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化——以洛带客家社会记忆资源的旅游开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社会论文,为例论文,客家论文,旅游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后期，洛带仍是成都市郊一个普通的小镇，然而1999年开始的旅游开发却在几年的时间里让它以“西部客家第一镇”的美名成了成都旅游地图上的新宠儿。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小镇迅速成为旅游开发的后起之秀，显示出在成都周边地区旅游资源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鉴于对洛带旅游资源开发经验的总结已经比较充分，本文拟从社会记忆和文化资本的视角，再对洛带实现旅游快速起飞的过程及其原因做一些浅显的理论探讨。
一 运用社会记忆推进旅游资源开发的成功案例
洛带的旅游开发始于1999年。当时，在全国性的旅游开发热影响下，洛带也开始聘请学者为洛带的旅游开发把脉出方。经过课题组长达五个月的调研，最终将“客家”作为洛带旅游开发的重点，并结合当时西部大开发的时代呼唤将其定位为“西部客家第一镇”。于是，2000年初，借着中国农历龙年到来之际，课题组以洛带镇宝胜村“刘家龙”为蓝本策划了“首届西部客家火龙节”，由此拉开了洛带旅游开发的序幕。
《刘氏族谱》记载，宝胜村刘氏家族原籍江西宁都，相传刘氏乃“豢龙世家”，先祖刘累是养龙高手，被召为孔甲帝养龙。一朝不慎将龙养死，于是逃亡避祸。此后，刘累告诫子孙，一旦其作了天子，一定要继承龙之文化。至刘邦称王，大将韩信立功，为给韩信庆功首次开始舞龙。此后刘氏家族世代相传舞龙技艺，世称“刘家龙”。“客家火龙节”的策划中，策划者除了介绍“刘家龙”独特的传承背景，而且突出强调了此次舞龙的宝胜刘氏是客家人，从而使“舞龙”这一普通的表演形式凸显出一种有别于川西平原普通汉人习俗的独特的“客家”文化色彩。在政府的周密组织和安排下，“火龙节”在正月初三隆重开幕，成都各大媒体在22天内刊登文章19篇，图片21幅，各台电视报道9次。由此，“客家”的概念首次进入四川人的视野，洛带也以“西部客家第一镇”的美名出现在成都的传媒视野之中。“刘家龙”也从洛带舞到成都、舞到海外，成为一个经典节目。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火龙节”述说的家族记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于“龙”和刘氏家族的全新想象：真实存在的动物、皇族、客家、正统的血脉。这些想象的特别之处正是“刘家龙”被优选为旅游开发对象的根基。同时也可以看到，学者对当地客家家族记忆的发掘和结合市场分析所作的介绍，特别是对舞龙主体——客家人身份的强调，共同塑造了“客家龙”的新符号。而政府一系列的组织筹备活动将这种塑造付诸实践，最后经由媒体的宣传，“客家龙”不但成为一个品牌，更成为客家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同时吸引了大量游客，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后，围绕四川客家的学术和联谊活动日渐频繁，仅2000至2002年就召开学术研讨会4次，其中2001年3月的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共吸引了国内外专家180多位，发表论文及评论96篇。与此同台的成都首届国际桃花节则签订项目协议30多个，总投资达23亿元。这样的招商活动以学术和旅游为旗帜，实质则是一次成功的旅游、学术搭台，经济唱戏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以客家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有力的融资工具。当然这一切也得益于当时西部大开发的宏观政策背景。而洛带，作为这些会议的参观、调研点，频繁曝光于学界、媒界和经济界，于是“洛带——四川客家的象征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强化了。
接着，洛带更乘势加快旅游发展，于2002年7月，又推出了“西部客家水龙节”。与“火龙节”一样，通过学者、政府、媒体的共同打造，“水龙节”亦吸引了大批游客。同时媒体的不断宣传，使“客家文化就在洛带”的观念在游客心目中渐渐被建构起来，甚至连镇上的移民会馆也成了“客家会馆”。本来，洛带街上原有广东、江西、湖广三座会馆(镇东还有一座川北会馆，为1981年由成都市区卧龙桥搬迁过去，未计在内)。这些会馆分别由不同省籍的移民捐资修建，三座会馆都是同乡集会之地，供奉的神祗都是原乡的地方神。新中国成立后三座会馆曾作仓库、医院、办公室等用，而得以保存至今。但单单把它作为移民会馆和宗教场所来宣传，是无法吸引游客的，因为移民会馆遍布全国。经过地方政府官员和学者的设计改造，广东会馆正殿供奉“客家魂”的碑刻，四周张贴客家人、客家风俗、客家名人的介绍；江西会馆则张贴客家图片、客家姓氏介绍，展览客家农具；湖广会馆内设立客家文化博物馆，通过讲述客家人迁徙历史、描述各种客家民俗事项，让人们身在客家文化的包围之中，从而淡化其“移民会馆”的色彩。于是，“会馆”的能指与所指均被改写，三个会馆通过对客家迁徙记忆的回顾、客家文化的展示和客家背景的突出强调，便在游客心目中模糊了“客家会馆”和“移民会馆”的概念和区分，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客家会馆”。当它们作为“客家会馆”的代表而成为一个新的符号时，这些会馆就不仅是一座座建筑，更成为洛带客家古镇的标志。因为它，游客可以从成都，或者更远的地方到洛带参观、游览乃至消费。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火龙节”、还是“水龙节”，无论是“研讨会”、还是“客家会馆”，其所调用的一个重要资源都是洛带客家人两三百年前的迁徙记忆。而近年来闻名遐迩的洛带“伤心凉粉”，也是利用这一社会记忆资源而走红海内外的。云、贵、川等地普遍食用凉粉，早就迁入洛带的客家人也不例外。承包广东会馆的商家，借用人们的口传记忆，并对当地传统凉粉稍作改良，将其命名为“伤心凉粉”，而“伤心”则意在回忆乃至建构、想象客家人几百年前的迁徙和进入四川后开创新生活的艰辛。由此来标榜“此处”的凉粉具有“客家”的独特性。凉粉本为普通小吃，但是当被选择而成为记忆的载体，负载上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它便从普通的小吃中凸显出来，成为一个代表，一种新的象征符号。而当人们以“伤心凉粉”为追求对象的时候，或者为品尝、或者为投资(开连锁店)，符号便转化为融资的工具，客家入川的艰辛记忆转化成了可以获利的经济资本。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于四川客家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与国内外学者的合作日益密切，许多学术成果和普及读物陆续出版发行。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仅推进了学术界对客家的研究，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合作；也为洛带的客家旅游开发提供了学术支撑，强化着洛带的符号地位和认可度；同时，借助学术的桥梁也拓展了客家旅游开发可用资本的范围；此外，大量普及读物的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客家，这一方面是对客家文化的宣传，另一方面也是对潜在旅游市场的构建。
通过学者、政府对促进洛带旅游的不断努力，以及媒体对洛带的关注，洛带地名及文化最终让客家世界也对它格外垂青。2005年10月，洛带作为第二十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分会场，迎接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二十多个国家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内地17个省市区的155个代表团的3000多位政界、商界和学界名人。国内外60多家媒体近200名记者到会报道，洛带的名字被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传播到全国、全球。洛带客家与闽粤赣客家再次握手，洛带迈入了世界客家大家庭，成为成都与世界的一个新链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修复一新的洛带古镇，以客家文化品牌名扬天下，旅游业发展开始步入了快车道。仅2005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旅游直接经济收入5252万元。2006年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0～12000人次，旅游直接经济收入6300万元。旅游开发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上，而且体现在整体效益上。目前，洛带是四川首个4A级古镇，四大会馆建筑群也被升级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从阶段论来看，洛带已经实现了旅游发展的起飞。
二 社会记忆文化资本化的理论探讨
回顾洛带旅游开发的起飞过程，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化过程。从理论上看，这种转化是有可行性的。因为“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①。如本文中旅游开发过程中所调用的由史书、族谱、口传等多种媒介传承的“记忆”。而“资本”，笔者认为主要是指对资源及其升值潜力的占有。那么资本化，就是占有资源并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其升值的过程。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三个方面：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且认为这三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由此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化可以被粗略的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社会记忆”到“记忆资源”的转化。“资源”的标志性特征在于可用性，当“社会记忆”具有可用性时，即当它支撑在“舞龙”、“会馆”、“凉粉”的背后，可以帮助这些可观、可赏、可食、可用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时，我们便可称之为“记忆资源”，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文化资源”。其次，当这种“记忆资源”具有升值的潜力时，“社会记忆”便可以纳入“文化资本”之行列。最后，通过资本形式间的内部转化，“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具体到洛带来说，这个过程主要通过借助符号化②、融资工具化③和仪式来实现的。首先是通过调用洛带客家几百年来的社会记忆，并选择符合旅游产品开发原则的载体先实现记忆的符号化，让记忆资源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继而通过符号的融资工具化或仪式，实现社会记忆的资本化。结合洛带的情况，这又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代表性旅游产品的符号化、融资工具化和资本化，如“客家龙”、“客家会馆”、“伤心凉粉”(详见下表)：
其次是旅游地作为符号集合通过仪式实现资本化。仪式是符号的一种，亚历山大说，仪式是按计划进行的或即兴创作的一种展演，通过这种展演形成了一种转换，即将日常生活转变到另一种关联中。而在这种关联中，日常的东西被改变了④。我们可以把洛带旅游开发中一系列的研讨会、旅游节日和世客会都看作是一种仪式。在这一系列的仪式中，转换不断发生，新的关联得以建立。“火龙节”举办之前，“刘家龙”的记忆、学者、政府及官员、媒体、游客都是各不相连或者说只是部分相连的，而“火龙节”的策划、开幕将他们全部纳入到一种“集体欢腾”之中，尘封的社会记忆经由学者的解读被打开，政府将它重构、展演，媒体将它传播，游客成了记忆的消费者。“刘家龙”的社会记忆由此被纳入到一种新的“关联”之中。在这个新的“关联”内，社会记忆与舞龙活动结合成为富含意义的符号，符号既成为文化产品本身，被人们解读、借用、消费，也成为一种可以融资的工具，学者将它作为研究的对象而赢取学术成果，政府以它吸引投资赢取政绩，媒体以它增加看点赢取观众(读者)，商家则借它吸引游客而赢得经济利益。所以说“火龙节”这个仪式就是一个资本转化的通道，社会记忆穿越这个通道成为资本。
如果说“火龙节”是洛带客家社会记忆资本化的一个“出生仪式”的话，世客会(第二十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洛带是分会场)则应该算是一个“成年仪式”。“成年仪式”有更多的参加者，带来了更广大的资本效应。在第二十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从国内到国外的工、商、学、政届的客家精英及媒体悉数到场。洛带客家的社会记忆由此被纳入了更广阔的“关联”之中。这一次，洛带的记忆不仅成为到场官员、学者、商人、媒体的可用资本或潜资本，同时，洛带与闽粤赣客家大本营、与世界客家的连接得以建立，洛带作为四川客家的象征符号被强化。于是，作为客家记忆的符号集合，洛带本身也成为一种符号资本。洛带成为四川古镇之旅的优选地，招商引资的“宝地”，其自身价值不断提升。
在洛带社会记忆资本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政府、学者、媒体、商人和镇上的客家人是不可分离的几种力量。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社会记忆的资本化过程。如果我们将洛带的资本化看作是一个“场”⑤的话，政府、学者、媒体、商人和镇上的客家人便是“场”中的“活动因子”。布尔迪厄认为，一个活动因子在其参与构建的场中所具有的分量，取决于其他所有的因子，……场域中的各个活动因子都参与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产生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它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也就是它们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位置。或者我们可以将这种分析工具概括为结构中位置、资本量和关系的复杂互动。
洛带的旅游开发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个案。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是由它在整个社会网节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在现行的体制内，政府的地位、权力和影响力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大，以至于生活在这个社会系统之中的每个因子都无法轻视它的存在、摆脱它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非高度发达的社会。政府对社会资本占有的优势(政治关怀、财政支持、政府宣传、人力资源支持等等)，决定了它有力量完成资本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实践(决策、规划、活动筹备和组织)；而且由它组织实践的这些活动(如火龙节、世客会)才能达到现在的效果。
随着科学观念深入人心，社会及大众对学者的认识与认可程度不断提升。学者在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效果则依据活动的主题而有所起伏。资本化之初，学者占据着对社会记忆资源的认知和将资源资本化的知识话语权，他们决定着哪些社会记忆被选择、被重构，如何重构。专家学者在洛带旅游开发的前奏活动中扮演着主唱角色，作旅游规划、策划“火龙节”、著书立说、召开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筹备申请世客会等。而到后期，学者的地位便相对弱化了。回顾社会记忆文化资本化的过程，学者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大众传媒的普及扩大了公共领域空间，媒体的传播可以让你的消息到达世界每个角落，只要你能够被媒体选中。随着传媒话语霸权的形成，传媒时代人们对于媒体的依赖先行预设了媒体可占有资本的多少。在资本化过程中，媒体的报道决定着洛带的人气，人气的高低则决定着洛带文化资本化的进程和成败，而他们的报道则最终重构了洛带的社会记忆。如果说学者是开路先锋，那么媒体应该是护卫军。
商人是经济资本的占有者，他本该在旅游开发中扮演投资人的角色，但在洛带整体资本化的过程中政府借助财政出资而取代了商人做了大规模投资人的角色。这期间进驻洛带的商人扮演的是小投资者的角色，他们引入的大量小额经济资本促进了洛带古街商业的发展，促进着洛带记忆载体的符号化、融资工具化(如“伤心凉粉”)。商人在这里只是局部战役的指挥者。
镇上的客家人是社会记忆的主人，但他们却只是社会记忆资源的提供者，社会记忆作为群体记忆，其所有权缺乏确定的主体，所以镇上的客家人虽然占有资源但却不占有资本。“旅游开发是政府的事，什么都是政府说了算，政府说搞就搞。”他们的被动地位从他们对旅游开发的表述中可见一斑。
三 结语
总结来看，社会记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要进行资本化的转化前提有三：一是资本概念的泛化，资本原则将所有东西利益化；二是记忆载体符号化；三是符号融资工具化。改革开放后，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话语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话语要求之下，物质利益化已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成为事实，资本的概念随之泛化；社会记忆载体作为历时性与共时性表述的统一体，通过改写能指与所指建构新的符号；符号在政治选择和市场选择下可以赢取“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成为融资工具。由此，社会记忆经过“记忆→记忆资源→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转化过程实现了资本化。在这个过程中，学者、政府、媒体、商人、当地客家人的积极参与共同构造了洛带旅游起飞的平台，并不断推动着它的起跑、加速、起飞。同时也必须看到旅游开发中的这种转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国家西部大开发、国际客家学繁盛、国内外客家精英辈出、国内旅游热和学者地位上升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社会记忆“文化资本化”的转化既需要充分的外部条件也需要人为的构建和操作。
注释：
①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5
②笔者引用黄剑波在《人类学概论》中对“符号”给出的总结，即符号就是同一文化共同体内的人们赖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的交流媒体。那么套用以上定义，笔者认为“符号化”就是指从众多的事物、关系、活动等中凸显出来成为同一文化共同体内的人们赖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的交流媒体的一种转化过程。
③本文中主要是指由符号向融资工具的一种转化。这种转化在本案中主要是符号适应国家、时代话语需要赢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过程。
④Bobby Alexander,"Ritual and Current Studies of Ritual:Overview," In Stephen D.Glazier (ed.):Anthropology of Religion:A Handbook,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7
⑤布尔迪厄认为，“场”是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等)之间的客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