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所谓“全民文艺社论”和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论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全民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九六二年，又是我国政治上大起大落的一年。
一月二十六日到二月六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七千多人，被称为“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反复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一再讲要发扬民主。他批评不讲民主的人“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他提出“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在此前后他还讲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想这就是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思想的发展）。他还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他提出给大家一两天时间“出气”。被称之为“晚上看戏（晚会），白天出气。”毛的这篇讲话，当时即印发全党学习。在“文革”后编印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编者删去了六个问题中三、五两个问题。“第三点，我们应该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实这两点对我国当时和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材料。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作了实事求是地重要的讲话。
为了配合兼听则明的发扬民主的精神，包之静根据陆定一的意见，让中华书局赶印《魏征传》，根据新旧唐书中的魏征传记，除重印原文外并附有白话译文和详细注释。有些戏剧作者创作改编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魏征差一点像他的晚辈况钟、海瑞那样红火一阵，只因形势变化太快还未来得及充分表演。“文革”时看到有的材料中提到：“当时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针对上海刮起‘魏征精神’的妖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大喊大叫要提倡‘魏征精神’，那么你们指的唐太宗是谁？”柯老曾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当时我毫无所知。难怪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问题的是柯老麾下的干将。
林彪作了“高调”讲话。他说所以造成当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他这个讲话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在给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在“文革”中作为林彪一贯“高举”的例证，到处宣扬。“九一三”以后，揭发林彪时，查出他的讲话提纲。据说，他为了准备这个讲话让人起草了多次，他都不满意。最后亲自写了提纲。在提纲旁还批了一些注意事项。如：“要注意大人物的反应。”“讲话时要看着对你讲话有兴趣的人。”他笔记中还有一句“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
在“七千人大会”的精神鼓舞下，当年春天，在北京、广州，一北一南同时召开了两个文艺会议。一是从二月到四月在京召开的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理论会议；一是从三月二日到二十六日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召开的。
文艺理论会议前由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纪念《讲话》向中央的报告。提出纪念重点，具体安排。中央批准后，林默涵于二月二日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到会的有刘芝明、阳翰笙、周巍峙（他系统地介绍纪念会前后的演出活动）、刘白羽、袁水拍、李伟（总政文化部负责人）、华君武、韦明、李超等。大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林作了具体安排。
理论会议，又在“新侨”召开，于二月十一日开始。历时两个多月，是一次时间不短的学术研讨会，用现在的话说是理论笔会。长住新侨的理论家有：陈荒煤、刘白羽、张光年、何其芳、王子野、唐韬、蔡仪、毛星、孔罗荪、叶以群、胡采、陈冰夷、陈笑雨、侯金镜、王朝闻、周钢鸣、袁水拍、李希凡、王燎荧等。与此同时文化部、影协等单位在翠明庄召开同样性质的会议。与会者有夏衍、陈荒煤、瞿白音、袁文殊、程季华等。瞿白音著名的论文《创新独白》就在这里写的。
会议的主题是：一是研究当前的文艺现状和理论问题；二是起草纪念《讲话》的社论（由袁水拍、陈笑雨、李希凡和我）；三、各自写出纪念《讲话》的文章，并参加社论的讨论。
会议期间（二月十七日），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这次会议的部分代表和正在筹备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的负责人和部分艺术家。周总理的讲话是：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二、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三、时代精神；四、典型人物（他针对当时关于典型人物是不是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讨论，指出，不能说典型人物就一定是阶级的、时代的代表人物）；五、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六、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七、党的领导。他批判了当时一些简单化的理论观点和作法。他讲话时又提到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他说：“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和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
陈毅的讲话是：一、创作问题。他说创作中千篇一律的现象太严重。有些框框。他说：《红缨歌》、《洪湖赤卫队》、《冬梅》有些雷同。二、批评问题。他说，现在一批评就让人抬不起头来。三、关于典型人物、英雄人物问题。他说：典型人物不等于都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也不是没有缺点，不能不让英雄人物也有动摇、寂寞。毛主席有时还有寂寞之感呢。《洞箫横吹》（海默编剧）这样的影片为什么也禁映。我和先念同志看了都觉得不错。说调子低沉，低沉点有什么关系！四、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他说：作家要了解生活，了解历史。不然写不好。如《红缨歌》中的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都不像。《春雷》我看不怎么好，苏发努冯看了还觉得不错。大概他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生活。
周、陈的讲话为广州会议的筹备和新侨会议的召开指出了方向。
在周总理、陈老总的讲话中都反复批评简单粗暴的文艺评论和工作作风。反复举了海默和他的影片《洞箫横吹》。总理说：“有的党委确是粗暴的，那要他非改不可。运动中的偏差，我们代表党向大家道歉。但在具体作法上的问题，要由各支部检查。如对海默，审查的结果，证明帽子戴错了。什么帽子？（陈克寒插话：漏网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开除党籍）这就要单位负责，解铃还须系铃人。支部要向他道歉。（陈克寒：主要的是我们的责任）是的，中央要第一位的负责任，省市负第二位的责任，根还是从上面来的。”
这里讲的就是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海默事件”。海默原名张泽藩，山东黄县（现在叫龙口市）东江乡黄格庄人，和我是小老乡。他那个村子离我家不到十里。有个凤凰山，以盛产大梨闻名。他比我大四岁。同年入伍，他没有留在胶东根据地，就直奔了圣地延安。后又到晋冀热辽地区。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大军南下，他同骆文、程云等一起来到武汉，在中南文工团从事剧本创作。不记得什么时候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剧。他可谓是个“多快好省”的典型，“赶任务”的能手，政治形势需要什么，他几天可以赶出一个本子，大体可拍。几年的功夫，一股子劲创作和改编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母亲》、《红旗谱》、《深山里的野菊花》、《春风吹到诺敏河》、《粮食》、《血染的哈达》等十四、五部。《洞箫横吹》也是为任务而赶出来的。主人公爱吹箫，农村贫困，箫音低沉，合作化后生活好了，以箫作笛，横起来吹，声音清脆而嘹亮。
不知为什么这样一部影片明令禁映。大概在反右倾运动中，新账老账一起算，把海默打成了“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既是双料，也就开除了党籍，还有其他原因没有，当时我也不清楚。
在周总理、陈老总讲话以前，由于他们和李先念的过问，一九六二年一月由中宣部、文化部正式发了通知“恢复上映《洞箫横吹》”。为一部影片三个总理过问，可见领导的重视，也可见一部影片的上映之难。
在总理和两位副总理过问，影片恢复上映以后。有关方面又送来一份关于海默本人的材料，说他本人在生活方面有问题。当时我看了那份材料，也觉得这位小老乡生活上不太检点。但因此而给他戴上那么多政治帽子，一直到开除党籍，太严重了。后来，在广州会议上陈老总又为海默讲了好话，肯定了《洞箫横吹》。他仍认为影片没有什么问题，不应禁映。
“文革”中海默受到残酷迫害，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含冤辞世，年仅四十五岁，多么好的“人到中年”，却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权利。
新侨会议安排了四个专题发言：陈荒煤介绍电影的情况和问题；张光年介绍文艺理论的情况和问题；陈冰夷介绍苏联文艺情况；侯金镜介绍文学创作的情况和问题。
侯金镜人品文品都好。为人善良、淳厚、持重；为文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观点鲜明，但并不声言厉色。讲话微有口吃，反而加重了每一句话的分量。对新人新作充满热情。由他介绍文学创作情况，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侯着重介绍了一九六一年的长篇小说。当年出版长篇小说十二部。《红岩》、《多浪河边》、《六十年的变迁》、《汾水长流》、《朝阳花》、《沂蒙山的故事》、《勇往直前》、《黄水传》、《秋收之后》、《黎明之前》、《上海的早晨》（第二部）、《早来的春天》。正在连载的十二部《播火记》、《创业史》、《苦斗》、《新波旧澜》、《秋收起义》、《清江壮歌》、《鹏程万里》、《香飘四季》、《古城春色》、《土地的诗篇》、《浪涛滚滚》，还有一部是农民作家王杏元的长篇，书名记不得了。已发表片断的约二十部。一年之内有这样多长篇与读者见面，成绩是可观的。
侯热情赞扬并深入分析了《红岩》的巨大成就。他并在这期间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发言在《文艺报》上发表。侯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与当时提倡写革命回忆录有关。（不知为什么江青对《红岩》和据此改编的影片《烈火中永生》恨之入骨，多次指责这部作品美化叛徒。）同时，他对《创业史》、《播火记》的出现给予很高的评价。
侯金镜就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当代长篇创作新气象和新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部分作家有了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创作上的准备，试图用长篇来更广更深地反映生活，表现时代。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创作的一个高峰。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特别是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品显得无力。
陈荒煤简单地介绍了六一年故事片的创作情况。共完成故事片《暴风骤雨》、《枯木逢春》、《炉火正红》、《三八线上》、《抗旱曲》等二十八部。《暴风骤雨》最好。题材显得狭窄，“片片工农兵，部部满堂红。”同时他还讲了他为纪念讲话写的《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几个问题》一文的要点。如共性个性的关系问题，批评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只能有一类典型的“典范”论等等。
张光年介绍了六一年文艺批评的状况。他说一年中约发表三千万字的文艺评论。但质量高的，分析深入的不多。而粗暴批评盛极一时，对创作有很大的损害。他还就“二革”创作方法和真实性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曾建议由王若水参加写一篇论真实性的文字，也已列为会议选题，后因王正忙于新婚事宜未完成。
陈冰夷系统地介绍了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文艺情况。从苏共二十大以后，陈冰夷、叶水夫、高莽等苏联文学专家、《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所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好像当时尚未成立外文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同志为中央宣传部提供了大量的苏联文学情况。这些情况对中宣部以至党中央了解苏联文学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作为工作人员也从中学习到不少知识。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思潮中，不能不注意到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艺思潮对我们的影响。
当时苏共二十二大刚刚结束，制定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党纲（他们称之为“第三个党纲”），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社会”，“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等口号（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诗中讽刺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而赫鲁晓夫则反击我们是“大锅清水汤”的共产主义。刮起国际性的“共产风”）。同时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火化。
为贯彻二十二大精神苏联作协召开第三次扩大理事会。当时的作协负责人马尔科夫作了《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联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会议期间和会后围绕柯切托夫的新著《州委书记》（中文译本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展开了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的争论。批评小说中的主人公二十大以后表现了“迷茫的、精神危机的、不理解的苦闷情绪。”
苏联文学界展开了关于“党性”、“道德”、“人道主义”的讨论（后来由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编成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同时围绕田德里亚科夫的小说《审判》展开了关于“道德”、“良心”、“受罪的人道主义”的讨论。
这些讨论在我国文艺界潜在的影响是很大、很深远的。时隔二十多年后，一九八三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时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论述，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苏联的这些问题的讨论不无关系。在六十年代这些问题在我国还很难深入的探讨。
在三个专题发言以后，又分为五个问题分工进行研究。五个问题是：
一、艺术和政治关系——叶以群、王朝闻；
二、真实性问题——胡采、毛星（毛在会上还提出不赞成“形象思维”的提法，后来他为此专门写了文章）；
三、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孔罗荪、张光年；
四、典型问题——唐韬、蔡仪；
五、文艺批评问题——周钢鸣、胡采。
他们研究后，又在会上各自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其中不少人在这次会议发言的基础上写了文章。如张光年写的《文艺报》社论《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何其芳的《战斗胜利的二十年》、陈荒煤的《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王朝闻的《喜闻乐见》等。
这些同志都是对文艺现状和理论颇有研究，他们探讨的都是文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未能展开充分的探讨。
（二）
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起草纪念《讲话》的社论。为此曾多次开会研究，除住新侨的同志们以外，有时还有其他同志参加，如夏衍、周巍峙（这期间他俩与林默涵去广州参加话剧、儿童剧会议，回京后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报告）、刘白羽、严文井等。最初由袁水拍、陈笑雨、李希凡写了个提纲，第一次讨论就否定了。袁水拍幽默地说：真的抛砖引出玉来了。后来，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都提出一些系统地想法。
参加讨论“社论”的人几乎一半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讲话。周扬、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胡采，还有王子野，在几个关于参加《讲话》会的名单中未提到他，我记得他说过曾参加会议的联系工作，不知算不算正式代表。刘白羽、何其芳当年还被派往重庆传达《讲话》精神，并了解大后方文艺界的反映。何回延安后还直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的《讲话》的伟大意义和巨大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深入人心的。但是，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尤其是在大后方）对《讲话》的理解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何其芳、刘白羽去重庆传达《讲话》并了解情况，当时由周恩来、郭沫若出面召开了多次文化界代表人物会议，各抒己见。可惜至今没有看到这些会议的第一手材料，只在一些当时与会者的回忆和书信中提到。何其芳在他的回忆中也只提到他向毛泽东谈及乔冠华用于潮笔名写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在重庆引起的争论。毛说：“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解释问题不对，解决问题不对”。
胡乔木在回忆中提到，当时郭沫若在评价《讲话》时说“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胡引申说：“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
《讲话》发表的历史背景同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的历史背景有不同也有点相似，同是在革命斗争激烈而困难的年代。顺便说一下，一九八一年，胡乔木认为毛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述中有局限性，同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题目翻译不妥有关。他说，当时博古把Лцтература译成“文学”是不准确的。为此中宣部专门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同志也参加了。会上不少同志认为译成“文学”是可以的（老翻译家师哲也这样看），因为Лцтература同中文中“文学”都有广泛的含义。乔木坚持要改，现出版的列宁著作中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我至今觉得不改更好些。
在革命斗争尖锐、激烈的年代，《讲话》除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自然有它时代的迫切性、针对性，同时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欣赏“有经有权”的评价的原因吧。
一九五三年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对《讲话》作了许多修改。据我当时统计，大小改动一百五十多处。修改中有技术性的，也有重大原则性的，这些修改补充表现了毛泽东在新情况下新的思考。如：
一、针对当时整风后期“抢救运动”，《讲话》中说“诚然，为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奴隶文化，奴隶文艺。还有一种文艺是为特务机关的，可以叫做特务文艺，这种文艺外表上也可以‘很革命’，但是实质上却不出上面三种范围。”“毛选”中将“奴隶文化，奴隶文艺”，改为汉奸文艺。删去“还有”至“范围”一句。在（五）节谈到“有些人就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下面原有“当然还有一种比这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段话，编“毛选”时删去。
《讲话》发表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发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有这样的话：“文艺战线上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动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思想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的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不经过认真的学习运动并使这些分子觉悟，则文艺事业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巩固都将遇到困难。”“决定”中的这段话，显然是与《讲话》中的那几段话相呼应的。
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地发现并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但是，这种本来是思想运动，后来发展为肃反运动，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训没有很好的总结，以致建国后又多次重犯类似的错误。
《讲话》中提到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毛选》五三年编辑出版时注为“梁实秋是反革命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京、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
“文革”后“毛选”新本注为：“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京、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这些注释的修改说明我们对历史、历史人物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新的变化。
二、在（三）部分谈到文艺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这一个问题时删去“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时期的一定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需要。”这段话。
这段话虽删去了。但对文艺与党的工作关系的片面理解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绝对化。五十年代曾提过各种为一个时期的任务服务的口号。文艺“为生产服务”，“为土改服务”，“为三反五反服务”……。作家称为“赶任务”。当时《文艺报》还就“赶任务”问题进行过讨论。我也写了一些这类浅薄的评论。曾在一篇题为《紧紧掌握文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中把写生产技术过程的《汽钟座》、《生铁电焊》、《电缆翻身》等作品作为优秀创作推荐。“三反”“五反”时，薄一波到上海，满市都演“三反”、“五反”戏，他回京后特别告诉周扬，说全演这种戏没人看。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老舍的《春华秋实》、《红大院》恐怕也属于“赶任务”之作。这两位老作家的政治热情是非常可佩的，是值得学习发扬的。他们是大手笔，“赶”的也有点味道，但应该说是不太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这个口号有不同看法，无法进行深入地批评，同当时那种文艺思潮不无关系。
三、在谈到文艺作品应该比现实生活“更高（更高两字是后加的）……”一段话后，删去了一个例子。原文是“活的列宁比小说戏剧电影里的列宁不知生动丰富得多少倍，但活的列宁一天到晚做的事太多，还要做许多完全和旁人一样的事，而且能够看见列宁的人很少，列宁死后大家再也看不见他了。在这些方面，小说戏剧里的列宁就比活着的列宁强。”毛删掉这个例子，我想可能是这个例子把生活与艺术，原型与典型等的关系说得太简单，易于误解。
毛泽东对《讲话》的大量修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我们学习、研究《讲话》，包括所有经典著作时，应考虑到时代背景，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没有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也没有不受时代局限的伟人。
（三）
在讨论“社论”提纲会上，何其芳作了一次系统地发言。
何其芳曾在我的故乡胶东莱阳中学教过书，他不少名篇是在那里写的。那是一九三六年，我还不到十岁。约十年以后，一九四六年莱阳城解放，我随军入城，不知怎么得到何其芳的散文集《还乡杂记》和诗集《预言》。望着荒芜的黄土地，看着流淌黑水的臭水沟。读着：“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霞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玲玲，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这些优美的诗句，那情调颇有味道。为此，“三查三整”中我自动作了交代检讨，说自己的感情不健康。当时，我还干过焚书未坑儒的事。我是班长，班里有位同志珍藏着一本沈从文的散文集，好像也叫《还乡杂记》，同志们只好“帮助”他，他主动把书当着全班的面烧掉了，以表示与小资产阶级感情决裂。那是四七年的事。
我调中宣部工作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何其芳。不少回忆何的文章中都提到第一次见到他有点失望，觉得他不是《画梦录》的作者。《画梦录》的作者应该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只觉得这位胖乎乎的长者，画不出那样美的梦来。但他那毫无虚饰的热情，却还是令人感到诗人的气质。当时，文学所设在北大内，我是到那里去看他的，去的目的和都谈了些什么一点记不得了。只是他谈话的热情和热情的接待留下深刻的印象。谈到中午他请我到他的燕东园住所吃了四川火锅。我这个一直住集体宿舍、在食堂吃饭的人，为在那么好的宿舍（教授楼），那么好的家庭伙食和诗人的家人的热情接待，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八年后我与何的联系多起来。这好像他开始不顺心的时候。“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民歌与古典诗词结合是新诗发展的道路后，有人批评他“反对或怀疑歌谣体新诗”，他写了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却引来更多朋友的批评。给他戴了不少帽子，如轻视民歌，否定民歌，主观唯心论，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等等。五九年国庆十周年，他为了祝贺写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受到批评，说他“厚古薄今”。好在当时他有幸可以执笔申辩，也写了几篇反批评的文章。不过，五九年“反右倾”中所里“帮助”他时，他只好低头记录，未作反驳。只是不时用手推推眼镜，微泄心头的沉闷。幸好，毛泽东这时请他编《不怕鬼的故事》并写序言，毛当面鼓励了他，他当然非常高兴（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书中说：毛指定袁水拍编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不确）。
毛泽东曾多次找何其芳谈话，肯定了他写的序言。并给他写信说：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
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
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几种外文，先翻序文，后翻书。
序的英文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
正在全国的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在第八页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这里指的修改是，毛将原文“事物在一定条件之下向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它的对方地位转化的。”
毛指的当时的“整风运动”，应是根据调整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不知为何要参阅《不怕鬼的故事》。据我所知毛最初提出编不怕鬼的故事是说不怕帝、修、反，不怕国内困难。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讨论纪念《讲话》社论时，正是《不怕鬼的故事》出版不久。何其芳怀着对领袖的热爱，真诚、热情地讲了毛泽东《讲话》对他的鼓舞，对他文学观、人生观的转变发生的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提出如何进一步阐述《讲话》精神的想法。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他认为《讲话》主要是解决方向、方针问题，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没有充分展开；二是《讲话》发表时的重要背景是整风运动，而整风运动是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阐述《讲话》要既反“左”也反右，要注意反对教条主义。三是《讲话》中关于“人性论”的提法还可以深入探讨。他说：主席《讲话》中也说：“有没有人性这东西？当然是有的。”（一九八一年胡乔木也认为毛把人性全归结为阶级性是“不确切”的）。
他这个发言后来在他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长文中用文字作了全面的论述，特别是关于文艺的特殊规律，讲得尤为详尽。两年以后，文艺整风运动中，他这个观点受到批判。那时，我与另一位同志到文学所参加对何的“帮助”会（文学所对何的批评可谓是和风细雨，在当时实在难得）。那位同志说：何其芳这个人，怎么好说毛主席《讲话》只解决方向问题呢！那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就未说什么。从此一直到“文革”结束，何其芳再也没有公开答辩的机会。
“四人帮”垮台前夕，我不记得为什么事到文学所，见到何其芳，我急忙向前问候。我还未来得及问他劫中处境和身体情况。他把我拉进身旁的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热情、激动地向我谈起他要写长篇小说（“文革”前他也多次表示过要写长篇）。他先讲了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也是他过去常讲的），如公式化、概念化之类。又简要地介绍他要写的长篇的内容。我很高兴，又很惊讶。当时政治形势还动荡不定，连我们这些人的出路还相当渺茫，他还那样念念不忘文学事业，还想写长篇巨制。我当然也只能兴奋地听他激动的讲，无法也无力说什么想法。只是希望他能如愿，我会像读他的诗、散文、评论一样喜爱他的长篇。可惜，在“四人帮”垮台一年以后，当时还有人坚持文艺黑线论，坚持有“闫王殿”的时候，他就离我们远去。只留长篇片断和研究不完的“何其芳现象”。
（四）
林默涵根据多次讨论的意见。提出“社论”内容的初步想法是：一、历史意义、成绩及主要经验；二、当前根本的任务；三、队伍问题；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林在一九五二年，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写了纪念《讲话》十周年的社论。题目是：《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这篇社论，就当时出现的文艺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尖锐地批评了文艺创作中“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庸俗地了解文艺为政治任务服务”。提出“反对以概念化、公式化来代替文艺和政治正确结合的倾向。”在文艺批评中“防止简单化的、骂倒一切粗暴现象”。这篇社论受到读者的注意。反公式化、概念化，后来很长时间文艺工作中都用这个口号，可是到“反右”时，不少人因反公式化、概念化而划为右派。林曾给我讲过，“社论”发表后，胡风同他在中山公园见面时（胡在《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提到这次谈话：“一道到中山公园谈了几小时的话。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胡一开头就称赞了那篇“社论”。林对得到胡的肯定挺高兴。
又过了十年，这十年间，文艺界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不少。但如何总结，当时没有深谈，也很难展开充分地讨论。只是在大家的发言中反复提到过去着重“反右”，忽略了纠“左”，但“左”在哪里，如何纠法，无法深论。所以那篇社论几经修改，最后还请黎澍作了文字、逻辑等方面的推敲。写成后都觉得没提出什么新的尖锐的问题，显得四平八稳。但发稿在即，只好先送周扬审阅。
周扬在看了“讨论”稿的第二天，召集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袁水拍到他的办公室。一开口就说：这个稿子不行。接着他似乎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想法。大意是现在时代与二十年前不同了，应该有些新的提法。他的谈话中心思想，就是后来在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题的“社论”里用文字表述出来。其核心是这样一段：
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
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
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
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
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对象。
这段话今天看来问题不大。但在当时有两点易犯禁忌。一是当时“反修”斗争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过时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能“过时”；二是《讲话》中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中虽然也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列为第四位服务对象。但到后来也就简化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六十年代毛泽东还说过，不为工农兵，为谁？现在都是工农兵了。
但是，这个“社论”中却提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这样提是否可以，当时几个人就议论了一下。有位同志说，这同《讲话》的提法不太一致，他开玩笑似地说：别说咱们“篡改”啊。周扬没有再发挥，只说：加上这一句“工作对象”讲得通些。
根据周的意思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交林默涵修改了一遍即由周扬送《人民日报》发表了。听周扬说曾送周总理审阅。原拟用稿费聚一次。但稿费共四十八元。林默涵让秘书把钱交给我，并附了个条子：看来聚不成了。给你的孩子买糖吃吧。（当时的块糖最低价为五元）。为此“文革”中我挨了几张大字报。
从六四年文艺整风开始不少人就提出“八条”、“社论”的问题。“文革”开始，这篇“社论”就冠以“全民文艺”的社论的大号，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列在一起，发动全民口诛笔伐。姚文元也亲自著文声讨。最近看到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中也提到这篇社论。
（五）
同“新侨”会议遥相呼应，三月初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同时在那里召开的还有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全国著名科学家、文艺家云集广州。
陶铸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他是有名的开明书记。是个能武能文的高级领导人。早年肄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八一”起义、广州起义。虽是武将但颇爱文人。记得秦光阳说：他由武汉去延安是由陶铸介绍的。那大约是38年的事，那时他任湖北省常委兼宣传部长。十年后，他又来到武汉，这时他已是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政治部主任。主管文教工作，《长江日报》创刊初期他还看清样。他对文人特别关心。当时四野集中了不少知名文人，如刘白羽、陈荒煤、华山等。在广州他倡议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对开晚报《羊城晚报》，在新闻、文艺界有很大影响。他与中央的一些大秀才关系很好，据说他曾提议组织个包括他和周扬等人在内的文坛几友。他思想活跃跟形势跟得紧，跟得快。一九六二年初他就召开过广州知识分子会议，率先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当时科学、文艺两个会议选在广州召开，与这位开明东道主很有关系。
时隔四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他由广州调京参加中央主要领导工作，任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时，在同中宣部全体干部见面会上，宣布改组中宣部时，还特别提了一句：在广州会议上我也说了些错话。可见这次会议给他印象之深。当时我想，如果这样检讨可以过关就好了。
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以知识分子为题作了三次重要讲话。一九五一年九月《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次广州会议上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这三篇报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典论著。
这次讲话分四部分：一、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三、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四、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以他对知识分子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作了精辟的历史的、理论的分析，并指出今天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陈毅在科学、话剧两个会上分别作了长篇报告。陈老总是儒将、元帅诗人，心胸宽阔，知识丰富，快言快语，鼓舞人心。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了历次思想运动的缺点。他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斗争，搞得人感情很痛苦。”“伤了感情，伤了和气。”“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在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时，他提出“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他说：“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文化界、作家，他们中间大多数，基本上跟共产党方向是符合的。‘五四’运动以来便是这样。”“为什么十二年以后，这些人中大多数又有了新的进步，而我们有些人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作鉴定？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他提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
陈老总还就剧本创作问题，写悲剧问题，领导问题，在运动中受委屈的问题，关于戏剧批评问题，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写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七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陶铸也在会上讲了话，支持周恩来、陈毅的报告。
广州会议引起强烈地反响。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可是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据说，上海不准传达，特别不让传达陈毅的讲话。上海还有人给中央写信告广州会议的状。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陆定一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不同看法。据参加广州会议的一位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告诉我，在一次讨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小会上，周总理说：今天定一同志没有来，他同我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当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经中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以下的论述：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终于摘掉了，广大知识分子自然兴高采烈。当时参加大会的文化界代表大都住在新侨饭店，同开文艺理论会的人同住一个餐厅就餐。餐厅里挂着欢迎代表的红幅，正中放着巨大的花篮。代表们春风得意，如金榜题名，重获解放似的为能属于劳动人民而欢欣鼓舞。
与此同时，一部分同志对“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中宣部参加起草周恩来二届三次人大会报告的人，以书面形式转达了部主要领导人的不同看法。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请他表态。毛没有表态。
（六）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以来，我多次参与编辑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和经典作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言论摘录。在一九五七年编辑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论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一部分中除毛泽东的论述外只摘了列宁、斯大林的言论。留给我的印象是，马、恩没有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言论可摘，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和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列宁较早提出来的。他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说：“我们应当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用这些砖头来建设我们的大厦。”
在同年七月，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中严厉地批评了高尔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当时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写信给列宁发了不少牢骚，为他熟悉的被捕的几个知识分子求情。列宁在下令派人去调查同时接连给高尔基两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您的职业就使您‘接待’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您的生活环境了。”“在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变本加厉的病态的心理。”列宁一再劝高尔基离开彼得格勒到工人、农民中去。这两封信在多次文艺会议上印发过，七十年代我国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走出彼得堡》，引起了争论。
同时列宁一再告诫党的工作者要正确对待专家，“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们领教，而少玩弄些行政命令手段。”希望科学家们通过“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践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重点是原有的）。列宁的这个观点我国也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让专家学者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改造世界观。后来受到批判。“文革”初期《解放军报》社论批判“政治挂帅挂在业务上”的提法。
列宁还提出给专家较高的报酬，他亲自签发了提高巴甫洛夫生活待遇的指令。这种作法一直沿用。聂鲁达说过：“苏联是精神劳动报酬最高的国家。”我国五十年代定级时也学了这种办法，后来无形中取消了。
斯大林基本上沿用了列宁的提法和作法。严重的是在他与反对派斗争时，大清洗中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不少作家、艺术家遭到迫害。到了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宣布：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算是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了帽子。不过后来，特别是一九四六年日丹诺夫批判哲学、文艺方面的报告以后，知识分子又不断受了批判以致迫害。
同时，可以看到斯大林对文艺、对作家、艺术家的态度是复杂的。一九二五年纠正“拉普”提出的极端的口号“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提出对“同路人”应有的态度。指出：“一方面反对投降，另一方面反对摆共产党员架子”。主张“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一九三二年改组文学团体，解散“显得狭窄，并且阻碍艺术创作重大发展”的“拉普”等文学团体。成立全苏作家协会（现在看来，仅靠一个全国统一的文学团体统一领导也不一定合适，不利于“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当人们问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时，他回答：“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们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这同列宁所说的让专家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吻合的。
在同作家艺术家关系中，斯大林也有其宽容的一面。他支持《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出版。并同作者讨论。作者与他发生争论，他尊重作者的意见。一九四二年当苏德战争正激烈的时候，考涅楚克写了《前线》，尖锐地批评了高级军官戈尔洛夫，说假话的记者客里空。有人反对发表、出版，是由于斯大林的支持才得以发表。当时延安发表这个剧本后，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发通知学习这个剧本。《解放日报》社论中还特别指出：“苏联前线状况还是非常紧急的。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发表这样尖锐的自我批评的文艺作品”。在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批判揭发斯大林以后，不少作家，艺术家还谈到同斯大林来往中一些亲切的回忆。萧洛霍夫去世前在一篇文章中说：“不能把那一个时期斯大林的活动说得一塌糊涂，并加以贬低。第一这样做是不正派的；第二对国家，对苏联是不好的。”“‘打倒他’不符合实际情况。”赫鲁晓夫也说过：“斯大林对艺术家的态度有其好的方面。他是政治家，是有高度智慧的人。”
不过，随着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斯大林愈来愈偏爱粉饰苏联现实生活和歌颂他本人的文艺作品。尽管他提出反对“无冲突论”。但冲突只能在他限定的范围内。不然就会被批评为歪曲社会主义生活，丑化伟大领袖形象。廉价的颂歌，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社会舆论。影响作家、艺术家，也造就了一批只希望读颂歌的读者，当他们看到揭发生活中缺点的作品，就要提出“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本来主张写“生活真实”的斯大林，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斗争中，立场是正确的，然而犯了这些粗暴和严重的错误。”他又说：“当然，‘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包括苏联社会的许多行业。”“在从事科技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人，其知识能力是用来创造机器设备和其他实物的——这方面我们不存在多大问题。就其社会性质来说他们没有卷进社会生活中比较复杂的一个领域，即意识形态领域。”（其实并不尽然，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就是“持不同政见者”，著有《进步、共处与知识分子的自由》——引者注）。“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却提出了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的问题。”“创作活动，特别是作家的创作活动，是同政治领域难解难分的，因为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掌权的那些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作家总是在钻研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而这类问题任何执政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想加以独占。如果你不去培养人们的思想感情并把它引导到正确方向，你就不能取得很多成就。”
赫鲁晓夫不是理论家，他是从一个当权者的地位讲这番话的。这段话却同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一段话颇有类似之处。普列汉诺夫认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艺术，自然就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普列汉诺夫同时指出：“可是由于政权只是少数情况下是革命的，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因此不应该认为，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好像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所特有的。
在我国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态度也经历过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而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又经历了许多反复。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发展变化，他在一九三九年为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同革命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作了正确的概括的论述，决议中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批评有些人“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这里没有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
不知为什么，过了十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外延和内涵都很难弄清楚的帽子流行起来。这顶帽子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可以戴，从学生时期就从事革命的知识分子也能戴，有时加上个“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也能戴。这样一来凡有知识的分子随时都有可能戴上“资产阶级”这个帽子，都成了要“洗澡”，要改造的对象。一九五七年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不少代表提出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当时在我参加的文学组，不少代表也提出这个问题。记得老舍为此还讲了一大段想法。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大家要求并不高，能戴个“小资产阶级”帽子也可以了。
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有人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我看没有什么区别。你们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承认。下面就是在发表稿中所谈的“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那一段话。顺便讲一下，在听了毛泽东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后，我觉得，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两类矛盾》）基调很不一样。当时上海一名著名老作家同大多数人的兴奋情况不同，他说：“今后更不好写文章了”（在中国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也提到此事）。
一九五九年正当“大跃进”时，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前文提到他建议全党读的几本书之一）时，在十九页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这样的旁批：
“十九页第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没有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刘绍棠，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的？有些人把知识当作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就不出卖。”
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外延扩大得不可捉摸。如果说列宁指的是那些为资本家服务而又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人为了夫妻不能分别各住一套房间写信给列宁大发牢骚，说是让他们过“畜生式”的生活。列宁回了措词严厉的反驳信。）和在白军中的军官（苏联初期军队中留用了一批有知识的旧军官），而我们却把外延扩大到从老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后培养的知识分子。难怪有些人主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要随时拿在手里。
（七）
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后，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主持于同年八月批发了《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邓指出：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大部分反右倾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的得到甄别平反，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但是，在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三个多月以后，即当年八月份，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抓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就有人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些连阳魂也没过来。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在谈到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脱帽加冕”的讲话时，毛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当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分歧。陆定一让简报组连夜把不同意见整理上送。同时他在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据薄一波的回忆，陆汇报时，周恩来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邓小平支持周的意见，认为：恩来同志广州报告没毛病（邓在这之前还讲过：陈老总的话是对的），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上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大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邓并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
这个问题看来已解决，其实是挂起来了。会后中宣部内部还有点余波。大部分同意周总理意见的领导人，对在会上反对总理提法的个别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未涉及陆定一）。还开了几次批评会，后来，陆定一在一份某省的材料上（那份材料是批评省内某些文化单位不抓阶级斗争）作了批示：大意是中宣部也不抓阶级斗争，只抓小事。这个批示下传后，那个批评会就突然停止，大家全心全意去抓阶级斗争去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旬，在周总理主持下部分副总理讨论周在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稿时，中间陆定一举着“报告稿”转向周总理，说：总理，总理，这个知识分子问题……。周马上表态说：就照主席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提法写，我那次讲话时，主席的讲话还未发表（毛的那个“讲话”是一九六四年作了很大修改后才发表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陆定一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对话。当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人，在陆发言时，他轻轻地捅了我一下，小声地说：“又来了！”我懂他的意思，笑着点了点头。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就把知识分子同地、富、资一起列为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在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时，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尔罗：为什么有作家？
毛答：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半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知识分子被斥为“臭老九”，戴上各种帽子。直至“文革”结束，十一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如何充分发挥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化艺术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
在本文写完时，得知陆定一部长与世长辞。遗体告别那天，我因病未能前去，失去了为这位老部长最后送行的机会，但对他的怀念是永远的。他留下的经验、教训也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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