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背景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7)10-092-100
女性与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履历中，具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革命的价值指标中须有“女性解放”的选项，革命才能获得其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的理论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中国这个礼教道统深厚、性别等级森严的父权制社会中，围绕民族主义而展开的20世纪诸多革命，以其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成为女性独立、争取自由的捷径。正因如此，1924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①，激励了一大批不满家庭禁锢、渴望自由的青年女性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在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南方，如广东、沪杭、两湖等地，有关“解放”的实践，如妇女放足、剪发，解除包办婚约，遣散婢妾，离婚结婚自由等，一度以迅猛的势头展开，强烈撼动了传统社会的父权观念与文化习俗。晚清以来有关女性解放的提倡，在大革命时期，以政党领导的社会政治运动方式，获得了空前的推进。然而，“解放”的实践，在新的性别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在男女两性的性别体验中，决不是“革命加恋爱”这一简单公式可以概括的。政治大历史的叙述，我们只能看到女性在革命洪流中勇往直前的集体背影。蒋光慈等住在租界洋楼虚构的“革命加恋爱”故事，因“秀才革命”式的幻想性以及强烈的男性主体意志，根本上难于表现革命与性别之间的真实关系与丰富的历史含义。
女性与革命，无论作为现代中国性别研究的话题，还是作为反省革命的方法，其所包含的从性别角度考察革命，以及在革命语境中体察性别的特性，都将成为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状况的有效命题。本文选取四位亲历并描写大革命的作家，谢冰莹、白薇、茅盾、叶紫，其革命经验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其性别、年龄和人生阅历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代表性，都为我们考察大革命时期革命对于性别秩序的打破和重建，以及革命阵营中女性的处境与体验，提供了可以相互印证的丰富材料与阐释空间。本文试图在小说文本与历史材料的互文考索中，再现革命与女性解放之间充满悖论的依存关系。
一、革命与女性
表面看，五四落潮，各种政治革命学说兴起，娜拉这位被五四青年崇拜的象征着“个人”和“女性”双重觉醒的形象，似乎已然被革命洪流淹没了。然而，事实上，娜拉的影响，到二十年代大革命兴起时，非但没有减弱②，反而因遇新的时代而形成了“娜拉革命”的奇观——大革命时期有大批离家出走参加革命的女性——她们出走的动机、勇气和方式，来自娜拉，几乎无一例外是反抗父权压迫，争取个人(性别)自由③；而出走的目标——革命——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比那盲无目标、最终可能只好“回来”的五四娜拉们，都更具政治正确性。革命，不仅给这些离家出走的女子们的个人生存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与保障，而且也使她们对于解放的追求，由“个人”，而扩展到“民族”和“大众”，被赋予了崇高的政治意义和社会解放的集体力量；个人、性别与民族主义，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于是，被五四启蒙运动所唤醒的年轻女学生们，在20年代中后期，欣逢革命，纷纷出走，跑到武汉、九江、上海，投身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
白薇和谢冰莹，就是1927年“革命娜拉”中脱颖而出的两位。这两位后来以“作家”闻名的湖南辣妹，其文坛扬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们逃婚和革命的传奇经历。这种经历，在二三十年代那个革命的时代，几乎本身就是“时代的象征”，其所获得的普遍同情与关注，是自不待言的。但有意思的是，白薇与冰莹，这两位在逃婚与革命上有相似经历的气味相投的同藉女性④，其笔下对于女性与革命的书写，竟然有很大的不同。这除了二人在两性经验上有绝对悬殊之外，其实也正好表明了革命之于性别的两种极端表现。
1926年11月，未满二十岁、身无分文的冰莹，为逃婚，与一群湖南同乡来到武汉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经历一场波折，被女生队录取。不久北伐军在武汉誓师，武汉军校学生军全体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1927年5月24日至6月22日，冰莹记载讨伐军阀夏斗寅的“西征”日记，在孙伏园主编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这些随写随寄的文章，是冰莹在行军途中、战斗间歇，用双膝当桌子写成。一年多后，在林语堂的怂恿和策划下，这组文章以单行本《从军日记》，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年3月)，同年9月即获再版，此后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冰莹从此暴得大名。
《从军日记》的一炮走红，很有文化意味。这部作品，正如作者坦陈的，说不上有什么文学的价值，它只是北伐战争一隅的军营经历写真。但作品在读者中获得的强烈反响，使我们确信，在“革命”已经成为时代聚焦点的20年代后期，作者亲历沙场的对革命的直接书写，至少使那些上海文人虚构的“革命文学”黯然失色，因其“真实”而深受欢迎。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者的性别身份，不但为作品增加了某种传奇色彩——关于后者，林语堂就曾透露，国民政府“某主席”专门问过《从军日记》作者的性别[1](P10)——而且，“女兵”这一奇特的形象，在激发人们对新时代新女性的好奇与想象之时，也隐含了革命时代人们重新塑造和想象“新女性”的强烈期待。
其实，对于热衷“窥视”的读者，《从军日记》并没有提供多少可供想象的“性别”生活，它既没有革命文学风行的“革命加恋爱”的描写，也不属于“闺秀派”。林语堂在《从军日记》的序中，对此书的特点做了简明而传神的概括：
这些《从军日记》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这种少不更事，气概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一位武装的冰莹，看来不成闺淑，我们也捏着一把汗守着她在卸装归里后变成一位闺淑……[1]
林语堂根据冰莹文字还原出的女兵形象，是一个与人们常识中的女性相差甚远的阳刚的、消隐了女性性别特征的形象。林语堂与孙伏园这两位男性，他们所欣赏和推崇冰莹的，是女性“气宇轩昂”、“一手改造宇宙”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这种男性气质，由战争带来，为此他俩甚至“生怕”战争结束、冰莹重又“变成一个闺淑”。林和孙在这里表现出的审美心理，颇值得玩味。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自晚清以来激进知识界(以男性为主)对于女性解放的真诚期待，这种期待，与晚清革命派对“女英雄”的崇拜相似，有某种极端性；另一方面，林和孙的审美判断，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般社会读者的心理——女性反传统和“反性别”的社会角色，可满足其对新女性的“观看”欲望。20年代初周作人写过一篇随感，谈及20年代上海报贩以“看女革命的跳戏”(跳戏，即跳舞)的吆喝招徕生意的情景[2](P123)，报贩们口中的“女革命”，指的却是女学生，原跟“革命”无缘。这“女革命”范围的扩展(由剪发女子转为女学生全体)，固然令人啼笑皆非，却也使我们看到，在一般人的眼中，中国女性在现代“解放”运动中获得的种种权利、产生的种种变化，无论是不缠足、上学，还是剪发、革命，都是一种“女性”特征逐渐消失的“男性化”过程，因此，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或者无论有无政治意识，妇女社会性别的“男性化”，在大众传媒中，无疑都是最具魅力的“看点”。林语堂和孙伏园，作为报刊编辑和出版策划者，他们对冰莹《从军日记》的激赏和推介，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难免也是一种谙熟大众心理的文化经营策略。
“非女”的阳刚之气，使《从军日记》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应，也使冰莹赢得了那个时代合于“时代精神”的评价。林语堂称其有“骨气”[1]，章衣萍赞赏它“勇敢而且活泼，一点女儿气也没有”[3](P91)。“女丘八”竟然成为褒义词，人们赞扬“她的文字正像一匹是在高山顶上的瀑布，它根本无所顾虑，无所作态，永远地活泼地向下狂泻。”[4](P85)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所欣赏的冰莹的“男子气”，也包括对革命暴力的肯定。在《从军日记》中，冰莹讲述革命的暴力行为时，完全没有对暴力的反省。如她的《一个可喜又好笑的故事》就讲述了一个荒唐的枪决土豪的场景——民众糊涂地表决，枪响之后却不知为何枪决土豪。在荒唐的暴力面前，革命以其正义性压倒了人们通常具有的对生命的常识性判断，冰莹只觉出“差错”带来的滑稽，用快活的语调对孙伏园说：“哈哈，伏园先生，你听了这个小小的故事，胡子不笑得竖起来吗？”[5]关于革命暴力，冰莹有一段解释，认为“军政”时间，难免野蛮；到“训政”时期，再慢慢规范革命：“农民太野蛮，我是根本赞成他野蛮的，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军政时期’，他们对于压迫他们的敌人正如我们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只管拼命地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到了训政时期，我们自然要好好地训练他们，组织他们。”[5](P25)这些观点和语言，显然是军校教育的结果，革命将暴力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复制到了单纯真诚的少年女兵头脑里。《从军日记》的热销，尤其是孙伏园、林语堂等人以新文化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双重身份而对于革命的积极态度，也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1924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其所标举的反帝反封、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确实代表了中国知识阶级和一般社会民众的共同愿望。
冰莹是女性，而当时又是“革命加恋爱”之风正炽的时节，《从军日记》不能不涉及性别问题。《从军日记》仅有的两篇关于性别和恋爱的文章，是根据报纸编辑意见撰写的《给女同学》和《革命化的恋爱》，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冰莹的体会，不如说是她在军校接受的革命教条。当时的情形是：五四的社交公开、恋爱自由思潮，因革命的催化，迅速向“自由恋爱”膨胀⑤，并演变成性的解放思潮，正如国民党人洪瑞钊在其《革命与恋爱》的演讲中所描述的——
近年来，恋爱自由的热潮，自西方输入，唤醒了几千年沉迷困抑的男女；于是爱伦凯，易卜生，倍倍尔一般学士文人的恋爱观，亦常胜于国人之口。近来浪漫派的文学，盛极一时，其中作品，什九以男女关系为中心，不啻替“恋爱神圣的理论，增加一支生力军。恰在此时，革命空气，弥漫了大江南北。于是事实告诉我们，在革命性与恋爱热同时高涨的青年，双方的消长和利害，已经成了极大的问题，非马上解决不可。[5](P2)
洪瑞钊文章中所指责的“前敌之横尸未冷，而后方之春梦方酣”[6](P5)的情形，在白薇《炸弹与征鸟》中有直接反映，而茅盾《动摇》中也有相当的暗示。然而原本被视为革命组成部分的革命阵营中的性解放思潮，由于势若洪水，转而对革命本身形成威胁。为此，政治人物忧心忡忡，在革命阵营发起“革命与恋爱”的大讨论。1926年4至6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新时代”，开辟“恋爱与革命问题专号”，连续刊载讨论文章。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专门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校方印行的政治讨论集对此问题最终作出结论：恋爱为人类生理上必然之要求，革命者当然概莫能外，但处在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之下，政治与经济上的痛苦，使我们不忍高谈恋爱。[6](P4-5)对于忠诚于革命的单纯女孩谢冰莹，完全接受了国民革命的正统教育，她将性的自由看做有害于革命的事物，认为忠诚于革命的人，大抵应该对性保持克制。她援引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告诉大家“恋爱确是阻碍我们向上的，前进的。”[5](P150-151)她认为，在革命期间不宜讲恋爱，即使讲，也应当是“革命化的恋爱”。[5](148-149)而所谓“革命化的恋爱”，即将“悠扬琴声，当作‘冲锋杀敌’的口号”，“把火热一般的爱情寄托在痛苦的被压迫民众身上。”[5](P151-152)在冰莹空洞的准宗教性语言中，爱情、欲望，被视为对于革命事业有妨害的事物。冰莹文字与现实的距离，禁欲信仰与情欲泛滥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呈现了大革命时期理想主义宣传与现实实践行为之间的分裂；这也正是白薇和茅盾笔下崇尚理想的单纯女子，在革命现实中不能适应、感到苦恼的根源。
冰莹有关性别讨论中最为有趣的言论，是所谓的“三去”说。“三去”，即“去浪漫化”、“去虚荣心”、“去女性化”[5](P135-146)。“浪漫化”和“女性化”，都是直接针对生理性别(sex)的；而“虚荣心”，也因为被视为女性的特质，而被列为女兵的禁忌。这“三去”，是冰莹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所接受的正统的革命的性别教育⑥；而“浪漫”一词，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成为革命话语中特指男女私情的否定性概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队歌中有歌词“打破恋爱梦”⑦，倡导的是革命的禁欲(至少也是抑欲)主义。
冰莹真率的语言，使我们感到，她所体验的革命，与当时很多人的经验相比，是偏于纯洁和简单的。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正因为革命在事实上已经出现纵欲的势头，因此在青年学生集中的革命军校，才有如此矫枉过正的禁欲的理性教育。
二、女性革命与性别体验
与冰莹那样单纯和乐观相比，白薇对革命的书写充满了性别的焦虑和压抑。如果说冰莹因为性格、气质和命运的偶然性，而在大革命时期获得相对单纯的“无性别”体验，那么，白薇敏感、善良、对爱情专注的“女性气质”，包括她美丽的容貌，则成为其作为女人命运格外坎坷的因缘。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涯，她的人生，始终与其作为女性的性别压抑相伴随⑧。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与革命的“零距离”接触(她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使其对男性暴力与性别压抑的体验，有更深的感受。1929年，白薇出版了表现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对1926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从性别的角度，做出了相当严厉的审视。
《炸弹与征鸟》文本，由两位女主角因不同视角和不同体验的叙述构成。姐姐余玥和妹妹余彬，性格不同，际遇也不同：彬热情泼辣，自由率性，像茅盾笔下的慧女士、孙舞阳；玥恬退隐忍，颇多坎坷，在男性书写的女性革命者中，几乎找不到类似的形象，她更多承载了白薇本人的经验和自我想象。白薇将自我的经验设计为一对“双身”式的姊妹形象[8](P60)，既用以概括当时参加大革命的两类女性(第一类是因不堪包办婚姻而出走参加革命的，第二类是纯粹出于改造社会的理想主动追求革命的)，也为白薇表现女性在革命中的性别体验，提供一种相互关联而又参差的视角。
从妹妹彬的视角进行的叙述，其语言，贮满压抑与放浪相交织的力量，充满生命力的羁傲，也不乏性别的软弱。彬最初的工作是在汉口妇女协会交际处服务，“她的地位虽不很高”，但“游艺会里有她婉转的歌喉，庆祝场里有她跳舞的倩影。因此她的声势，几乎比一切女杰还高，惹起了一班青年的热爱与妄想。”但是，她始终不满足，“她浩大无边的欲望，没有谁去指导；她努力迈进的勇气，没有机会可以应用。”
……彬很不安了，感到自己的一点灵光，将在阴霾的黑夜会被暴雨打灭了，她惊惧、怀疑了。她怀疑革命是如此的不进步吗？革命时妇女的工作领域，是如此狭小而卑贱吗？革命时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如此不自由，如此尽做男人的傀儡吗？哼！革命！……把女权安放在马蹄血践下的革命！……女权是这样渺小的么？我彬是这样渺小的么？！[9](P38)
显然，彬不满于“把我的奋斗去点缀男子牺牲在街心”，她要转换自己的陪衬角色，她要当主角。彬的苦闷，有革命得不到指导的苦闷，有性别压抑的苦闷，还有性欲的冲动。而她的姐姐，刚刚从封建婚姻中挣扎逃脱，难于做她的领路人。于是，便有了她后来的堕落。她将成群寻芳猎艳的男子玩弄于股掌间，让他们为自己花钱，令他们争风吃醋；她勾魂摄魄，翻云覆雨，让他们为她而苦恼。彬的堕落，准确地说，是与男性进行了一种角色的调换——将男权道德平移到女性身上。换句话说，她不过改变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上一贯的从属和被动地位，将男性变成了“他者”。然而，彬并非一个心灵健全的主体，她事实上还是难以摆脱女性的道德认同，承认自己像姐姐所指责的“是个没有灵魂的炸弹了！！”[9](P176)她说：“姐姐是旧礼教的牺牲品，我就是新时代的烂铜锣”[9](P44)。这种自暴自弃的自我否定，消解了她所有报复的意义，显示了一个女性难以摆脱的弱者的地位。白薇这样描写彬，似在要为大革命中“浪漫女性”的生命方式，找出某种可以理解的逻辑。因此她将彬的堕落，归咎于女性对男性主体的挑战，以及女性对于革命的怀疑。但小说中玥作为彬的否定性存在，始终从道义上谴责着彬对爱情的玩弄态度。
要这么想你才有些聪明。将来的世界，一切一切都是公有的，恋爱就会归私有吗？自然会同禽兽一样自然交合啊。
这话轻轻地滑出彬底口，玥在剧烈地心痛。心痛彬在专门研究“性”的问题，把炸弹的职务忘了。……[9](P176)
彬的性解放言论，在当时的报章讨论中，更多出自男性之口。在这里，白薇以姐妹对话的形式，将其作为浪漫女性内心想法描述，是在呈现被湮没了的女性的声音，还是在为无声的新女性虚构内心的独自？彬的语言，充满对革命的解构。而她的性放纵，成为革命理想落空后对性别压抑的反弹，对男性主体的报复。小说中玥这个以正面道德形象出现的女性，对于彬的自我辩解，却始终无法作出强有力的驳斥。
如果说洪瑞钊的《革命与恋爱》，是从政治家的功利角度，指出了恋爱风气对于革命的危害；那么，白薇的《炸弹与征鸟》，则以性别体验，微观地展示了恋爱自身因畸形与放纵而潜藏的危险；二者相互印证着同一种现象。
《炸弹与征鸟》的另一个叙述视角，来自吃苦耐劳、对革命充满信仰的玥。玥被父亲包办出嫁，因实在忍受不了乖戾的婆婆和凶恶的丈夫的折磨，逃到广州舅舅家；舅舅死后，遂流浪到武汉，参加革命。玥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白薇的个人经验与情感。彬和玥，在生活态度与性情上呈现为一种对比，但最终，玥对革命也相当失望。玥的失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政治的失望。革命的“新军阀”、“新官僚”们，当众喊革命，“一背了众人，就在那里暗算金钱，兵队，暴力，地盘。”[9](P192)二是对妇女运动的失望。“玥一心想尽力妇女运动，费煞了热的血、红的心，”连连失败。中央女党部，或者妇女协会的那些人，只热衷于组织人们上街游行，从来不耐烦踏实做一点具体事业。妇女机关，成了“太太小姐们底妇女机关，开会时不容外来的同志发言”；妇女干部“都是为着拿薪水、为着出风头在那里装模作样，喊喊放足运动，剪发运动罢了。”“玥越和她们多交一个，越对于她们的憧憬幻灭，她对于女党部失望了，对于妇协更失望。”[9](P190)三是无法忍受男性上司和同事肆无忌惮的骚扰。革命政府机关，混合了旧衙门的陈腐与新官场的荒唐，庆祝北伐胜利的典礼刚刚结束，部长、委员、干部们，便开始了狎昵女性的集体狂欢，清高的玥也遭到性冒犯。革命，在性别的较量中破损，露出了陈腐的内质。彬的堕落，也因此有了一个可被原谅的解释。彬和玥这一对性格不同的姐妹，对革命的失望体验，却几乎完全一样。这种“双身”的形象设计，似乎表现了白薇对于自己对革命的道德体验的不确信。
尽管白薇努力把玥设计成为一个“正面”的形象，始终不肯让她放弃对革命的信仰，但她在革命中的处境，却仍然逃不脱被(男性)支配的命运。《炸弹与征鸟》的尾声，在玥对革命极度失望和苦闷之际，一个蒋光慈式的“英雄”的出现，改变了玥对革命的态度，而且玥竟欣然答应这位英雄荒唐的请求——用她的身体做“牺牲”，去满足右派部长G的肉欲，“从他底帏幕中探出秘密来！”[9](P233)革命，最终以“正义”的名义，献出了女性的身体。如果说彬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报复男性与革命；玥则以顺从(男性)安排的方式，援助革命。而姐妹俩革命的或不革命的行为方式，无一例外，都是以身体作牺牲诱惑男性。
在白薇的笔下，无论消极还是积极，女性对于革命的意义，只在“性”的使用价值上。这部小说中“炸弹”一词的所指，便由原初的“革命”(女性之革命)，滑向深层的女性之“性”。而这个概念所象征的女性之性对于男性的“危险”，却显示了白薇无意识的对于主流革命话语(亦即男性话语)的迎合。
三、男性主体：欲望、权力与正义
二三十年代影响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学说中，倍倍尔的理论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倍倍尔在描述“将来的妇女”时，指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妇女除“在经济上社会上完全独立，不受一点支配和虐待”外，还有一点就是“和男子完全平等的自由身体”，实现性交的自由[10](P697-707)。但革命的实践往往是：革命刚刚开始，而理想主义推动的欲望会餐，便急不可耐地提早实行。1926年前后“自由身体”导致的性解放，其实主要是男性欲望所强加的；被“自由”所追逐的女性，常常不堪其扰。这种情形，在茅盾、叶紫等男性作家的小说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茅盾《幻灭》中的静女士，1927年到武汉参加革命之后，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男同事“近乎疯狂的见了单身女性就要恋爱”的性骚扰[11](P91)。在一次慧邀请的宴会上，静目睹了众多男性淫扰慧的一场面，与白薇笔下玥在政府机关的经验完全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革命时期，男女共同的工作环境，方便了男性性欲的满足；女性充当的，仍然是男性取乐的玩物——而这一切竟在“革命”和“解放”的名义下获得合法性。茅盾稍后完成的《虹》，写梅行素到了四川新思潮重镇泸州，她所遭遇的，也是与静女士武汉生活相似的被男性色情包围的困境。而当有关性的丑闻被曝光之后，站在聚光灯下承受公众谴责的，总是女性(如小说中的张女士)。男性暴力对女性尊严的伤害，在革命的时代，由于带上了“自由恋爱”的假面，被损害的女子，甚至连指控的对象都没有，真是陷入了“无物之阵”。新思潮中的“性解放”，不过是封建男权玩弄女性的变体。
男性以革命名义对女性身体的征服，是革命的本然？还是革命的不纯？这大约是大革命后茅盾陷入深刻“矛盾”的一个原因。
1928年后茅盾对革命心灰意懒的“退出”，其实并不完全在于大革命的失败后果。从茅盾脱党后长期不主动“归队”，以及40年代到了延安又离开的行为看，茅盾对革命，始终有一种动摇不定的心态——有点像他笔下的方罗兰。动摇的原因，盖在于革命的现实实践，与理想之间始终有距离；革命的群众暴力方式，与革命文化的粗鄙化倾向，都与茅盾温和儒雅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不合。如果说，崇尚尊重、注重感情，是一种偏于“女性”的温和品质，那么，革命所崇尚的暴力、褫夺和征服，体现的就是千百年来导致战争不断的“男性气质”中国革命史上声名狼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⑨，说到底，其实是一种偏于“女性化”的文化品质。也不妨说，茅盾这个男性革命作家身上，就有较多的“女性气质”。而茅盾小说所再现的大革命时期的性别关系，有许多地方与白薇《炸弹与征鸟》相互印证，为我们了解大革命时期的性别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不同的是，茅盾的男性视角，使他在面对新女性时，因性别欲望而使其女性更富于性别的特征——用茅盾的话说，就是“肉感”。正如陈建华指出的，茅盾笔下的新女性具有集“神性”与“魔性”于一身的特点[12]；此“魔性”，来自她们勾魂摄魄的性的诱惑力，而“神性”，则是她们被茅盾赋予了“超肉感”的(《动摇》中语)引导男性前行的“北欧女神”的力量。
在茅盾笔下，女性的光彩，无论是生命力，还是革命的意志，似乎都是超过男性的。《蚀》中的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中的梅行素，她们身体的美丽，性格的活泼，精神的强健，完全压倒了男性。与作品中那些新女性对应的男性角色，不是身体羸弱丑陋(抱素、史循)，就是意志软弱动摇(方罗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韦玉)，他们从身体到精神都是猥琐的。茅盾将他全部的热情、信赖、赞美，都给了他笔下的新女性；而男性，往往被置于被揶揄和嘲讽的地位。茅盾小说的女性崇拜倾向，以及他对男权意识的无情讽刺与批判，几乎使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茅盾笔下的新女性，大都果干、坚强，勇往直前。孙舞阳在两性关系中绝对主动，但她仅仅满足于与男性的“杯水”关系，并不追求爱的结局；章秋柳竟以性的享乐行侠，试图拯救绝望中的史循；娴娴(《创造》)不满足于在家庭中做太太，说声“我先走一步”，便飘然离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男权势力无所不在的现实中，社会是否为这些离经叛道、个性独立的女性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她们果真能够如此解放和洒脱吗？茅盾这种将女性的自信与能量无限夸大的描写，与其说出自“女性主义”的立场，不如说是对女性困境的规避。细读文本，应该说茅盾仅仅是在他理解到的某个层面，或者在他所欣赏的层面，揭示女性的心理。他是按照自己的欲望和理想来塑造女性的：美貌、性感，又充满政治热情；既是情人，又是同志，且无须担心她们会拖住自己要求结婚。革命的时代，造就了革命的浪漫关系；而这种浪漫关系中女性的真实体验，作为男性，茅盾仍然是缺乏同情与体谅的。⑩男性的经验、欲望、道德及审美期待，支配着他对女性的塑造与想象，也限制了他对女性处境的深入体察。其实，《虹》中那位在性爱追逐中被流言围困的张女士，就是男权社会等待新女性的结局。现实主义者茅盾清楚这一点，但他不愿正视这一点。而《虹》为梅行素设计的道路，却在一种很不自然的叙述中，让倔强独立的梅行素，最终放弃矜持和独立，完全拜倒在粗暴刚强的男性(梁刚夫)面前。
解剖茅盾难以自觉的男性主体意识，《虹》是一个极好的个案。这部小说的后半部，不排除茅盾对于“政治正确”的刻意追求，让梅行素放弃出国，最终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找到事业与爱情合一的归宿。然而这部小说中惟一的被茅盾肯定的男性革命者梁刚夫，感情干瘪，性格模糊，与那位苦恋着梅的国家主义者李无忌相比，除了“政治正确”，完全不能解释梅行素对梁发生崇拜和爱情的理由。小说意欲表现梁的革命意志，但细节刻画所表现出的，却基本上是一种男性的专断作风。梅行素等女性在上海开展的妇女工作，基本上是作为革命的点缀，被置于男性领导权力之下，完全按照男性(梁刚夫)的指示去贯彻和执行；特立独行的梅行素，面对这无聊的“妇女工作”和完全违背自己理想的革命“潜规则”，最终竟然能够最终安之若素，茅盾的革命理念与其写实主义之间发生了分裂，而这分裂，正如茅盾等革命作家在革命队伍中的存在，本身也便是一种真实！梅行素的选择，有其革命的逻辑：一方面，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使她战胜了自己的嫉妒和不满，继续革命；另一方面，梁刚夫触动了梅行素心中“久蛰的爱恋”，而且从梁对秋敏并不尊重的态度，以及秋与自己气质形象上的绝大悬殊，梅行素获得了战胜“情敌”的自信。五一大游行，象征女性与革命的融合，也象征着革命与爱情融合，使茅盾勉力完成了《虹》的叙述。《虹》关于女性解放的虎头蛇尾的叙述，既是茅盾的局限，大约也正是其作为旁观者对于中国革命女性局限的静观判断。梅行素的追求，进入了一个逻辑的怪圈：女性的独立自由，在于完全融入革命；而革命，是以男性权力的方式存在的——只不过，这里的男性，不是父权家长的男性，而是正义与真理之化身的革命的男性。梅行素以从父权家庭出走始，以回归革命父权终，像一幅缩影，预演了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与革命的大致情节。
四、女性身体：解放与囚禁的悖论
在描写革命与女性的小说中，叶紫的中篇小说《星》，从未得到应有的阐释。这部小说在对于革命与女性身体关系的描写上，超越了一般正统革命文学的禁忌，以一位“被解放”女性的身体遭遇为中心，展示了革命所难以解决和超越的对于女性的解放与囚禁的悖论。
中国的女性解放，是从“不缠足”的身体禁忌的解除开始的。但晚清和民初的“不缠足”运动，大多限于舆论“宣传”或团体“倡导”，它的实际推行是很有限的。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后，对妇女放足、剪发、禁止穿耳的提倡，却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强制推行。叶紫的《星》，从剪发开始，描写了革命对于女性身体禁锢强制解除的扫荡之势：
第三年，就是梅春姐和丈夫结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从南国，从那遥远的天际，忽然飞来一把长长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乡村的妇女们的头发，统统剪下来了。[13](P167-168)
剪刀，在大革命的农村，成为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的象征。它横扫大地，将女性身体发肤的控制权，从千百年的“传统”父权那边，褫夺到“革命”这边来。叶紫在《星》中对于剪刀和剪发的描写，以富于寓言特征的语言，暗示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某种“冒进”性和暴力特征；而冒进或暴虐的根源，是关于“正义”的道德信仰——在实践的层面上，革命的确是最典型的“男性文化”。
叶紫的《星》，不像他以往《丰收》的叙述那样政治伦理化；在《星》中阶级的界线模糊了，被突出的是性别的冲突，以及围绕性别而进行的权力角逐。叶紫1936完成的这部中篇小说，完全是其计划之外的产物。当时的他贫病交加，家庭生活的负担极重，为赚稿费，他从多年准备做长篇的一大堆材料里面“割下”了“一点无关大局的东西”，写成了《星》。[14]叶紫特殊的身世，家族的遭遇，使他多年来一直在搜集材料，酝酿写一部表现大革命“血与泪”的长篇小说(11)。但由于贫病、早逝，长篇最终没有问世，而这偏离政治史大叙述的《星》，无意中却为我们留下了真实描写女性与革命关系的珍贵文本。
《星》以1927年大革命湖南农村为背景，写一位美丽温柔而长期被丈夫欺压的年轻妇女梅春姐坎坷命运。梅春姐的丈夫陈德隆，是乡间那种鲁莽、专横、染有不良嗜好的男子，经常打牌(赌博)、酗酒、玩女人、打老婆。他并不珍爱温柔娴静的妻子，她不过是他随意泄欲和出气的对象。革命开始后，梅春姐被农会副会长黄爱上了。陈德隆获知，野蛮毒打梅春姐。妇女协会将梅春姐救出后，宣布梅与黄的爱情关系合法，禁止陈再干涉梅，而梅与黄也公开同居。陈一气之下，跑到外面当兵。不久，革命遭到残酷镇压，梅春姐与黄一起被捕。黄被枪决，梅在狱中生下黄的孩子。陈德隆保出梅，母子却又沦入他凶残变态的凌虐之中。六年后，孩子被陈虐待致死，悲哀的梅春姐决心离开家庭。但是往哪里去呢？就像其通常小说的结尾，叶紫为走投无路的主人公设计的，又是“出走”的道路；但他无法给出出走的目标，便采用象征手法，让人物“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星》的结局，叶紫一如既往地用童话般的优美语言，让星空和幻觉给梅春姐指出去“东方”的路。然而，小说最末的一段文字，使小说因此免于陷入叶紫以往作品的“童话公式”而变得有点吊诡：
在旷野，那老黄瓜——那永远也讨不到女人的欢心的独身汉的歌声，又飘扬起来钻进梅春姐的耳朵中了。但那完全丧失了他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调，听起来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饥饿与孤独的交织的哀号。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没人瞅啦……
跪到情哥面前……磕响头！……[13](P237)
这个结尾，不经意中传达了这样一个寓意：梅春姐的戏剧性遭遇，因其女人这一性别身份，而早被命定。
《星》是一篇关于女性身体囚禁与解放的叙事。但“囚禁”与“解放”，主体都不是女性自己，因此，在人物坎坷曲折的命运中，二者变得界线混淆、关系吊诡起来。革命开始，妇女协会对陈德隆与梅春姐关系的裁判(类似离婚的口头命令)，使梅春姐从陈的囚禁中解放，得以与黄结合。梅与黄的结合，既无法律保障，又违传统道德，从小说叙述的情节机制看，必定预示着后面的悲剧。革命失败，陈将梅春姐母子从牢房中解救出来，梅春姐却重新进入更加不堪的家庭囚牢。在这“囚禁—解放”、“解放—囚禁“的荒诞轮转中，一个不变的核心，就是梅春姐作为被囚禁或被解放的客体——女人身体——的屈从和被支配地位。她糊里糊涂随黄革命，又昏昏沉沉被陈救赎；解放，救赎；被爱，被恨，她始终是作为一个“性别”的客体，以其所属主体的变迁，成为政治权力转移的象征。
《星》的可爱诚实处，是它对梅春姐与黄浪漫关系的写实。叶紫用“耗子”被“猫”捉拿的比喻，暗示梅春姐在与黄的关系中的被动和顺从角色。这里，叶紫无意谴责男性的暴力征服，但暴力征服的实质却由于他的语言而被客观揭示。“猫—主体—黄”与“耗子—客体—梅春姐”的隐喻关系，通过叶紫写实的语言客观呈现。而在这性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在感受上的巨大差异，表明了二者地位的极端的不平等。被黄征服之后的梅春姐，惶惶不可终日：
……好像身子不是她自己的身子了，好像有人在她的身子上作过什么特殊的标记。她简直连挑水都不敢上湖滨。[13](P183-184)
“失身”之后，梅春姐对于自己身体的感受，就是“污秽”。这是男权社会加诸女性的道德审判，是千百年来女性苦难人生的共同经验。而黄则因革命的理念，使性的征服，转化成为性的解放，因此他抱怨当地民风保守：“这地方太不开通了！他妈的！太黑暗了，简直什么都做不开。”[13](P185)
女性，就在这“保守”和“革命”的拉锯战中，充当着牺牲。然而，叶紫的立场毕竟是革命的，他把黄设计成一个知识分子，除了开头的占有方式比较野蛮外，后来对于梅春姐却格外地细致温柔，以此形成与梅春姐丈夫陈德隆的对照，表现革命的合理性。于是，我们看到：革命改变了梅春姐的命运，她跟着黄，过上了一段甜蜜生活，并且开始跟黄学着说一些新名词，跟他一起干起革命来。梅春姐的命运，表达了作者想要表现的妇女需要革命解救的主题。但有意味的是，当革命被镇压，梅春姐被陈德隆从狱中赎出，她的表现，却像不曾被革命启蒙过，其本能的表现，就是忏悔：“德隆哥！……现在，我的错，……通统，……请你打我吧！……请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请你……”[13](P224)
叶紫对现实的忠实态度，呈现了女性解放的悖论：当女性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能力时，革命或不革命，她都无从掌握自己命运，也无从改变其屈从的地位。而革命与反革命的暴力厮杀，使无助的女性，更多地经验了地狱般的苦难。叶紫并没有谴责革命的意思，却也为革命带来善良女人的悲惨结局，感到痛惜。这篇小说，因囚禁与解放悖论的深刻揭示，使暗含的妇女解放的命意，其实又回到女性主义的原点——受教育，获得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这才是女性摆脱被奴役地位、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作为政纲，在各级“党部”系统设立妇女部，此外还有“妇女协会”。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女权运动第一次与政党政治结合，成为主流政治运动的内容。
②例如白薇在大革命后仍然自称是“一个从封建势力脱走后的娜拉”(见《悲剧生涯·序》，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
③谢冰莹第二次逃婚，就是参加革命。她说，革命是其“婚姻问题”和“未来的出路问题”都可得到解决的“惟一出路。”(《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133页。)谢所在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这个原因参加革命的。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说：“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寻找自己出路的。”(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134页)。相关佐证，除了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还可参见回忆文集《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
④从“出逃”和革命的履历看，二人相似，故冰莹自述与白薇在武汉相遇时，谈话非常投机，“相见恨晚”。(见冰莹《女兵十年》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124页。)但就人生经验，尤其是两性的经验看，冰莹属于“晚生代”，白薇较早地经历了过多的磨难和坎坷。
⑤五四至20年代中期，报刊上关于“恋爱自由”和“自由恋爱”区别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一般地说，“恋爱自由”派代表五四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两性关系中爱情的前提性及其神圣性，强调的是婚姻关系中“爱情”价值；而“自由恋爱”者，则多为激进革命派支持，此派强调恋爱行为的自由不拘，肯定性解放。两种观念的冲突，自社交公开以来，一直是两性问题讨论的焦点。关于这个现象，笔者另文阐述。
⑥除《从军日记》，冰莹后来的自传、回忆录，也多次谈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对她们进行的这种革命的性别教育。
⑦这首标题为《奋斗》的队歌，歌词为：“快快学习，快快操练，努力为民先锋。推翻封建制，打破恋爱梦。完成社会革命，伟大的女性！”见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第165页。
⑧无论在日本留学(1924-1926)，还是后来辗转武汉、东北、上海，白薇始终以吃苦耐劳的精神追求人格与生活的独立，但是却饱经贫困的磨难和人格的屈辱；她对杨骚的痴情，却换来无情和终生疾病，杨的无情毁坏了白薇一生。详情参见白薇自传小说《悲剧生涯》，以及王德威《革命加恋爱》，见The History that is Monst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中文版《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
⑨这样的例证，在五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汇报中，都是非常多的。以最近出版的《吴宓日记》为例，吴记载1951年初一次思想改造学习会上，人们对某两人进行批评斗争时，“作事精细”、“对人惠而无争执”等“此三者为其缺点，责令从速改正！”见《吴宓日记续编》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9页。
⑩这不仅反映在茅盾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他现实生活中与女性的关系上。参见《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秦德君、刘淮《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11)叶紫出身于湖南益阳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个地方小官。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叶紫父亲被叶紫的叔叔鼓动，参加了大革命，并将正在念书的叶紫，由美术学校转送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读书。马日事变，叶紫父亲、姐姐遭到处决，母亲因“陪斩”而精神失常。不久，叔叔战死。叶紫历经苦难，做各种苦工，最后流落上海。因家庭负担繁重，常年贫病交加，29岁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