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雍正论文,过程中论文,初期论文,作用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07；K297＝249（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2）02－0078－12
从1721年到1728年（康熙六十年到雍正六年）这八年期间，是清中央关于治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方针政策逐步孕育、成形、确定的阶段。在这阶段的开端，1721年（康熙六十年）春，清军驱走盘踞拉萨的准噶尔部后，留下三千名满汉官兵驻守，任命前拉藏汗的部下抗击准部有功的康济鼐为首办理藏事，命令公爵策旺诺尔布统帅驻藏官兵并监督藏人行政。这些似乎是入藏统帅们在返回内地前匆促安排下来的善后性措施。因为在当时乃至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清中央关于西藏地方的政策总是从它与西北边疆的准噶尔部的关系的全局来考虑，正式决定西藏的体制和统治者的人选，都要保证西藏不能再次受准部控制为首要条件，在体制上，究竟是恢复前此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后裔的统治，还是扩大达赖喇嘛的权力，在喇嘛之下择定一名第巴如达赖喇嘛第五辈时那样管理藏务，对此，康熙帝似乎犹豫不决。康熙六十一年（1722）秋，青海蒙古郡王察罕丹津（此人为亲王罗卜藏丹津之叔，二人均随清军入藏驱走准部）入觐，在热河向皇帝提出有关西藏事务的请求，皇帝对他说：
“策妄阿喇布坦之事尚未了结，藏事暂且不议，事完之时，诸事必皆如前而行。”（注：《满批全译》上册，第300页，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允祥等奏。同书同册第5页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拉锡奏。 参考吴丰培先生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六，第261－263页，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二日奏。）这证明皇帝确曾许诺从青海蒙古诸部中择人如前继承固始汗的事业，主持藏务，不过要俟朝廷与准部和战大局完全定下来再做。不知道皇帝是故意拖延呢，还是自信有击败准部策妄阿喇布坦的把握呢，夏历十一月十三日察罕丹津返抵青海西宁（注：《满批全译》上册，第77页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常寿奏。），同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逝世，上述的面谕遂成为一道暧昧不明的遗言。另一方面，在同一年内，皇帝屡次推迟西北前线驻军发动进攻准部的日期，且寄厚望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使者去准部与策妄阿喇布坦会谈的结果，在使者未归时，帝即殂落，以故清与准部和战尚无从决定，从而在处理西藏事务的大政方针上似未形成十分明确的概念。
在康熙帝死后第七天（十一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7日），雍正帝即位。如何处理好准部、青海蒙古诸部、西藏地方这关联密切的三个方面的问题，继续是中枢面临的艰巨的考验。加上皇族内部多年的争夺权位的纠纷、国库的匮乏、吏治的涣散腐败等，亟待解决，都给新君加上重重压力。
而到了1728年（雍正六年），即这一阶段结束时，可以看到：在清军的打击下，青海蒙古和硕特诸部或败亡或内附，以往由固始汗的后嗣统治西藏的传统从此断绝：西藏地方与四川、云南的界线明确地划定；中央派驻拉萨的办事大臣制度成立；而全藏则由中央所信任的世俗贵族颇罗鼐开始统治。准部对于西藏地方的威胁只存在于朝廷的疑虑中，实际上它已无力再来一次远征。雍正一朝完成了康熙帝未竟之功，复给乾隆一朝的更完善的治藏方针奠定了基础。
如果仅仅就1723年（雍正元年）到1725年（雍正三年）的历史过程看，可以说清中央的治藏政策在孕育中，此后种种重要措施都有了萌芽，固然，雍正帝的明智果断，知人善用在此起了决定作用，而川陕总督年羹尧所树立的功绩实不可没。
年羹尧，汉军镶黄族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四十八年（1709）任四川巡抚，此时他未到三十岁。（注：《永宪录》［Z］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4页。）他之受到康熙帝的重视始于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皇帝下决心派军入藏时，他在四川独当一面已有十年，是年因军机紧要，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他在侦查准部占领下的西藏内部情况，调查并报告自四川及青海至拉萨的捷径，训练四川的八旗官兵和绿营，策划指挥军队自打箭炉西进里塘、巴塘等工作上做得十分出色，在入藏作战上，比当时驻青海前线大军的将领们信心坚定（注：据《清实录》［Z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辛巳条知年羹尧曾奏请亲身领兵入藏，参看同书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条，当时议政大臣、军前召至大臣（即延信、楚宗、诺尔布、常寿）、九卿等议奏“惟行看守”。（另据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乙卯条引上谕云：“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守边疆。”）），行动迅速，所以殊获帝心。此后他派遣川军会合自云南北上的满兵沿新开辟的南路进入拉萨，又及时安排并供应入藏的川军和部分满兵撤回内地，种种繁难的任务都能完成。1721年（康熙六十年）夏，奉命入觐皇帝于热河，谈及青海蒙古的未来应该同喀尔喀蒙古一样编设佐领事宜（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八册，第844页，康熙六十年八月十五日年羹尧奏；第904页，六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奏。），这也是皇帝多年的一椿心事，而独与年羹尧筹商，复赐与弓矢，升任之为四川陕西总督。在当时内外大臣中，于西南西北藏、彝、蒙古等地区的历史现状了解最多，加上“办事明敏”，是第一流的人物，故康熙帝欣赏他的才干不是无根据的。
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日，即新帝即位后约四十天，年羹尧与将军延信从甘州奏上密折，陈述治藏方案：
“臣等查得，西藏自古以来兵即不到，先前，策妄阿喇布坦派兵作乱，先皇天威远播，遣将军兵丁，分两路进讨，逆贼皆败亡远遁。臣延信先领兵入藏，奉先皇之旨：尔进兵平定西藏后，倘达赖喇嘛、青海之人皆恳称：请大军暂留，保护我等等语，故臣等方留下大军。现今思之，贼断不敢复进藏，派兵驻守二年余，往数千里之遥运粮甚难，且钱粮縻费亦多。目前虽令伊等于彼处采买，按兵丁给发，然西藏地方较小，米谷等物价亦渐涨。再，我大军在外日久，甚受苦累，而唐古特兵民亦盼望事毕。况且，命兵丁久留异域，妄加滋事之处，亦不可料。惟达赖喇嘛年岁尚小，坐床未久，西藏又无总理事务之人，倘不抚慰其心，亦不副先皇抚远至仁。臣等愚意：令达赖喇嘛、各地堪布、番目等保举一名忠厚可靠、平素随唐古特人意者，作为西藏第巴，总理其事可也。此第巴并非封给，故嗣后倘不能事，即行更换，亦不难。目前驻藏大军，于雍正元年四、五月内出青草之时，将蒙古兵丁经木鲁乌苏路撤回，满洲绿旗兵丁经巴尔克木路撤回。驻察木多之四川绿旗兵暂驻一千名，简选贤能副将一员管理，防守西藏地方。再，晓喻达赖喇嘛圣主惠爱唐古特至意，命伊等由招至察木多地方，沿途修建乌拉，以备报军机之事可也，万一逆贼又进藏，则作速报至察木多，即可领兵前往救援等语。若如此，既能保护达赖喇嘛，亦可得唐古特人心，钱粮亦可多有节省。俟策妄阿喇布遣使认罪、诚意来投后，再将驻察木多官兵全部撤回。惟军机之事所关最为重大，应否如此办事之处，俟上指示后，臣等再另缮折奏闻。为此谨密奏，请训旨。”（注：《满批全译》上册，第1页，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延信、年羹尧奏。胡进杉君《雍正朝西藏事务宫中档满汉奏折汇编》（载于台湾《西藏研究论文集》第四辑第99－129 页）前于《满批全译》发表此一折的汉译文。）这件满文密折具衔虽是宗室延信在前，但内容也应视为年羹尧的思想。因为先在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夏，他曾奏请从西藏撤退驻军，留官员居藏以侦伺消息，在昌都（察木多）设兵以备万一，却因擅奏撤兵获谴。（注：《清实录》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壬寅条。）事隔半年，其认识未有改变。
在这件密折上雍正帝朱批云：
“尔等此奏是。朕意尚未定。事属重大，朕已寄信召年羹尧。若年羹尧前来，地方诸事，尔（按：延信）更应勤奋留心，谨慎效力。”（注：《满批全译》上册，第1页。）一般朱批很少注明时间。在上述延信与年羹尧密奏的同一天，年羹尧复单独奏请入京，帝即批示云：
“朕原不欲尔来，为地方要紧。今览尔所奏，尔若不见朕，原有些难处。难处者，军务总事结局处。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地方情形，汝若可以来得，乘驿速来……。”（注：《掌故丛编》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1928－1929年铅印本，第70页，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尧密折。《汉批奏折》第1册第9项作正月十二日年第二次请求入京折上的朱批。）据《永宪录》卷二云，正月六日，帝即下诏命川陕总督年羹尧来京叩谒先帝灵柩。现知约在二月上旬，年抵达京师，四月十二日离开。这两个月内，皇帝、中枢重臣（隆科多、怡亲王允祥）与他密议西北西南边疆的军政大事，以下几项决定或出于年的建议，或有年的意见参与其中：
（1）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总理事务王及大臣遵旨议复：为了奖赏前此入藏军功，青海王、台吉等俱应酌加封赏。名单开列了十人：郡王察罕丹津拟升为亲王，贝勒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奈拟升郡王，另五人均拟升贝勒、公，唯亲王罗卜藏丹津以及贝勒阿尔布坦温布、公诺尔布彭苏克仅仅拟增加俸银。此议得到皇帝批准。（注：《清实录》雍正元年二月乙亥（二十五日）条。）看来，罗卜藏丹津爵位已尊，如再升则应封之为“汗”、正好满足他多年来继承祖业统治西藏的渴望，所以，只能提高俸饷。而同他一向不和睦的叔叔察罕贝津却跻升亲王之位，与他平列。这必然更刺激罗卜藏丹津的不满情绪。按：同年三月十九日主管青海蒙古事务的侍郎常寿在西宁接到理藩院来文通知给予青海诸部首领封赐，来文上写：
“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总督年羹尧公同议叙定藏之功，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等人加赐俸缎，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等人封为亲王、郡王、贝勒、公。……”（注：《满批全译》上册，第58页，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常寿奏。）可见，这一重大决定做出前，年羹尧参加了讨论。
（2）雍正元年三月五日，皇帝命重臣讨论，撤回驻藏官兵事宜， 经批准，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蒙古兵丁取北路由西宁遣回，满兵由云南撤回，四川绿旗兵由南路经四川打箭炉撤回。（注：《清实录》雍正元年三月甲申（五日）条。）关于撤兵的理由与取途，与年羹尧等正月二日奏折所叙几乎全同。
（3 ）在三月五日总理事务王大臣的建议中还说：“叉木多（昌都）系通藏大路，应于四川绿旗内挑选一千名驻防，应令总督年羹尧于川陕总兵、副将内拣选管辖”。三月十二日朝廷升四川省副将周瑛为四川松潘总兵官，带兵驻扎叉木多（注：《清实录》雍正元年三月辛卯（十二日）条。）。周瑛之选拔也必是出之于年的意见。
（4）如前所述，先在康熙六十一年七月， 年即主张“若大兵撤回，应将官员留藏，侦探信息”，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即雍正帝即位约一个月后，北京即派二等侍卫纳兰出发，七月十五日抵达西藏。（注：《满批全译》上册，第602－603页，雍正二年正月初五日纳兰奏。）雍正元年四月下旬年回到西安，随即在五月奏谓，当他还在京师时，钦命理藩院员外郎常保入藏（注：《汉批奏折》第一册，第8－9页，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年羹尧奏云，拟于二月初旬进亦。又，据第25页，第340 页知四月十二日年羹尧自京起程，四月二十七日回到西安。另，《满批全译》上册，第153页，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年羹尧奏云：“窃臣在京间，钦命遣理藩员外郎常保入藏办事时，……”。）（按：常保在九月一日抵达，在那里停留到雍正四年）（注：《满批全译》上册， 第616页，雍正二年正月十九日年羹尧奏。《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册，第654页，雍正四年正月初三日允礼奏。）；又，同年三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擢理藩院郎中鄂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前往西藏办事（按：鄂赖在八月二十九日抵达拉萨（注：《清实录》雍正元年三月己亥（二十日）条。《满批全译》上册，第461页，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鄂赖奏。），总之，帝即位不到一年，连续三次派官员入藏办事，而且所遣者的官级一次比一次高，后两次之派遣很可能受到年羹尧建议的影响。
（5）年在北京时，青海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三月中从柴达木、 西宁报来罗卜藏丹津密谋通使于准部行将叛变的消息，而年不相信罗卜藏丹津即反。四月上旬，云贵总督高其倬、四川巡抚蔡珽急报北京，他们从驻拉萨的清军总帅策旺诺尔布来咨知道，罗卜藏丹津纠众会盟密计与策妄阿喇布坦联合。高其倬已经在云南调遣官兵布防。（注：《汉批奏折》，第1册，第173项，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高其倬奏，《宫中档》第27辑无年月蔡珽、岳钟琪奏。关于年不相信罗卜藏丹津即反，见《宫中档》第1辑，第341－343页，雍正元年六月十六日年羹尧奏，又见《汉批奏折》第1册第409项。）而年羹尧四月十八日在归途中于山西接到兵部发来黄匣一封，他即遵旨覆奏云：
“伏思军务关系重大，理应详虑，何敢轻率。惟有西海西藏情形，臣之所见甚确，罗布藏丹晋不自揣度，希冀藏王已非一日，然止一藏王，焉得人人而封之，西海各台吉犹能见及于此，断不为素不心服之人所惑，轻举妄动自取灭亡。至其（按：此指罗卜藏丹津）平日好疑而众心不和，多谋而一无所成，又其显焉者也。我兵速撤，则唐古特民人永无怨言，而西海各部落，晓然共知天朝不要西藏，仍为佛地，从此间从言便当寂然矣。”（注：《宫中档》，第25辑第542项， 无年月朱批云：“朕安，策王诺尔布、阿宝密奏一折发来尔看。看此光景，似乎有些动作之景。尔可留心料理。……”。按：此殆是黄匣所封密旨内容。年复奏见《宫中档》第1辑第188项。）他颇自负地据罗布藏丹津的个性推断，即便此人起事，也必一无所成，而清在西藏的驻军，仍应依前此之决定尽快撤回。此事说明，皇帝一闻青海的动静即迅速地告诉于他，要他提出看法。而当他在北京时，皇帝还曾单独同他密商，由他调四川提督岳钟琪带兵二千名潜行北上于松潘，侦伺察罕丹津、罗布藏丹津在接受封赏后的反应。年怀疑察罕丹津“心奸行诈”，认为罗布藏丹津若为“元凶”，则察罕丹津为“亚魁”，（注：《宫中档》，第1辑，第205－206页，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岳钟琪奏，又，第27辑，第584页，无年月蔡珽奏。年对察罕丹津之看法见《满批全译》上册，第168页， 雍正元年六月九日年寄岳钟琪书稿。察罕丹津后来依附清廷，故皇帝说年羹尧“所料皆错了一点了”，见《汉批奏折》第一册，第706项，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年奏折上之朱批。参看（日）石滨裕美子《关于固始汗系丧失西藏王权过程之研究》［J］《东洋学报》69：3，1988。）二人表里为奸。故岳钟琪一行实为给察罕丹津以震慑（松潘与察罕丹津居地相邻近）。旋因情况变化岳钟琪奉旨撤回。但这支军队的这次进退，未按常规，即年具题本上奏，经兵部及议政重臣商量请示，而迳由皇帝与年二人秘密商议决定，于此可见，雍正帝对年信任之专。看来，年在雍正元年正月二日密奏中所提出的治藏方策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大部分以朝廷决定的方式落实。于是，五月下旬，因青海事态严重，皇帝谕令一切事务全交年处理。
但是，皇帝同年羹尧也有分歧。元年六月，罗卜藏丹津因从清廷获得统治西藏的权力的幻想破灭，叛形日益彰显，而于此前三月中帝命令驻藏官兵全部撤回（注：《满批全译》，上册，第381页， 雍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吴纳哈奏；第378页，九月二十四日常寿奏。）， 六月十五日、七月二日，驻藏官兵分批离藏，西藏空虚，皇帝考虑万一罗卜藏丹津与准部合力南来，碰上北路上撤回之军，或若南入西藏，则大局不可问矣，叛乱还可能波及昌都、巴塘、里塘等旧日归青海蒙古辖属的地区，在这些问题上，年力言罗卜藏丹津不会入藏，他知之最确，而皇帝则不尽以为然，（注：《汉批奏折》，第31册，第730页， 无年月年羹尧奏：“此间情势如此，进扰西藏，贼断不能，臣知之最确。”朱批：“朕尚不能全信。”《宫中档》，第1册，第689－670页， 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年奏云：“但其（按：罗卜藏丹津）为人，素无成见，结怨同类，众心不服，若携其部落，全往西藏，得与不得，尚在两歧，而先弃其巢穴，必不为也。”）故帝促年羹尧派驻在昌都的周瑛率军西进入拉萨以加强防备。周在十二月中抵达。看来约有半年的时间，西藏仅由康济鼐等率藏兵防御，僧俗上层知道青海动乱的消息，守御乏术，十分惊恐。八月罗卜藏丹津终于攻掠青海蒙古中不随从附和的几部如郡王额尔得尼尔克托克托奈、亲王察罕丹津，青海扰攘不安，年主张“息事宁人”，先派人去调解，自己不动声色，“养威不用”，俟来年春草萌生时以会盟为词，视罗卜藏丹津从违与否而定，（注：《汉批奏折》，第1册， 第497项，雍正元年七月初四日年羹尧奏，又，第706项，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年奏及朱批。）故他在西安不急于去西宁。皇帝则认为，趁着对方羽力未成，且我方已得出师之辞，应立即用兵，倘罗卜藏丹津联合准部入藏，局势将更加复杂化。及九月二十日年始离开西安，十月初六日至西宁，（注：《汉批奏折》，第1册，第801项，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年羹尧奏，又，第31册，第720－721页，无年月，年羹尧奏。《满批全译》，上册，第412页，雍元年十月初七日年羹尧奏。 ）十九日即遇上罗卜藏丹津突袭申中堡，包围镇海堡，幸赖少数满兵善战，西宁得以保全，然皇帝以年羹尧迟误不进，不听君命，耿耿于怀，后来以此为年的罪状之一。
无论如何，皇帝关于西藏、青海的知识得自年羹尧者不少。帝在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后批云：“他（指年羹尧）这些年兵马地方情形着实熟练，而兼才情居心，突出头第（地）者。”（注：《汉批奏折》，第1册，第137项，雍正元年四月五日高其倬奏。又第2册，第355页，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陕西巡抚范时捷奏称年羹尧“胆略出众，调度有方”，朱批云：“岂此八字，道得全他的好处。）至于在年的奏折上朱批夸赞年的才略，感激君臣的知遇，如孟森先生形容之为“灌米汤”者太多了，因为雍正帝未曾料到青海乱事在这样不及一年的短的时间内全部平定，对年的功绩有难于形容的谢意，现拈一典型的例子：
“谕大将军，此一番事，乃国家翻手合手之事（按：谓西海蒙古叛乱之平定关系国家命运），如此迅速好好如意完结，实梦寐亦不敢望之事，可见尔我君臣必然上天有可怜处，方能邀此殊恩也。但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当正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按：此语谓在军情报告之中附带写些闲话）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向怡（按：怡亲王允祥）、旧（按：舅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尽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按：报应于帝），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上慰我皇考（按：康熙帝）在天之灵，成全六十年美政，再永保国家，可以免兵革之事，天下苍生蒙平安之福次（按：疑是祉字），凡有怀蠢动之心者，胆烈（按：裂）而潜踪，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也。此皆尔忠诚所致，赖尔之力也。我君臣惟将此一心，对越天地，以邀永永如是如是之福庇耳，可喜、可喜、可喜、可喜。”（注：《汉谕汇编》，第3册，第12－13页，无年月。）这一类的笔墨在雍正二年九月年羹尧第二次入都觐见后逐渐收敛，易之以不满、批评，这固然是年羹尧未意识到他功高震主，骄傲僭妄种下了祸根，更因为皇帝听到不少浮言横议，好像重大决策，公认出于年羹尧的思想，必待年羹尧的“指点”，一似恩威赏罚都非决之于帝，因此忌恨之心或者加上某些暧昧的动机（如历史学家认为年曾秘密帮助雍亲王夺嫡，雍正帝畏惧年有把柄在手），发展为必杀年羹尧而后快。但平心而论，年羹尧的思想至少在朝廷治理藏事的政策孕育进程中起了不少积极的作用。及至雍正三年十二月，年获罪赐死后，皇帝毕竟明智务实，在评论青海一役上仍然未夹杂着私怨，如五年正月十五日上谕云：
“今年羹尧之党既散而当日平定青海伊亦著有功绩，著将伊子远徙边省者俱赦回，交与年遐龄（按：年羹尧之父）管束。”（注：《清实录》雍正五年正月壬寅条。）这里公平地评价年羹尧有功，而对年策划的蒙藏地区的政策和措施，也就基本上不加改变，继续执行。
年羹尧在西藏的行政体制、行政负责人选诸问题上有过种种考虑。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上层与准部有姻戚关系，政治关系也一直密切，清廷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且从联合青海蒙古诸部入藏驱准的统兵主将延信的报告中得知青海蒙古十几家首领分散不和，没有一个人享有为各部信服的才干和威望，故恢复和硕特部再度主持藏政，并非易举，且是失策，如和硕特部再次统治西藏，则与准部合作不无可能。这一想法必长时盘旋在康熙帝的心上，而为年羹尧所逐渐体会，谨恪奉行。据前引年在雍正元年正月二日的密奏，他曾倾向于设置一名由中央可以任免的第巴，总理藏政。此后年曾听信手下一名曾长期驻藏的喇嘛的评论，说达赖喇嘛（按：第七辈达赖喇嘛）外有文采，心亦明白，唐古特人俱盼其办事，惟达赖喇嘛谓已系出家之人，“甚不管事”，故建议皇帝降敕晓谕达赖喇嘛，令他“照五世达赖办事，唐古特人必会遵从，且于事大有裨益。”（注：《满批全译》，上册，第154页，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年羹尧奏。年还建议将此前达赖喇嘛受封之小印换为大印，以便使用。）此即将全权交付达赖喇嘛。但此一意见未得到皇帝批准。
在罗卜藏丹津叛乱初起及平定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度致书年羹尧，祈求转奏于皇帝，希望宽恕罗卜藏丹津。皇帝在年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的报告后批云：
喇嘛、和尚、道士就是此一种妇人之仁，不论是非。回字（按：指年的咨复）回得甚好。但西藏备万余兵拒捕罗卜藏丹津（按：指康济鼐等领藏兵至黑河防备事），今又替他讨饶恕，朕略不解。依你看来，他们是什么主意？来人（按：指达赖喇嘛之使者）光景如何？丹津若逃往藏，他们如何区处？可将乞宽来字翻译的酌闲带来看看。”（注：年羹尧的咨文系满文，胡进杉君汉译见胡《雍正朝西藏事务宫中档满汉奏折汇编》第17件。朱批为汉文。）过了两个月，达赖喇嘛、班禅复遣使来西宁，献贡奏表，帝在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奏折上批云：
“不论是非，一派假慈悲，满腔真贪杀，乃剌麻之道也。但此教天地间将来不知如何报应也。此时明露一点不得（按：指不可将不满之意泄露）。朕亦着实留心化导他们。若能移易恶习，朕功不小也。”（注：年羹尧的奏折用满文，胡译见前注《汇编》第19件。批为汉文。《汉谕汇编》，第三册，第11页，无年月谕旨云：“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与喇嘛闻郭隆逆僧一事（按：指年羹尧剿平青海郭隆寺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种顽愚，总不论是非情理，迷惑于此无理之道者，实不可解。……朕之佛法实超出于此辈庸僧。时将正经佛法开导他们众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几次矣，然皆有貌感而心不然之景。”）这两次批语说明皇帝对达赖喇嘛的缓颊说情视如伪善，因为达赖喇嘛在童年即被青海蒙古上层迎居西宁塔儿寺，而塔儿寺以及其他黄教寺院支持包庇罗卜藏丹津，达赖一再上奏吁请宽恕，不无党护之嫌。然而问题不仅在教主之偏袒僧徒信徒，达赖家族与青海叛乱的上层之间的姻亲关系也起了作用，职此之故，西藏僧俗上层在感情上自然与青海蒙古较与清室为近，对蒙古的信赖同情也较深。关于这一复杂关系，皇帝因年羹尧的几次密奏而得知。
今存年羹尧一无年月奏折，估计约在雍正二年春，可觇年对西藏局势的看法，颇为重要。
“臣羹尧谨奏，……自陕省用兵十年以来。青海西藏皆有轻视内地之心，是罗卜藏丹尽肆行叛逆，如康金鼐、阿尔布巴等，固不愿丹尽之为藏王，然合西藏之人心，皆不信我兵之必能杀贼也。（朱批：不但西藏，天下人皆不料此事如此完结也。）因见周瑛、鄂赖俱已到藏，勉强威武以饰观听，其隐衷固甚怯也。达赖喇嘛遣使到臣，为罗卜藏丹尽和解求宽，此不过两边讨好，骑墙之见。（朱批：一者如此。二者，出家人不识大体，将此以为慈悲，大概此辈皆俗谓放火救火之流辈也。）再，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其人贪鄙好利，（朱批：又有人说他甚好）一切委放各处堪布碟巴，惟图些须银物，此人若在西藏，终不免于有事，且与罗卜藏丹尽最厚，即丹尽之必欲占拉叉布之妻以为小妻者，亦因此结为姻娅，藉为西藏之内援耳。”（注：《汉批奏折》，第31册，第730页。）按：拉叉布即墨尔根戴青拉查布，据年雍正元年十二月戊午（十三日）奏，此人乃青海蒙古之一台吉，与罗布藏丹津同伙叛乱，其妻乃索诺木达尔札之女，达赖喇嘛之姊，后归罗布藏丹津。（注：《满批全译》，上册，第567页， 译文云：“墨尔根戴青拉查布……将伊之妻达赖喇嘛之姐，许罗卜藏丹津，同力侵掠察罕丹津。”又，第461、463页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鄂赖两件奏折，谓索诺木达尔札称其婿为墨尔根戴青拉查布。《清实录》雍正元年十二月戊午条。）故此处年羹尧说罗布藏丹津必欲夺拉查布之妻为其侧室。年续云：
“来使归日（按：指达赖喇嘛之使者）臣已令达鼐，密嘱只作达鼐之意寄信与索诺木达尔札，令其亲来请安谢恩，此大礼也，兼可以得厚赏，若伊果来，当设法羁留之，以安西藏，此亦大有关系之一条。（朱批：此事大难之事，即便来时只恐亦难羁留，彼若不愿，恐达赖喇嘛难以为情，若愿从喜留，朕想无此理。候他来时，此事要大费商量。此一举，朕心不然。）至达赖喇嘛来使，人甚明白，彼见我兵威如此，欢喜之状，时溢眉宇，其胸中亦别无他意也。（朱批：西藏人此一番事后，自然是畏威，若再令其怀德，普概蒙古可保无事矣。）谨奏。诺木达尔札之长女与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若有夫妻关系，而其长子辰垒（按：一译陈类），即达赖喇嘛兄，与达赖喇嘛昔年同居西宁塔儿寺时，又娶罗布藏丹津之侄女。年羹尧于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有详细的报告，结语云：
“该臣查得，辰垒原系出家之人，又中止出家，娶罗卜藏丹津兄之女为妻，又随罗卜藏丹津叛逆，来我边塞，与我军打仗，而后逃出，至于穷极，方才赴藏。似此之人，理应正法。唯辰垒先为罗卜藏丹津所逼，跟随妄行，而后知其过，自噶斯逃回赴藏。其父索诺木达尔札、达赖喇嘛闻之，又派人同我卡伦之人擒之，解至总兵官周瑛、员外郎常保处。该臣查核情由，辰垒似异于自始至终为匪行逆之人。是故，缮具辰垒之口供，陈奏情由，伏乞圣裁。”
朱批云：
“著将辰垒宽免。唯不可将其遣回藏（按：可见甚畏辰垒生事）。如何赡养、何处安置之处，着大将军年羹尧、侍郎鄂赖核议具奏。”（注：《满批全译》，上册，第1073－1074页。）此后，年羹尧等奏请，安置辰垒于里塘，（注：《满批全译》，上册，第1101页，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年羹尧奏。）获准，未久又迁之至打箭炉。（注：《宫中档》，第四册，第428－429页，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岳钟琪奏，岳以里塘乃陈类之故乡，“官兵看守无额设营汛，俱各插帐居住”，已令原解送之官役将陈类自西安移于打箭炉。）
又据年羹尧另一不具年月奏折（按：估计在雍正二年闰四月之后）云：
“贝子阿尔布坦已经正法，其弟达麻林色卜腾，达赖喇嘛之妹夫也。”（注：《文献丛编》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1930－1934年铅印本，年羹尧条陈西海善后事宜云：“贝子阿尔布坦已经正法，其弟达麻林色卜腾，达赖喇嘛之妹夫也。”考雍正二年闰四月十日阿尔布坦温布被械系至京，故此折必写在闰四月之后。又，达赖喇嘛属下之加木参堪布以从罗卜藏丹津抗拒清军被年羹尧部下俘斩，见《满批全译》，第741页，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年奏。）若是，索诺木达尔札之次女也嫁于青海蒙古叛清首领之一阿尔布坦温布家族。不但如此，索诺木达尔札与西藏掌权的上层人物也有姻戚关系。如宗室鄂齐雍正五年时至西藏审视情况。上奏称：
“索诺木达尔札因娶隆布奈二女，三人（按：指索诺木达尔札、隆布奈、阿尔布巴三人）合为一党。”（注：《清实录》雍正五年正月丁未条。）而阿尔布巴，早在康熙五十八年随同大将军允禵等进军西藏时，据允禵奏称，他是索诺木达尔札之姊之子，即其外甥。（注：吴丰培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Z］，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复制中心，1991年，第50页，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奏；第142页， 五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奏。）现列一表如下：
索诺木达尔札俨然编织了一个复杂的蒙藏上层姻亲网络。经过年羹尧等上报，皇帝对索诺木达尔的结党活动及与青海蒙古的关系有所警惕。这样，必逐渐意识到不能把治理西藏的重任放在达赖喇嘛及其家族身上。年羹尧在青海平定后奏请周瑛等从西藏撤兵时曾认为在西藏掌权的五名噶仑（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扎尔鼐）中命康济鼐驻在前藏全权办理一切事务为宜，也是深刻地认清了藏中形势的结果。而皇帝既一贯坚持防御准部南来为首要方针，故于三年三月即对年谕云：
“尔欲令康济鼐驻扎西藏，所议虽是，但康济鼐居住阿里地方，亦甚紧要。不知康济鼐情愿与否？且与阿尔布巴、隆布奈彼此能和睦与否？今令康济鼐为总领，带领伊属下唐古特往居西藏，阿尔布巴等傥有不服，康济鼐孤身在彼，虽欲效忠势必不能。朕意康济鼐仍兼两处往来行走，似有裨益。若令康济鼐居住西藏，伊即欲往阿里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极宜斟酌。如以康济鼐两处行走为是，康济鼐往阿里去后，令何人居住西藏总领办事，著会同侍郎鄂赖详慎妥议办理。”（注：《清实录》雍正三年三月辛丑（三日）条。）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年与鄂赖议定：因往日康济鼐效力朝廷，抗拒准部，今且振兴黄教有功被达赖喇嘛赐予名号，颇加重视；在众噶伦议事时，行止有方，同阿尔布巴、隆布鼐不同，即以阿尔布巴、隆布鼐诸头人，也莫不赞誉其为人，故应遵旨命康济鼐于招（拉萨）、阿里两处来往，若康济鼐往阿里地方。招地方事务即著阿尔布巴办理。年说：
“今在招地诸贝子、公、台吉内，贝子阿尔布巴虽勤奋忠诚不及康济鼐，但尚能办事，且在康济鼐来招以前，招地事务即曾由阿尔布巴为首办理。故康济鼐倘去阿里地方，则应由阿尔布巴为首率同其他公、台吉等办理为宜。”（注：年羹尧、鄂赖折以满文写成，见台湾版《年羹尧满文奏折》（中），第648－651页，1996年2 月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杨珍译出，时《满批全译》尚未出版，兹采用杨译。《满批全译》上册，第1100页。）对阿尔布巴之评价只是差可。此一建议获准。唯此时年羹尧已经惹怒皇帝，皇帝着手抑减他的权势，同年十二月年羹尧被治罪，约在此时康济鼐上奏请求免去自己的职务，他追叙几年来的工作，说从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他在阿里，雍正元年、二年他虽来前藏，却时时去藏北黑河一线布防。（注：《满批全译》，下册，第1255页，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允祥等奏中引康济鼐呈文。）于此可见前藏的行政权力这五年间自然由阿尔布巴等掌握。到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朝廷接受岳钟琪建议，明确全藏事务以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年底，正式颁给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印”，（注：《清实录》雍正三年十一月乙未条，十二月甲申（二十七日）条。）这时西藏前后藏贵族争夺权力之内讧日甚一日，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与阿尔布巴、隆布奈三人合为一党，对抗康济鼐，血腥的谋杀已迫在眉睫。
年羹尧在雍正二年平定了青海蒙古的叛乱，学者们于此一役论列颇多，兹不重述，叛乱平定后，次年，他与副都统达鼐、侍郎鄂赖先后完成康熙帝的遗愿，将各部仿喀尔喀蒙古改编为旗分佐领制，（注：《满批全译》上册，第1070页，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年羹尧奏。）彻底地断绝了和硕特部在西藏复辟固始汗一系的统治的企盼。
青海问题的解决正好与准部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入京表示和好同时，准部无力援救青海蒙古已成定局，从此造成清廷在一段时间内不受干扰地专心处理西藏事务的良好条件，最初拟设监守大员驻藏，而以人选为难，其次拟听川陕总督派亲信以公事为名入藏，密加查访情况（注：《宫中档》，第7辑，第222－224页，雍正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岳钟琪奏。 《元以来汇编》第二册，第374－377页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与此略同。此折中说：“恐如圣心所料，索诺木达尔札因与罗卜藏丹尽有翁婿之情，内外勾连，弃隘不守，实属可虑。”），后已察知西藏噶伦互相不睦，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赍旨往西藏晓喻，令噶伦和好办事，自此驻藏大臣制度逐渐成形。
年羹尧在西藏事务上的另一贡献为西藏地方与内地川滇二省边界之划定，这应是在康熙五十七年初次派兵进藏时年即着手策划的大事。当时年等即认为川边之里塘因拉藏汗被准部杀害，已无所归属，为了不使盘踞拉萨的准部得手东来，即派川军西进驻防，并于里塘打箭炉间添设驿站。是年年底似因入藏北路军失利，驻里塘清军一度撤回（注：《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三，第63－65页，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奏。）。次年再度从四川派大军招抚里塘、巴塘，致使乍丫（今西藏察雅）、叉木道（昌都）、嚓哇（嘉庆《四川通志》谓擦哇冈在乍丫南界。今八宿、左贡一带）三处僧俗上层闻风归顺，向清军输纳钱粮。（注：《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三，第63－65页，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奏，又，《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丁巳条、六月壬戌条、九月甲戌条、十一月癸酉条。）年羹尧认为用兵西藏，一切运输调遣必须路经里塘、巴塘，此二地划归四川，则呼应方便，所以反对云贵总督蒋陈锡的划归丽江土知府木氏管辖的意见，虽然中枢决定巴塘、里塘地方暂归四川，俟事平之日，再改隶云南，（注：《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甲子条，四月壬寅条。）但此后清军进藏撤回多次利用这条拉萨至打箭炉中间经过巴塘、里塘的路线，经验证明年羹尧具有远见，归川归滇问题即一时拖延下来。
至于里塘、巴塘、德格的归属问题，据零星的史料来看，应该是和硕特蒙古在清初即占有这片地方，当地居民向青海和硕特部纳贡，达赖喇嘛对当地黄教寺院有统辖权，且必进而过问世俗政务，不过似应视在西藏的和硕特蒙古汗权势的消长而为进退。当统治西藏且驻在拉萨的拉藏汗与其同宗青海诸台吉如察罕丹津等因拥戴不同的达赖喇嘛，互争真伪时，这一带以及迤西的昌都地区本来即有林林总总的活佛、头人，至是，即处于西藏与青海两方争夺之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063－1066页，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初五日苏努两奏。《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壬戌条下记岳钟琪遣人至巴塘招抚，第巴喀木布来投。喀木布即拉藏汗旧属，见《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三，第63－65页，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奏。）。拉藏汗死后，踞拉萨的准部及其所成立的藏族政权控制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窥伺江东的巴塘、里塘、德格是必然的事，而青海蒙古中的查罕丹津、罗卜藏丹津以及他们所拥立的达赖灵童（后来的第七辈达赖喇嘛），也不会放弃他们的政治影响，所以，康熙五十九年年羹尧计划派军西进时，这一带的行政隶属情况相当紊乱。当时在他的属下的岳钟琪等即凭依武力，收为直辖，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丁巳条，岳钟琪所诛之里塘三名藏官，一人为呼毕勒罕之父索诺木达尔札所遣来者，二人乃青海察罕丹津所遣来者。参见《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三，第63－65页；卷四，第73－74页，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奏。）。
青海乱事平定后，雍正二年，年羹尧在考虑善后事宜时，曾遵依上谕，略陈青藏政治历史云：
“查得枯枯脑尔（按：青海）、巴尔喀木（按：康区）、卫藏、原系唐古特之四大国，固什汗逞其凶暴，奄有其地，西海地面（按：青海）宽广，便于刍牧，喀木居民稠密，饶于糗粮，以此两国，分隶其子孙。自洛龙宗（按：今西藏洛隆）以东、喀木之地，纳添巴（按：约是租税之意）于西海各台吉者也。洛龙宗以西，卫与藏之地，布施与达赖喇嘛、班禅者也。即碟巴（按：第巴）噶陇（按：噶仑）所云：十三万唐古特布施与达赖喇嘛，亦只就卫地所属而言（按：此句重要，可见当时达赖喇嘛所辖地区并不广大），若并藏与喀木而计之，又不止于此数也（按：意即不止‘十三万’此处年误解十三万户为人口数）。”这段话恐怕是自清初至此时首先见到的关于康藏历史区划的较确实的概述。有趣的是在此旁，雍正帝批云：“此朕不深知，览此奏明白矣。”此下奏折续云：“然则洛龙宗以东，当为四川、云南所属，因西海之悖逆而取之，救十数万唐古特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其词严、其意正，非取达赖喇嘛之香火田地所得而藉口者也。（帝朱批：若此，妙不可言）臣具疏（按：此指将用题本正式上奏）时尚有两条施恩于达赖喇嘛班禅，以明扶持黄教之意。”皇帝朱批云：“甚好，必使他们心肯，则蒙古总无事矣。”（注：此据《汉批奏折》，第31册，第763－764页，无年月。年羹尧的这段意见也写入他在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的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即十三条折）中，见《文献丛编》第22－23页、《元以来汇编》，第2册，第351页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清实录》雍正二年五月戊辰条，文字较简。）依年的理论，洛龙宗以东（大体上在怒江以东），昌都、巴塘、里塘、德格诸地，乃取之于叛逆者罗卜藏丹津之手，不是从达赖喇嘛享有的香火田中分割出来的，它之改隶于四川、云南是有历史与现实依据的。另外，在里塘还有亲王察罕丹津的属民属地，而察罕丹津因不从罗卜藏丹津叛清而受到罗卜藏丹津攻击，逃入内地，求清保护，所以依据清方的推理，他的领地也必将隶属于川省。昌都乍丫一带还有些独立的大小活佛，各有领地，如前所述，早已经归服于清军。这些事实都足够支持年的理论。
这一理论在同年五月写入年羹尧的条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并补充说：
“达赖喇嘛向差人赴打箭炉贸易，每驮向叉木多、乍丫、巴塘、里塘居住喇嘛索取银两不等，名为‘鞍租’，至打箭炉始行纳税。请饬达赖喇嘛等不准收受‘鞍租’，并饬打箭炉收税官员亦免其纳税。再，每年请赏给达赖喇嘛茶叶五千斤，班禅喇嘛减半赏给。（注：参见上条。）此即（1）达赖喇嘛运至打箭炉贩入内地的货物，概予免税；（2）每年给予达赖喇嘛茶叶五千斤，也就是年羹尧前折中所谓施恩于达赖喇嘛班禅的两条，乃一权巧处理，使西藏西蒙古均无辞反对的方案。此条与其它各条均获批准。年羹尧雍正三年四月获谴，十月被革去一切职衔，逮至北京问罪，继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即于十一月初奏言：罗隆宗（今西藏洛隆）离打箭炉甚远，若归并内地，难以遥制，建议罗隆宗、嚓哇、坐尔刚（今左贡）、桑噶吹宗（桑昂曲宗、今察隅北）、衮卓（今贡觉）等部赏与达赖地方，晓谕番人之事，着遣宗室鄂齐会同四川提督周瑛详细办理。（注：《清实录》雍正三年十一月乙未条。）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被定罪赐死，次年七月，钦差鄂齐至昌都与周瑛会同划界。以位于巴塘西南之宁静山、喜松工山为川藏的分界。此西，自南墩起至硕般多止大小地方二十三处、番民一万一千八百零二户拨给达赖喇嘛。阿尔布巴也奉命来昌都，划定后，陪随鄂齐入藏宣示。（注：《宫中档》，第六辑，第318－319页，雍正四年七月十九日周瑛奏，又，第494－495页，八月二十六日岳钟琪奏。《元以来汇编》，第2册，第365－366页载西藏档案馆藏无年月藏文谕旨一道，其内容为赏赐达赖喇嘛土地等并委任康济鼐为总理、阿尔布巴为协理等，很重要，看来仍依年羹尧的主张办理，应颁发于雍正四年年底，是时年已经死去一年。）昌都归帕巴拉大呼图克图管辖，清仍设驻防官兵及粮台。至于青海与西藏、四川之分界的勘定则到雍正十年（1732）才全部完成。（注：《卫藏通志》［Z］卷十五，三十九族条。）
综观雍正元年到三年，皇帝与年羹尧对于西藏政务上的处理方针大致是尽可能地团结西藏上层及民众，务使西藏在清室与准噶尔部对峙中，坚定地站在清室一方，因此，两度撤走在拉萨的驻军，俾减轻西藏及四川的供应的负担；在人事上不加更动，尽量维持西藏的稳定的局面；相信康济鼐的忠诚才干可以独立地防御准部的再度来扰。比较起来，雍正皇帝则更为谨慎、更加持重，以致对西藏内部执政者间之敌对纠纷觉察较迟，未断然采取措施，终于雍正五年六月出现康济鼐被害事件，所以他在闻讯后也说：“西藏之事，我们料理原不妥协。”（注：《宫中档》，第八辑，第724－725页，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岳钟琪奏折上的朱批。）然而，鉴于达赖家族之扩大权势，他们倾向于以俗人为首来处理藏政，又深感必须派遣大臣频繁去藏以察明情况，这些都为日后的清在西藏的重大措施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