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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6-0089-0005
当今，俄罗斯社会又一次面临历史的岔口，全面总结政治变革为时尚早。最近十年，致力于此的历史学家的忙乱和躁动加重了人们对时局的担忧。学术刊物上有关史学危机的文章较为多见，实际上，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严肃的史学更新问题，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无关痛痒。问题不在于客体，而是在于我们，在于我们这些释者往往不愿关注转折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古列维奇(А.Я.Гуревич)和列伊里(Д.Рейли)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①，前者对历史学家缘何长期处于绝缘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后者则注目于历史学家的责任，认为我们的历史之所以成为反历史、史学未能行使辅助人们理解本国社会的主要使命是历史学家的责任②。
历史学家需要“时间清醒剂”或者平静地等待社会稳定时期的到来③。当然，或许已解除精神枷锁但休克疗法却依然使历史学家谨小慎微，休克状态应该更快地转变为“常规危机”状态④。但何为“常规危机”？大体来说指的是史学研究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那么修史的标志又是什么？
必须承认，无论是这些问题还是预期的回答都并非新生事物。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史学的状态与目前相似。1862年扎别林(И.Е.Забелин)提出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认为混乱和无序总是存在于任何自由社会，是自由社会的标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自由社会的一贯特性，被奴役的社会中则不存在，人们的言论和思想遭到禁锢，整齐划一如同花园的栅栏⑤。
“充斥思想斗士”的氛围无疑是令人生厌的。如果注意到扎别林提出的自由社会的标志，那么便可轻易看出其行为逻辑。首先，在缺乏有价值著作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获得思想界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学者的支持，这样的状况令人担忧。人民性可引领和加强史学家思想的自主性。由于昔日的束缚和国家体制造成的错误，人们迫切希望史学家们书写“人民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历史。多数俄罗斯人对片面钟情于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持批评态度，最终，针对最迫切问题的研究将会遭到全面否定，如同彼得的个性——罪魁祸首唯一性⑥。
现在类似的行为模式迅速重现，虽然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一如既往地遵循政策的改变，他们可以享受相当不错的待遇。但如果130年前的社会思想能够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本质，如果历史学家勇于探索作为历史思想载体的诸如“人民”、“民族”、“国家”的真正含义，挖掘诸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巨大认识潜能，那么今天，现代生活的工业化、城市化危机，政治和思想专制的崩溃将会是另外的样子。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必要性正在受到质疑。
甚至现代哲学思想也都不认同把现今或者未来作为一种预先判定的必然而使之体制化。今天不是社会“发展运动合乎规律的结果”⑦，并不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预知。任何将未来，尤其将最终社会状态体制化，利用社会朝着某一方向运动的观点解释往昔和今日之必然都是不可取的。
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同样遭遇史学威望降低的状况，从业人员减少，工资骤降。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危机问题备受关注。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不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著作。
摆脱危机的途径在于模式的变换，可以选择变换的模式有解释社会发展的现代主义的丰富理论，后现代主义(主要流派是后结构主义⑧)，多元化和不均衡化模式的更替，方法论、意识形态专制模式的崩溃，政治依附关系的消除，语言和文本独立作用的形成，即研究者任意选取的课题中对现实的解构取决于“语言和文本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诺维克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时代”正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充满形形色色的文章和各种各样观点的时代⑨。当然，这样有助于确定时代意义的“文化基质”，对此而言，某一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反而不重要⑩。
围绕着文明史观之于形态史观(似乎前者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极权主义或者学说主义史观之于“社会史”的优越性的争论，不经意地把新的、唯一性的精神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武装起来，狭隘专业化的研究团体已经明显地分崩离析，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尚未发现本国的社会学正在争夺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成为新的精神专制主义。1995年出版《另类——新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文选》(四卷本)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上述趋势。在这里历史发展的直线运动遭到质疑，“路标派”继承人切尔内舍夫(С.Чернышев)遵循安伯托·艾柯(11)(Умберто Эко)的观点，艾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回答推出自己的理论，宣称：历史不能篡改，因为篡改必导致沉默，历史需要批判地重新审视，而不仅仅是粗浅地认识(12)。
特别是库利平(Э.С.Кульпин)尝试从社会自然史的角度看待历史，因此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20世纪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别人的”理论和本国关于世界和自我概念的不相容的悲剧(13)。他断言，如果理论产生于本土，那么就不会有理论悲剧，我们的民众并不具备“高度发展的品性”，借于以上认识(史学家)才能萌生对待自己工作的高度责任感(14)。
马赫纳奇(В.Л.Махнач)认为20世纪俄罗斯的解题受三方面原因的影响，其余原因，比如革命党、战争、外国援助等则是微不足道的。第一个原因是民族分裂背景下俄罗斯民族和其他主要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源自于列夫·古米廖夫人类学理论；第二个原因是俄罗斯的西方情结；第三个原因是俄罗斯文化中的“反制度”(15)，这个概念在文献中并不常见，也是古米廖夫提出的。“反制度”是对制度的主观幻想，打破惯常的世界观，转换处世态度。因产生于文化接触区域而具有混合性特点。
通常西方人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伪帝国行为”本质上都源自“反制度”，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马赫纳奇认为1990年，尤其是1993年的事件也具有同样性质。“反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官僚主义和西方情结。“政治家、作家、新闻工作者、军人”是社会的解体和民族共同体消亡的主要参与者(16)。
法金(А.В.Фадин)认为，俄国近代史无非是“灾难性的现代化之路”。俄罗斯历史上的削藩制、彼得一世改革、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如出一辙。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寻找苏联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回答类似问题(苏联制度是落后国家特殊的“阶梯式”的现代化道路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明道路)，但是，法金所需要的仅是寻找现代化道路悲剧的根源。从这方面来看，他没有注意到全面灾难的累积，比如1914-1923年的灾难在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17)。
关注近来方法论争论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被广泛运用的“另类”概念。其中多是阿希耶泽尔(А.С.Ахиезера)所著《俄罗斯——历史经验之批判》(三卷本)中提出的关于俄罗斯特殊性的特殊解释(18)。笔者认为，其中具有可被模仿的定义和特点，可以任意置于俄罗斯历史的各个阶段。翻检阿希耶泽尔(19)的新作不难发现，他热衷于探讨的是1917年和1993年的历史，常用语包括“崩溃、解体、逆转、蔓延”等。有别于自己的一些同事，笔者依然不认为阿希耶泽尔的观点都已经被现有的资料所证实。
关于俄罗斯特殊性的观点，达尼洛夫(20)(В.П.Данилов)、鲍利索夫(Ю.С.Борисов)、约诺夫(И.Н.Ионов)和亚科文科(21)(И.Г.Яковенко)在同自己从前肯定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热烈争论中表现出严肃的批判态度。因此，了解我们美国同行——“新史学”代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不无益处。不久前第涅伯罗彼得洛夫斯克的历史学家茹克(С.И.Жук)对论战作了详尽的分析。
尤其是，茹克推荐的劳埃德(К.Ллойд)的著作，劳埃德反对美国知识界流行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对于任意书写历史、构建文本世界的行为，他提出“社会历史现实主义”的概念，论证了存在的现实性和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劳埃德高度评价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以及“编年史”学派创始人关于历史认知的理论贡献，研究了充满特殊社会目的的社会构成的演化和相互关系。他建议历史学家研究社会历史“结构”和“行为”的相互关系代替陈旧的二分法——“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22)。一些研究者认为，美国社会改革的出发点首先是对现实的认识，而不是任意的“文字模拟试验”。
对克服现存理论不确定性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乔伊斯·阿普尔比(Джойс Эпплби)、林恩·亨特(Линн Хант)和玛格丽特·雅各布(Маргарет Джекоб)所著《历史的真相》(23)。该书出版于1994年，至今依旧畅销，应该说，对历史学者而言，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乌克兰同行的评价截然不同。
首先作者通过三种科学知识的棱镜审视美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即三种专制制度：“极端的”(科学——进步的保证)最终在生态和其他影响下消亡；“合理的”(与之相符的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民族的(国家的)”。
上述观点并不陌生，除了最后一个，这种观点在战后曾一度遭到扼杀(让人想起哈萨克斯坦修史事件)，当下又迅速兴起。民族史的创立需要该民族起源的神话和各种理论，如奥尔科特(М.Олкотт)所言，当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探讨本国历史的时候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俄罗斯人认为本国的历史是光辉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非俄罗斯人的看法则很复杂。比如，当时的苏联文化抗衡一切文化，或者说至少是“国际性的”、“进步性的”，同时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俄罗斯国内其他民族也认为苏联文化中符合本国民族传统部分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有别于俄罗斯人，他们认为这只是种巧合(24)。
由于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需求发生变化，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把后现代主义视为客观史学没落的反作用。他们没有看到新的理性分析方法，相反，他们认为新方法也是“控制思想的工具”，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该书1/3篇幅用于探讨创新之路。
路在何方，如何赋予历史客观性新的定义——任何知识都源自于高水平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
他们赞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观点，认为历史无法重复。但是他们确信，历史是可知的，具备理解和阐释的能力就可以客观地书写历史。
从哲学的角度看，他们的观点与实用主义并无二致(他们称之为“实用现实主义”)。有别于后结构主义，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写道，实用现实主义者侧重于用语言清晰地描绘历史研究的对主、客体复杂关系的认识(25)。他们承认语言具有假定性，历史学家运用修辞手法构建笔下的历史。但历史和史学家观点之间的关系表明历史是可以书写的。他们打算吸取非构成主义者的观点，寻找文本中隐藏的含义和矛盾，因此反对语言具有绝对不稳定性不足以表达思想含义的观点。不同的历史学家翻检文献史料，得出的观点是形形色色的。应该重视考据以便勘误(26)，这样才能在甄别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
《历史真相》在结尾部分使用了有关历史学家伟大使命的措词，收藏家研究古董，编年史研究者埋头于年代记，系谱学家致力于人种谱系……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则要宽泛很多。当然，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但是历史学家也要论证历史的重要性、解读历史、阐明历史事件的意义，这是历史真相的三个方面，即使在当今时代——怀疑论盛行的年代，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是历史学家的责任(27)。
笔者认为，美国同行观点的价值在于，他们旨在为多数历史学家创建一种同所研究的“外部”对象的对话模式。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研究客体对话之于后继者意义重大。每一代人都有必要重写历史，虽然陈旧的实证主义已经失去意义，却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仅是真相的探寻者，而且不应受到自己的性格、国籍、性别等方面因素的左右，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应受到信仰的左右(新的专制主义)。
成一家之言无疑是很难做到的。或许，从一种藩篱中解放出来(外部的)转换成另一种限制(内部的)更为不利。沙宁(Т.Шани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根据俄国革命史的研究经验提出，有意识地选择与人类行为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们的职业限制之所在。一般的因果关系、关联的社会制度和分类方法、对历史阶段的不同理解，植根于社会学，最终归为标签和术语问题。
社会学这些“障目镜”的成因在于流行的误读和曲解——简化主义，“人的思维的偶像效应”。沙宁写道，简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徒具其形的、约定俗成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如潮流、“应如是”的理解以及诸多直觉判断，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受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所受教育的左右。我们的观点形成于我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形成于我们起初的判断，正因如此影响到我们对史料的选择，影响到我们的论证过程和得出的结论。
有些人在尚未理解上述观点的时候，就急于把沙宁列为后现代主义者(28)。这种做法显然未必正确，尤其是如果考察他关于我们所理解的“雄辩术”——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当然，趋势、非此即彼的抉择、差异性以及必然性是应当关注的中心。
显然，新的史观的产生必然要克服以往的局限，或者说是打破旧的平衡实现重建。拉达耶夫(В.В.Радаев)关于现实性的论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研究不像多数人那样从单一的视角出发，而是综合多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且不再固守阶级斗争学说，而是坚持整体观。此外，他规避任何关于进步性和反动性的争论，而是分为激进的和温和的(29)。
论及社会主义者眼中的历史，拉达耶夫强调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彻底性，但是该意识形态中存在的不协调处都是“非典型情况”，比如标准的偏差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成为可能。民主派的主要观点具有消极的特点，往往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剥削、奴役、异化劳动等)。民主派描绘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也并非偶然。他们批判的目标正是三四十年代的主流思想，但并非所有人都注意到实际上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
沙宁认为，纳伊舒利(В.Найшуля)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备受自由主义的非难：国家领导核心失去有效控制能力；商品和资金在权力——经济体系各个方面得到强化，或称“经济调节”；强制性的再分配制度发展成为“官僚市场”，资金和产品交换的方方面面均受其左右。从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俄罗斯的道路是特殊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和斯大林的政策是长长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前保守派观点盛行，其中包括部分“复辟”思潮，或许是全部。
论及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特点时，拉达耶夫建议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研究现行制度和政策，而且应该把目光投向其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点(30)。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仍然处于统治地位，那么就应该弄清其总的发展趋势。例如，如今可以研究社会主义和最保守的爱国主义形式的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当然，也可以说没有前者后者也不会存在。
那么保守主义在历史中寻找什么？社会发展的合理方案？如何避免激进行为？回答这一问题为时尚早，历史学家们暂时如跷跷板一样——时上时下。解释历史发展需要物质性和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如今强调应该特别重视意识、选择性和偶然性，而没有考虑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随后又将这种选择性任意套用于实际上并不存在选择性的各种情况。如今，似乎这种思考方法开始被人们遗忘。
现代史的关键人物斯大林和与之相关的制度，就像魔术棒一样，只要挥一挥，就能将我们著作中某一事件的主体和客体任意互换。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家科特金的观点值得重视。得益于档案的公开，他们改变了从前对纳粹制度的“预设”观点，即按照希特勒及其意识形态建立的制度是罪魁祸首。基于此产生了功能观和结构观，功能观和结构观并不否认希特勒的关键作用，但特别重视功能交叉和政权的多元特点。不同部门和政客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往往都是在其位谋其政。
看来，斯大林时期还是20世纪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原因并不在于问题自身的吸引力。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时髦学者和国家官方说法片面地否定苏联时期的尝试是反历史的也是反俄罗斯的，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尽快地摆脱、淡忘那段历史。如今，人们开始看到神话破灭的过程，尽管遗憾的是一些人仍在为过去的政策辩护。
抛开苏联史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俄罗斯，研究苏联“同一性”稳定存在原因的民族社会学家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独联体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存在共同的意识内核。政治学家紧随其后，尤其是西方学者。争论后共产主义取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苏联学之时，麦克福尔坚决主张：后共产主义研究者应务必弄清并理解苏联史。研究后共产主义时期不应受到苏联体制对苏联解体后的潜在影响，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苏联史的研究依然是任何后共产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可以看到史学界关于克服职业危机的种种尝试，但最为常见的是对历史评价的摇摆不定。当然，很难完全超越政治偏见和认清历史的多维性。从这方面来看，波利亚科夫的观点是可资借鉴的(31)。更为复杂的是，摆脱“超现代主义”影响之后，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只有掌握全部认识论工具才能更有效地与研究客体展开对话。
但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除去自上而下的社会要求，没有了某种精神、政治专制压力的“自由的雷区”(32)(托夫勒语)，如今人们渴望尽快走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再次经历主体与客体的断裂，断裂的发生该如何记述。“神秘的学问”又一次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正如扎别林预言的那样，社会教育充满谎言和欺骗，因为只神秘地偏歪一下就可以“隐藏了所有邪恶，歪曲了人类的本性”(33)。
注释：
①Гуревич А.Я.О кризис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1.№2-3.С.22.
②Рейли Д.Некоторые мысли о кризисе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и об изучении лок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диалог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сториков.Саратов,1994.С.10.
③Корнев В.В.Кризи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Кентавр.1994.№4.С.90.
④Журавлев В.В.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Вчера.Сегодня.Эавтра?//Кентавр.1995.№6.С.140-141.
⑤Забелин И.Е.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згляды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Писано в 1862 г.)//История и историки.Отв.ред.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Д.М.,1995.С.412.
⑥Там же.С.420-440.
⑦Кимелев Ю.А.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Системы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М.,1995.С.18.
⑧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改造结构主义的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如法国的巴尔特、福柯、拉康、和奥塔德、索勒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主要批判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传统的依附，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上，企图恢复非理性倾向，追求从逻辑出发而得出非逻辑的结果，揭示语言的规律。解构理论有时也称为后结构主义，因为它采用费迪南·索绪尔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论为主要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因果关系，旨在削弱索绪尔体系和结构主义本身的基础。
后结构主义是指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后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无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
后结构主义者与其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后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后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后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者想要成为霸权。
⑨См.: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Страны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и США.Вьш.1:"Новая критика",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нарратология,де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М.,1992.С.132; Фришман А.Двуязычие и бинар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ы//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994,29 сeнтября.
⑩Там же.
(11)安伯托·艾柯(Umbеrtо Есо，1932-)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安伯托·艾柯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并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艾柯的世界辽阔而多重，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还著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研究者将其粗略分为8大类52种，包含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艾柯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在多个世界间轻松游走的能力，还有那不保守也不过激的精神。正是这种能力和精神，使他既感兴趣于最经院主义的托马斯·阿奎那，也热衷于最现代主义的詹姆斯·乔伊斯；既强调阐释的力量，又担心过度阐释的危害；既能使作品成为行销全球、印数千万的畅销书，也能吸引研究者为之写出数以千计的论文和专著。
(12)См.:Новый мир.1996.№2.
(13)Кульпин Э.Феномен культуры в системе координат социо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Иное.Хрестоматия нов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Ред.-соcт.С.Б.Чернышев.Т.1:Россия как предмет.М.,1995.С.236.
(14)Там же.С.236-237.
(15)Махнач В.Россия в ХХ столетии.(Диагноз историка культуры).С.253
(16)Махнач В.Россия в ХХ столетии.(Диагноз историка кулъуры).С.287,288.
(17)Фадин А.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через катастрофу?(не более чем взгляд…).С.333,342.
(18)См:Ахиезер А.С.Росс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В 3-х тт:М.,1991
(19)См.,в частности:Ахиезер А.С.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как научная проблем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С.3-25.
(20)Данилов В.П.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в чем выход иэ криэис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6.C.100.
(21)См: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ученого Совета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8 апреля 1996 г.,а также:Россия—расколот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Обсуждение доклада А.С.Ахиезера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как научная проблем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С.30-32,34-36
(22)Жук С.И.Указ.статья.С.163.
(23)《历史的真相》一书，由美国当代三位女历史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二十余万字，用笔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又不乏哲理，读来令人回味无穷，给读者打开了一片思考历史的新视野。全书虽主要记述美国史学的发展演变。
(24)Олкотт Марта Брилл.Наследие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нов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Введение к cеминару "Наслед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оиск новы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ей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Карнеги(март 1996 г.).
(25)Примечательный пример этого см.:Хлевнюк О.В.История "тайной истории"//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6.
.С.114-119.
(26)Там же.С.114-119.
(27)Ibid.Р.248,255-275,276
(28)См.:Шанин Т.Корни инакости.В кн.:Иное.T.4:Путеводитель.М.,1995.С.34.
(29)Радаев В.Об истоках и характере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го сдвиг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Иное...T.1:Россия как предмет...С.302-312.
(30)Там же.С.314.
(31)См.:Поляков Ю.А.Наше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прошлое.Полем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М.,1995.
(32)3абелин И.E.Указ.статья,С.441.
(33)Там ж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