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体制框架研究10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体制论文,人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为落实新闻出版署提出的“探索并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重要科研任务，提高出版工作宏观管理水平，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今年6月14日召开了所学术委员和所在京特约研究员联席会议。袁亮同志主持会议，并简要地说明社会主义出版体制框架的基本内涵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要求。出席会议的有邬书林、闫晓宏、吴克明、洪忠炉、戴文葆、叶再生、陆本瑞、邵益文、方厚枢、王耀先、阙道隆、吴道弘、林穗芳、孙培镜等20多位同志。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未与会的同志送来了书面发言。与将部分同志的发言要点发表如下，供大家参考。
谋划好面临21世纪的中国出版事业
邬书林
搞好中国出版体制的研究，对促进我国出版工作健康有序、繁荣发展有重要意义。建议课题研究考虑好以下几点：
第一，课题研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我国的出版体制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课题应当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要从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出发，在准确把握出版工作指导性和功能的前提下，考虑课题的方方面面。我国的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方面，是精神生产的重要部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出版又是信息生产的重要方面，是一个关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产业。因此，考虑我国的出版体制时，要从保证出版战线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出版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反映出版自身规律等方面着眼。
第二，出版体制要保证出版业在竞争中繁荣发展。当前，世界性的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包括出版在内的信息产业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信息已成为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信息加工、传播、利用已发展为一个重要产业，成为国际间竞争最激烈的产业之一。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国家出于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正处心积虑地要挤进、甚至控制我们的出版市场。显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能建立起相对独立、又与世界接轨、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出版物生产体系，势必会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从长远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出版业如果不能使自己出版物占领本国市场，影响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将很难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的独立就会失去不可能缺少的文化支撑。从出版自身看，如果我们的出版业不能繁荣和发展，不能在竞争中巩固和壮大自己，就会丧失自己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是考虑出版体制必须重视的大问题。
第三，要解放思想，研究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成果。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课题研究既要着眼当前，又要考虑长远，要有前瞻性，要有为21世纪谋划的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在实践和认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实践方面看，我国的出版实力大为增长，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支出版大军，出版已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从认识方面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出版理论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出版了一批论著和资料。课题应当认真地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同时要深入研究国外出版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高科技对出版业的影响，考虑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大胆地借鉴和研究国外经验和成果，从体制上保证我国出版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
出版体制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闫晓宏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出版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迫切需要研究和总结。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新体制，这不仅是理论的需要，更是出版实践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难度很大，由于它涵盖了几乎整个出版的各个方面，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以及编印发和出版物市场等等，既要求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把握，又要求照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还要求从中抽象出带有本质和规律性的内容。
要完成这项艰巨而又有重大价值的研究任务，首先要审视并考察一下我们的条件与能力：(1)对出版业的认识与把握能力；(2)对影响出版业发展的多种因素以及态势的分析和预测能力；(3)较充足的时间、物质条件以及研究者极大的热情与献身精神。我认为，不具备这些条件难以出色完成这项工作。困难估计的充分一些好。
从研究的方法上似宜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是出版新体制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出版新体制要达到的目标。出发点是什么？不能是理想主义，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必须立足于出版的实际，通过大量的调研，准确把握出版的现状以及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研究新体制的建立。出版新体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实际是一种衡量尺度，我理解它就是经中央批准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符合出版规律”。出版新体制的研究与建立，要满足这三条标准，缺一不可。
大处着眼 实处着手
戴文葆
现在对出版的定语，通常称“出版事业”，肯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也称“出版产业”，繁荣的目标是这一产业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相适应。“事业”与“产业”的概念不尽一致而尚能相通，是较能适合“中国特色”的提法。然而有一位在地方艰苦奋斗、能出好书、被领导肯定为劳动模范的朋友问我：“是工商企业么？是。因为出版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还要依法缴纳13%的增值税和33%的所得税。是事业单位么？是。因为出版社所有的公务活动和财务活动都必须按照事业单位的规矩办事。是政府机构么？也是。因为出版社作为省直机关之一，要参加省直机关布置的所有活动，比如下乡扶贫；在干部问题上也按照党政机关的模式办事，领导由上级任免，55岁下岗改任调研员，60岁退休，完全是党政机关干部的那一套做法。”我的眼光完全为案头的剪刀、浆糊、计算器所限，不能回信与他讨论。
我平日不注意什么体制。李世民、赵炅、朱棣、弘历也搞出版，还编出几部传世的书来，他们有怎样的体制框架呢？我关心的是质量问题，任何体制都应该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质量代表国家的形象，体制的改革必须围绕着保证质量、提高质量转。出版物固然具有一般商品的经济性质，还具有一般商品所没有的学术文化属性，社会意识和思想教育属性。（一般商品也要讲求质量！）不能拜倒在毡毯上，让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恣意摆布。学术著作与出版文化的种种成就，将会转化为兴国与外交文化政策的可靠基石，发展对外经济政治联系的隐形有力纽带。对知识的需求不足，对出版的认识不足，反映出国家行政管理和经济生产都停留在十分落后的状态。这是谋求立足于现代文明国家之林者所不可忽视的，否则，任何体制框架也不一定能奏效。
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版业的深化改革，固须大处着眼，还要实处着手，希望在管理模式上多多考虑。眼前全国出版社有三大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各项法令和规定，怎样能做到真正执行，行之有效。从信息的收集，选题的制定，书稿的审读整理，到排印、定价、销售推广，直至读者意见的反馈，怎样进行积极的科学的有效管理。该管的应坚决管，不宜执行的应修改，务必要有条有理，行政处罚或经济惩罚只是事后不得已而为之。如无法可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都不利于出版的正常发展。有关经营管理方面，在可能的条件下，酌情理顺一些条条框框，再就是一句老调，人才的培养与擢用，是繁荣出版的战略性措施。欣闻人事部门已有所安排。人的素质决定一切，思想、道德、学术素质最重要。司马光尝言：“德胜才者为君子，才胜德者为小人。”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也不能以为无才便是德。任何体制最后都通过人的素质来检验。这迫切需要责任者自强与自律。
出版业的深化改革，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又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希望多考虑管理模式，同时重视人文因素。由于种种原因，使一些书报刊的思想与文字质量趋向低劣，这是最令人感到羞辱的事。
关于出版体制的几点想法
阙道隆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同时又符合出版工作自身发展规律的出版体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从总体上审视出版工作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辩证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下列几种关系：
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出版活动适应市场需要，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精神文明建设和出版工作自身的发展规律，又要求国家对出版活动进行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不能听任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中外出版业的发展历史证明：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发展的出版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这种出版文化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以满足市民的娱乐消遣需要为目的，追求快速多变的轰动效应。如果要提高出版文化的品位，使之适应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积累的需要，就要通过计划做引导、提高和调控的工作，使那些健康有益、适应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需要的出版物占主导地位。这里说的计划指导，不仅指出版物的选题计划，还包括建立合理的出版结构体系；保证有一部分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以完成上述任务为自己的基本职责。
管住管好和放开搞活的关系：为了保证出版物的方向、质量和效益，为了保证出版竞争健康秩序，需要加强出版管理，建立宏观管理体系。不过，这种管理要和新时期的出版实际结合起来，要和增强出版机构的活力结合起来，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模式上去。需要具体研究哪些方面要管好管住，哪些方面要放开搞活。粗略地说，属于方向、制度、政策、规划、总体布局方面的事情要管好管住，属于具体的编辑业务和出版经营方面的事情就不能管得过多，管得过死。例如，领导机关统一审批选题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往往流于形式。目前控制书号的办法恐怕也非长远之计。
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关系：出版业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新的制度、办法还不完善，或者还没有建立起来，行政管理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新的管理体制不能只靠行政管理办法，因为这种管理缺少连续性、规范性，容易时宽时严，时紧时松。从长远观点看，出版管理要逐步过渡到依法管理，再辅之以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使管理手段多样化、社会化、制度化。
出版要求和出版投入的关系：科技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建立投资体系的命题，这对我们颇有启发。国家对出版活动提出要求的时候，也要考虑出版投入的问题。例如，要出学术著作，出文化积累的书，需要提供物资、资金方面的保证，因为这些书的经济投入大而产出少。没有出版投入，繁荣学术文化就会流于空谈。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国家大量投入是不现实的，可行的办法是社会投入和出版业自筹资金。和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的创利水平较高，只是由于出版分工不同，不同性质的出版单位的经济效益相差很大。如通过差别税率对出版业的利润进行调节和再分配，就可获得一大笔资金，以扶持非赢利性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
建立和发展超级书店
林穗芳
书越出越多，书店越来越少，卖书买书越来越难，研究如何使发行工作摆脱这种困境，已成为出版体制改革当务之急。
我国年出书量早在1992年就已超过9万种，但读者比图书产量更关心的是市场上有多少种书可供选购。订书如“隔山买牛”，书店要看样订货，读者要看样购书，以防上当。全国最大的书店——拆迁前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备书不过三四万种，不到全国一年出书种数的一半；一般书店备书只有几千种。许多书的首发式只能在报上看到，在书店十之八九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一些书店“门可罗雀”，但一到举办全国性书市就马上出现“觅书者如潮涌动”与“供销两旺”的喜人景象呢？原因就在于备货品种比较齐全（可达六七万种）、图书质量较好（假冒伪劣不会在这里自我曝光）、与消费者直接见面。但赶集式的大书市要兴师动众，筹办一次殊非易事，而且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要普遍地持久地缓解卖买两难，似可考虑在条件具备的大城市试办一些“永不落幕的书市”，即具有全国性书市规模的“超级书店”。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星级”豪华宾馆酒店、高达几十层的“世界级”金融商贸综合大厦一座座拔地而起，可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家符合国际标准的“超级书店”(book superstore)，这与我国作为出版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美国沃尔登书店总经理查理·卡梅洛依据西方的标准，认为一家超级书店备书至少7.5-12.5万种。
美国连锁书店是在60年代兴起的，以经营畅销书为主，品种不多。从90年代初起采取新的发展战略——建立连锁超级书店。仅“巴恩斯—诺布尔”、“博德斯”、“皇冠”与“百万”书店等四大连锁书店，在1995年1月结束的财务年度（以下简称1994年度）已在全国各地开设超级书店458家，并正以一年新建一百几十家的速度在增长，有时在一个大城市就有许多家。例如博德斯集团今年将在波士顿开设该集团在该地区的第四家超级书店，备书17.5万种，音乐唱片7.5万种，录像带8500多种，多媒体2500种，报刊2000种。新开设的超级书店93%在12个月之后即开始赢利，一些小书店因亏损被关闭或合并。第一大连锁书店巴恩斯—诺布尔书店雇用2万人，1994年度拥有书店966家，其中超级书店268家，销售额9.53亿美元，比1993年度增长55%，设在购物中心等处的常规书店(mall store)698家，销售额6.47亿美元，比1993年度减少6%，该连锁书店1994年度销售额比上一年度增加21%，主要是靠超级书店实力增长获得的，它计划今后两年每年再增设超级书店75家。
经验表明，在同一市区，一家备书10万种的大书店销售额大于10家备书1万种的小书店销售额的总和。读者能在一家大书店买齐所需的书就不会再去跑分散在各处的小书店。超级书店在美国被称为“天赐的书业发展工具”。在信息化时代，建立大型书店已成为整个西方出版业的发展趋势。据行家估计，一家书店备书7-10万种，90%以上读者的需要会基本上得到满足。
据估计，目前全国可供订货的图书有30多万种，建立超级书店的货源当不成问题，举办书市成功的经验已提供了证明。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有利于超级书店成长的出版体制，国家采取招商引资、大力扶持的政策措施。许多老新华书店处于城市繁华地段，不愁没有人愿意投资。如果能做到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至少有一家超级书店，我国图书发行事业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全国人民都会感到满意。
探索·总结·研究
吴道弘
十多年来的出版工作改革，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到出版社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出版体制势必也有相应的变化，以便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出版改革面临的新课题是如何逐步建立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体制问题。应该说，探索并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问题，已经历史地提上日程了，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出版科研任务。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体制，将是一个稳步渐变的过程。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以为应该从宏观目标出发，把出版改革作为出版、发行、印刷三者改革的整体进行综合考虑；又要从微观措施入手，建立具体的制度和订出切实的办法，解决好出版机构内部的协调和运行机制。同时必须密切联系当前出版形势，有针对性提出一些重大举措。如何控制图书总量、提高图书质量是目前很重要的任务，包括切实地有步骤地有成效地消灭图书差错严重的现象。结合检查图书质量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避免图书差错的责任不清、制度不严等。端正编辑思想，认清那种忽视质量的“广种薄收”思想的危害性。这样，解决当前出版工作中的普遍性问题，同时也就提高了出版管理的水平。
其次，要很好总结出版改革的成功经验，提高认识，使出版改革不断深化。图书发行改革推动出版社改革，起到一定作用，使出版社普遍重视图书发行，并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但是，出版物的精神产品特殊性，又要求出版社改革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认清出版方针，摆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这方面，又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改进出版社内部的运行机制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为了增强出版社的经济实力，开展多种经营已受到重视，并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应该在政策上得到鼓励，以便为出版社的发展和技术改造积累资金，有利于编辑、出版、发行手段的现代化，同时增强出版队伍的凝聚力。
再次，加强对出版工作性质、发展规律的研究，也有利于新的出版体制的形成。上面提到，出版、发行和印刷工作，是密切联系、互相依存的客观整体，出版工作的改革要从三者的联系（或结合）上进行综合的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工作的中心是什么？如何看待编辑工作是出版社工作的中心等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认识，只有通过出版科研，增进交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改革，有利于出版繁荣。
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专业分工问题，也是出版科研的课题之一，如果能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阐述并得到科学的认识，无疑也是有利于新的出版体制的建立。
对出版体制问题的一点思考
王耀先
“体制”涉及的内容很多。国家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出版自然也可以说建立自己的体制。人们说古代的出版体制，较多的是指经办形式，有官办、民办、寺庙办等的区别；说西方的出版体制也常是指它的经办者，有政府的和学校的、私办的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管理。经办者不同，办社的宗旨、特色也不同，西方的政府出版物就是不求盈利的，有些也不公开销售，经济上是政府包起来的，和私办的有很大区别。我们搞社会主义，1956年后出版社都是国有，都有国家的主管部门，过去在经济上也是国家和主管部门包干负责。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上多数转向自负盈亏，有些搞计划差额补贴，但指导方针是一个，产品的销售面相差很多的就难免苦乐不均。如何配套解决这类问题需要研究。国家教委规定大学出版社为学术性很强的事业单位，主要出本校教材和学术专著，同时要学校设立出版基金支持出版。不过据考察，有的基金就是出版社上缴学校的利润，也有的是从学校教学和科研经费中补助一部分。
中国出版业的组织体系，编、印、发、供、管、外贸、教育、科研、群众团体等都有了，但功能有强有弱，在相互联系的环节上，有的还比较薄弱，如何强化行业协会的作用要研究。和国外某些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与出版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总的很弱，综合出版单位的包袱较重，成本费用也高，不仅职工的吃住行要单位自己解决，其它如帮助搞选题组稿、加工校对、绘图设计的社会力量也基本没有成型，图书的发行销售环节与读者的联系也差，等人来买的习气没有改变。近年来出版品种增加不少，平均销量没什么增加，抓图书质量管理很少注意到销售服务质量，出书数量按社内编辑人数控制，也根本没考虑编辑环节利用能力，如何在管理上促使诸方面协调发展，应引起更多注意。近年来，也曾出现过印刷力供应不足、纸张供应不足、货款拖欠严重、不守合同不讲信用的人和事没有人管等现象。看来出版管理不能放松。
重提TQC
金常政
当前出版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出版体制，以图书质量管理为中心是十分重要的。质量即是图书出版的前提，也是图书出版的目标。原来辞书界不少同志认为，辞书和百科全书是一块知识净土，图书质量问题应该不大。近来出现“王同忆”现象，打破了这种看法。我曾在一次辞书学研讨会上提出百科全书评价标准的框架，引起了辞书学界关于辞书质量标准的议论，我觉得是件好事。在新出版体制基本框架中，图书出版质量管理体制应该占有一个重要地位。我写过一篇论文，题为《出版改革与TQC》(TQC Totalquality control)就是现代工业产品的全面质量管理，这是一种管理体制，自然有机制的作用。我觉得，对于工业产品的TQC出版业虽不能照搬，但在建立图书质量管理体制上大有参考价值。
所谓全面质量管理，指的是四个“全面”：管理内容是全面的，不仅要管好产品质量，还要管好产品质量赖以形成的工作质量；管理范围是全面的，包括产品设计、工艺、制造、销售，直至使用的全过程；参加管理的人员是全面的，而不仅限于直接制造和检验者；管理质量的方法是全面的，包括制订标准、检验方法和各种管理手段。
图书这种特殊商品的质量管理当然与工业产品有别，但上述四个“全面”的道理则是相同的。图书出版质量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制订出各类各档次图书的分类质量标准，而且要有相应的可检性，且配以正规的质量检验方法和组织机构。这项基本建设当然不是十天半月所能办到的，但事在有个开头，而且有人为之。
全面理解和建立新时期的出版体制
邵益文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符合出版规律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出版体制，是深化出版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要求。这个体制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包括三方面的要求，是一个全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的整体。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这个体制就不健全，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出版工作者，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只片面地讲出版要面向市场的一面，甚至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在他们看来，出版物只要能销得出去，就是适应了市场，甚至是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他们有一句口头禅：卖得多、销得好，就是适应市场，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种口号，是一种标签，社会效益则是国家的事，上级领导的事，而出版的自身规律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效益来检验的。于是，建立新的出版体制，就剩下了单纯的出版物适应市场这一条。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造成出版物品位下降，质量滑坡，或者是看到了这种趋势，也任其自流，无动于衷。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根本的目的是追逐利润，反映到出版工作上，本能地表现为：什么能赚钱，就出什么。至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积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似乎与他们无关痛痒。所以，建立新的出版体制，就必须完整地理解，全面地落实。
当前，要全面落实建立新的出版体制，首先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即出版与政治的关系，出版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但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不是自发产生的，在价值规律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和建设，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就要处理好出版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出版单位要严格贯彻党和政府规定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性质、任务，坚决执行党的出版方针，要模范地遵守出版法规、纪律和各项制度，要服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不能阳奉阴违，要严于律己。同时要坚持党的出版方向，坚持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要弘扬主旋律，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坚决做到丁关根同志在1994年1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六要六不要”。对出版社来说，要不出有政治错误或政治倾向不好的图书，使出版真正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同时要处理好出版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出版事业本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息息相关。社会主义出版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出版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任何一本书的编辑出版，都要考虑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去出那种“黄书”、“灰书”，品位不高、质量不好的书，更不能搞“对策”，钻空子，有意识地去打擦边球。出版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同时具有建设者、宣传者和舆论监督者的三重身份。
至于出版自身规律，目前说法不尽相同，我看最本质的要看动机与效果。所谓动机，就看是不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是否坚持“两为”方向；所谓效果，就是看是否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即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以及是不是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简言之，就是“两为”和“双一”的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很大活力，富有竞争性，同时也是具有很大自发性的经济体制，要全面落实建立新的出版体制，必须对市场经济的特点、规律有全面的认识。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要加强宏观调控，依法管理，同时要对出版者加强教育，对社会加强宣传。认真培养和建设一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守纪律的真正合格的出版队伍，特别要建设一个德才兼备的出版社的领导核心。他们既要在任何时期都能辨别政治方向，又要有文化人的素养，同时又要善于经营。
校对体制改革散论
孙培镜
在改革大潮中，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就要对出版体制的演变历史和现状，对出版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要提出出版体制这个系统工程的框架，就要对选取哪些要素、子系统以至孙系统，并以怎样的方式组成具有特定目标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等一系列问题，做到了然于胸，驾驭有术。面对出版体制改革这个大的系统工程，限于我的主观条件，只能就其中的一个大约相当于孙系统的校对体制改革问题谈点零散的想法。
首先想到的是，当前图书差错率之高，高得骇人听闻；而由发稿量剧增带来的校对量之大，大得令人瞠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校对整体力量日趋衰落，校对管理工作在许多地方松散自流。以上强烈的反差，警示我们：校对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并且迫在眉睫！
接下来想到的问题是，如何在调查、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校对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以便在指导思想上取得共识。这项工作做不好，就不能真正实现“表现认识的能动作用”的两个飞跃，甚至会长期陷入聚讼莫决的困境，连一个实质性问题也解决不了。改革必须有真正的理论作指导，而真理却常常与某些习惯了的东西和常识性的东西相冲撞、相悖逆。举例来说，“凡书不能无误字”，这是中外文献学学者都承认的真理。清代学者齐召南更进一步指出：图书生产量越大，市易量越大，误字就越多，校对就越难、越粗，“固其势然也。”这一被认识了的客观规律，正是古之校勘学和今之校对专业得以确立并将长期存在下去的根据。可是今天却有人提出“三校灭错百分之百”（我也附和过这一说法），并据以实施校对质量的考核和奖惩。这是把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将中央文件汇编、中小学课本等）或特殊条件下（原稿字数很少，投入人力、物力和时间极多）才能做到的事，拿来作一般性、普遍性的要求。其效应只能是，达标极难，超标绝望；对校者只有压力而毫无激励作用。其实，在编和排的留错率都有规范化指标的前提下（这又要以实行编排校配套改革为前提），三校灭错率只要达到80%，其编校质量就会大大优于今天的“优质品”。可见所谓“灭错百分之百”，只不过是一种近乎空想的极不可取的提法和要求。
还可举出一些真理性的论点：“发现原稿差错也是对原稿负责”，“校对员都要有‘校是非’的理校能力”，“校对是兼综技术性、文字性、学识性的工作”，“编辑代替不了校对”，“电脑校对代替不了人脑校对”，“编排校是一个系统”……这些论点都应是校对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