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多样性：教训、局限与展望_生产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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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彼得·霍尔(Peter Hall)与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在资本主义多样性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随后的10年间，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文献迅速增长。这种研究方法前景广阔，被广泛地应用于一系列的研究主题，特别是对有关比较效率(comparative efficiency)的研究来说更具吸引力。由于这个原因，相关文献都集中研究欧洲和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就不是一个巧合了。鉴于其历史不长，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能否在研究数量上继续增长以及在应用范围上继续扩大这一点还无法确定。如下两个背景有利于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发生后，各种非正统经济学方法崛起，这些方法把多样化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2)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各国在杂糅的制度矩阵背景下采取了趋同的和进行了微调的经济政策。不过，过度重复应用比较静态分析很可能会耗尽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潜力，从而走向一条死路。

      本文的基本目标是极尽所能去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多样论理论，并评估该理论的局限和前景。在我们这个制度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并爆发全球性危机的时代，这一任务变得更加重要。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出现之前，曾长期存在某种资本主义阶段论(以下简称阶段论)。阶段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广义上的进化论(其具体形式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阶段论和人类学阶段论的影响。根据这一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阶段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历了商业的、工业的和金融的三个进化阶段。其中，金融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是指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则是指16—18世纪的资本主义阶段。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上述划分方案和维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资本主义阶段划分之间具有相似性。回顾过去，本文坚持认为，相对于其竞争对手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派对于经济发展轨迹的分期以及对于不同阶段的特征描述，似乎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和有效性，因而对当代理论的形成和创新更具启发性。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形成并塑造20世纪知识语境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历史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德语作为一种国际学术语言的衰落中断了历史学派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全球知识界的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传播得更为深远，并于1968年左右达到顶峰。不过，本文关注的不是某种学说内在的理论价值，而是其在知识结构方面所具有的制度化影响力以及伴随而来的在学术上的重力效应(gravity-effect)。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比历史学派更适合作为本文比较的对象。此外，我们相信，对马克思主义阶段论衰落原因的分析将非常有助于预测当前流行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命运。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尽管阶段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都局限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性表述和阶段划分，历史学派却曾将整个经济系统的多样性设定为研究主题，其覆盖范围远不限于资本主义。本文最后还会提到，通过从历史学派的继承者那里获得帮助和汲取养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力。

      事实上，关注于“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建立在阶段论基础上并作为对阶段论的回应而产生的，可是许多学者却忽略了这种联系。本文将重新揭示这种联系，以抛砖引玉。不用说，即使那些在“资本主义”方面非常有共同语言的学者们，当涉及概念本身的定义时，相互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就像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关于古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具有存在时间持久和几乎跨越历史的属性。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局限于更狭义的资本主义定义，即指现代资本主义。后者将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劳动属性上，很明显，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些属性对于资本主义定义来说具有本质重要性。阶段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也属于这一阵营。为方便起见，本文大部分论述都使用这种狭义的资本主义定义，也就是采用欧内斯托·斯克勒潘蒂(Ernesto Screpanti)的定义，资本主义是指“一种使用工资劳动，从生产过程中汲取剩余价值并通过流通过程实现资本积累的经济系统”。简要地说，就是“只要剩余价值是用于维持资本积累的经济系统就是资本主义”。不过，这个定义也将苏维埃类型的政权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纳入其中：“就劳动力的利用以及分配与配置的子系统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形式。”不过，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偏离了这个定义，因为当考虑到长效性时，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定义与我们所主张的理论更为契合，也能带来更大的灵活度。对于韦伯和桑巴特的几乎超越历史的资本主义概念，我们没有考虑太多。我们更加注重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资本主义概念，他的概念将资本主义自13世纪以来就基本不变的金融属性与货币属性放到了最显著的位置，也就是说，即使考虑更长的历史周期，这一定义的历史变量也得以保留。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因为赋予了效率很高的权重，所以倾向于根据具体情况对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类型进行排序，而这种排序暗含了低效率的类型会朝着高效率的类型发展之意。这就意味着，构成某种资本主义类型的若干要素实际上有可能与某种特定进化序列中的若干相继阶段相匹配。在这个意义上，两种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具有相似性，因而也具有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

      一、资本主义阶段论再探讨

      大约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欧陆哲学日益倾向于社会和历史进步论。因为法国大革命被视为进步，所以这就使得在它之前的时代和在它之后的时代都必然被划分为某个“阶段”。对历史阶段进行这种划分的基础是由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研究工业社会的理论奠定的，最初远没有被认为与资本主义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就是从圣西门和孔德伊始的社会哲学家们，对一个产出和生产率都高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探索人类的设计能否给这一工业进程的良性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孔德追随其导师圣西门，试图将科学实践和哲学与对社会的个人主义分析结合起来。他试图给被1789年革命摧毁了传统权威的法国社会找到一条摆脱苦难的出路。孔德认为，法国已经度过了“三阶段法则”中的神学阶段，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这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是对宇宙本质的考察，其特征是对宗教和权威不可回避的质疑。一旦完成这个阶段，法国社会将跨入一个完全科学的实证阶段。圣西门和孔德还考察了工业系统，并在他们的主要著作《论实业制度》中探讨了工厂里生产效率提高的现象。他们宣称，生产和分配都应听从于中央计划，而这种中央计划可以延伸到整个社会。接下来的阶段将是一个工业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甚至连政治都应被视作一门生产的科学。圣西门和孔德奠定的理论基础被卡尔·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其理论详细分析了经济体的生产和分配，认为生产和分配交替影响着社会。一旦社会被视作生产的结果，马克思就很容易走向下一步，即借助“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作为社会的基本结构。

      借助马克思的魔力，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出现(原文如此——译者注)，资本主义阶段论击败了与之竞争的各种阶段理论，开始主宰这一领域。在1968年的文化反抗给人文社会科学注入新鲜空气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其本体论的基础和特性，那么直至今天，资本主义阶段论仍然是有关社会和历史进步的阶段性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尽管资本主义阶段论的情况比较特殊，但它短暂的发展历史却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本文认为它值得再探讨，并从其兴起和衰落中汲取经验教训。

      在马克思的研究主题中，他首要的兴趣就是后来被称作“资本主义”的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因而涉及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的著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生产方式，例如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最具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建立在对中国和印度历史的特别阐释基础上。它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是：不存在私有财产，但很可能拥有一个强大的所谓专制国家。关于中国和印度应该被定义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一个争议性话题，并且随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出现，这个话题被进一步政治化了。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如何排序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模糊不清、争议不断。其中，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封建主义内部也有分期：依据生产关系的日益私有化(变为私有财产)和分配形式的日益社会化(商品交换)，封建主义被划分为连续的几个阶段。其中，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划分法是建立在相应的地租取得合法性的基础上的。随着货币地租阶段的来临，市场的扩张给经济关系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本质。马克思形成了与相继的生产方式相对应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观念，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详细阐发了在某种特定生产方式内部划分不同阶段的思想。只有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列宁是部分的例外，因为他们面临着俄国革命后的经济决策问题。俄国落后和饱受战争之苦的现实迫使他们的思想超越了其他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在他对过渡时期的研究中，不得不承认“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在俄国乡村普遍存在：“我们拥有的是大量下层和中下层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也不能代表社会化的劳动者，或者说只是居于从属地位。尽管如此，当我们考察社会制度的全部内容时，这些劳动者却相当重要。”就富农和自耕农来说，强制是解决掉“不需要的经济成分”这一“过渡”问题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命令”。与此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有利于解决实际政策的迫切需要这一点出发，承认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亚历山大·V.恰亚诺夫(Alexander V.Chayanov)可以说是俄国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看到了农民农场(peasant farm)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所具有的真实的不同，认为它们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资本主义在20世纪逐步演化和日臻成熟的事实违背了马克思本人的预期，这迫使马克思主义者采取更为狭隘的视角，集中于资本主义内部分期的研究。众多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中，值得关注的有：(1)鲁道夫·希法亭(Rudolph Hilferding)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阶段论；(2)与此相对的是更为政治化的分期，包括早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三阶段，这是由列宁和约翰·A.霍布森(John A.Hobson)提出的；以及(3)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阶段划分，与之相似的是，本·法恩(Ben Fine)和劳伦斯·哈里斯(Laurance Harris)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划分。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大量的划分方式。不管名称如何，当在历史编年表中绘制出这些阶段时，你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存在重叠。一般而言，第一阶段被认为处于欧洲历史上的16至18世纪期间，是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劳动分工的增加，生产率获得提高，生产和剩余也增长了。然而，只是在被称作工业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19世纪前3/4的时间里，工厂里的机器开始取代工人，同时劳动力市场形成，并且其规模还在不断增长。在19世纪后1/4的时间里，垄断或寡头公司依靠国家的支持，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张。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物质扩张最终被世纪之交的金融扩张取代，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扩张时期被称作“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

      生产是有地域限制的，金融则正相反，是流动的。在这一强烈对比下，工业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加强了民族国家的领土权，而金融资本主义则被认为从本质上消解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潜在地具有全球化的本性。视野的扩大需要新的阶段论的观念，需要对这些阶段具有的全球性意义有着敏锐的认识。从欧洲经验推论出来的理论需要参考全球的情况加以重新审视。最重要的是需要考虑欧洲以外的世界，比如“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然而，那些坚定坚持阶段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遵循同样的发展阶段，以便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在上述背景下，人们展开了两场牵涉甚广的论战。第一场论战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前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吗？更具体地讲，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是否是一个可以被跨越的阶段？就概念定义而言，如果一个阶段是可以被跨越的，那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阶段，因为它变成多余的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转型的本质，即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转型是内在动力的结果，还是被外部因素所激发？很明显，这两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阶段越被定义为“必不可少的”，它从内部自发产生转型的可能性就越小。具体就欠发达国家而言，这个问题指的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由于曾经被讨论较多的那些生产方式不太符合那种内在动力的观点，因此，包含两种甚至更多生产方式的结合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就得到了详细阐释。这样，当生产方式不能解释转型时，社会形态就承担起解释的任务。这一点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论含义，即若干发展阶段不再像其定义所规定的那样被看作是连续的，而被理解成是共存的。如果几种生产方式共存于一种社会形态中，那么它们就不能被认为是必要阶段了。因为社会形态的观念作为大范围的长时段分析的基本构成要素而受到欢迎，所以历史主义让位于结构主义也就并非巧合。这一点还可能导致另一个推论。如果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那么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时间点，我们就不能谈论生产方式的均一性和独特性，而应该讨论其多样性。据此，“多样性”得到了认可。

      在国际舞台上，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备受关注。世界两极化鼓励第一和第二世界国家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这种竞争刺激了对后殖民国家经济发展的学术兴趣。其中，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五阶段起飞模型。从该书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就能明显看出，该书是为对抗《共产党宣言》而量身定做的，起飞理论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经典理论。起飞模型的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该阶段的农业基于非科学生产，因而存在一个上限。起飞模型最后会达到大众消费阶段，这一阶段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保障。这一模型中至关重要的是起飞的先决条件。根据罗斯托的研究，更一般的情况显示出，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会带来外部冲击。这种类型的外部冲击会破坏传统生活方式，也会在思想领域培养变革的种子，从而奠定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础。罗斯托依据各阶段必须实现的投资量和增长率来确立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应当指出的是，这些阶段性指标主要关注的是工业生产，而不是金融。最后，经过50到100年的时间，落后国家将最终达到与现代高科技的福利国家同等的发展程度。

      罗斯托的研究为阶段理论的进一步阐发铺平了道路，其理论视野并不局限于第三世界本身。在阶段论的后续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对信息生产的研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以及詹姆斯·贝尼格(James R.Benniger)的信息社会。最后，随着互联网上贸易、广告和通信的发展，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提出的网络社会确定了上述阶段分析的下一个阶段。这些理论都基于同一组假设。今天，工业生产遍布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不再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因此，对信息的关注应运而生。西方国家现在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以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生产，这从研发支出、专利和创新的情况可以看出来。现在，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与设计、广告和营销部门相比，装配流水线部门是最简单也是利润最低的部门。另外，网络和软件部门是最令人感兴趣并且在持续扩张的部门，除了一台电脑也不需要其他实物投资，却能在短期内带来丰厚利润。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下一阶段将是信息时代，人们将生产信息而不是生产商品。

      对于这样的阶段理论，确定转型的时间点是最具争议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总有可信的理由来确认发展阶段的分期。一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一场革命、一项发明或一个法律行为，都可以成为某个发展阶段的开端。因为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一种根据过去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作的详细说明，转型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否认它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试图通过一个实例建立起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那么由此对未来情况的预测则可能产生误导。

      所谓的多布—斯威齐之争(Dobb-Sweezy Debate)是更广泛的转型争论中的一个例子。这场论战的不足之处比其成果更有参考价值。论战的目的是解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论战的一方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通过其对英国历史的集中关注来研究“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论战的另一方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以一种将多种历史因素考虑在内的深入视角考察了更广阔背景下的欧洲。斯威齐追随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强调的是长距离贸易等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通过城镇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消除封建主义，而多布则在研究农业资本主义时倚重内部因素，随后的“布伦纳之争”(Brenner Debate)继承了这一点。内部因素的所谓“内部”是相对于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一国的生产方式而言的。外部因素也是如此。当然，在研究更大的分析单位例如世界体系时，外部因素也可以成为内部因素。多布承认，意大利和东欧国家仍然是这场转型论战中遗留的问题，就像莫里斯·埃马尔(Maurice Aymard)描述的那样，意大利拥有了所有先决条件，但还是没能完成转型。其隐含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国家层面的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方式的转型，而是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不同系统性起源，后一设想是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

      这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世界体系论的先驱——拉美依附理论学派。依附论者认为，对于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有另一套解释，而不是主流的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根据新的解释，外围国家的发展存在结构性的限制和扭曲。事实上，可以说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状况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心国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的反题。这是因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通过不平等交换实现的剩余价值的转移。根据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Frank)的研究，存在一个在全球层面展开的历史和结构的单一发展进程，这一进程既带来经济的发展，也带来结构的欠发展，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根据依附理论，当代的不发达国家并不是处于发达国家之前经历过的某个历史阶段。它们的不发达并不是其自然自主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发达国家交往的结果。这里所说的远不止是初步的交往；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在全球层面展开的嵌入在劳动分工内的交往过程。更严重的是，由于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发展，它们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加剧，从而加剧了它们的不发达状况。因此，依附理论及其旁支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直线的、阶段化的发展论。它们将外围国家的发展看作世界体系背景下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那些未必全然质疑阶段论的学者则围绕在当前条件下复制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这一做法的本质和局限展开了讨论。所有这些都等于说，外围资本主义从本质上，也就是从结构上是不同的。只不过一些学者认为通过正确的政策，外围资本主义可以转变为中心资本主义，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那时候，只存在两种选择，而随之而来的争论关注的也是外围资本主义是否仅仅是过渡性的。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外围资本主义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能够发展为像中心国家那样的标准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曾长期存在对资本主义均一性理论的批评。我们这里指的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她提出，在一个封闭系统内，资本积累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卢森堡既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又背离了采用封闭系统分析的主流理论。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为了扩大再生产，要求作为潜在消费群体的非资本主义元素的存在。这一提法的潜台词是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比自身更庞大、更具多样性的复合经济系统作为其生存空间。一旦所有这样的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那么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将无法实现。其结果就是，如果世界所有地区的全部人口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这整个体系就都是资本主义的，那么这个体系将会走向封闭并崩溃。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不能单独存在。它需要其周边存在多样化的经济系统以维持生存。资本主义必须被嵌入在经济多样性中。这的确是支持多样性的一个有利论据。

      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探析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随着霍尔和索斯凯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一书的出版而产生的。两位作者在这一开创性文献的导言中讲到，资本主义多样论理论“被认为是在努力超越过去30年里主导着资本主义比较研究领域的探究制度差异的三种视角”。这三种视角是指现代化理论、新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和生产的社会系统理论。两人认为，现代化理论倾向于夸大政府的能力；新法团主义主要关注工会运动，而忽视了企业在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生产的社会系统理论承认地区和部门层面的各种制度在企业行为中起到的作用，但它没有分析各政治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此外，这三种理论视角对制度的详细讨论，特别是制度对行为的影响方面的讨论，都是相当有限的，它们也没能抓住对政治和经济结果至关重要的战略性互动。两位作者正是在这些关键环节方面“从根本上与这些理论”分道扬镳，选择了与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相似的制度主义理论，尤其是非常强调“制度互补性”。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一种以企业为分析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为企业被视作“在面对技术变革或国际竞争时，作出应对性调整的关键行动者，它们的行为聚集起来决定了经济绩效的整体水平”。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核心竞争力，或者获得开发、生产和销售货物或服务以获得盈利的动态能力。两位作者追随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大体上将企业看作制度的承担者，而企业的策略也遵循制度。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关系都使用博弈论术语来解释。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战略性互动是为了减少经济中的协调问题。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主要提出了五个领域的此类问题，包括劳资关系、职业培训和教育、公司治理、企业间关系和雇员。对此，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坚信，“我们可以依据企业解决这五个领域中的协调问题的方式，来对各国的政治经济体进行比较”。就像马修·沃特森(Matthew Watson)指出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大有裨益，因为它能使我们克服将经济活动的‘国际性’等同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性的偏见”，并且“提醒我们，生产和消费存在特殊的地理范围，它们所代表的具体的经济活动网络在社会和空间方面都是存在局限的”。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差异性，也就是文化、非正式规则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再加上制度互补性的作用，我们面对的是多样性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发达国家都必须与之契合的某种单一类型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话固然会很方便)。

      但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的多样性到底指什么呢？尽管该理论的野心很大，想要将发展中国家涵括在内，但是霍尔和索斯凯斯两人提出的理论还是局限于发达国家，两人在文章中就曾承认：“我们最了解发达国家，也认为我们的理论框架能很好地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许多问题。”在限定了研究范围之后，两位作者确定了政治经济体中的两种核心类型，分别是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和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这两种类型“作为理想型处于光谱的两极，许多国家在这两极之间都可以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通过考察大型经合组织国家，两人将美国(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加以分析)、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爱尔兰确定为自由市场经济；将德国(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加以分析)、日本、瑞士、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奥地利确定为协调市场经济。尽管马丁·罗德斯(Martin Rhodes)的说法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的定位不明确，但两位作者认为，根据在这些国家观察到的制度体系的迹象，将它们划分为“地中海式资本主义”是合理的。

      假定情况如两位作者所言，让我们先简要区分一下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一般依靠层级制和竞争性市场配置来解决它们的协调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对其具有解释力。相对而言，协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通常依靠非市场的协调模式，比如关系性契约或不完全契约，或者更多地诉诸协作关系。这一特性意味着，企业之间的战略性互动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而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以解释这一点。所以这里需要的理论是博弈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结合。

      一些学者试图根据霍尔和索斯凯斯文章中列出的核心论点和基本原则来扩展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经验层面的关注对象。一些学者关注中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轨迹，一些学者侧重于拉美国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亚洲的政治经济体。上述研究中，部分学者很容易就接受了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的二分法，并认为这种二分法足以对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体进行归类分析；但个别细致的研究者，例如劳伦斯·金(Lawrance P.King)将二分法中的两种类型重新确定为“依附型自由资本主义”和“世袭资本主义”。不过，除了肯定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有效性，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应该增加一些核心类型，以便有效地阐释不发达政治经济体的独特之处。这样的例子包括，安德里亚·诺尔克(Andreas N

lke)和阿尔然·福里根哈特(Arjan Vliegenthart)建议将“依附型市场经济”作为第三种资本主义类型，以便把东欧政治经济体囊括进该理论的理论框架，而贝恩·施耐德(Benr R.Schneider)构建了“等级市场经济”来详细分析独特的拉美资本主义类型。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的二分法，他们致力于扩展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应用范围。例如，布雷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考虑了国家和政治因素，提出了五种资本主义类型。而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通过关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和调节理论(regulation theory)之间的关键区别，提出至少有四种类型。

      如果我们重新回顾霍尔和索斯凯斯的最初概念，也就是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的区分以及对在这两极之间变动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描述，一个重要问题就浮现出来：一种(或一些)类型是否优于其他类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如果不考虑混合类型，而只在纯粹的类型之间相互比较，那么问题变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哪个更优？第二，如果在纯粹型经济和混合型经济之间比较，那么问题就是：纯粹型经济和混合型经济哪个更优？

      为了详细论述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首先定义“制度互补性”这个概念，并强调其重要性。霍尔和索斯凯斯给出的定义是“两种制度，如果一方的存在(或效率)增加了另一方的收益(或效率)，那么这两种制度就可以说是互补的”。例如，当集团公司的管理制度鼓励公司在网络监控、工资设定以及公司间研发等领域进行协调和合作时，那么高度的产品—市场调节就可以视为互补制度，因为它避免了残酷竞争损害上述领域的协调和合作；又例如，当金融市场通畅时，劳动力市场的宽松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互补制度，并可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这里得出的启示是，一个政治经济体越是能成功地建立起整个经济的制度互补性，那么这一政治经济体中的企业就越能受益于平稳运行的制度框架。该结论更适用于长期经济表现。由此，依靠制度互补性的概念，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对两种类型作出了评价，并确定纯粹型经济优于混合型经济，因为纯粹型经济的组成要素更具有相关性和一致性。

      依靠制度互补性这个概念，霍尔和索斯凯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尽管每种资本主义都有其支持者，但我们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优劣之分”，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看起来都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长期经济表现”。换句话说，这两种纯粹型经济都具有足够的竞争力，以建立贯穿整个政治经济体的成功的制度互补性，因而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长期经济表现。不过，根据它们的制度框架的不同特征，这两种类型在不同的衡量指标下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协调市场经济在形成增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例如对现有的产品线和生产工艺进行连续的、但小规模的改进)方面更成功；而自由市场经济在形成激进创新(radical innovation)(例如生产线的根本变动、新产品的开发或生产流程的重大变革)方面更成功。第二，协调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质量控制能力，该种经济中的公司在提供那些对质量而非价格敏感的产品方面更有优势；而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提供那些对价格更为敏感的产品。第三，在技术扩散的速度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应该更快。第四，协调市场经济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比较低，在提供高技术、高工资和高生产力就业方面也更加成功。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纯粹型经济和混合型经济相比而言，哪一种类型更具优势，因为纯粹型经济能给企业提供协调一贯的制度设置，意味着它们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制度互补性的优势。“那些制度化行为更接近纯粹型经济如自由市场经济或协调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政治经济体的多个领域里，市场协调或者战略性协调水平高的国家，其总体经济表现会更优秀。”综上所述，对于混合型经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自动给出了建议，即纯粹型经济才是其理想目标。尽管霍尔和索斯凯斯没有考察下述这一点，但是那些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正在发生一种“双向趋同”，即“趋同发生在两种经济类型各自的内部，而不是这两种类型之间”。

      霍尔和索斯凯斯的讨论中涉及的趋同/转型之争反映了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据此将自己与主流正统理论区分开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如果两位作者能够依据更广泛的“趋同论”文献明确自己的立场可能会更好，这些文献将趋同划分为“绝对趋同”、“有条件的趋同”和“俱乐部趋同”(club convergence，指一些经济结构相似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经济趋同现象——译者注)三种。后两种类别的趋同与两位作者的目的更为相关，因为他们将文化的、制度的和地理的初始条件考虑了进来。“有条件的趋同”假说认为，只要具有共同的结构特征，不管初始条件如何，在长时段里都会达到趋同，而“俱乐部趋同”假说则认为，初始条件也必须相似，才会导致趋同。沿着这些思路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区别会使这场论战更具意义。主流正统观点主要依赖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工具，构建了一个“理想模型”，提出了一种“最佳实践”，这种模型或实践是经济体的组织带来的结果，并且是唯一必然的和合理的结果。所有不同于“最佳实践”的政治经济体都会向它趋同，除非存在非理性的外部力量。这一“最佳实践”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提出的自由市场经济很像，不过“最佳实践”的结果是预定的，不具备多样性。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理论框架则与之针锋相对，并不同意“最佳实践”理论的观点及其提出的趋同论。作为替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构建了第二种纯粹的经济类型，即协调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一样，它通过建立起一个协调一致的制度框架，再配以该框架自身的“游戏规则”和合理性，也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长期经济表现。这样，从效率方面来说，霍尔和索斯凯斯并没有发现协调市场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趋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详细分析了关于协调市场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趋同的争论，考察了推进和阻碍趋同的各种因素。他们首先介绍了持趋同论的主流正统观点，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论据。

      趋同论认为协调市场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趋同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催化剂是全球化的压力，其论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基本结构和策略方面，不同国家的企业看起来都是非常相似的，这意味着无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何不同，面对相同的外部冲击和波动时企业的反应非常相似。其次，企业的竞争力是通过劳动力成本来评定的。因此，只要有机会，企业就会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第三，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情况将对资本更加有利，因为资本的流出机会比劳动力更多；而政府为了不削弱生产和整体的经济活动，也会采取一些“企业友好型”政策。简言之，政府会根据全球化的要求行事。

      第二个催化剂与第一个是直接相关的，即对公司治理来说，全球化改变了市场结构。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无论是直接投资方面，还是组合投资方面，全球资金流都出现了实质性的增长——协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只有重构它们的传统做法，才能吸引国外投资者，并增加其全球市场份额。而投资者会提出各种要求，诸如要求可以密切监控企业运作，坚持资产负债表透明的准则，或者像自由市场经济中那样有机会参与并购或收购行动等等。为了配合这些要求，协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必须模仿它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对手，采取应对措施，例如修订它们的会计准则或者委任独立董事。更重要的是，作为这种模仿行为的直接的隐含结果，协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它们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和股价；这是一个以前考虑得较少的因素。从制度互补性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改变整个政治经济体的其他相关制度，其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趋同。例如，霍尔和索斯凯斯援引青木昌彦的观点指出：“如果一个协调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市场被解除管制了……其企业就更难提供长期就业。这就使企业更难招聘到熟练工人，也更难维持员工的忠诚度，最终会激发生产制度方面的根本变革。”

      霍尔和索斯凯斯的文章中对趋同论的反驳能帮助我们认识阻碍转型的核心因素。首先，认为各国的企业相似这一提法的论据是不够充分的。依据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不同的体制特点，每种市场类型下的企业将致力于不同的战略性互动，以便能最大地受益于制度背景。相应地，其结果会是“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中的企业对相同的变化会采取不同的反应”。第二，尽管劳动力成本低对企业来说总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向海外的转移，因为比低劳动力成本更重要的是来自制度的支持。简单地说，协调市场经济现存的制度结构是向自由市场经济趋同的最大障碍。面对全球化的压力，为了不破坏自身制度框架的一致性，两种纯粹型经济都倾向于制定不同的策略，其企业则会依据这些策略来组织它们的活动。

      对于混合型经济向纯粹型经济转型这一问题，霍尔和索斯凯斯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将纯粹型经济作为转型的目标，对此前文已经述及。不过，效率因素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制度变革，对此我们都太清楚不过了。通过援引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的文章，霍尔和索斯凯斯承认“尽管效率的因素……与制度变革有关，但后者最终还是一个被许多因素驱动的政治过程，也必须这样来分析”。这样，合理的结论是：一方面，主流经济学认为存在一种“最佳实践”的模板，所有政治经济体都会向之趋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强调有两种“最佳实践”(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其他混合型经济一旦从政治压力下解放出来，就会向之趋同。总之，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二元本质，这种本质暗含了同一性向多样性的转移。

      不过，更细致的考察可能会使得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想要最终形成的这种二元论遭到破坏。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在详细讨论并称赞了“多样性”后，引入了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两种类型作为所有政治经济体的发展目标。前者对应着主流经济学的“最佳实践”，有稳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其定义、标准和细则都是极为清楚的。但是后者就有些模糊不清了，因为有关其特征的描述特别依赖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德国的经验。如果当年的铁幕覆盖了整个德国，那么法国就很可能成为协调市场经济的样板。随着东欧国家也被纳入讨论范围，样板案例可能还会改变。结果，试图用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来归纳建构出一个纯粹的经济类型，这种做法远不能令人满意。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多样性光谱中，一极是稳定的均衡状态，另一极是不稳定的状态，并且不稳定的这一极是根据偶然情况和统计学方面的特性来定义的。就这两极而言，这确实是一个不对称的搭配。从我们的角度看，主要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处理多样性的方式；这种处理方式只考虑了效率，而没有真正认识到多样性本身的含意。

      遵循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研究方法的多位学者也同样质疑了纯粹的经济类型的稳定性，得出了相似的推论。例如，“等级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用来解释拉美资本主义类型的显著特征的，对此，施耐德承认，“拉美最近的一些发展——例如增长中的股票市场——可能会逐渐取代更具等级性的公司治理方式”，因为它们改变了该类型的根基；再例如，“依附市场经济”概念是用来解释中东欧的第三种政治经济体的，诺尔克和福里根哈特承认：“要评价这种经济类型的长期稳定性，以及它在提供一种与协调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相抗衡的替代类型方面的能力，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

      如果进一步探究这场转型之争(先将一些学者提出的用以解释不发达政治经济体的第三种资本主义类型搁置一旁)，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研究者在混合的经济类型向纯粹的经济类型转型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矛盾的结论。尤其是，中东欧的政治经济体吸引了很多研究文献的关注，因为它们构建了激动人心的“大规模试验”，可以用来测试和扩展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经验层面的关注对象，而中东欧国家具有高度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转型经历。这些研究中，一部分认为中东欧国家会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另一部分认为它们会向协调市场经济转型，还有一部分认为这些国家属于稳定的混合经济类型，并不会向其他任何类型转型，或者认为它们的转型路径是不明确的。面对这一由相互矛盾的观点构成的理论图景，有人可能会指责这些理论“对定量方法的草率的、机械化的偏爱”，因为“许多研究只是简单地把两个给定的主要经济类型(协调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当成既成事实，并将这种惯常的分类法运用到中东欧的经济体中去”，而没有考虑事实，即“这样的统计相关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涉及的体制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因果关系”。此外，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所关注的领域从五个减少到一个，“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问题，因为在同一个资本主义模型下，狭隘的关注视角将无法辨识出不同制度之间典型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即便不是论据不充分的，也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正如我们后面要证明的，对定量方法的同样偏好，再加上对效率的追求，不仅会导致转型论战中相互矛盾的结论，还会在从整体上理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以及提出相关概念方面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在讨论完上述关于各种经济类型的转型/趋同之争后，我们现在应该提出一个终极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看来多样性是否真的是可取的。根据我们所涉猎的文献，虽然存在两种基本的纯粹型经济，但混合型经济并不被看作与纯粹型经济具有同等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多样性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并不是真正可取的。确实，如果一种理论认为制度因素在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仅是从狭义上来认识制度因素，并且只有在制度因素——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改变了“游戏规则”并影响了企业的“理性”行为时才会被考虑，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种方法而言，效率方面的考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从混合型经济向纯粹型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被归咎于政治因素。那么，只要有机会，经济学家们毫无疑问会扫清这一障碍，以便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此外，也毫不奇怪的是，在已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文献中，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观点是真心赞赏多样性的存在的。正如霍尔和索斯凯斯所言，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对解释制度的起源并不感兴趣，并且两人都认为制度建设从本质上讲是一项政治工程。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也存在不少其他的固有弱点。它只关注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的战后经验，结果把资本主义当作了既成事实。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理性和效率的原则被设定为导致最终结果的决定因素，这样，多样性的价值和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从语境中消失了。上述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唯一批评。例如，克里斯·豪威尔(Chris Howell)强调，国家和劳动力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被低估了；阿玛布尔指出了这一理论单向度的关注视角——也就是(只聚焦于)协调——的不足之处。博耶强调“系统和宏观连贯性的首要性”比“私营公司治理”更为重要；沃特森批评了将李嘉图假设用于分析的做法；佩妮拉·阿飞奎(Pernilla S.Rafiqui)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也应该根据经济地理学的有关结论，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考察其经济类型。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原因。综上，我们需要一种更全面的理论。我们应该多多关注经济体系的多样性，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经济变革的制度本质。

      三、教训和前景

      对阶段论更深刻的批评来自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启发本文提出了下述观点。

      对阶段论的第一次冲击来自学术界的经济史研究，当时，格申克龙与只考虑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分道扬镳，他认为：“对罗斯托，也包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来说，只存在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马克思和他的弟子们也属于同一阵营，因为他们都认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先进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为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格申克龙远离了这一阵营，他强调如下事实，即“在几个重要方面，落后国家可能正因为其不发达的状态，倾向于与发达国家走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对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格申克龙的探索比他的马克思主义对手们更深入了一步，他发现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工业化形式，最终形成了各种彼此共存的不同的经济结构。为了实现工业化，那些后来者能够运用“制度工具”，创造出缺失的前提条件的替代形式，因而能够从所谓的后发优势中获益以实现其诉求。正如他所说的：“经济生活孕育了多种替代形式，因此，在所谓的前提条件不存在的国家，正是在其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替代形式。”事实上，“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的状况是异常贫瘠的，正是因为它们被多种替代形式所贯穿和主导，它们的工业化历史也更加复杂和多样”。格申克龙对存在替代形式的可能性的肯定隐含了一种观点，那就是经济结构存在某种灵活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工业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的灵活性”。此外，尽管大多数的替代形式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它们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却不尽相同；因而工业的多样性并不是过渡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对阶段论的第二次冲击是布罗代尔对“金融革命”的学术发现，这一革命发生在英国工业化前夕，打乱了预期的演化顺序。第三次冲击是对种植园经济的重新认识，认为它的本质实际上是“工业的”和“资本主义的”，而此前种植园经济曾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第一阶段，即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种植园是“资本主义的卓越创造”。综上，正是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对阶段论的理论修正，这并非巧合。

      阶段论没有直面这些挑战并作出回应，相反，它所选择的更加复杂和混乱的方式危害了自身的根基，从而培养了一种异己学说。翁贝托·梅洛蒂(Umberto Melotti)的一部被遗忘多时的著作《马克思和第三世界》无意间对阶段论的上述情况做了最好的讽刺，这本书形象地描绘了所谓涵括各种社会形态的迷宫般的转型路径图(见图1)。

      

      来源：Umberto Melotti,Marx and the Third World,London:Macmillan,1977.

      如果不是沃勒斯坦带领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我们就会迷失在上述迷宫里。幸运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阶段论因为其传播的规模和范围，已经通过依附理论具有了全球性的特点。随着历史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的规模和范围得以扩张，从而给世界施加了某种同质性。然而，这一最为成熟的形式超越了最初的同质性，转而强调中心和外围维持平衡的二元性。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双元素的)多样性在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被重新发现了。事实上，多样性作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这一思想早已包含在卢森堡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中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识到，卢森堡理论中所包含的作为互补的资本主义元素和非资本主义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的“制度互补性”的种子；本文末尾我们将回到这一主题。

      简言之，阶段论一开始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概念作为前提条件，不料在预设条件下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未来还将看到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进一步丰富。随着关注点从整体转移到越来越多的细分部分，即便只考虑有限的时间段，我们仍然发现资本主义类型的数量在迅速增加。然而，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这种视角丢失了研究中的长时段观点，也忽视了历史发展轨迹的宏观动力。因此，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在小规模、短时段和准静态的比较研究中表现得最好，也就绝非偶然了。这也是为什么该理论在彻底受到全球化风潮的影响后，认为从一种特定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型是可能的或可取的。这意味着要走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相反的路径，因为这一理论致力于阐发多样性的内涵，结果却在半路上重新发现了该理论所预设的一致性。为了在更大规模的、长时段的领域里发挥同样的作用，该理论需要吸收阶段论的某些经验教训，并继承波兰尼、格申克龙、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里批判阶段论的遗产。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主要关注企业，将企业看作表征资本主义类型的最重要的单个机制。正如阶段论将生产(其典型代表是工厂)放在首要地位，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则始于将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表性机制。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阶段论的一个教训就是，将生产方式与理想化的生产场所如工厂和庄园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带来了极大的误导。

      资本主义阶段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以一个标准化的资本主义概念为基础，再到历史中搜寻有限的几种可以与之相比较的其他生产方式。当生产方式的数量越来越多时，转型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所谓的必要阶段也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最终，阶段论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里找到了避难所，社会形态能够包容多种生产方式共存，但却使转型变得更难以理解。相反，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一开始就确定了实际情况中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不仅意味着在没有对其进行真正定义的情况下将资本主义当成理所当然的，而且还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将资本主义外部化。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将我们带回到斯威齐的转型概念，这一概念认为转型主要是外部因素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非常强调多样性的讨论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竟会屈从于在事实上将资本主义运转的动力广泛外部化的观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混淆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形式，无视了如下事实，即有且只有一种资本主义，只不过资本主义根据所处的历史和制度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来展示自己。正如斯克勒潘蒂所说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理论，它极具普适性，足以涵盖资本主义的一切可能的形式，但同时又足够灵活和复杂，足以容纳许多特质。”此外，“一种生产方式有可能在基本特征方面保持不变，但采取不同的特定形式”。布罗代尔在他针对有关资本主义及其阶段的主流观念的双重批判中讲得很清楚。他将“无限的灵活性、容纳变化的能力以及适应能力”确定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赋予资本主义以某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布罗代尔坚持认为：“在全球层面，我们应避免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作出过度简单化的描述，常见的表述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商业到金融再到产业——现在到了‘成熟’的产业阶段。”

      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关于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概念，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使我们不知所以。面对当代中国这类的案例时，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视野所存在的局限性就会愈发明显，因为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这样的案例划归为某种资本主义类型。为了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需要具备更广阔的视野，不仅能容纳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也能容纳超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实际情况可能是，即使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存在趋同的趋势，但那并不一定能代表全球的情况；也就是说，与趋同同步发生的是，多样性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被强有力地再生产出来。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需要我们超越以往仅仅关注资本主义的短视做法，而应该追随布罗代尔的步伐，注意区分市场和资本主义。这一区分在布罗代尔那里是清楚的，他主要关注的是进一步阐释两类范畴。波兰尼也注重这种区分，尽管形式不同。波兰尼集中考察和深入剖析了市场系统。不过，我们不能忽视波兰尼对“大金融集团”(haute finance)的阐释，他把大金融集团视作体现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制度，认为它不同于市场，并且外在于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分析框架与布罗代尔的框架是兼容的。但是，一旦作出了这种区分，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使用那些从对被狭隘理解的商品市场经济的分析中衍生出来的工具，不管这种分析是新古典主义的抑或是新制度主义的。波兰尼促使我们详细讨论互惠、再分配和交换等概念，这些概念使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波兰尼指出，市场范畴会引起一些误解，使我们难以理解非市场的经济体系，他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整合形成一个更广阔的理解框架，它应有自己的恰当的分析工具箱，而不是使用市场理论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背景下正确评估市场的特殊性。

      波兰尼强调，各种整合形式并存于不同的组合中，但是绝没有暗含阶段论或进步论之意。这一理论使我们摆脱了阶段论的主要缺点，而这正是阶段论的初衷。而且，它还能带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从死胡同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不仅要容纳还要欢迎多样性，因其更适宜于一种真正的制度主义理论。当代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谓的杂质原则(impurity principle)被赋予的作用。正如斯克勒潘蒂指出的，“在考虑历史演化时，杂质不容忽视，正是它们产生了多样性，并且通过多样性，竞争性的演化推动了制度变迁”。相应地，一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需要不同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实际组合形式决定了“特定类型的资本主义系统的本质”。其含义是明确的：“任何社会经济系统都可能存在大量的多样性。”这样，我们认识了关于真正的多样性的研究文本的丰富性，而这种真正的多样性蕴含着超越阶段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途径。

      本文原载《泛经济学》(Panoeconomicus)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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