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历史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样的问题终于提出来了——“过度诠释”。“过度诠释”是艾柯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的一系列演讲之中阐述的主题。“过度诠释”仿佛是反抗本文意义的“专制主义”而诱发的一个诠释学的后果。艾柯的演讲以理论语言描述了“过度诠释”的知识源头。艾何拥有作家与符号学家的双重身份，阐述这样的主题的确左右逢源。当然，身份并不是一面无懈可击的理论盾牌；事实上，罗蒂与卡勒均应约与艾柯进行了论辩。这些演讲与论辩的汇集就是《诠释与过度诠释》这本论文集的缘起。
这些演讲之中，艾柯集中精力论证了这样的前提：批评对于文学的诠释不是无限的，本文的意义不该在无休无止的飘流之中不尽地繁衍。事实上，某些诠释的确比另一些诠释更为合理或者更有价值。丧失了鉴定的尺度必将导致诠释的失控，无限的衍义只能扰乱本文的解读，使本文陷于虚无。艾柯认为，如果诠释者的权利得到了过分的夸大，种种离奇同时又无聊的诠释可能毫无节制地一拥而上——这即是他所指出的“过度诠释”。
“过度诠释”可以视为现代文学批评史的一个杰作。经历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交锋，新型的文学批评终于堂而皇之地迈上了二十世纪的舞台。潘多拉的盒子出人意料地开启了“新批评”、精神分析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源源而出。诠释似乎面临了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诠释的解放并没有让所有的人真正地放心，许多人无宁说被批评的巨大潜力吓住了。《哈姆雷特》内部隐藏了“恋母情结”，众多的神话源于一个共同的“结构”，巴尔扎克的《萨拉辛》被肢解为五百六十一个单位进行分析，爱伦·坡《失窃的信》之中某些字眼被提取出来大作文章……种种稀奇古怪的结论变幻魔术一般地层出不穷，许多人不由惊疑相向：这些批评家还想走多远？
艾柯将“过度诠释”溯源至神秘论。神秘论对于种种表面的意义不屑一顾。神秘主义者的心目中，本文的一字一句背后都隐藏了另一种秘密意义，另一种未曾明言的内涵；诠释的使命即是发现这一切。他们抛弃了“本文的原义”这样的概念，竭尽全力地在本文的帷幕后面搜索那个并不存在的终极答案。这即是“过度诠释”的动力。艾柯看来，现在已经到了为批评的诠释设立一些限定的时候了——“我真正想说的是：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
尽管艾柯也是一位作家，尽管艾柯的演讲借助一则赠送无花果的小故事证明了作者意图的重要，但是，他仍然不主张将“作家意图”作为规范批评诠释的框架。“意图谬误”已经为“新批评”所否弃，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死”，福柯详尽地揭示了“作者”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浪漫天才的崇拜结束了，作者不再充当诠释所环绕的轴心。即使艾柯也不得不承认，“经验作者的私人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比作品本文更难以追寻。”
相对于“作家意图”，艾柯提出的是“本文意图”或者“作品意图”。换言之，批评诠释的是本文本身所隐含的意图：“根据本文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生成系统来判断，我们在本文中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本文接受者根据其自身的期待系统而发现的东西。”这就是艾柯为那些泛滥无拘的诠释制订的规范。
艾柯显然察觉到，如果将“本文意图”假设为一个超历史的、不变的诠释谜底，许多问题仍然无法自圆其说。于是，确认了“本文意图”充当诠释的限定之后，艾柯又情不自禁地暗中引入了历史之维。“读者”就是因为历史之维的引入而重新复活了：“我试图在‘作品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保持某种辩证关系。”“读者的积极作用主要就在于对本文的意图进行推测。”尽管艾柯声明，相对于本文的是“标准读者”；但是，这种“标准读者”并没有丧失“无限的猜测”的能力。这样，那个古老的诠释循环不可避免：“本文就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诠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如果考虑到，“读者”的社会身份逃脱不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坐标，考虑到这种时间与空间坐标必定要汇入读者所建构的本文客体，那么，“本文意图”就不可能是一个独立于时间与空间的凝固结构。其实，提到了“读者”就不可能回避历史语境的存在，历史语境的演变导致诠释的无限追加仅仅是一个暂时隐到幕后的事实。
表面上，罗蒂对于深度模式与本质主义的轻蔑与艾柯对于神秘论的非议异曲同工。罗蒂认为，必须遗忘诸如实在与表象、心灵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符号与非符号这样的二元对立，不要期待批评发现什么本质、深层含义或者永恒的主题；批评应该尽快回到光滑的表层平面，自由自在地欣赏邂逅的一切。换一句话说，所谓的本质或者深层涵义不过是表层的另一个风格不同的因素而已。但是，罗蒂并没有像艾柯那样提出“本文意图”或者某种类似的概念进行诠释的限定，他采用了一种轻松的解决方式。在他看来，诠释不过是“批评家与作者，人物，情节，诗节，诗行，或者某个古代雕像相遭遇的结果”。这样，他理所当然地否认艾柯对于“诠释”本文和“使用”本文的区别。某一个平面上，读者与本文发生了一次不可重复的遭遇——谁又能说明这是“诠释”还是“使用”呢？的确，罗蒂习惯于将一切置放在最为单纯的零度背景之下：他不承认本文具有内在的连贯性，所有的诠释仅仅听从此时此地的意图、目的或者需要。根据实用主义的真谛，批评的诠释将是随机和偶然的——“本文的连贯性是在诠释车轮最后一圈的转动中才突然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特定的目的和需要挑选特定的诠释方法；人们没有理由遵循“本文的内在连贯性”提出某种自命不凡的正确诠释，结构主义的“本文机制”或者解构主义的形而上学等级制度颠覆更像是无稽之谈。
显然，罗蒂的轻松姿态无法赢得许多人的信赖。也许，罗蒂所形容的“遭遇”无法剥离出历史语境——意图、目的、需要以及本文类型、词语的组织与涵义、解读方式都在强大的历史传统控制之下。这种控制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拒绝任何历史语境、切除所有外部联系的文化真空并不存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难免想到柯里尼——《诠释与过度诠释》的导言作者——的观点：这种罗蒂式的实用主义本身就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历史文化。目前，一批盛行于美国的新观念隐含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可能摆脱历史的束缚，不管集体的历史，还是个人的历史。与此伴随而来的对于创新的乐观态度表明它已经对难以驾驭的学术传统——正如对难以驾驭的社会结构一样——失去了耐心。”
艾柯的“过度诠释”同样没有得到卡勒的声援。卡勒首先表示了对于种种极端诠释的爱好。他相信，极端诠释可能揭示出一系列温和而稳健的论述无法看到的内涵；前者的有趣和活力是后者难以比拟的。谁又能断定事先存在了某种“恰如其分”的诠释呢？卡勒真正担心的是，“本文意图”这样的概念可能对种种潜在的崭新发现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当然，卡勒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本文运作的机制：“我认为，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研究的目的正在于努力去理解文学的符号机制，去理解文学形式所包含着的诸种策略。”他提醒人们，批评并非仅仅对本文之中的主题或者人物表示爱憎；了解本文运作的机制意味着获取人类自身的知识。例如，读到“从前，有三只猪”这句话的时候，人们不一定考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考虑“为什么是三只”或者“具体的叙述语境是什么”。这种诠释提出的是这样的问题：本文做了些什么？本文是怎样做的？它怎样与其他本文、其他活动相联？它隐藏或者压抑了什么？它推进了什么或者与什么同谋？卡勒指出，许多有趣的“现代批评形式追寻的不是本文记住了什么，而是它忘记了什么；不是它说了些什么，而是将什么视为想当然。”按照卡勒的观点，本文运作机制的揭示同时将证明，艾柯所构思的“本文意图”是一个守不住的边界。卡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解构主义辩护：“解构主义虽然认为意义是在语境中——本文之中或本文之间的一种关系功能——生成的，但却认为语境本身是无限的：永远存在着引进新的语境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设立界限。”
然而，这是否意味了艾柯的“过度诠释”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我想重新回到“历史语境”这个概念：这是本文产生意义的文化空间。历史语境的结构不仅包含了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部分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一部分传统业已从历时之轴转换到共时的现实平面上。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历史语境给出了解读本文的一系列必要依据；从字句训诂到主题的阐发，历史语境配置了本文意义的运行机制。假如某种强有力的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或者精神分析学——介入既定的语境，改变传统的分析技术和想象力，那么，本文就会在新的历史眼光之下闪动不同寻常的辉点，诞生前所未有的诠释结论。然而，人们同时还要意识到，历史语境同时还包含了否定的意义。某种解读无法在既有的历史语境得到足够的支持，既有的史料、理论以至语言学均不能证实特定的结论，这样的诠释就将遭到否决。历史语境不仅拥有种种意义生产能力，它还保留了特有的答辩制度和否决权。历史的无限延续并不等同于历史语境的无限宽容。某些富有创造性的本文允许众多的诠释，但是，这样的自由并不是可以从本文之中任意召来各种意义。如果某些结论无法通过历史语境的审核，它们将遭受众多方面的联合抵制。换一句话说，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同时还制约了意义生产的最大范围。我的心目中，这样的范围比艾柯提到的“本文意图”更适于成为诠释的界限。
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没有理由无视另一种可能：某些“过度诠释”——某些无法为特定的历史语境所接纳的结论——可能隐含了一种文化革命。这种诠释不仅是一些异常的主题，一些别出心裁的解读方式，事实上，这种诠释背后预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理论依据。换言之，这种诠释如同一声不同凡响的号角，诠释的最终目的是开启一个新的历史语境。这样的革命是否成功，新的历史语境是否如期出现，这显示了批评的本文诠释与历史性的文化冲突之间最为深远的联系。
（《诠释与过度诠释》，艾柯等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四月版，1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