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老作家当代创作不如现代”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八十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中国有一批老作家当代创作不如现代，并从政治上去找寻原因。本文则从文学创作格局、读者审美需要的变化、传统文化形成的心理定势、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约束等方面去探求原因。
关键词 当代不如现代；文学格局；审美需要；心理定势；创作规律。
八十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中国有一批老作家当代的创作不如现代，并且著文从政治上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确实，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钱钟书等老作家象一座座丰碑屹立在我们眼前。这些巨匠中，除鲁迅先生早逝外，其余的在文学创作上都出现了当代不如现代的现象。茅盾先生，从二十年代末写出长篇小说《蚀》、《虹》起，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每个时期都有成功的作品奉献于读者面前。其代表作《子夜》、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反映小商人命运的《林家铺子》等长短篇小说都属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作品。解放后他写过不少散文、评论文章、读书笔记等，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总给人一个“小敲小打”的感觉，远不如解放前的创作辉煌灿烂。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稍好一些，但也只有个别作品可与往昔之作匹敌。至于钱钟书、沈从文，解放后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改行搞别的学问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滑坡现象呢？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我们还应从文学创作格局、读者审美需要的变化、传统文化形成的心理定势、文学创作规律的制约等方面作多角度的探讨，才能得出比较完整的结论。
第一，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是大多数老作家创作滑坡的原因之一。这些老作家大多数是“五四”运动的产儿，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受西方各种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创作方法、文艺流派的影响。这种背景使文学创作出现了多元的格局：有人要为人生，有人要表现自我；有人崇尚现实主义，有人倡导浪漫主义，也有人奉行西方现代派；有人要写问题小说，有人要写寄托小说、身边小说；有人要写乡土小说，有人要写都市小说；有人要写无拘无束的自由体诗，有人却要带着脚镣跳舞写新格律诗。在革命作家和文学社团内部，虽然有一些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它没有成为约束作家创作自由的禁令，每个作家都在反帝反封建的总目标下充分展示作家自己的个性。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提高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这对于解放区的赵树理、孙犁、柳青、李季、周立波等作家，真是如鱼得水，他们写出了许多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为文学园地增添了许多新鲜花朵。国统区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等都旗帜鲜明的表示了对《讲话》和解放区文学的拥护、赞赏。但是《讲话》和解放区文学并不影响他们在国统区创作暴露黑暗的文学，并不限制他们的任何创作自由。尽管解放区对丁玲、艾青等进行了过火的批判，但这也没有对国统区的作家造成任何压力。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革命作家们没有惧怕，只有蔑视。他们运用自己喜欢的创作方法，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人物，表达想表达的主题，追求自己喜爱的风格，创作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他们的创作与解放区的创作互相辉映。
而解放后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很多错误与真理一起产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纠集在一起。许多失误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在神圣的理想旗帜下，在赤诚的献身里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要避免错误，要超越自己，要显示自己的个性，都是很难的。
1949年7月，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即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但当时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解非常狭隘，认为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地到工农兵中去生活，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写的作品，必须是给工农兵看的。后来召开的第二、第三次文代会，进一步强调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并且只能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推动下，文学创作中“左”的调子也越唱越高，而且不准有异样的声音，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变成了单元的。这种单一的文学格局首先就使许多老作家感到难堪，他们尽量调整自己与新的文艺政策靠拢，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鉴于他们过去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望，党和人民推选他们担任了较高的领导职务，有许多行政事务要他们去处理，有许多关要他们去把。加上他们年岁已高，精力不及青壮年时，因此，他们虽然很勤奋，希望努力探求真理（如曹禺在《自己努力找到真理》一文中引用歌德对爱克曼说过的一段话一样：“你说得对，莱辛自己有一次说过，假如上帝把真理交给他，他会谢绝这份礼物，宁愿自己费力去把它找到。”）但已力不从心，不能真正到基层长期地无条件地熟悉工农兵。要写自己过去和现在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又容易被一些人认为不走正路，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流露。1950年初，茅盾刚担任文化部长不久，柯灵把他的小说《腐蚀》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然而不久，忽然莫名其妙地停映了。理由是《腐蚀》的主人公是特务，而且使人同情。这事发生不久，即1951年初，中南军区青年作家白刃写了一部表现知识分子改造过程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请茅盾作序出版了。这部作品出版不到一年，就受到所在部队一些人的粗暴批判，指责这部作品没有以工农兵为主角，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其实白刃写的知识分子是穿军装的知识分子，但批判者不承认他们是兵。茅盾因作序而受到牵连，被迫承认这篇序没有写好，“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1958年，杨沫真实地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过程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也受到有些人的指责，逼着作家言不由衷地改动作品，非叫林道静到农村去“改造”一番不可。在这种气氛中，老作家们头脑里有的不能写，能写的头脑里还没有。这样别别扭扭的走过来，怎么能写出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呢？与那些熟悉新时代工农兵生活的青年作家相比，他们显然是落后了；与他们的前半身相比，显然是退坡了。
第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老作家创作退坡现象的出现，还与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审美观点、审美兴趣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就全国范围来讲，文学作品的读者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翻身后初步掌握了文化的工农兵进入读者队伍，原有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世界观、审美观也在改变。人们希望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壮丽画面，崇拜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喜欢看那些故事性强、情节起伏曲折、语言通俗浅显的作品。因此对《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红岩》等描写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热情很高，几乎出一本读一本。五六十年代，刚翻了身的农民，也希望看到描写自己生活、苦乐、命运的作品，对赵树理、马烽、李准等的作品感到格外亲切。在这种导向下，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农村题材的作品发展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对其它题材的作品相对冷落了。除了知识分子圈里的读者，即使是对鲁迅、茅盾、曹禺等现代的代表作，也感到太深难懂而没有读过。而我们的老作家，一般都未直接参加过战争，也未在新农村长期生活过，缺乏这两方面的生活，不能适应这种审美要求的需要，写出这两大题材的作品。如茅盾1958年起准备写反映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黎明》作为《子夜》的续篇，写了十多万字，感到不适合青年人的味口而辍笔。写出的部分，也未发表。类似这种情况在老作家中恐怕还多。
第三，受传统心理积淀、心理定势的制约，也是造成老作家创作退坡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时真正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外，其它的时代难得有这种气氛。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大人物形成了一种对自己的意见只准别人附和，不准别人怀疑反对的自尊心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各类小人物形成一种惟命是听的自卑心理。这两种心理正好合拍。这样，下层人物缺少创造精神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上层人物缺少自省自责的精神，使大家都囿于封建的框子里停滞不前。1949年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们的心理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停留在整个民族中的封建心理因素还根深蒂固。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作家，各级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这个局限。如1951年孙瑜把自己编导的《武训传》送到中南海小礼堂放映，毛泽东同志看后，却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胡风对《讲话》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看法，并未在社会上传播，严格按组织原则，写成书面意见请习仲勋同志转逞中央政治局。可是后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冯雪峰、丁玲、陈企霞因没有积极支持兰翎、李希凡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被毛泽东指责压制小人物，因此倒了霉。在这种一言堂、家长作风面前，担任着中宣部部长的周扬，也常常不得不违心的批判自己的部下。许多老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搁笔不写，免遭横祸。
第四，一般说来，文化环境、政治背景变好了，创作情况也会好转。但就每个作家而言，不一定后半辈子就能超过前半辈子。因为文学创作除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外，还要受自身规律的制约。创作动机，是客体刺激和主体本身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主体因素中，情感因素是很重要的。巴金和王蒙都讲过，创作是燃烧。法国文艺理论家斯塔尔夫人在论及西腊文学使很多时代不能企及的原因时说：“各时代的哲学思想家形成了一条死亡所不能中断的思想锁链。可是诗歌却不是这样：它可以在最初的一次诗情迸发中达到以后无法超过的某种美。在日益发展的科学中，最后的一步是最惊人的一步，而在形象思维的力量当中，越是最初运用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就越大。”②这说明形象思维产品的文学与逻辑思维产品的哲学及其它科学的一个不同点。以一个作家和一个哲学家、科学家相比，也同此理。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成就往往不受年龄局限，而作家一生的制高点却往往在中青年时代。作家在中青年时期对事物的新鲜感强烈，感情丰富，即使在思想上、艺术上还有些不足，其作品在情感迸发中可以达到以后自己无法超过的高度。郭沫若创作《女神》、巴金创作《家》、曹禺创作《雷雨》都是在年轻时期。作家同其他人一样，越到老年，经验越丰富，思想越成熟，也就越理智，同时顾虑也更多，这就失去了创作中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有一些老作家为了扬长避短，解放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扶植新人等工作上，通过其它途径为文学事业、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这是明智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