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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
文学史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品格；是文学与历史的结盟。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受两者的约束。史是过往的事，《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注：1980年版，第8 卷第四61页。）。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面对着人类的往事，往古今来之史料，史家学者赞叹不已。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篇》）。孔子所说的文献，包容着历史文件、曲籍和当时贤者两个方面。这和古希腊文中的“历史”（εδreeld），最初是询问或调查的含义是有些相近的。 孔子对当时的贤者的访问或调查就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他对弟子说：“行有余力，则以行文”。这里的文也是文献、典籍的意思。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得之资料以为研究的对象”。“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这可言”（注：《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2—53页。）。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史料自然不等于史学；但是史料却是史实的坚实的基础。前苏联院士依·波·巴甫洛夫认为：“事实对于学者来说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腾飞不起来”。韦勒克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说，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研究资料，细心地排除时间的影响，考证作品的作者真伪和创作日期。他说，“书目上所记载的一个作品的重印次数与开本，有助于了解该书的成就与声誉；而作品的第一版与另一版之间的不同，可使我们追溯出作者的修改过程，因此有助于解决艺术作品的起源和进化问题”（注：参看《文学理论》第94页。）。也许正是基于此，所以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写下的《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不曾取新材料研求问题者为‘未入流’的研究者”。在他看出来，“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陈寅恪先生是现代学者，他自然不赞成“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但他从大处着眼，却从小处着手，非常注重史料的价值，并且有着坚实过人的功力。据金岳霖晚年的回忆：有一天他到陈寅恪家里去，正好一个学生前来问学。陈先生告诉他：“你到图书馆去借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你所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材料即可。可见陈先生学识的渊博。国学家王国维也是如此。他治学的准则是“收（集）材料‘宁滥勿缺’，组织文章则‘宁缺勿滥’”（注：参看戴家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治学》，《文学理论研究》1997，4期。）。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同样是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的。为此，他广采博纳，考异搜遗，编辑出《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等一部部著述，在此基础上才推出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在这里也许还要谈到顾颉刚先生的资料积累情况。他一生，从 1914 —1980年，留下的读书笔记约200册，400万言。他在《浪口村随笔·序》中说，笔记者“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也”。在他看来，《日知录》的写法并非顾亭林的创造，而是承继《梦溪笔谈》（宋·沈括）、《容斋随笔》（宋·洪迈）之余绪，这是我国文体之一种。1960年冬，他将可作结论的笔记54篇，辑成《史林杂记》初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研究中，阿英、丁景唐、薛绥之、沈鹏年、贾植芳等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篇内蕴深厚的文论，常常凭借它丰富的资料组合，不必作更多的理论渲染，便会使人信服。例如，戈宝权在论及鲁迅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并非天马行空似的宏论，而是以平实的量化史料，写出了鲁迅一生的业绩：
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剪裁将近一百多位作家两百多种作品，印成了三十三个单行本，总字数超过二百五十多万字，约占他全部著作和翻译文字的一半。翻译作品的国家包括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其中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又占一半以上。……至于在他的创作中，在杂文、书简和日记中涉及到的外国作家，据初步统计，共有二十五个国家和民族的作家达三百八十人之多（注：见《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过去在我们的研究中存在着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的岐议，这自然需要一个正确的摆法，走向那一个极端，都会有失。或者不妨说，在资料与理论间，是一对难于拆解的互补的话题。仅依材料的一端来说，研究者可能仅从史料的辑结和统计中便会接受到许多可贵的信息。例如说，从鲁迅著译发表的154种报刊、杂志中， 便会理解到他当年进行文艺工作的广泛性和斗争的难难；而他所使用过的138个笔名、 别名，则从不同的层面传达着鲁迅的善于应敌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以及那个时代的种种特征。
在世界学人中，对于文献的推重，也是不乏例举的。有人说，德国是一个思辨意识颇强的民族；美国则重于创新；日本是很看重于实证的。这话未必科学，但从一个侧面，这反映出世界格局中的研究态势。就现代文学来说，近年来，日本的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便是颇见实证功力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参阅了多种文献，可谓广采博纳，在比较、考实中发现、疏理了鲁迅是如何吸取资料结构作品，表现自己的思想意向的。为了考本溯源，北冈正子是运用下列资料来考察《摩罗诗力说》的：
（1）木村鹰太郎：《拜伦——文艺界的大魔王》（日文）375页，日本大学馆长1902年版。
（2）木村鹰太郎：《海渔》（日文）285页，尚友图书馆1905年版。
（3）滨田佳澄：《雪莱》，173页，日本民友社，1900年版。
（4）八杉贞利：《诗宗普希金》（日文），280页，日本时代思潮社，1906年版。
（5）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英文）345页，英·伦敦，都克沃斯公司1905年版。
（6）升曙梦：《莱蒙托夫》（日文），收入《俄国文学研究》， 日本隆文馆1907年版。
（7）升曙梦“《莱蒙托夫之遗墨》（日文），载1906 年《太阳》杂志，收《俄国文学研究》日本隆文馆1907年版。
（8）勃兰兑斯：《俄国印象记》（英文）353页，英·伦敦，瓦尔特斯特版，年代不详，序言作于1889年。
（9）勃兰兑斯：《波兰》（英文），301页，英·伦敦，威廉海纳曼1903年版。
（10）得特耳：《匈牙利文学史》（英文）293页，英·伦敦， 威廉海纳曼版，年代不详，序言作于1906年。
（11）约翰·克默迪译：《绞吏之绳》（德文）127页， 莱普齐格版，年代不详。
这里涉及到英、德、日文资料11种，但需要翻阅的图书想来会几倍或更多一些，与此同时，在对照比较中，视其异同，寻出鲁迅的意向，这种实证精神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如此，它为论证的可信性，提供了保证。研究者认为，目前，科学已进入了一个空前所未有的专业化阶段，并且未来也将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只凭个人的才气或聪明已经很难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做出真正完美的成绩。汤用彤先生在谈到自己选择史学的研究之路时，曾谈到这样的经验，他说：“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工作（即从事历史资料考证等工作，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建立体系），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注：《燕园论学集》45—46页。）。由此可以说，科学工作是从切实的劳动起步的，来不得半点玄虚。
二、“乾嘉学派”与“兰克学派”
史学与史实是结伴而行的，文学史也大抵如此。没有史实便难于记事。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象形字，就是根据事物的形状与特征，使之符号化的。反之，当学者在整理古希腊的文学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的匮乏，以至出现许多空白。按照吉尔伯特·默雷在《古希腊文学史》中的说法，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样子。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以事实为观照点。事实上，对于史料的观注是古往今天的事，慨没能外。对此，在中外的历史上，有两个流派也许是值得提及，尽管褒贬不一，但总有经验可寻。一是“乾嘉学派”；一是“兰克学派”。
乾嘉学派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是我国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亦称为汉学、朴学，或者考据学派。这大抵是在1736—1820年左右的事；或许它的历史渊源要伸展到明末去，直到清末民初尚余波荡漾着。用梁启超的话描绘：“乾、嘉之间的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的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它更不必说了。所以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至富商大贾，都有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所得便利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所构成”（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这时的考证学派，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栽、王念孙、王引之等人。这一派又有许多分支：其中像皖派的戴东原（震）；吴派的惠定宇（栋）；淅东派的章实斋（学诚）；扬州派焦里堂（循），都是很有名气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大体有这样一些方面：1、 经书的笺释；2、史料的搜补与鉴别；3、辨伪书。使伪书和年代错误的书，经过严正的辨正，成为信谳；4、辑佚书。使一些亡佚掉的书， 都有从几部大书或较古的著述中搜辑出来；5、校勘。难读的古书， 都根据善本，厘审字句，推比章节，使之恢复本面目；6、文字训诂。 “对于各个字义的变迁及方法的运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 7、音韵。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8、 算学；9、地理；10、金石；11、方志的编篡；12、 类书的编篡以及丛书的校刻等等。
梁启超对于清代乾嘉学派的工作，颇多肯定。认为这一派学风平实严谨，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也不乏批评。显然，对乾嘉学派的烦琐考证，以至造成喧宾夺主之势，他是取否定态度的。他甚至说，“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把精力用到别个方面去，成就断不止此”（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220页。）。不过，从正面的价值认定，直到今日， 有些考据工作依然是有用的。如所周知，毛泽东晚年是颇爱读史书的由于史书未标点，阅读不便，也常遇到一些问题或地名弄不清楚，因此毛泽东曾委托吴晗办好两件事：一是点校《资治通鉴》；二是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前一项任务由顾颉刚任总校对；后一项任务由谭其骧任主编。至于我国古籍整理中的大量考据与校点工作，自不待言。
与乾嘉学派相近，在西方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学派有兰克学派。史家认为这一派的发展是由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1776—1831）起步，最后由兰克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用兰克模式在英国史学界的接受者、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阿克顿的话说，“我们每走一步都有要碰到他，兰克对我们的贡献比任何人都有来得大”（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95页。）。
史料考证与辨伪的理论是兰克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兰克（1795—1886）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历史学家。他承传了尼布尔对史料批判的使用的方法，建立了考证学科。重视原始资料是兰克学派考证辨伪的基础。“在他看来，信史出于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只有凭借这些资料，才能写出公正无私与不偏不已的著作”（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98页。）。兰克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把原始资料与其他学者论证比较，考辨真伪。兰克对考据学的许多经验被学术界承继下来。
三、史料的考实与运用
历史是由复杂的史实组成的；但史实绝非一些散乱史料的总汇，而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即特定时空中的事件，经由史家的认知组成的。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答客问（中）》发现由于史家的认知与表现的不同而呈现出违逆现象。他说：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著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岁成，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言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这说明历史、文学史的编撰有史论与史料二途。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即史论派与史料派的分野。前者追逐理论的效应，但会失之空泛或独断；后者沉潜考索，则乏史识的点化。所以章学诚认为如果两者封闭起来，各自为政，则会两败俱伤。显然，失却史料，虽可独断，许多论点，则难于支撑；后者虽资料充盈，却会形成史实的铺陈。前者或可呈独到见解，自成一家；后者讲求功力，以博雅见长。两者在历史潮流的发展中，不乏失衡之处，因此历史的反思，要求两者交揉互补。“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3页。）史料是史实的基础，史识是史料的升华，《文史通义·校注·（三）》说，“盖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离器而言道，是犹离形而求影，此天下所必无者，故云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同理，史论与史料，两者互补，组合建构，才能构成完美的著述。所以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中提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史实不独与真伪，也有本质与现象之别。历史既然是过去的事，对事物的认识就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德国解释学、美学家伽达默尔（1900——）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潮流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注：《真理与方法》。）。基于此，我们对历史、文学史的研究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在诸多关系中寻求正确的答案。
首先，资料的占有与考察是研究的前奏，资料的寻取需要广采博纳，梳理考辨。它的神髓自然是科学精神而不是哗众取宠或沽名钓誉。
一般说来，搜集资料可以分为点、线、面的组合。例如，编撰一部文学史当然需要搜集作家作品的资料，但这就文学史的整体说来。只是局部性的点上的资料；如果从这里延伸扩大，寻取作家作品间的广泛联系，这时承传发展的脉络便日益清晰，这便构成了纵向的线性的史料系统。这种点与线的史料，通过共时与历时的纵横吸取，与思潮、流派、运动广泛联系，造成一种放射性的圆径，便具有了面的规模。这种面的史料，可以容纳政治、历史、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等门类，从而构成一个大的文化氛围与大的文化背景。鲁迅说：“我们要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对点、线的资料（或称本体资料）重视较多，对于面上的资料（背景资料、外部资料）容易勿视。更有甚者，如新批评派则更加反对外部研究。实际上，文化背景资料有时会起很大作用。泰纳的《艺术哲学》，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希腊时代的风尚习惯，使人不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在细腻的描述中融进了自己沉实的论点。例如，他在讲到古希腊的雕塑艺术时说：
没有一种艺术把民族生活表现得这样充分，也没有一种艺术受到这样的培养，流传，这样普遍。特尔斐城四周有上百所小小的神庙……这些神庙里就有“无数的雕象，纪念光荣的死者，有云石的，有金的；三三两两，或立或坐，光辉四射，真正是光明之神的部属。”后来罗马清理希腊遗物，广大的罗马城中雕像的数目竟和居民的数目差不多。便是今日，经过多少世纪的毁坏，罗马城内外出土的雕像， 估计总数还在6万以上。雕塑如此发达，花开得如此茂盛，如此完美，……我们往地下一层一怪的挖掘，看到一切社会基础，制度、风俗、观念，都在培养雕塑的时候，就发现产生这一门艺术品的原因。（注：《艺术哲学》68页。）
泰纳以丰富的文化背景史料证明，古希腊的裸体艺术是与它的社会时尚相关的。在古希腊人眼里，“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好，身体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他们可以在生活中脱掉衣服参加角斗、竞争。斯巴达城连青年女子运动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裸体的。如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展览和炫耀裸体的场合。因为“那时没有工业，不知道有战争的机器，打仗全凭肉搏”。在斯巴达城邦，四面都有是敌人和战败的异族，所以斯巴达完全军事化。只有了解这些文化习俗，才能了解古希腊的艺术。
史料的来源是异常复杂的。有直接史料，有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有地下发掘出土的文物，也会有个人的笔记和实物。间接材料中有他人的记录或访问材料等等。史料可以分为可信史料与不可信史料，因此对史料的占取和使用，需要考证和辨伪的工作。按照傅斯年的见解，史料又可分为官史与民史。官史可能有讳；民史则可能有诬，就是猜想的成分较大。因此，都需要考辨。考证的途径有二：一是把原始材料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有关论证进行比照，在比较鉴别中辨明真伪。这在考证学上称为外部考证；但仅此还不足以得出科学结论来。因为影响史料可靠性最大者，莫过于史料亲莅者或记述者的感受和动机。他们是以怎样的动机参与历史活动呢？这便是史家所关注的问题了。兰克指出，“有的人为别人辩护，有的人只愿记录事实。对于每个历史作家必须分别加以研究”（注：参看张广勇等：《史学， 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99页。）。对于后一种，史家称为内部史料。
通过细致的考证可以看出史料的可信与不可信，可以辨明史实的真伪。这里，不妨先讲述一件关于《尚书》真伪的考辨与争论。据梁启超描述，“《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作‘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做‘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颐（按：一说梅赜）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赜本一千余年，著为功令。 ”可是， 清代的学者闫百诗（1636—1704），从二十岁起，着手研究《尚书》的版本，用去四十多年的时间，留下了《古文尚书疏证》的著作，引了种种证据说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的膺品。这部书出世后，有毛西河（奇令）著《古文尚书冤词》与之抗辩，引起论争，结果闫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闫书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败之地也”。自此以后伪古文尚书一案，遂成定谳。可见闫著的实证的功力。（注：参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书店1996年版第85页。）
古代如此，现代文学是否也存在考证与辨识的问题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佩韦是茅盾的笔名之一。1920年1月在《妇女杂志》6卷1 号发表《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译文《家庭与科学》等均署此名。1923年在《小说月报》4卷4号发表《南斯拉夫的近代文学》亦署此名。此后收入茅盾的《近代文学面面观》一书中。这本著作系作者自编的，在序言中说：“这一册小书所讲的，是欧洲九个民族的近代文学”，其中就包括了《南斯拉夫的近代文学》一文，可见这笔名是茅盾无疑。但是，到了30年代，在《十字街头》双周刊第一、三期上发表的《知难行难》与《“知识劳动者”万岁》，亦署佩韦的笔名。这是何人？经查证，鲁迅在自编《二心集》时，曾将这两篇文章均收入其中。可见这个佩韦，当是鲁迅。到了四十年代，《中学生》杂志复刊，主编是宋云彬。1939年5月在复刊号上发表的《民族精神的力量》；1940年10 月发表的《怎样读鲁迅遗著》等文章亦署名佩韦。鲁迅这时已经作古，自然应当排除；茅盾远在新疆、延安，也不大可能寄稿。这又系何人？据叶圣陶先生说，“《中学生》在后方复刊，其时我在四川任教，编辑此刊者为老友宋云彬。云彬向有佩韦的别署，以此推之……殆是云彬所作”。据此推断，叶圣陶的见解当是正确的。再以近期出版的《周作人日记》为例。这是个人的专门记述，当然是第一手的可信史料。但是由于诸种历史的因由，从日记的文本考察，某些文字似乎有涂改的印迹；有些地方的眉批，也应再加考释。这就给研究者留下了一些值得考证的课题。
资料的观念自然不同，但它对每一个研究者都是公正的。既便如此，史料的使用也有一个不断地重估的问题。这是因为存在的历史性与时代的发展是有所变异的。我们曾引证黑格尔的话说，“几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有是现实的，几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恩格斯剥开它虚假的外壳说：“这显然是对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几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也是必然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6页。）。对于材料的使用也是如此， 一切“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也是必然的东西”。因此，材料的使用必须剥开它虚假的外壳，寻求必然的东西。就此说来，对于一个学者每一次阅读与使用材料都意味着是一次新的品评与解读，是一次自我的挑战。例如，现代文学中，对于胡风、胡适、王实味乃至“学衡”等史料，都有一个历史的重估问题。正如汤用彤所说，“文化之研究乃真理的讨论”，因此要精考事实，广搜材料，探源立说，平实立言。
四、计量史学与量化分析
计量史学是本世纪50年代开始在法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这是有意识地把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历史的研究证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已经发现数字和量化在生活中的作用。我国古代的学术著作中，对于量化的分析就已经开始运用。例如《史记》中关于年表的运用，朝代、帝王生卒年代的横向比较，以及战争中双方力量的数字对比，都留下了可贵的量化资料。所以有人说，量的分析可以说同历史学一样古老。但是，现代发展起来的量化研究与传统的量化分析又具有新的特点。一是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不仅使大规模地收集史料利用史料成为可能，而且提高了以现代化的手段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早在1962年美国的一百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就建立了一个计算机可读的美国政治史资料库，它储存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的资料。以后这个资料库又将收集的范围扩大到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参看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译者的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6页。）；二是，数学语言与文字语言相比， 有它的精确性与简洁性。文字语言在描述史实中，自然是丰富的，但有时失之于模糊。在这方面数学语言的表述就简洁而明快。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贝林所说，“计量史学为隐而不见的事件开拓了道路，构成了对现代史学的一大挑战”（注：参看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史学评论》1983年第87卷9—12页。）。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量化分析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早在五四时期茅盾等人在文学批评中，关于数字与量化分析的运用，就曾取得了良好的作用。例如，茅盾以郎损的笔名发表在《小说月报》12 卷8号上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就当时三个月中120余篇小说， 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属于男女恋爱关系的，最多，共70余篇。
农村生活的，只有8篇；
城市劳动者生活的，更少了，只得3篇；
家庭生活的，也不过9篇；
学校生活的5篇；
一般社会生活的（小市民生活），约计20篇。
由此得出结论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象这样有说服力的量化分析实例，在文学史上曾不断地被引用着。
这样量化分析的案例，在近年的文学界史的研究中，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运作方式。其中不仅有细致的图表，而且深入到艺术分析的各个方面。例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这样的图表：
中国早期报刊统计表
时间报纸杂志(周刊、月刊、季刊)
1815—18618 ——
188678
44
1901
124
44
1911
500 203
1921 1104 548
在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里，关于艺术分析也有这样的笔墨：我做过一个试验，取《传奇》集中全部十六篇作品，随便各捡出一段描写景物或描写女人的文字来统计，16段共91处用了带“色调”的词汇，其中红色23处，白色彩14处，黄色14处，绿色12处，金色8 处，蓝色7处，紫色4处，黑色4处，米色（肉色在内）2处，银色1处， 栗色1处。以此量化统计最后得出结论说：“很显然， 张爱玲的文字色彩是大红大绿的王国”（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248页。）。量化分析，往往以简明的数字，造成精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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