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八旗的主体是满族，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为“根本”，是反清斗争锋镝主要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排满”与以往的反清斗争有着本质区别。即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把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争取了进步的旗人参加革命或同情革命，也获得了驻防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进程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此，“革命排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的一场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那么，在革命军树“革命排满”大旗揭竿而起之时，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社会持什么态度？“革命排满”对清政府的迅速崩溃起了什么作用？革命党又是怎样实行其民族主义政策的？这都关乎着对整个清代满汉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有必要深入研究。
一
八旗在清史上居于特殊重要地位。清王朝开基定国多所依赖，是清前期强有力的军事支柱，为边疆巩固也曾建树功绩。然而，降至清季，“武备废弛，京外旗兵，日渐趋于文弱。其都统、将军、副都统，大半皆由历资递升，多不知兵事为何物，加以饷糈折减，难资养赡，遂成今日一种衰弱腐败之形象”。①但八旗的主体是满族（到清末则“不分满汉，但问民旗”②），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武力基础和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之“根本”，赋予许多特权，与清王朝相始终，八旗制度不能废，八旗特权难以削，成为溃体上的痈疽，也成为反清斗争锋镝目标之一。尤其甲午战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没落，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反满”宣传悄然兴起，对八旗社会形成了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的冲击。
早在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部的秘密誓词中，孙中山等人就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并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但革命党人还没有明确地将广大满族人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反抗斗争遂浪卷波逐，资产阶级革命思潮风靡全国，革命党人对“反满”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对“驱除鞑虏”解释道：“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③很清楚，革命党人所指“鞑虏”，也不仅仅是满族，而是包括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在内的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的工具－－八旗；这时对八旗以其抵抗与否有所区分，策略上较前有些调整。次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进一步阐明：“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④。1908年一篇题为《对于要求开设因会者之感喟》的文章也写道“满人之平民可不排，而满人之官吏则必不能不排。不特此也，汉人中之在政府，其朋比为奸、助纣为虐者，亦在必排之内。盖吾之排斥，非因种族而有异也，乃因平民而有异，孰祸我平民，即孰当吾排斥之冲。故不特提携汉人之平民，亦且提携满人之平民，以及蒙、回、藏之平民也”⑤。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排满”思想的正确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将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区别对待，将封建统治阶级与被压迫民众分别开来，把斗争矛头鲜明地指向了满洲贵族以及封建顽固势力，不仅同过去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后来在革命实践中正确贯彻民族主义政策、瓦解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争取一部分进步旗人参加或同情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使清王朝慌恐不安，“革命排满”的主张，更是满洲贵族之大忌，“自排满敌洋之说兴，当事者莫不引以为惧”⑥。统治阶级惊呼，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欲以之离间民心”，“几难救药”⑦；“昌言革命，悖逆狂谬，蛊惑人心”，“推其致患之由，则在藉辞满汉”。封建顽固势力向当权者提出“令满汉大同，消泯名称，浑融畛域”的对策，欲使革命党人“无词可藉，弭无形之隐患，正不定之人心，大局安危，实系于此”⑧。他们将能否消弭“反满”宣传视之为关系着清王朝存亡之要义，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焦躁心情。立宪运动兴起后，满汉官僚们鼓动清廷利用立宪招牌抵制“革命排满”思潮，建议“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⑨；“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故浑融满汉，尤立宪政体亟当视为先务者也”⑩。慑于日益高涨的“反满”斗争，面对风雨飘摇的统治，以及部分汉族官员改变不平等民族地位的要求，清政府遂先后挂起“新政”、“立宪”的幌子，采取了一些所谓“化除满汉畛域”的措施，如废除旗民通婚、交产的禁令；下诏裁停旗饷，命各地旗人计口授田，自谋生计；公布《现行刑律》，规定满、汉民刑案件，一律归各地方审判厅审理；废除东三省的旗、民分治制度；议订中央官制，规定各部尚书、侍郎不分满汉，一体任用；以汉族官僚出任部分八旗高级官职(11)；旗、民籍共组新军等等，甚至还令朝野公议“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问题(12)。但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已成不可遏止之狂飙，清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会产生亡羊补牢的效果，其寿终正寝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强烈的“革命排满”的呼声，不仅使封建统治者寝食难安，而且在八旗社会内部由于多数人不能正确理解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也引起了不小的惊慌。如东京留学汉族学生发表排满言论，满族学生绝食三日，迫使留学生监督汪大燮不得送排满某生入成城学校；一汉族留学生于陆军初级毕业，因发表排满文章，满族留学生又胁迫汪大燮不得送其入联队(13)。又如两江总督端方自称原本姓陶，为汉人后裔；满人德馨，更名刘哲，亦于汉姓中搜寻谱系(14)。在吉林，“排满之议起，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等匾额者，急为卸下，他若妇女改装、男子改姓者，尤不一而足”(15)。这些情况，说明革命党人还没有在八旗社会内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排满”的正确宣传，从另一角度则反映出“反满”思潮影响的效果，造成了旗营中相当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一部分旗人已取逃避而非抵抗革命的态度，为武昌起义能够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清王朝统治的迅速瓦解，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排满”由理论阐述进入具体施行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起义基本遵循着拒者战、顺者和，排满不是杀满，实行政治革命，将斗争锋芒直指反动的封建王朝之策略方针，即争取了进步的八旗志士参加革命，也获得了部分驻防旗营的和平解决，壮大了革命声势，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参加革命活动最突出的是东三省的部分旗人，尤以盛京汉军镶黄旗人张榕为著名。榕早年思想激进，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东渡日本，就学士官学校，受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回到奉天后，任总督府军事参赞。武昌起义爆发，他与好友满族人宝昆，联合商震、蓝天蔚等革命党人，为谋求奉天独立而奔走，并建立秘密革命机关，张榕被推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镇压革命力量，挤走了蓝天蔚，将张作霖部巡防营调入省城，又操纵保安会，与革命势力对抗。革命派亦不示弱，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张榕任会长，准备采取暴力手段以达“此时提满汉联合政体，是不是此前没有联合”之目的。他们先后发动了庄河、辽阳、宁远等地的起义，但均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赵尔巽、张作霖等反动分子对张榕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912年1月23日，张榕、宝昆被暗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6)。张榕之侄张国翰满怀悲愤，赴海龙各县继续革命活动，同年3月1日忧劳病逝(17)。在奉天，许多进步旗人参加了反清独立斗争，使那里呈现出此起彼伏的革命高潮。
正当奉天革命与反革命殊死较量之际，吉林则有满族人士松毓、文耆（同盟会会员，后改名杨策）等为争取吉林独立的活动。松毓出身于官僚家庭，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后被挤去职。1911年11月中旬，为防止革命浪潮波及吉林，巡抚陈昭常秉承赵尔巽旨意，成立吉林保安会，自任会长，第23镇统制孟恩远副之。为笼络人心，又以松毓为参议部副参议长、文耆为参议员，但松毓拒不就职，文耆以病为由提出辞职(18)，表示不与反动势力合作。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后，派杨子厚、赵元寿赴吉林建立分会，推松毓任会长，进行革命、共和的宣传。由于反动、保守势力比较强大，及没有军界的支持，松毓等人未能像张榕那样，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另有满族青年恩溥、承志等人参与密谋吉林起义，因事泄未果(19)。
在黑龙江开展革命活动的有汉军旗人文璞。辛亥革命爆发后，代表孙中山联络革命力量的秦广礼抵齐齐哈尔，受到文璞及进步议员的欢迎。他们联合思想活跃的学界，于1911年12月26日假省议会名义召开大会，成立了“新民爱国委员会”，会长秦广礼，文璞被推举为副会长。会后秦返广东，诸事皆托付文璞等，嘱其协力工作，“俾期早日达到革命的目的”，文璞遂分派会员赴学、军、警、宪各界及外县进行革命联络与鼓动工作。革命的形势吓坏了那些内地来任职的达官显贵，他们收拾细软，纷纷离去。提学使张建勋临逃之际，意欲将学款吞没，文璞不避权势，毅然赴署，迫令张将学款交出。由于他有胆有识，时人誉之为“虎胆铁血英雄”(20）。但黑龙江与吉林一样，也未能掀起像奉天那样规模的革命高潮。
如果说东三省的八旗志士们自觉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那么这种情况在其它驻防旗营则鲜有例证，不过，还是有一部分身居起义省份的旗人走上了拥护革命的道路。这样的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清末八旗内部不满情绪增长的结果。
19世纪未以来，清政府愈益腐朽卖国，在八旗社会中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21)，离心力日趋明显。成都满旗教师杨卓甫在课堂上公开指斥“清廷腐朽，列强瓜分中国”(22)。满洲旗人继宗勇敢地投书《中外日报》，文称“中国固大有人在，未必尽如政府之昏愚”，并要求登载(23)。公开谴责清政府的言论出自旗人之口，在此之前是难以想像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后，部分旗籍青年颇受影响，北京八旗高等学校满族学生甚至秘密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它反满小册子，多数人表示拥护革命(24)。革命思想对八旗社会营垒的渗透，造就了清王朝的叛逆者，于是，当革命风暴来临之际，在起义军正确政策的感召下，部分旗人弃暗投明，脱离了反动政权。如云南顺宁府知府满族人琦麟，“常以满清专制为恨”，接到省城起义通电后，他即复电拥护革命，蔡鄂令他仍旧其职，并命大理陆军极力保护。琦麟后在与叛乱分子斗争中不幸牺牲(25)。在湖北荆、宣地区，革命军兴起时，有满人松宽、存喜等的投诚，后被派赴荆州旗营劝降；另有道员李儒、知县英勋等，被俘后也表示愿归顺起义军(26)。杭州驻防旗人署丹徒县文焕在苏州被扣后，断发输城，出任起义军队官(27)。
以上是个别旗人背叛清王朝的例证。此外，部分驻防旗营的和平解决，则意味着八旗社会在分崩离析中对清政府的大规模集体背叛，未经任何抵抗而放下武器，在八旗是史无前例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广州、成都、镇江（京口）驻防旗营。
广州实现和平，首先是革命党人“所持系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所有满人，均一视同仁”(28)的革命宣传影响的结果，使旗营未能采取敌视革命的态度。其次是1911年4月8日、10月25日，孚琦、凤山两位广州将军先后死于革命党人之手，旗营官佐们早已被革命声势吓破了胆，遂接受了广州各界提出的“共保公安，同享和平”的建议；表示“绝对赞成共和政体，不再接受清政府的命令”，“八旗官兵听从共和政府的收编改制，服从共和政府的指挥，维持广州的治安”(29)，八旗官兵改编为粤城军、省警卫军，广东实现了和平独立。
成都的情况与广州稍有不同，成都旗营放下武器，是满、汉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成都将军玉昆是位比较开明的官僚，当四川总督赵尔丰残酷镇压保路运动、拘捕保路同志会领袖时，玉昆“深不谓然，曾去总督衙门见赵尔丰，表示他的不同意，并不允和赵尔丰会奏清廷，而且主张把被拘留的人释放。将军不签名会奏，使赵尔丰的单方面的电奏，在清廷减少了力量，不能不相当表示迟疑和审慎”(30)。因此，玉昆给人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另外，成都的旗、汉之间来往频繁，关系较为融洽，如旗人知识分子赵荣安、雷和春、赵泰安、吴国杰等，与汉族士绅深有交往；武备学堂旗籍学生赵国安、甘恩波、陶芝生、文蔚卿、戴泽之等，与汉族学生有同学之谊；哥老会中的赵式卿、赵青山等旗人，与同志会中的哥老会领导者有旧(31)。这些因素，既使旗营在成都宣布独立、赵尔丰被杀等事件中保持中立，坐壁上观，也为后来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不过，面对革命浪潮，旗营还是颇有恐慌，终日刀枪戒备，壁垒森严。但八旗官佐们深知，旗兵早已腐败，难承戎事，他们不想为清廷殉命，而是要保全自己。汉族官僚、士绅们也想避免流血事件，这样，和平成为旗、汉共同的愿望。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以筹办旗人生计、旗兵缴出武器为条件，实现了和平。
镇江旗营的投降，则是惧于革命军的武力。1911年11月7日，镇江新军在管带林述庆的率领下起义，并包围旗营，做好进攻的准备，副都统载穆见大势已去，遂以保护旗人生命财产为前提，同意缴械投降，整个镇江城便落入革命军手中(32)。
综上所述，东三省部分旗人的革命活动，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声势，造成了对清政府的“来自祖宗发祥之地”的威胁，说明革命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已经影响到“八旗世仆”内部，并使部分旗人走上了叛逆的道路。这种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并与之遥相呼应的局面，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构成辛亥革命重要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当清政府崩溃之际，一些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在东北“广集旗人，扩张兵力，编练蒙兵，一旦事急，为我皇帝成偏安之域”，甚至无耻地打出“东三省人民”的旗号，要“迎戴大清宣统皇帝，若宣统皇帝有不能到东三省之事实，东三省另立近支皇族之开明者为临时皇帝”(33)，企图使清王朝苟延残喘。东北进步旗人与广大汉族人民的共同斗争，粉碎了反动分子的阴谋，捍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了共和制度，其功不可没，应彰于史。
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首先，减少了战争对革命力量带来的损失，及对社会的创伤。在清末编练新军的高潮中，各旗营纷纷行动，广州旗营练成步队3营、炮队1营，镇江旗营有常备、续备军各1营，成都旗营则编练巡防队3营及300多名巡警官兵。虽然这些军队对早已腐败的八旗来说徒供点缀，但毕竟是拥有新式火器的武装力量，对起义军仍不失其威胁。和平解决的结果，避免了如西安、荆州那样的流血冲突。其次，壮大了革命声势，使形势向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迅速发展。如成都旗营的檄械，削弱了四川的反革命力量；广州旗兵的和平改编，有助于革命势力在珠江流域较为稳定的发展；镇江旗营的投降，部分解除了起义军在进攻南京时的后顾之忧，并能将部队迅速投入到主要战场。这些旗营的和平解决，使所在省份能够迅速独立，造成强大的政治声势，也积极配合了各地义军的军事行动。最后，旗营的和平解决，是起义军正确执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的突出体现，克服了狭隘的种族复仇思想，使反动派鼓吹的革命党要“尽杀旗人”的谣言不辟自破，争取更多的旗人脱离清王朝，加速了大清帝国的分崩离析。
三
八旗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虽然这种特权日渐徒有其名），是满洲贵族施行民族统治的军政基础，当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到来之际，他们不会无动于衷，也不会都像广州等旗营那样放下武器，实现和平，他们曾对革命进行速度不同的抵抗。
究其原因，除长期的种族主义的封建教育使“虽身居闲散，而心实怀依”(34)的旗人对任何反清斗争必然仇视外，一是多年的“革命排满”宣传，使部分旗人对革命非常恐惧。起义爆发后，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象，误认为是其末日来临，所以虽久已腐朽，仍不惜侥幸一战。如在南京，“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族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35)。当革命军真正到来时，他们于是便上城阻击。在西安，“旗兵固然缺乏战斗力，但他们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无宁抵抗而死，所以死命相拼”(36)。二是武昌起义之初对旗人无分别的伤害，及反动分子蓄意制造谣言之影响，增加了他们的仇视。当时谣传：汉口“满人被杀者共有三百名”；武昌“各处皆有满人死尸，计满人被杀者八百人”(37)。帝国主义挑唆性的宣传激起了部分旗人的仇视心理。留日满籍学生数十人结为决死队，分南北两路归国，“南行者暗杀革命党领袖黄兴、黎元洪，北行者要求政府勿用袁世凯，否则，暗杀袁世凯以泄愤”(38)。在北京，八旗学堂学生及旗制处人员联合禁卫军密商，“汉人排满势甚汹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将京中汉人屠尽，然后自杀”(39)，署民政大臣桂春调外三营旗兵2千人入城，取代汉族警察，欲逞其凶(40)。此事虽被制止，但可窥见部分旗人之心态。三是部分顽固的八旗官员驱旗兵上战场充当炮灰，为清王朝继续效命，但结果殊异。有的经过一番抵抗后势迫而降，如荆州、福州等旗营。荆州旗营装备精良，有新式火炮16尊，快枪44支，各种子弹百余万发，其他军需亦很充实(41)。1911年10月19日宜昌新军起义后，即多次劝令旗营投降，但将军连魁或置若罔闻，或虚与逶迤，革命军遂发动强大攻势，旗兵损失惨重，连魁等见弹尽粮绝，兵心瓦解，只好议和投降(42)。另有一些八旗官员则拼命顽抗，如西安、南京、宁夏等旗营。在西安，10月22日新军起义，占领省城，将军文瑞率旗兵殊死拒战，结果满城被攻破，文瑞投井自杀(43)。当然这是个别情况，甘心为逆者毕竟是少数。
在此需要澄清所谓“杀旗人”问题。革命爆发后，国内外反动势力四处谣传：西安旗营“所有满族人都被杀害”，太原满城“全城无一逃生者”；武昌“杀旗人无数，裸体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44)，等等。毫不否认，辛亥起义之初，确有无辜旗人死于非命，原因何在？一是由于清王朝执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造成长期的满汉矛盾，一旦以“革命排满”为号召的起义爆发，必然带来一部分群众因不能正确理解“排满”的深刻意义而产生狭隘的种族复仇观念，不能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导致了毫无原则的排满拥汉举动。特别是在新军中，“旗兵双粮双饷，坐享权利，旗籍官长往往借小故侮辱毒打士兵，不讲道理”(45)。由此积压在心中的仇恨，在起义之初便化做报复行动。如起义军取汉阳府时，幕僚童龄因系旗人而斩首悬示，但非满族官吏皆免；标统宝瑛的妹妹亦因旗人而被处决(46)。二是因革命力量在战斗中遭损失，激起义军愤恨，故杀旗人以泄之。如新军第9镇士兵攻南京失利后退入镇江，闯进已投降的旗营，怒戕旗民，后严令禁止(47)；西安满城破后，“民军以种种原因，切齿满族，又以满营闭城坚抗，致土匪得乘机抢掠，扰乱秩序，大忿之，故杀戮颇多”(48)。但这种现象只限于个别场合，被杀者也是个别的。武昌起义爆发不数日，军政府即颁禁止擅杀旗人令，并将俘获旗人收监，和平后一律释放。第21混成协42标1营起义后，将营中7名旗籍兵缴械监禁，后遣回原籍(49)。太原起义军炮击旗营，旗营即竖白旗投降，“故未伤人，但毁房屋数处而已”。10月23日西安满城被攻克，次日旗兵犹抗拒，25日军政府即令禁止杀戮，所俘旗人后被遣送出城。令其自谋生活。
造成旗人伤亡的主要原因，除由于他们的顽抗引起的激战，如武昌、西安、荆州等地外，大多是基于封建的忠君思想，或畏惧革命而自杀，绝非是起义军大加杀戮。以死亡较多的几个旗营为例。荆州旗营死亡官佐41人中，战死13人，自杀8人，殉难10人（有8人分别死于武昌、江宁），被杀9人，遇害1人，各处阵亡旗兵206人，自杀14人，殉难4人。西安旗营死亡官佐90人，其中自杀6人，殉难3人，余皆为阵亡、战死、伤亡。江宁旗营死亡官佐38人中，自杀18人，被杀10人，阵亡4人，不明死因6人。福州旗营死亡官佐15人，除将军被杀、1人殉难外，余皆战死或自杀(50)。辛亥革命中，各地起义军基本正确执行了革命民族主义政策，优待被俘旗人，禁止杀戮无辜、谋划旗人生计等等，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加速了革命进程。那些旨在欺骗广大旗人，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鼓动一切敌视革命力量进行反扑，破坏辛亥革命的歪曲宣传，其目的昭然若揭，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四
“革命排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孙中山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其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51)。也就是说，“排满”不仅要推翻满洲贵族的封建统治，还要打倒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以“排满”包含着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双重的革命意义。辛亥革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标明其与以往一切反清斗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进步的革命民族主义内容。
“革命排满”与以往反清斗争之另一区别，是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实行两个区别：将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革命党人虽未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但他们也认识到，压迫广大汉族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卖国求荣的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王朝，它才是革命的对象。而满族人民、下层旗人，同样遭受清政府的压迫，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牺牲品。是革命中努力团结和争取的对象；那些旗籍官僚，只要不反对革命，同样受到革命党人的欢迎。这是加快革命进程、迅速瓦解清王朝的有效策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是革命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杰作，不仅争取了广大普通旗人，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且维护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避免了帝国主义利用民族矛盾分裂中国的企图。
资产阶级“革命排满”政策的正确实施，得到了广大普通旗人的拥护。他们长期被禁锢在旗营中，受到种种人身限制，虚享有名无实的“特权”，过着朝食夕饥的贫困生活，对清王朝的失望憎恶在旗营滋长漫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难以掀起反抗的浪潮。革命来临之际，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感召下，他们由怀疑、惧怕乃至仇视革命，转而顺从、拥护甚至参加革命，基本持倾向革命的态度。对革命的局部顽抗并不代表八旗社会的主流。恩格斯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辛亥革命中，八旗社会间接地发挥了这种作用。这场革命把八旗人民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摆脱了满洲贵族和旗营制度的桎梏，走上了自食其力的新生道路。存在了200多年的八旗寄生阶层，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革命排满”不容非议。
注释：
①⑨⑩ (34)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58页；47页；259、257页；325页。
② (22)(24) 《满旗社会历史调查》第81页；181页；98页。
③④ (51)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74页；75页。
⑤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80～281页。
⑥⑦⑧ (12)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34页；931页；915、917页；918页。
(11) 如镶黄旗汉军都统张英麟、察哈尔都统冯国璋、镶黄旗满洲副都统秦绶章等。
(13)(14)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40页；235页。
(15)(27)(37)(38)(39) 《申报》1911年12月29日；11月18日；10月14日、17日；10月31日；11月2日。
(16)(20)(36)(43)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537、548、592～604页；581～585页；10页；10页。
(17) 《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150页。
(18)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第197、219、222页。
(19) 《满族简史》第174页。
(25)(4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257～258页；41页。
(26)(4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第251页；250、253～259页。
(51) 关于戊戍变法时期有八旗动向，参见《维新运动与八旗社会》，载《哈尔滨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23) 《拒俄运动》第40页。
(38)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总25号，第441页。
(29)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93页。
(30)(31)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3页；34页。
(32)(35)(47)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50、266页；258页；267页。
(33)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第7、208页。
(40)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第487～488页。
(41) 《辛亥武昌首义史》，第353页。
(44)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76页；《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
(45)(49)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95页；29页。
(46)《满清稗史，南北春秋》卷上，第4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58页。
(50) 《辛亥殉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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