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溢出效应、环境污染与全要素增长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污染论文,增长率论文,要素论文,效应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FDI的进入究竟会给东道国的企业和行业带来“正”的还是“负”的知识溢出效应，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有的研究表明FDI进入会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如Blomstrom and Sjoholm(1999)发现外资公司比本地公司具有较高的个人劳动生产率，本地公司能从外资的进入获得外溢效应；Glass and Saggi(2002)的模型分析发现FDI进入可以减低本地企业模仿的成本；Lee(2006)也发现流入的FDI与非实体的(disembodied)直接渠道(主要包括专利引用、技术邻近效应)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也有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或行业进行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甚至为负。如Borensztein et al.(1998)发现FDI的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Aitken and Harrison(1999)利用委内瑞拉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对生产率的影响为负；Veugelers and Cassimanc(2004)利用比利时的企业数据发现外资公司通过国际市场获取技术，但这些企业并不可能向本地企业转移技术；Zhu and Jeon(2007)发现FDI虽有利于技术的溢出，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国内学者对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潘镇(2005)发现通过提高国内科技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外资对我国的科技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时间的推移,外资对我国科技创新的边际溢出效应不断提高。孙文杰和沈坤荣(2007)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对中等技术创新强度的行业来说，技术引进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明显；当内资企业生产率处于外资企业生产率的40％-95％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显著。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研究发现FDI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但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马林和章凯栋(2008)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存在显著负向溢出，合资企业负向溢出最大，合作企业次之，独资企业则表现出了不明显的正向溢出。
正如Aitken and Harrison(1999)的研究认为行业内的知识溢出效应会被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所抵消，这是由于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随外资企业的进入而减少，单位产品的平均固定成本升高而导致生产率降低。Javorcik(2004)认为在行业内寻求技术溢出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外资企业不太可能将自己的先进技术转移给同为竞争者的本地企业，但是外资企业有可能将技术转移给他们在本地的中间产品供应商，即FDI的技术溢出更可能是垂直型而非水平型的。用立陶宛1996-2000年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FDI的技术溢出在后向联系中非常显著，但在行业内与前向联系中并不明显。Liu(2008)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FDI技术溢出在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中都非常显著，并且后向联系作为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在统计上更显著。
在国内区分垂直型、水平型FDI技术溢出的研究中，钟昌标(2006)发现外资在中国电子行业既产生横向溢出，也产生纵向溢出，但横向溢出较纵向溢出更为重要，在电子行业中，外资对当地企业最大的影响主要通过示范和竞争的交互作用实现，外资对内资企业带来的竞争主要还是正向效果，外资竞争对内资企业市场配额挤占的效果并不明显。邱斌等(2008)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发现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王争等(2008)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吸收外资溢出的影响，发现私营企业存在着吸收外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即吸收能力的差别；下游外资控股企业的溢出促进了上游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而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则对上游生产率较低的私营企业有负的净效应。
从理论上讲环境质量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一些研究贸易开放与环境质量的文献发现，开放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Antweiler et al.(2001)研究一国对外贸易开放度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益于环境保护，一国的贸易限制越少，环境污染也就越少。一国的开放程度与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关系密切，在贸易自由化的前提下，经济越开放的国家，在清洁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也就越快。但也有相反的结论，Copeland and Taylor(1994)在模型分析基础上提出开放使得落后国家一方面通过从事高污染生产以获得高的收益，即“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该假说表明贸易开放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国际贸易的开展使得发达国家更易于将那些能源或资源密集型、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这种国际分工使得贸易开放可能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问题。
贸易所引起的环境后果不容忽视，但环境对贸易的影响也不应该低估。环境因素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上，而且还涉及外国直接投资，FDI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会存在怎样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从事“污染行业”(dirty industries)的生产，出口也多属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而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出口清洁产品。采取宽松的环境政策的国家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一国环境管制成本的差异是否会引发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去？Esty and Geradin(1997)认为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因为低的环境标准和松弛的环境管制手段会使得某些国家为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所谓“底线竞赛”(race to the bottom)的现象。
但早期的研究结果却没有发现环境管制和FDI选址之间存在重大联系，Eskelanda and Harrisonb(2003)发现了较弱的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者倾向于选择空气污染水平高的地方建厂，但外资企业使用高效能源和清洁能源，对环境的污染要低于本地企业。Ederington et al.(2005)认为污染避难所效应不一定发生在污染产业中，而一些“自由”产业(footloose industries)可能受的影响更大。Kellenberg(2009)考察跨国污染避难所效应，发现环境政策对贸易和投资有重要影响，其研究结果也支持Ederington et al.(2005)的结论。
一些学者也对我国国际贸易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包群和彭水军(2006)考察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发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在影响污染排放的控制变量中，环保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均有利于抑制污染排放，而政府环保标准颁布的治污效应不显著。Cole et al.(2008)利用中国1997-200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污染排放物与产业能源利用和人力资本强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与生产率和R&D支出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刘建民和陈果(2008)采用1999-2004年28个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将降低外资进入某地区的可能性，而松散的环境管制将有利于外资的进入。环境管制对我国FDI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FDI对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更加敏感，而中西部地区环境管制对FDI分布的影响不显著。Dean et al.(2009)考察在中国投资的EJVs(equity joint ventures)是否有污染避难所行为，发现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高污染行业投资是被中国内地宽松的环境政策所吸引，而来自于其他地方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并不明显。
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年)中28个制造业行业的1999-2008年的相关数据(其中缺省2004年数据)考察中国制造业产业中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以及环境污染排放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区分中国制造业产业中FDI的水平、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后，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最可能发生在后向联系中，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不明显；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进一步考察FDI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和直接效应，发现FDI水平溢出效应减缓了环境污染对产业生产率的不利影响，而FDI的前向技术溢出与后向技术溢出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不明显；FDI水平溢出效应降低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而FDI后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因此FDI后向技术溢出中有一部分是向上游产业提供了高污染排放技术而提高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估计模型与数据；第三部分给出主要的实证结果和分析结论；第四部分分析FDI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和直接效应；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估计模型与数据
(一)基本模型
为了考察行业生产率与FDI在同一产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本文按照以前研究文献的通常做法，估计模型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年)中28个制造业行业的1999-2008年的相关数据(其中缺省2004年数据)，主要包括按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经济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工业总产值(包括三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产品销售收入、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了计算FDI的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本文采用了2002全国122部门、2005全国62部门与2007全国135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相关数据。为计算各个产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本文引用年鉴中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与工业粉尘排放量等数据作为计算环境污染指标的基础。表1给出了本文中用到的变量的定义。为了增加数据的可比性，所有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值都使用1999年不变价，工业增加值平减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三)FDI前向溢出效应与后向溢出效应的计算
1.FDI前向溢出效应
按照Javorcik(2004)的方法，得到上游产业u中FDI对下游产业j的溢出效应为：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FDI溢出效应与环境污染对生产率的影响
样本中的数据是面板数据，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最常用的有三种方法：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和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本文主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由Hausman统计量判断。FDI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见表2。因为FDI可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吸引更多的FDI，即FDI可能具有内生性，同时FDI的水平、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可能都存在一定的时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用FH、FW与BW滞后一期的数值对(1)式进行回归。另外由于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与垂直溢出效应具有不同的溢出机制，而且FH1、FW1与BW1之间存在较高的线性相关关系(两两相关系数都在0.86以上)，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带来的系数不稳定，表2中首先给出了方程(1)中分别纳入FH1与FW1、FH1与BW1的回归结果。
在表2第(1)—(3)栏中FH1滞后一期的系数虽然都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产业内溢出效应不明显；(1)栏中滞后一期FW1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BW1(第(3)栏)后系数不再显著，表明产业中前向溢出效应不太稳定，需要进一步考察；而BW1的系数都高度显著为正，表明产业中存在明显的FDI产业后向溢出。总之，我们区分FDI的水平、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后，FDI的技术溢出最可能在后向联系，即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中间产品供应商的联系渠道中出现。原小能和宋杰(2007)发现外资企业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外溢效应，但就水平的技术转移来讲，其作用较小；外资企业主要是利用其品牌信誉、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来与中国企业合作，对其有形的和无形的技术诀窍控制得较为严格，转移给中国的比例较低，而且转移的也多是比较成熟的、标准化的技术。许和连等(2007)利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FDI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工业行业产生了的水平溢出效应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而人员流动效应所产生的溢出并不明显；FDI企业通过向上游产业的当地企业购买中间产品和服务产生了积极的后向溢出效应。
为了考察环境污染对生产率的影响，表2给出了在方程(2)的估计结果。衡量环境污染
的指标有四个：单位销售额工业废水排放量WA、单位销售额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单位销售额工业烟尘排放量SMO和单位销售额工业粉尘排放量DI。为了避免环境污染指标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将这四个指标依次代入方程(2)，估计结果在表2第(4)—(7)栏中，在纳入环境污染指标后，FDI溢出效应特性仍然与第(1)—(3)栏中的结果保持一致：产业内溢出效应、产业间前向溢出效应不明显，但产业间存在明显的FDI后向溢出效应。WA、、SMO和DI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
环境污染的这种负向作用可能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许多企业由于缺乏技术调研和可行性论证或因资金不充裕而在选择生产设备和检测手段等方面考虑不周或无力选择先进技术，转而采用已淘汰的落后技术和设备，使得企业技术手段、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等落后，致使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高，造成生产污染，这不仅恶化了企业(产业)的经营生态环境，而且使该产业可能面临更严厉的环境管制和治污成本上升的压力。治理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势必损害企业的短期利益，只注重污染带来表面而短暂的经济利益的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在环境管制不严格或对企业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不大情况下，环境管制提供的“物品”即环境污染物的减排和环境质量的改进，是一种类似于国防的公共物品，此种物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ry)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一个企业(产业)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任何一个企业(产业)的消费，也不可能阻止某个企业(产业)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即这种物品所带来的好处都无法被它的提供者所独享。
另外环境污染排放物的减排并不是免费的，有时甚至代价高昂。于是对于这种公共物品，各个企业(产业)都会倾向于从别的企业(产业)减排的努力中享受到好处，而自己不愿做任何努力，这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的结果，最终损害整个产业中的企业。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由于规模和技术限制等因素，要么缺乏合适的防污技术和治污设备，要么有些防污技术先进，但购置价格高，污染防治设施运营成本高，污染治理成本远高于其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而企业超标排污受到的处罚大大低于达标排污成本，使得企业不愿治理污染。
另外我们在方程中纳入的控制变量，反映产业的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的系数在统计上都显著为负，表明产业中负债比率提高有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反映产业的资产利用状况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资产利用状况越好，产业越有能力来提高产业的全要素增长率。
(二)对FDI溢出效应的不同测量
除了用FDI存在率测量FDI溢出效应外，一些研究还采用FDI所有权比率作为FDI溢出效应的测量指标(Liu，2008；Javorcik and Spatareanu，2008)。王争等(2008)发现企业层面外资份额及其控股与否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随生产率水平递增；下游外资控股企业的溢出促进了上游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而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则对上游生产率较低的私营企业有负的净效应。马林和章凯栋(2008)发现合资企业负向溢出最大，合作企业次之，独资企业则表现出了不明显的正向溢出。下面用三资企业工业所有者权益与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经济制造业工业所有者权益的比值来测量FDI水平溢出效应，FDI垂直溢出效应指标也做相应的调整。
表3给出了FDI溢出效应(FDI所有权比率)与环境污染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与表2基本相似，滞后一期BW2的系数都高度显著为正，表明产业中存在明显的FDI产业后向溢出，FH2滞后一期的系数现在都为负，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产业水平内溢出效应不明显；滞后一期FW2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依旧表明产业中前向溢出效应不明显。在纳入的环境污染指标中，WA、、SMO和DI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与表2的结果基本一致。
(三)对FDI溢出效应内生性的进一步讨论
包括在方程中，可以通过它们与FDI溢出效应变量(FH、FW与BW)之间的偏相关关系，反映FDI溢出效应与生产率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同时也能反映环境污染与生产率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对(5)的估计如果采用OLS估计将是有偏的和不一致的(Baltagi，1995)，对(5)的估计一般采用Arellano and Bond(1991)提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差分GMM(D-GMM)估计，以及后经Arellano and Bover(1995)以及Blundell and Bond(1998)进一步发展，提出的系统GMM(SYS-GMM)估计方法，能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本文主要采用系统GMM进行估计，利用该方法还可以处理模型中的内生解释变量。由于FDI水平溢出效应与垂直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不同，特别是前向溢出与后向溢出，与FDI跟本地企业之间建立的联结关系有关，因此垂直FDI与生产率之间理论上会存在着更强的双向反馈，本文在估计时将FDI前向溢出(FW)与后向溢出(BW)变量处理为内生变量。
从表4可以看出，采用动态模型来估计FDI溢出效应与环境污染对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FDI前向溢出与后向溢出为内生变量的情形下，我们仍旧发现BW1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除第(2)栏外)，表明产业中存在显著的FDI产业后向溢出，稍微不同的是FW1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有3列)，表明产业中可能存在积极的前向溢出效应；最大的变化是FH1的系数现在都显著为负，表明产业内溢出效应中竞争效应明显；而纳入的环境污染指标中，WA与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SMO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DI的系数却显著为正，与表2结果有所不同。
总之，在采用FDI所有权比率来度量FDI溢出效应以及考虑FDI溢出效应的内生性后，本文仍旧发现产业中存在显著的FDI产业后向溢出，不太显著的正向前向溢出效应和不太显著的负向水平溢出效应。在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以上结果仍旧成立，并且实证结果还表明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
四、FDI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和直接影响
(一)FDI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
表6给出了方程(8)的估计结果，从Panel A到Panel D依次给出了当期FDI溢出效应与滞后一期FDI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用FDI存在率还是FDI所有权比率来测量的FDI水平溢出效应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FDI水平溢出效应降低了WA、、SMO、DI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而FDI后向溢出效应恰好相反，BW的系数都显著为正(除Panel A中的第(1)栏),表明FDI后向溢出效应增加了WA、、SMO、DI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FDI前向溢出效应的结果不太一致，用FDI存在率来测量的FDI前向溢出效应显著增加了单位销售额工业废水排放量，但显著降低了单位销售额工业粉尘排放量，而对单位销售额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用FDI所有权比率来测量的FDI前向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单位销售额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粉尘排放量，而对单位销售额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烟尘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
FDI水平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指标的这种负向作用可能是因为FDI自身采用低能耗、低污染技术，从而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单位销售额环境污染排放量。但FDI后向溢出效应虽然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但也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单位销售额环境污染排放量，这可能是FDI后向溢出的技术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机器和设备等资本密集型技术，这是因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是高能耗产业。Cole et al.(2005)在考察英国企业时发现即使控制能源使用因素后，在资本和污染排放物之间还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Cole et al.(2008)发现在中国机器和设备密集型的企业比人员密集型的企业会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物。因此FDI后向技术溢出中有一部分是向上游产业提供了高污染排放技术而提高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提供后向溢出技术的外资企业通过向本地企业转移这些高能耗、高污染技术，而使自己专注于低能耗、低污染业务，更有利于其在中国的发展，这也为他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年)中28个制造业行业的1999-2008年的相关数据(其中缺省2004年数据)考察中国制造业产业中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以及环境污染排放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在区分中国制造业产业中FDI的水平、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后，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最可能发生在后向联系中，即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中间产品供应商的联系渠道中出现，但FDI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不明显。在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但环境污染不利于产业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进一步考察FDI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和直接效应，发现FDI水平溢出效应减缓了环境污染对产业生产率的不利影响，而FDI的前向技术溢出与后向技术溢出对环境污染的边际效应不明显。从FDI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来看，FDI水平溢出效应降低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而FDI后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因此FDI后向技术溢出中有一部分是向上游产业提供了高污染排放技术而提高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产业中FDI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后向联系中，而水平与前向溢出效应较小，由此以下几点值得考虑：一是引进外资时要积极发挥FDI通过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提升作用，通过相关的鼓励和约束政策促使我国FDI企业向国内企业购买中间产品或相关的服务，充分发挥FDI企业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二是中国制造产业为从外资中获得的外溢效应，要不断增强向外资的学习能力，但随着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缩小，不能再依赖于外资企业转移较先进或最新的技术，而只能依赖于自主的技术创新，因为外资企业可能转移的技术大多是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技术；三是强化环境保护的利用外资政策导向，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环境保护监管，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鼓励引入环境保护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现代环保产业，实现引进外资和保护环境的有机结合；通过政策引导充分挖掘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而减少的经济系统内在和外在动力，支持国内清洁生产技术与循环生产技术的创新，并鼓励国外环保和清洁生产方面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吸收，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