁迅的评价则相对偏低，反映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对创作意识的自觉和对“乏文彩”“多教训”的创作倾向的反拨。
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既有长期的史料积累，以及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史家的睿智，同时又吸取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同时代学者胡适的某些学术成果（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考证），借鉴了前人的某些学术观点（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唐传奇的论述），从而融化古今中外，完成了这部碑碣式的学术经典。自1920年起，鲁迅采用此书作为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此教材，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才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书名。但认真推敲，后人代拟的这一书名似欠妥当。因为“汉文学史如果理解为汉代的文学史，那么该书前五篇明明讲述的是上古、春秋战国和秦朝的文学史；如果理解为汉族文学史，则不应该只写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所以，这本著作应该是鲁迅原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的未完稿。收入全集或单独印行时，应当恢复鲁迅在广州授课时采用的书名——《古代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这部文学史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旧说的突破。比如论及文字起源时，强调了“众手”“全群”的作用，批驳了“归功一圣”（如“仓颉造字”）的臆说。又如《诗经》历来被儒家视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教训之作，而鲁迅则大胆指出“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鲁迅还驳斥了儒家以为《郑风》“淫逸”，有违“诗教”之旨的谬说，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后儒之服膺诗教者”，还极力贬低《离骚》《天问》一类抒愤懑之作，而鲁迅却认为上述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
鲁迅这部著作之所以具有悠久的生命力，还在于他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论作家作品作出了一语破的的评价，如指出《离骚》跟《诗经》的区别，在于“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又通过《史记》跟《春秋》的对比，指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不拘于史法，而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上述论断，至今仍是对《离骚》和《史记》的定评。
这部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同样也打破了历来以儒家为中心的因袭老例：如第五篇叙述秦代文学，突出的是“以法术为治”的李斯。鲁迅不仅肯定了李斯“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的精神，而且指出了李斯奏议“尚有华辞”，不像其它法家的作品那样“少文采”。第七篇叙述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文学，则以具有革新精神的贾谊与晁错并列，指出他们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两相比较，则贾谊“尤有文采”，而晁错的见解更为深刻。
除开上述两部学术专著，鲁迅的学术见解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篇学术论文之中：一篇是收入《而已集》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另一篇是收入《且介亭杂文》的《门外文谈》。在鲁迅心目中，魏晋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他原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有关六朝文学的一章即定名为“药，酒，女，佛”，形象概括了那一时代的思想潮流和世俗风尚。鲁迅这篇文章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深入浅出地论述了魏晋时期的文化、文学、社会和士人情状及其特点，而且提供了断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从环境、经历和著作三方面入手，反映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基本面貌和特点。鲁迅对“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等作家的评价，观点新颖独到，如指出“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即发前人之所未道。此后有关汉末魏晋文学的研究，其基本观点大多承此文之余绪。《门外文谈》是系统论述中国文字变迁和语文改革问题的一篇论文，从理论上廓清了关于文化起源发展的种种唯心主义观点，为当时的大众语争论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总结。鲁迅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复古思潮指出，将大众创造的文字交还给大众，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而且文字为特权者收揽之后，变得愈来愈繁难，成为了一条为大众难以跨过的高门槛，只有先简化而后发展到用拉丁化拼音，才能促成“中国语文的新生”。当然，语文改革运动是不断发展的，各种改革方案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然后进行调整、改进。在这个改革的漫长过程中，“要紧的是做”，即使“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目的只是一个：向前”。鲁迅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知难而进的气魄，体现了他把自己当作“大众中的一个人”的坚定立场和致力于“大众的事业”的崇高献身精神。
鲁迅在研究古代文化的同时也致力于古籍的辑校工作。他辑校古籍手稿共五十种，其中经部一种，史部十六种，子部二十七种，集部六种。在这些古籍中，《古小说钩沉》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该书共辑录周至隋代散佚小说36种，1400余则，近二十万字。虽多属“丛残小语”，但真实反映了中国小说萌芽期的历史面貌。这部小说史料汇编规模宏大，搜罗广博，征引古籍凡60余种，参校本十多种，总计有80种左右，其完备程度远远超过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逸书》、胡珽的《琳琅秘室丛书》、叶德辉的《观古堂所著书》等前人辑本。此外，鲁迅以乾嘉诸大师辑校先秦古籍的方法辑校古代小说，去伪存真，取舍审慎。所辑作品如见诸不同古籍，必选善本为底本，以他本互校，并附以简明扼要的校记。这种做法在小说研究界亦属首创。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蕴酿於赴南京求学之前，主要工作完成於1909年秋至1911年间。由于内容太专而印资甚钜，鲁迅生前未能付梓，也未作最后的加工整理。鲁迅逝世后一年零八个月，这本书才被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由于《古小说钩沉》是未完成之作，自然会留下一些学术遗憾：一，全书分集虽然大体以史书的著录为准，但既无总序，亦无小序，无目录，不分卷，每种之下亦不著撰人名氏。只留存下一份未完成的《说目》手稿39页，介绍了《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所辑小说在史书上的记载情况。二，钩沉辑佚有遗失之处。如梁朝殷芸的《小说》，原有三十卷，至明代已佚。鲁迅从47种古籍中钩稽了136条，成为殷芸《小说》的最早佚本。但跟此后余嘉锡父女的辑本和周楞伽的辑本相比，可知尚有遗珠之憾。三，校勘亦有失误，如所辑《裴子语林》，就误引金代王朋寿所著《类林杂说》，以致年代错乱，张冠李戴。特别是该书的排列顺序有时头绪不清，确有适当调整的必要。
除《古小说钩沉》之外，鲁迅为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而钩稽的小说史料还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大体始於1912年，成於1927年，共八卷，收录小说48篇，唐宋传奇名篇基本收集在内；卷末附鲁迅自撰《稗边小缀》，对所收各篇作者生平及文本作精详考证，共十四万字。该书分辩伪作，廓清纷误，考证源流，用力极勤，澄清了明清“妄”书制造的混乱，使被视为小道的唐宋传奇拨云雾而显真面。比如经过鲁迅考证，澄清了《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并非唐代传奇，而实为宋人所作；澄清了《异梦录》《秦梦录》的作者并非任蕃而是沈亚之。然而，限于当时搜寻古籍的条件，该书亦有观览未周之处。特别是钩稽宋代传奇参考资料稍嫌不足，对宋传奇的评价也有些过苛。
《小说旧闻钞》是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辑录的另一资料集，1920年开始搜集，1926年印行，收录了从宋代的《宣和遗事》到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41种旧小说史料。另有“源流”“评刻”“禁黜”“杂说”四单元，通论宋元以降的说部问题，全书约八万字。本书特点是将小说考证与戏曲考证作了严格区分，迥别于近人蒋瑞藻编选的《小说考证》。此外，本书所引资料“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对原书字句多有校正，使人读其书知其渊源演变。上述特色，均非寻常抄掇之书所能比拟。书中汇集了明清以来士大夫阶层对小说的各种观点，使研究者“省其复重寻检之劳”。
鲁迅校勘最勤、耗时最长的古籍是《嵇康集》。鲁迅在反复比较之后，确定以明代藏书家吴宽的丛书堂钞本为底本——该本源出宋刊本，又经吴宽手校，较他本为优。又参校明代黄省曾、汪士贤、张溥、张燮、程荣等五家刻本雠对比勘，并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等古籍中的引文考其异同，旁及《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类书用以互校。甚至日本的医学专著《医心方》中所引的《嵇康集》文，鲁迅也用以校出异文十一处。全书分十卷：第一卷是四言诗和五言诗，第二卷是赋和书信，第三卷到第九卷是论文，末卷是箴诫文，其约六万余字。总统计，从1913年至1931年的十几年间，鲁迅至少反复校勘十次，存留手稿四部，使经他整理的这部《嵇康集》成为最为精审的校本。“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鲁迅：《〈嵇康集〉跋》）
鲁迅辑录的古籍中，出版最早的是《会稽郡故书杂集》，内收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四种史传和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等四种地志。全书有总序，所辑各书前另有小序，是一部被人评为搜集广博，编次精审，体例极善的古代会稽郡史地逸书的辑本。鲁迅幼时，曾读到清代著名学者张澍辑录的甘肃乡邦文献《二酉堂丛书》，为编者笃恭乡里的精神所感。为了用先贤的言行和故乡的风土激励后人，使邦人不忘于故，鲁迅於1909年即着手辑录唐以前的小说逸文和越中史地典籍，1914年又重加审定，1915年木刻印行。这个辑本提供了一些正史阙失的材料，为后来各地编修方志提供了借鉴。
《云谷杂记》是南宋张淏撰写的一部以考史论文为主的笔记。《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皆不载，明《文渊阁书目》有之，云一册，然亦不传。鲁迅辑录此书虽然只有49条，但引据书目却多达170余种。原钞讹夺甚多，经鲁迅校补百余字，始可通读。张淏祖籍河南开封，后迁浙江，举绍兴二十七年进士。鲁迅辑校此书，目的在于保存越中故实，跟辑录《会稽郡故书杂记》相似。鲁迅辑校的乡邦文献，还有三国时越人谢承撰写的《后汉书》，西晋时越人虞预撰写的《晋书》，相传是范蠡与其师计然讨论农业问题的问答集《范子计然》，后汉时越人魏朗撰写的《魏子》，东汉时越人任奕撰写的《任子》等。
鲁迅辑校古籍中还有《沈下贤文集》《说郛录要》《小说备校》《岭表录异》《百喻经》等。《沈下贤文集》是唐人沈亚之的诗文合集，但此书流传到宋代即已脱文漏句，舛错讹谬，不可卒读。1912年初至1914年5月，鲁迅以影钞小草斋本为底本，校以清代丁丙八千卷楼钞本《沈下贤文集》和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贤集》，使一部义取艰深，早在北宋年间即已“舛错讹谬，脱文漏句，十有二三”的书大致可读。鲁迅还从这部文集中抄录出《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三篇传奇小说，丰富了《唐宋传奇集》的内容。《说郛录要》是鲁迅从陶珽刻本《说郛》中抄录的有关花卉果木虫介菌藻之类文字，写成於1911年3月。这个抄本，表现出鲁迅当时对植物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
《小说备校》共收《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搜神记》《搜神后记》《拾遗记》《异苑》七种，佚文散句约350条，系鲁迅1911年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所录，现存手稿44页。上述各书至今均有传本，但《北堂书钞》《初学记》及《酉阳杂俎》所引录的文字与传本或有出入。鲁迅采录异文，备今后校订之用，是他古籍校订工作的一部分。
唐刘恂撰写的《岭表录异》，原本久佚，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刊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鲁迅1910年至1911年间对这本记叙广东山川风物的典籍进行详尽校勘，於原书三卷之外又增加了《补遗》一卷，是此书现存的唯一善本。
《百喻经》，印度僧人伽斯那撰，南朝萧齐时印度留华僧人求那毗地译成古汉语。原出印度大乘佛经，实际上是98则佛教寓言故事。1914年秋鲁迅施洋60元由金陵刻经处作为功德书印行。1915年7月鲁迅据日本翻刻的高丽宝永己丑年藏本重校。鲁迅校印此书，原因之一是为纪念母亲六十寿辰，另一原因是认为此书译笔较好，与《伊索寓言》相近。“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鲁迅：《集外集·〈痴华鬘〉题记》）。
鲁迅辑校古籍，“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爬梳钩稽，一丝不苟，真正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学风。为了使资料尽可能完备，他从目录学入手，广采博览。在现存鲁迅抄稿中，各种丛书目录的手稿有二、三百页，其中包括《雅雨堂丛书》《汉学堂丛书》《式训堂丛书》《咫进斋丛书》《十万卷楼丛书》《平津馆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南菁书院丛书》等共五、六十种。此外，鲁迅还自己编辑了一批书目或年表，如《采录小说史材料书目》《明以来小说年表》。这些书目，为鲁迅辑校古籍提供了指点迷津的向导。即从辑录《范子计然》为例，鲁迅就从《新唐书艺文志》《齐民要求》《史书音义》《吴越春秋》《绝越书》《通志》了解此书的流传情况，再从《史记集解》《太平御览》《文选》《意林》《容斋随笔》《后汉书》《开元占经》《四字广韵》《书钞》《玉海》《初学记》《事类赋注》《励志诗注》《续博物志》《艺文类聚》《齐民要术》《大观本草》《列子释文》等大量典籍中钩稽出有关内容。正因为发扬了这种竭泽而渔、无证不信的学风，鲁迅才能够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
人们还发现，在鲁迅辑录的古籍中，大都是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或有关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当然，也有魏晋时代并非会稽人的著作，比如嵇康，就是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这就是说，鲁迅进行古籍辑录工作，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越文化之所以能成为鲁迅的思想艺术之根，是因为“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正是越文化中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优秀传统，使他对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给予了历史的追寻，从而使绍兴人的“浙东性”与魏晋人的叛逆性在精神上发生了有机联系。鲁迅的古籍整理工作，也从而获得了积极的现代意义。
除开从事古籍整理，鲁迅还辛勤搜集了大量两汉至隋唐石刻拓片（包括造像、石阙、钱拓、墓志、碑拓、砖拓、瓦当、镜拓等），至今保存的有4217种，5900余张。已出版的有《俟堂专文杂集》（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寰宇贞石图》（上海书画社1986年出版）、《鲁迅藏汉画像（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鲁迅藏汉画像（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现存鲁迅研究和整理金文石刻手稿有30余种，3700多页，其中目录类有《汉石存目》《六朝造像目录》《唐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越中金石记目录》《汉画像目录》等。1987年，上海书画社出版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三函，十八册），收鲁迅抄录校勘的石刻790余种，总计手稿1700多页。不仅抄录工整，堪称书法艺术珍品，而且校对勘误，用力甚勤。比如《汉群臣上醻刻石》，碑文仅存15字，而鲁迅从《交翠轩笔记》《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王树枬跋》《磁州府志》《畿辅通志》《光绪永年县志》等典籍中钩稽的有关史实及论述，就整整抄录了八页（纸30×25厘米）。
鲁迅的考碑文字已经发表的，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郑季宣残碑〉考》《会稽禹庙窆石考》《〈徐法智墓志〉考》《〈囗肱墓志〉考》等（载《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2月内部发行）。这些文章，考证精审，一无泛语，功力深邃，允推独步。
鲁迅收集研究金石拓片的动机，主要是研究历史、民俗（如游猎、百伎、饮宴、礼仪）、神话、传说和文字变迁，为撰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变迁史》积累素材。1935年5月14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收集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力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是限于人力和物力，时隔半个多世纪，这批文物中的大部分仍“姑置之”，“无整理付印之望”。
综上所述，鲁迅的文化建树十分广泛，如同浩瀚无涯的大海，奔腾不息的长河，为后学广立范式，为民族添彩增辉。他那种开放自信的文化心态，去伪存真的严谨学风，重估传统的价值观念，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自我牺牲的道德人格，都如同甘甜的乳汁，将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当今，鲁迅的遗产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毋庸讳言，鲁迅也有着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他清醒认识到：“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坟·写在〈坟〉的后面》）。然而，我们要跨越鲁迅，首先要继承他，而不应该用轻率的态度抹杀他，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愿在鲁迅的文化旗帜下英哲之士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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