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否定“八大”主要矛盾论的前因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论文,前因后果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2)05-0005-06
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推翻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代之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观，形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出发点。毛泽东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观点的态度经历了先赞成，后批评，再到最后否定的思想变化。这一历史过程虽有当事人的回忆和专家的研究成果，有些问题已说清，但仍有存疑。本文提出一些想法，求证、就教于广大读者和党史专家。
一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是谁提出来的
党的“八大”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对国内主要矛盾做了如下表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241-242其中，“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概括，引发了后来的诸多争议。
笔者的第一个问题是，《决议》中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由胡乔木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陈伯达提出的。持第一种观点的有胡绳、韩钢和《中共八大史》的作者。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发表的《谈党的“八大悬案”》一文认为，《决议》写“主要矛盾”是胡乔木的“主意”。这里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实质”在内的3句话的完整内容。可以认为，胡绳认为《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那句话是胡乔木的“主意”。韩钢在该刊2003年第2期发表的《“八大悬案”释疑》认为，主张《决议》写主要矛盾还是毛泽东的要求，并且认为关于主要矛盾的实质一句话是胡乔木最后修改进去的。由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1998年版)写道：“根据现存的档案，在一份写有‘定稿’字迹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印刷稿上，胡乔木又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仍是关于主要矛盾的一段文字，在谈到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之后，加写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182这3篇著作都明确“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那一段话是胡乔木最后修改添上去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陈伯达提出的，见之于1973年周恩来的“十大”政治报告，胡乔木1989年写的《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陈晓农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批刘少奇、林彪和陈伯达否认阶级斗争、提出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时，提出：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是“文革”中打倒陈伯达以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的。《决议》起草人之一的胡乔木也认为是陈伯达提出的，他在1980年9月21日在一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讲话中明确表示：“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后来又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写道：“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第二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当时就被毛泽东加以痛斥，并被树为对立面。这样，就彻底认清了他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面目。”[3]123这说明《决议》最后“塞进去”的主要矛盾“实质”一句话的人是陈伯达而不是胡乔木。《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决议》关于主要矛盾概括的提法，肯定了胡乔木的回忆，“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决议》的主要起草人陈伯达自己也认为，这句“实质”的话是他写的。陈伯达1981年12月对其子陈晓农说：“我倒了以后，上面派人审问我时，问我八大决议中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那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跟他们说，政治报告是在会议前起草的，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但是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则是在会议进行中起草的，所以搞得比较仓促。我在决议草案上写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又觉得仅是这样的提法，有些太笼统，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当时会议议程很紧，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么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4]138这里陈伯达说出了自己关于提出主要矛盾“实质”的思考与修改过程。
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符合事实?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发明权究竟归谁?我以为应该归陈伯达。第一，应该尊重胡乔木的意见，他是《决议》的起草者之一，是他还是陈伯达提出这“实质”的概括，他最清楚。第二，陈伯达说他因为受到列宁的启发而加上了这句话，为了维护这个观点，他为此跟毛泽东有过争辩。参加起草的胡绳在《党的“八大悬案”》中说：陈伯达告诉他，毛主席反对这个提法，说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我记得陈伯达还维护这个说法，他对主席这样讲：列宁说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而生产力还落后。陈伯达告诉我说，毛主席回答说，列宁讲的是和外国比较，我们社会主义是先进的，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决不能说本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是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这不行。”这证明陈伯达的这个观点是受了列宁的启发而提出来的，当毛泽东提出反对意见后，他还搬出列宁为自己辩护。而胡乔木却没有说自己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也没有跟毛泽东争辩。《毛泽东传》认为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概括是陈伯达提出的，这是符合事实的。但这里有个问题即《中共八大史》和韩钢文章都提出在毛泽东“定稿”的本子上确有胡乔木修改的文字，重要的就是关于主要矛盾的“实质”一句话，如何解释这不是胡乔木最后“塞进去”的?这可能就是陈伯达提出自己的想法，胡乔木在最后修改时将其加进去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提出，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思想是陈伯达提出的，而胡乔木则是笔录了陈的想法。胡乔木也认可这一说法。他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①这就说清楚了《决议》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概括是陈伯达同康生商量后提出的，得到了胡乔木的同意，并由胡乔木写进《决议》的定稿中去的。
二 《决议》的最后修改稿是否送毛泽东审阅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回答：第一个答案是“不得而知”，第二个则是肯定没有再送审阅，第三个答案是肯定送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同意的。提出第一个答案的是《中共八大史》和韩钢的《“八大悬案”释疑》等作品。《中共八大史》说：在各代表团讨论的基础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矛盾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表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他只作了少量文字的修改，当时已经是9月27日凌晨2点，就定稿了。但是根据现存的档案，在一份写有“定稿”字迹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印刷稿上，胡乔木又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是关于主要矛盾的一段文字，在谈到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之后，加写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共八大史》写道：“加写这句话是在毛泽东看过之后，胡乔木本人是否报告了毛泽东，我们不得而知。但正是对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表示了不同意见。在最后一次大会上，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2]182第二个作品是韩钢的《“八大悬案”释疑》，他基本重复了《中共八大史》中的有关内容。作者认为这个修改后的稿子是否送毛泽东审阅，不得而知，因为稿子上没有毛的任何笔迹[5]。《决议》中加进主要矛盾“实质”那句话的最后修改稿是否送毛泽东审阅过，回答是“不得而知”，即是说有两种可能：可能送审过，也可能没有再送审。究竟哪一种可能是事实，作者称“不得而知”。
第二个答案，肯定没有将最后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这在陈晓农编写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陈伯达有明确的说法：“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经看过，这时已不好再去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表决时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4]138陈在这里明确表示两点：一是这个《决议》是他最后修改的，二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就没有送毛审阅，直接在大会上宣读、表决。对于第一点，可能陈伯达记忆有误，根据档案，《决议》最后修改稿明明是胡乔木的笔迹，而不是陈伯达的字迹。最大的可能是陈伯达受了列宁的启发提出增写主要矛盾“实质”那句话，而由胡乔木记录汇总的。党史专家韩钢提出的一个“不得而知”，即“这个修改是胡乔木的意思还是别人的意见”，应该说是陈伯达的意见，胡乔木的笔录。陈伯达说因为“来不及”，怕影响毛泽东休息不敢打扰而没有送毛审阅，这恐怕不是事实。
关于主要矛盾“实质”这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毛泽东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写给胡乔木一个批语：照此付印，附翻译。这是最高指示：这是定稿，不再修改了。毛泽东定稿以后别人还要改，且不送他审阅就付印，这是绝不可能的。这最后修改增写的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那句话十分重要，把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实质概括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主要矛盾作了新的概括。这在理论上是个全新的提法，在实践中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陈、胡这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对毛泽东的脾性是十分了解的，他们的行事作风是十分谨慎的，怎么可能越过毛泽东把自己的观点“塞进”庄严的政治报告决议中，而不报告毛泽东就直接交大会表决?难道他们不曾想到，作此修改若毛泽东事后不同意怎么办?不害怕毛追究吗?这是不合常识，不合常理的。至于时间来不及，就不送审，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在毛休息时间，他当然不希望别人去打扰他，但对《决议》增加如此重要内容，而且文字少，只要写个短信说明，毛泽东就会了解新加进去的重要修改内容。这么重要的事，照理来说，陈伯达是不应该记错的，不知他为什么偏偏记错了?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大会表决通过的决议修改稿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我想，这个《决议》的最后修改稿，肯定是送毛泽东审阅的。如果没有经毛泽东同意，毛在《决议》通过后发现《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那句话“是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些内容又未经过他审阅，他一定要追究陈、胡的责任的。而实际上，他后来虽然发现这句话是错误的，但并没有追究任何人，只是事后向刘少奇表示他反对上述提法的意见。很可能毛泽东事先知道这个修改的，可能时间紧，未加深思，《决议》通过前未能发现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分析否定了“八大决议”最后加进去的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没有通过毛泽东同意，而是陈伯达私自“塞进去”的观点。在修改拙稿过程中，笔者从《毛泽东传》中找到了证据。《毛泽东传》说：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将近一个小时。根据胡乔木回忆，陈伯达同康生商议一个修改意见，把胡乔木找去，是他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6]537。档案记载当然可信，胡乔木的回忆清晰具体。《毛泽东传》的观点是可信的。《毛泽东传》是2003年出版的，根据文献档案记载说话。《中共八大史》编著者和韩钢当时未能发现档案记载，故结论是“不得而知”，这是慎重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陈伯达是主要当事者，印象应该很深。他怎么在毛泽东去世后还坚持说关于主要矛盾的修改没有送毛泽东审阅?他承认关于主要矛盾“实质”提法的提出、发明权属于自己，但否认是毛泽东同意的，这不是承认了是他背着毛泽东私自塞进“八大决议”中去的吗?这件事情很大，他为什么不说出事情的真相，还要担负着背着毛泽东私自塞进去的骂名呢?另一不解的是，在毛泽东已定稿上最后修改的字迹是胡乔木的，他清楚记得是他同陈伯达一起去找毛泽东，毛琢磨了半天才同意付印的，怎么后来又说这是陈伯达私自塞进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呢?
长时间内，一些人不愿去考虑毛是否审阅“八大决议”最后修改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尊者讳。从批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到批林彪、陈伯达修正主义，总是说“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刘少奇、陈伯达私自“塞进去”的，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文革”中江青、“四人帮”叫得最凶)，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是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唯生产力论的革命路线的。如果说毛是看过这个最后修改稿，是赞成这个主要矛盾的“实质”提法的，而到“文革”中又说这是刘少奇、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私自“塞进去”的，人们就可能会认为，这难道不是说明毛泽东出尔反尔吗?这不会有损领袖的伟大形象和政治品质吗?笔者以为，无论毛泽东事先是否看过《决议》最后修改稿，《决议》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体代表举手一致通过的，那就是毛泽东同意的《决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就不是刘少奇、陈伯达的“私货”。
三 毛泽东是怎样反对“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断的
到“八大”召开，我国已基本完成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大改造”，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向科学进军、向地球开战，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共识。毛泽东开始总结苏联教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写出了《论十大关系》。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才有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观点。《决议》的主持者和起草者提出了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为了强调要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强调要搞阶级斗争。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也是赞同的，否则就不会有毛泽东批示“照此付印付翻译”的决议稿。该稿明确表述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工业化、解决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胡绳在《谈党的“八大悬案”》中说：决议上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说了3句话：“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然后说第三句话，“这个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反对，不满的是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不行，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先进，什么叫做先进?先进社会制度就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作为“八大决议”起草者之一的胡绳这里说清楚了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当时并不反对主要矛盾的观点，而是反对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以及反对的理由。胡绳又说：“毛主席会后不久出来反对这个说法，说这不对。”强调了毛反对这个说法的时间是“会后”，而不是“会中”。这是符合实际状况的。
毛泽东对《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主要矛盾及其实质的观点的态度有个变化的过程。在大会表决前，毛泽东是赞同的，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表决会上，他也是：举手赞成的，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反对。陈伯达晚年口述回忆说：“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叶飞讲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4]138对叶飞告诉陈伯达的话，笔者是存疑的。当宣读《决议》时，毛泽东说：“这句话不好。”让叶飞听到了，这不大可信。叶飞的座位不可能离毛泽东很近，他肯定不是坐在毛的左边或右边，即使就坐在毛后边，毛也不可能回过头来说：“这句话不好。”叶飞如果能听清楚毛泽东的话，那毛必须讲得很响。可以想象在庄严的大会场上，正在宣读《决议》，全场必然肃然无声。毛突然讲一句“这句话不好”，讲得很响(让后排的叶飞也听清楚了)，必然引起全场(至少是主席台上)代表的注意。叶飞听到了毛主席说的这句话，坐在毛主席的左右、前后的人听到了没有，为什么没有人向陈伯达或刘少奇告知毛泽东这句批评的话?如果毛泽东有这个行动，刘少奇在会后很快就会知道，但没有证据可证明。如果叶飞真的听到了毛的这句话，那也不可能是在宣读决议时听到的，而是在事后某个场合听到的。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插话说：“先进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不对。”在10月7日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又讲过类似的话。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有可能是在这些场合听到毛泽东的批评意见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毛主席对这个提法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7]628这“一开始”是指什么时候?是指加进这句话的“一开始”，还是指大会表决通过的“一开始”?前者，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是看过修改稿，并琢磨了半天后同意的。后者，也没证据证明毛当时是有保留意见的，事实是毛泽东是举手同意的。毛泽东对“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不满是在会后才提出来的。根据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在十月一日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回答：但是《决议》已经通过了[8]25-26。毛对刘批评“八大决议”是可信的。但毛泽东这时批评并不是针对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而是针对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毛泽东也不会在“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就否定“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而提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没有证据证明，“八大”一结束，毛泽东就反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而搬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时，明确提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9]24512月4日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9]255可以肯定的说，毛泽东批评《决议》，还是针对那句主要矛盾“实质”的话。胡绳文章说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话为自己观点辩护，可能是就毛泽东对刘少奇公开表示反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实质”那句话之后某个时间。根据邓力群的回忆，可能是在“八大”闭幕两星期后，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时间长了，当事人也老了，具体时间记忆可能有误。但可以肯定，毛泽东是在“八大”后针对主要矛盾“实质”提出批评意见的。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直到八届三中全会前批评“八大决议”中主要矛盾的提法还是针对主要矛盾“实质”的概括性提法，而不是要推翻“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论断。他在1957年10月7日的讲话中说：“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这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等。同时这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政治基础，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争论，将来再作适当解释。”[7]628这说明毛泽东虽然不满意主要矛盾实质那句话，但还不主张公开改变。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直接结果，导致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整风运动开始后，随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出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即把它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认为是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0]489-490并且明确提出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他说：“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10]487在10月9日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尽管毛泽东将主要矛盾问题提出让大家讨论，但是他在总结性的发言中进一步加入了两个阶级矛盾的内容。他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0]606此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判断不再提及，逐渐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加以广泛宣传。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判断。大会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1]288
可见，从1956年“八大”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对“八大决议”态度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他举手同意通过“八大决议”，这表明他是赞同《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和提法的。他开始批评《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只是提法不对，概括的不科学。应该说，毛泽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起草者的本意是想强调主要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把主要矛盾“实质”概括成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矛盾，这样的概括确有问题。毛泽东批评陈伯达说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是中国与外国比，不能将自己的制度与生产力比，这二者之间不能构成矛盾。制度先进表现在使生产力发展，二者并不是矛盾关系。另外，笔者认为，从《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3句话，从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中也概括不出其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实质”是“蛇足”，不加这个“实质”，主要矛盾的表述更明确，更合逻辑。
毛泽东开始并不是要否定“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只是不同意关于“实质”的概括，这是清楚的。但在1957年反右之后，毛泽东不仅批评“实质”之说，而且进而否定“八大”提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全部论断(此后毛泽东批评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就意味着批评“八大”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毛泽东受到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国际波匈事件的影响，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重提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观点，这就不是一个提法的改变，而是基本认识、基本判断、基本理论的改变，是对“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观点的根本否定。历史进程表明，毛泽东否定“八大”主要矛盾是从批评《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提法开始，但反对这个提法开始并不是要否定“八大”主要矛盾的思想。到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实际上在政治报告中推翻“八大”主要矛盾的思想，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取代“八大”通过的“三句话”的矛盾论，并在党内公布。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把这一观点在党内外公开发布。这一改变是导致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产生，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导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灾难性错误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如果审慎对待“八大”的主要矛盾观，坚持其基本要求(基本观点)进行更科学的表述，使理论上更加完善，并在实践中加以贯穿，那就不会有其后20多年的灾难和教训。
四 为什么说推翻“八大”主要矛盾论断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出发点
推翻“八大”主要矛盾论，代之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论，形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起点和晚年错误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为什么说这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起点呢?只要看看其后近20年的历史就很清楚。我们知道，党的“八大”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和党中央明确党的中心任务是由革命转向建设。“八大决议”中提出的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就是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纲领、目标，中心是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而努力奋斗。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由革命逻辑转向建设逻辑(“八大”主要矛盾论就是党规定的社会主义建设逻辑的纲领)。“三大改造”完成后，摆在我们党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搞建设，向科学进军，向地球开战，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二是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中，第一个任务是主要的，主要矛盾就是指第一个任务。但到了1957年夏季，由于国内外一些事件(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右斗争)的影响，使毛泽东指导思想上对党的中心任务的位置发生了一个重大错位，把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放到了第一位，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之后(《正处》未肯定“八大”主要矛盾论，也未明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只是加写了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经过深思酝酿，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论，推翻“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矛盾论。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错误，使指导思想发生了由正确到错误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在政策、实践中犯错误。
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我们党的历史进程很清楚地表明：在错误的主要矛盾论指导之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反右派扩大化。扩大化的反右斗争是造成毛泽东推翻“八大”主要矛盾论，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主要矛盾论的重要原因。同时，在新的错误的主要矛盾论指导下，又加剧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把绝大部分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善意批评建议的知识分子、干部、青年学生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把他们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之实行“专政”，使教育、文化和科技界的精英人才受到严重打击，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之“皮”上的“毛”，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政治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批判、打击，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本是社会主义各条战线的建设者，却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受害者。整风反右结束后，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毛泽东亲自走上经济建设的第一线。经济建设本身不是阶级斗争，但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破坏，造成人民生活严重的困难，在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形成了反对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的不同意见，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来解决。但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把对“三面红旗”持批评意见(包括动摇怀疑)的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上纲为修正主义，继而又把他们看作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59年的庐山会议，首先把批评“三面红旗”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进而又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加剧了已经形成的困难形势。后来，刘少奇的被怀疑和被打倒，从根本上也是因为他对“三面红旗”的动摇，被毛泽东视为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者。经过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理论。这个理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理论。被作为对马列主义重大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理论一步步演变出来的。
从上述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八大二次会议否定“八大”主要矛盾论，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论，在其后的近20年时间内，我们党坚持这一主要矛盾论，像一根红线贯穿了这一历史过程中。这个斗争从党外转移到党内，在党内斗争中，把不同意见上纲为路线斗争，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而升级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而提出党内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尽管各个时期斗争的具体对象并不一样，坚持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并没有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以贯之的。由此，笔者以为，把否定“八大”主要矛盾论，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主要矛盾论作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起点是符合这20年的历史进程的。
为何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斗争的主要矛盾论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晚年为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为纲说得通俗点就是坚持“三问”，即对人，凡人都要问姓无(无产阶级)还是姓资(资产阶级)；对事，凡事要问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道路)，要问走什么道路；对思想理论要分清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按这个“纲”的要求去认识一切人、对待一切事，分析一切思想理论，都要采用对立二分法，非此即彼。比如：整风运动中，凡批评党的，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对于知识分子，只有革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分，凡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三面红旗”，凡批评“三面红旗”(或怀疑、动摇等)的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从这个逻辑出发，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刘少奇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都应被打倒，这个逻辑适用于上至刘、彭等人，下至普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凡人都要划分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凡事都要讲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凡思想理论都要分清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因此这是适用于一切人、事和思想理论的逻辑。
“文革”中，为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理论，祭起的一个法宝就是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论去对付“八大”主要矛盾论，说刘少奇为反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背着毛主席在“八大决议”塞进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被打倒之后，又说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主要矛盾论是为了贩卖他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根据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需要，动不动就拿“八大”主要矛盾论说事，遵循的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遵循的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矛盾的逻辑。
这里，笔者说明：我们坚持“八大”主要矛盾论，但不坚持“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实质”那句话，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并不否认还存在阶级斗争；我们反对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但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但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作风，反对把党内的不同意见都看成是修正主义。
注释：
①见：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话记录；也可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537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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