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组织管理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刍议论文,先秦论文,管理思想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09)05-0024-03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大混乱、大萧条。面对这一情势，先秦诸子纷纷著书立言，意图探寻一条使社会、国家富强的道路。儒家的管理思想于是应运而生且在纷纭众说中独放异彩，并经过不断完善自成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先秦儒家的管理思想，特别强调“礼”在管理中的作用，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对国家实施管理。孔子从周礼，严格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要求来管理社会，使社会中的各人安于名分，各就其位，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孟子亦强调礼作为规范在管理中的作用，他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认为“礼”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规范，是调节整个社会关系，使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工具；荀子继孔子之后提出“正名份”之说，要求社会的个人依照自己的身份、地位行事，遵循组织的基本行为规范，甚至认为“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把“礼”视为为人处世的前提，是组织稳定、社会安宁的基础，是管理之本。
可见，在先秦儒家看来，管理的前提条件是“礼”之对社会的广泛适用，是人们对组织的礼的认同和遵循。管理，即是以“礼”为手段将人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实施的有组织的行为活动。所以，先秦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为组织管理的思想，它将组织与个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组织的稳定作为管理的目标，对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管理者的要求，对被管理者的要求和对组织运行的一般要求。其中以其对管理者所提出的要求最为具体，也最具特色。
一、先秦儒家对管理者提出的要求
应该说，先秦儒家管理思想所述的主要方面即在于如何使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管理，使得国家富足，人民安泰，为此，管理者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民为本，公正廉洁
先秦儒家认为，“礼”是组织管理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礼”治，基本手段就是行“仁”政。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将“仁”看成是推行“礼”治的基础，在孔子看来，“仁”最主要的就是“仁者，爱人”，即要实现组织的“礼”的管理，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孟子尤其强调行仁政于天下，当梁惠王向他请教治国的道理时，他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仁者无敌’。王请勿疑！”荀子与孔子不同，他在人性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管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之中，他也就尤其强调“礼”之对于整个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但他依旧认为“仁”是实现“礼”治的必要手段，他说：“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仁是国家安宁常常施行的管理方略，如果“仁”政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可见在荀子看来，“礼”是整个社会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如果没有仁政作为基础，“礼”便无法推行下去，便无所谓政治的“益”还是“损”了。
那么，“仁”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认为“仁”就是能够包容，宽待他人，曾子曾领会老师的话后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从积极的层面说，夫子之道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从消极的层面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想要的就应该联想到别人可能也有这种需要，自己不想别人怎么对待自己，那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
可见在孔子那里，“仁”是管理者具体实施管理行为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管理者胸怀人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被管理者，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先哲博大的人文关怀和劝诫管理者“以民为本”的赤子深情。孟子对此说得更是直接，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具有仁爱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才能身处高位，做一名合格的管理者，那些不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一旦掌权，就会祸国殃民，过莫大焉！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后来的管理者应该多向他们学习，以民为本，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成就宏图伟业。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做到公正廉洁。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如果管理者有所偏私，就会破坏组织的运行秩序，虽有强令，在下不遵，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荀子进一步认为做管理者的要善于走群众路线，“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凡事多商量是好的，形成自上而下公开议事，不偷偷摸摸搞些小动作的组织文化是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即像他在《王制》中所说的：“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衡也。”公平的管理者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综合形成决策，带动整个组织的运行。应该注意的是，先秦儒家所讲的“衡”与我们平常所讲的为官者当懂得在各方面平“衡”的技巧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先秦儒家那里的“衡”奠基于管理者坚实的道德根基，来源于管理者一心为民、廉洁为公的公仆情怀，是儒家中庸思想在政事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单纯的将为政之道看作无原则的妥协，无疑是对儒家从政思想的误读。
(二)举贤用能，知人善任
先秦儒家认为，人才在整个组织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政之存亡，所以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才的选用问题。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在回答如何行政的问题时说：“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认为要不拘一格选认才能使组织之政兴旺，成就一番大事业。可见在先秦儒家看来，能否用到人才是组织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使管理者求得最佳人才呢？
首先，要全面地考察这个人的言行。孔子认为如果想要选拔到满意的人才就要从他做事的动机、行动的缘由和经过，以及他都做了些什么事等多方面来识人，否则就会被人的外表所蒙蔽。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识人特别强调了对个人行为的观察，从他实际的行动来确定其是否可用，这是孔子长期识人经验的总结，他说：“吾始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根据平时各人的实际表现来判断该人是否符合组织的要求，以该人的实际成绩作为对他进行考察和职位变动的标准；其次，所任用的人才必须是德才兼备，有勇有谋之人。“德”指该人是否胸怀人民、正直不阿，“知”指所用之人是否具备行使该项工作所要求的一般才能。荀子认为，我们所选用的人才，必须是德智双全的人，他说：“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论语·公冶长》也讲了一位出色的为政人才令尹子文，说他“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在三起三落中令尹子文不仅不大悲大喜却平静地告知新令尹以政事，究其原因是他能胸怀人民，具有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同时他还能熟于政事，面对令尹之复杂政务仍旧游刃有余，在孔子心目中，这些人是真正的人才，他们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博爱于民，能够为组织带来佳绩。
识别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任用人才，先秦儒家认为，人才任用最主要的是遵循适才适用的原则，在充分地观察人、了解人之后，把各人安放在各自合适的岗位上，以礼为规范，形成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行有序、协调高效的组织结构。孔子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各人有各人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原因在于各专攻不同，所以在用人的时候，不能强求，应该根据各人所专长给予不同职务；荀子说：“若夫谪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可见荀子将适才适用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他认为只要各得其所，便会政治安宁，社会稳定，还能不受其他思想的侵蚀。
(三)充满智慧，需求管理
先秦儒家认为，管理者必须是充满智慧的人。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只要有足够的智慧便可指挥、调度和管理组织。这些智慧既包括如何识人、用人，调控组织运行等，但是更多的是洞察世事的精明，秋毫皆察的公正，更是超越了生命本身而扣问其彼岸价值的道德哲学。一部《论语》，写满了仁爱孝悌，在先人短暂而劳碌的生命中诠释人生之大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豁达的生命情怀、澄明的人生境界呢？
同时，管理者应该重视被管理者不同层次的需要的满足。先秦儒家认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而且是复杂的，孔子认为如果要治理好整个组织，就必须先庶、后富、再教之。先秦儒家对人的需要的思考集中表现在义利之辩中，孔子曾明确表示“不义之利，于我何加焉”；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并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说得很直接，义与利都是人的欲望所向，人要生存，就必须以保有一些物质作为保障，但当这种需求与道义相冲突时，就应该果断地选择义而将利次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要利、不计报酬了，相反他们认为，对个人来说，“利”是生存的必需，就整个组织来说，利是实现管理的第一步。在孔子看来，“仁”是很难达到的道德标准，但“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带领着人民发家致富，同时广宏德行的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求水火，无弗予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他告诫管理者要大力发展生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这样才能维持整个组织的稳定并实现大一统的目标；荀子在《富国》中说道：“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臧余，谓之称数。”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在这些层次之中，“利”即物质是人生存的基础，然而当这个基础与义相违背时，就应该毅然舍利而从义。作为一名管理者，一方面应该注意被管理者需求的多层次的满足，同时也应该积极地引导被管理者形成正确的义利观。荀子很强调激励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贱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和于文理而归于治。”人是有利益的需求的，面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应该积极地引导他们的需求，不能放纵，一方面尽量使其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要积极归引，要用“义”来引“利”。
先秦儒家对管理者所提出的要求很多，除以上所论述的几项外，还要求管理者要重视教育，远谗言，有功而不居功，保持谦虚谨慎，当组织有困难时能挺身而出，毫不退缩；同时先秦儒家还要求管理者“敬而行简”等等，由于篇幅有限，兹不赘述。
二、先秦儒家对被管理者所提出的要求
相对于管理者来说，先秦儒家对被管理者的论述稍显缺乏，但他们对被管理者所提出的要求仍值得重视。
被管理者应忠于组织。子路问孔子关于事君之事，孔子回答他说：“勿欺也，而犯之。”不要欺骗管理者，要对他忠诚。在孔子看来，作为一名被管理者，主要就是执行管理者的命令，体现他的意志。同时孔子也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更有双方对待彼此的尊重，所以他说：“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君”尤其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自己有“一言丧邦”的危险，承担着匡扶社稷、强大国势的重任。其实这里应该重视对“忠”的理解，在先秦儒家看来，“忠”并不是阿谀奉承，更不是愚忠，而是帮助管理者发现并解决问题。郭店儒简《鲁哀公问子思》记载“鲁穆公问于子思日：‘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直言敢谏，一心为民者，就可以称作是忠臣了。
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识到作为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忠诚只是职责的一面，在《梁惠王章句下》中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最重要的是能始终记住帮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被管理者，让管理者施行仁政，体现大义，不致失去人心。应该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且于今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基于“性恶”论，荀子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荀子看来，这种主观能动性既不是源于上天，也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人们“群”的结果。即是说，作为被管理者的个体，要充分的融入组织之中，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彰显个体的魅力。但同时他也认为，为臣者应该“从道而不从君”，在先秦儒家看来，有“道”之政是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礼乐昌盛、人人崇尚道德和知识的社会，是无处不体现和谐的社会。作为被管理者就应该积极地向管理者提出建议，使得国家外无强患、内无大忧，方是社稷之臣。
三、先秦儒家对组织运行所提出的要求
先秦儒家的组织管理思想中不仅对组织的管理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且对整个组织的建构和运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礼法并重，纪律严明
先秦儒家认为，对组织的管理，纪律是第一位的，是组织运作的保障，而这种保障作用，主要是借“礼”来发挥的，前已对此有所述及。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的“礼”实质是外部规范在作为人这一组织要素的内化，即是说，这种规范一定程度上依靠着人格的塑造，所以是有着巨大的约束力并具有持久性的；如果把“礼”说成是先秦儒家对组织纪律约束的内部手段的话，那么“法”则是控制组织的有效的外部手段。先秦儒家之集大成者荀子认为上天造就了民众，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各自的生存必备条件都有各自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认为遵循法则和各种组织制定的规则是民生存的基本之理，在礼与法的关系中，他进一步认为礼是法的纲领和准则，法是依据礼的原则并为维护礼而制定的，两者都是治国的根本原则，并认为应该将道德教化与法制结合起来。显然在荀子的思想中，充斥着十分浓厚的法治色彩。
(二)明确分工，协力合作
先秦儒家认为，组织的有效运行还需要整个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合作，这种合作并不是组织内部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要大于各部分功能的总和。孟子认为：“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诚然，孟子过分强调大小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今而言已失去意义，但他这种分工合作的思想却是应该为我们所认真借鉴的；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思想，认为整个组织的运行需要各部分的分工与合作，且更强调合作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人能“群”，而人之所以能在社会中结成群体，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别，他说人之为天下之最贵，但是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二分。”在他看来，正因为人们之间有恰当的分工，所以相互依靠而结成集体，依靠群体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同时他也认为，组织要能运转协调，更需要各部分的合作，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所以在荀子看来，一次任务的真正完成，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需要大家协力合作，可以说，荀子对先秦儒家思想中这一分工合作的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这种分工与合作的精神既来自平行的结构之间，也来自上下级之间，正是这种分工与合作精神，使组织的整个运行达到中庸和谐的美满境界，从此天下太平。
四、结语
先秦儒家的组织管理思想不仅对管理者、被管理者和组织运行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且他们还认为，作为组织，必须把稳定与统一作为管理的目标。孔子认为，只有政治的统一和稳定才能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使得整个社会出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运行有序的状态；孟子发展了这一思想并认为要从民抓起，从整个组织的最小单位开始，才能维持组织的稳定和统一；荀子则认为，要想成就王者之业，就必须要实现天下统一，求得太平盛世。
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特殊时期，儒家依旧以组织的稳定合作作为自己管理的目标，一方面寄托了自己对社会安泰、民富国强的期望，另一方面却也因此使其整个管理思想倾于保守，难有创新；同时，先秦儒家的管理思想虽然强调行“仁”政于天下，然而他们却过分强调把民与君作为管理的两极以实现社会稳定，所以，这也使得他们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成了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辩护工具。这是我们在充分挖掘其思想的合理内涵，古为今用，弘扬儒家的管理思想时特别应该加以注意的。
总之，先秦儒家的管理思想五光十色，博大精深，使人既感受到浓厚的人文关怀，又能体会到严格的法纪约束。这一时期他们关于管理思想的论述，几乎触及了管理的各个方面。它从组织出发，对组织中的人和组织的构建与运行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阐发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其实质是先哲博大的人文关怀。重温这些思想，也许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思考当前我国组织管理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中受到启发，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理论，促进管理理论的发展。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教授丹尼尔·A雷恩所说：“管理学者从历史上可以吸取许多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研究过去作为研究管理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