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183;关系#183;生产力——改革之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个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之能论文,发展生产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8-0026-07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提出了诸多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分析和解答，其中之一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乃在于发展实践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中国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发展了的生产力的要求，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①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不是先进的而是落后的，不是健康发展的而是受到压制阻碍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是被逼出来的；并且它之所以指向经济体制，邓小平的一句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当时的认识高度：“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②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举世瞩目，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就是说，当我们用变革经济体制即变革生产关系的办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我们的做法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经济体制或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笔者尝试依据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路对此加以探讨，着力点将放在两个方面：(1)生产和关系的统一性，(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关性，而贯穿于这两个方面的核心范畴是“共同活动”。
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生产是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形式。马克思对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形式有很多论述，其中三个观点格外重要：(1)生产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进行③；(2)“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④；(3)“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⑤这三个观点经常在肯定的意义上被分别引用，其实更应当考虑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对同一个对象(生产)可以从社会、交往、关系等不同的方面加以释说，且每一种释说都是正确的，它们揭示了生产的不同面相，那么，作为被释说的生产究竟具有什么特性使得它能够将这些不同面相集于一身?笔者以为是马克思在第三个观点中提到的“共同活动”。
“共同活动”是生产实践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从最初的共同狩猎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变化的是活动的范围、活动的程度、活动的方式方法，不变的是人的共同活动。
一旦人们共同活动，便有了他们的联系和关系。许多人一起行动引出组织关系，组织中的分工引出协作关系，协作中地位和观点的不同引出利益关系，分工协作的生产成果(产品)又引出分配关系，等等。共同活动不仅引出生产关系，而且引出人与人之间其他的社会关系，“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⑥这些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使人对它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以至于今天一个象征关系的符号，例如货币，就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人的行为。
一旦人们共同活动，便有了他们的相互交往。一个人不需要交往，交往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事情。但倘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之间也就没有交往。因此交往需要因由。共同活动提供了因由，由此共同活动便需要参与者的交往。举一个简单的例证：语言是交往存在的符号，按恩格斯的观点，语言就是早期人类在共同劳动过程中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产生的。共同活动中交往的必然性已如上述，交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产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说：“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这些一定的生产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⑦这段话告诉我们，“关系”并非从来就有，它是活动的产物。交往即是产生关系的活动。生产交往产生生产关系，生产交往之外的社会交往是产生生产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交往存在是关系存在的根据，交往变化是关系变化的根据，一些影响关系的因素，如手推磨、蒸汽磨，一般说来是通过交往的“中介”发挥作用的。
一旦人们共同活动，便有了他们的社会。社会和社会关系有关，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结而成的共同体。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⑧社会和交往有关，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交往时，自然而然形成了社会。“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⑨社会是人们最熟悉的概念，又是许多时候日用而不知的概念。其实，社会的含义并不神秘，静态地看，它是共同活动中由交往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机体；动态地看，它就是共同活动本身。如果说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社会就不过是对这种活动共同性的表达。
以上论述显现了共同活动与关系、交往、社会的统一。由于共同活动是生产实践的本质特征，其与关系、交往、社会的统一在本文中也就是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交往和生产社会性的统一。生产的过程因此可理解为：不同的个人在一定关系联结下或一定社会范围内展开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
马克思分析的是近代以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或共同活动的情形。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经验观察基础上，以劳动、资本、土地三者关系为主线描述了这个过程。他们把工资、利润、地租看作参与这一生产过程的三大阶级(劳动者、资本家、地主)分配财富的方式，一方面说明产品是怎样生产的，另一方面说明商品是怎样交换的。马克思接受了古典经济学家们以劳动、资本、土地关系为主线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做出的描述，但在两点上与他们不同。其一，马克思反对把这个过程中所展现的生产方式看作永恒不变的，认为它是历史的、暂时的，就像被它否定的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暂时的一样。如果说劳动、资本、土地三个因素的互动构成一个客观的生产过程的话，马克思要揭示的是隐含在这个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还能看到，在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则被遮蔽了。其二，古典经济学家仅把生产看作“物”的运动过程，马克思则把生产同时看作人的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生产与关系构成他对国民经济学从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批判研究的主题，这一批判向我们揭示了生产或共同活动的一种历史形式——商品生产和交换——与人的关系的统一性。
第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的产品在交换时成为商品。人们交换其产品是因为存在分工，每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满足其消费的(生存的、发展的)需要，故需依赖于他人，他人也同样依赖对方。这种相互依赖即是他们的社会联系，它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⑩人们在交换中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即货币，所以人们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利和社会联系。“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相互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和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1)
第二，不仅商品生产和交换表现人的关系，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也是人的关系。商品生产和交换“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12)
第三，商品生产和交换表现人的关系，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是人的关系，反映经济活动的诸多范畴也不例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分工和所有制视为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3)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分工、信贷、货币等看作“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并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4)他批评蒲鲁东说：“所有权成为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权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权，封建所有权，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15)正是基于马克思这样一些认识，恩格斯说：“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16)
隐含在上述关系背后的是劳动，商品交换是处在分工体系中不同的人的劳动的交换。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马克思同样赞成这一点，认为劳动时间是确定价值的尺度。“于是，小麦和金两者都同一个第三者——劳动发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等同；于是，两者作为交换价值互相比较。”(17)不过，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区别在于，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劳动或关系合理且自然，马克思则不满意它，尽管马克思肯定这种劳动或关系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将生产分为两种情况：“在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第一种情况下，——不管这些独立生产通过自己的相互联系而在事后怎样确立和发生形态变化，——中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提本身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两种生产都是社会性活动，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活动：“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在事后成立。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相互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18)第二种情况中生产的社会性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是马克思的追求。他认为在共同生产已经成为前提的社会中，“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它可以缩短劳动过程，使人们有时间去从事其他活动。“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19)
共同活动与未来社会的关系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这里重要的是我们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看到，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哪种社会形态和历史形式中，以共同活动为特征的生产都与关系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两个彼此外在或独立的事物的统一，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生产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也不可能有生产。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生产关系变革何以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进一步的理论准备了。
生产力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20)
生产力表征生产者的力量，主要不是个人力量，而是集体力量或联合起来的力量。马克思说：“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21)个人的力量固然是生产力，但和社会形式下联合起来的力量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是什么因素将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斯密和马克思都提到分工。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的题目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其第一章所论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之一——分工，开篇第一段话(也是《国富论》开篇的第一段话)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2)他以亲眼所见的扣针制造为例告诉我们，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中，一个工人一天能制造4800枚扣针，而如果各自工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绝对不能一天制造出20枚针，两者相差240倍。马克思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资本论》中说：“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23)作为一个深受黑格尔影响的哲学家，马克思更能够体悟质量互变的关系，因此他把共同活动融合而成的总的力量看作一种新力量，认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他甚至说，“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24)《资本论》中的这一思想，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中业已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5)
在斯密和马克思之前，已有人认识到分工之于生产力的益处。柏拉图说：“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26)斯密和马克思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家给出了更有力的证明。他们把制度——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凝结物——看作继天赋、技术、偏好之后经济发展的第四根支柱。制度所以成为支柱，因为它能降低交易费用，即降低人们在共同生产中相互交往发生关系时不可避免发生的成本。(27)按照沃利斯和诺思的测算，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这一比例比一个世纪前增加了近25％。(28)交易费用的降低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联合起来的力量的增大。至于分工与交换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从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中有切身感受。
分工协作为什么能扩大和增进生产力?斯密说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29)马克思的解释更为详尽，他把相互协作的共同活动称作“结合工作日”，认为“结合工作日”所以能够提高生产力，“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30)
分工只是马克思视为“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之一，由它已经可以看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关性和极端重要性，如果将信贷、货币、所有权、交换等范畴也考虑进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关性将更为紧密，当然也更为复杂。不管多么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分工、交换、信贷、货币、所有权等生产关系如何，联合起来的力量即生产力也就如何。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解释“改革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基础：(1)生产以共同活动的方式存在，它与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我们不妨再次引用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论述：“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1)(2)生产力是联合起来的力量，将分散的个人力量联合起来的，是从活动角度出发而被马克思视为关系范畴的分工、交换、信贷、货币、所有权，等等。马克思在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以后接着说：“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2)
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实际上涉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生产都与关系不可分离；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生产力都是联合的力量，都比个体力量大得多；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可以并且实际上在它所处的那种生产关系中进行着生产，产生某种性质和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但这些生产力彼此之间差别极大。有的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有的仅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有的甚至连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达到，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看到这种差别，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看到这种差别，在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例如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看到这种差别。何以如此?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说明了生产力是联合起来的力量，没有说明生产力作为联合起来的力量在其发展中的差别问题，而这个问题才是实践者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对它的解释直指“改革之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题。
对“差别”的解释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分为三类：历史的、工艺技术的、制度或关系的。历史角度的解释着力分析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起点低、基础薄弱、一穷二白的状况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工艺技术角度的解释着力分析科学技术、装备制造、工艺流程的差别及其对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它们都是必要的，并且对全面认识“差别”来说不可或缺。然而，历史的和工艺技术的解释与“改革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讨论的是发展问题，在一个由于历史原因而落后的国家，起点低、基础薄弱、一穷二白正是发展问题本身，是发展要加以改变的状况；在一个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科学技术和工艺流程的改进同义于生产力发展，它和生产力一样，是发展问题解决的结果，不是发展问题解决的原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和工艺流程的改进，而在于采用什么政策、方法、措施或选择什么路径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和工艺流程的改进，提高生产力。笔者以为，马克思下面这段话道出了关键所在：“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33)这里所谓的社会形式，如前所述，即是生产者们的共同活动，亦即将他们彼此联系起来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决定生产力的那个条件包括两个方面：前一代人创立的生产关系和先前已获得的生产力。我们在前一代人创立的生产关系和获得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意味着改变前人获得的生产力，被改变的对象不能成为改变的原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决定人们将生产力从它过去那种状况下解放发展出来的条件主要是生产关系。这样考虑问题，便是从第三种类型即制度或关系的角度解释生产力发展的差别。(34)
以1978年为界，新中国时期存在两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此对应，也存在两种生产力状况：(1)落后的、发展迟滞的；(2)大幅提高、发展迅速的。计划经济体制赋予政府以极大权力，真正的生产者(从企业到职工)反倒没有什么自主性；它把生产活动的空间严格限定在僵死的计划中，不能适应变化多端的需求信息；它否定市场，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等于否定了能够扩大和增进生产力的一种主要社会形式；计划经济带有根本性的缺陷，其中之一是贬低自我存在，拒斥个人利益，使企业丧失生机活力、经济丧失基本动力；它曾经力图理顺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却因为“一大二公”对“我”的取消，而使“你”也没有了存在依据，剩下的只有国家，生产关系因此难以理顺，分工协作因此运转不灵。如此共同活动，形成的联合力量不可能大，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而这种超越原本是马克思社会构想的基础。改革之所以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因为它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束缚，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形成一套新的生产关系体系，产生一套新的共同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需求变化方面存在的不完全信息的局限。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产权明晰以“我”的存在为前提，因为有“我”，所以有“你”，有了“你”“我”，便产生了生产中真正意义的相互交往和联系；对“我”的肯定使个人利益获得合法性，由此形成的社会激励机制，赋予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市场经济体制对市场的培育，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促进，对市场主体独立性、自主性的肯定和保护，等于“重新恢复”了能够扩大和增进生产力的主要社会形式，这种形式把人们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总之，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当中，人们的相互交往联系和生产关系不同，共同活动的方式不同，为生产者提供的活动范围、空间大小不同，对“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_(35)不同，所形成的联合起来的力量必然不同。如果说前者提供的空间狭小从而生产力难以生长，那么打破这一体制或关系，为人们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生产力就会得到超越过去的发展。这就是“改革之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作为人的生产能力与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生产关系的形式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二是生产力的状况随着生产关系形式的改变而改变。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后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无论哪种情况下，只有关系改变了，即生产的社会性历史状况改变了，亦即共同活动的方式改变了，生产力才能改变。
注释：
①这里需说明两点：(1)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生产关系变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第10页。)文字中虽然提到上层建筑，但无论从《决定》还是其后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看，生产关系变革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有联系又有区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一种愿望，当这种愿望被诉诸行动时，它表现为发展者采取某种/些政策、方法、措施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性质变化的实践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客观事实，当把这个事实理解为一个过程时，它标志着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已经或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当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时，他所说的生产力是现实地发展了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有时是一致的，即人们发展生产力的愿望和努力取得预期成效，生产力在这种努力中得到了提高；有时是不一致的，即人们原本认为某种做法能够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结果却不如意，与目标相距甚远，甚至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并非有发展生产力的愿望，采取了某种/些政策、方法、措施，生产力就一定能够发展起来，相反，生产力的发展步履维艰、阻碍重重乃至停滞倒退的现象经常可见，而导致这种结果的，许多时候正是人们为发展生产力所采取的那些政策、方法和措施。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8页。
③⑥⑩(11)(12)(17)(18)(19)(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页；第29页；第108页；第106页；第105页；第158页；第122页；第123页；第608页。
④⑤⑧(13)(21)(3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页；第344页；第80页；第84页；第128页；第344页；第80页。
⑦(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第598、602页。
⑨(15)(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43页；第46-47页；第4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2页。
(22)(2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5页；第8页。
(23)(24)(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80页；第378、379页；第38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5、68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分工是批判的，马克思批判的是它的异己性，不是它对生产力的增进或扩大。
(26)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60页。
(27)科斯在谈到他两篇代表性文章时说，在《企业的性质》中，交易费用是用来表明，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包括在分析中，那么企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引入分析中，法律就没有意义。仅此而已，别无它求。(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85页。)
(28)参见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38页。
(34)许多人以为可以在不改变生产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学习、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办法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近代史上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常常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生产方式必然涉及制度和关系，当应用科学技术于生产从而要求改变生产方式时，倘若过去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坚守不变，即使花大量金钱引进技术，生产力也不能发展起来。所以，工艺技术和制度比较，后者更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