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困境与理性精神的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困境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性的困境
理性是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也即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它是人的特有精神属性和人类智慧之精华，是社会行为主体(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个人等)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是行为主体认识自然、社会及其协调、整合自然、社会和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的能力。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许多危机和困境。社会发展各种困境与陷阱的出现或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固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但确实与发展理论的迷失、发展理论的困境直接相关。
理性主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悠久，对理性的推崇始于苏格拉底对伦理道德普遍定义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则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在他看来，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经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大哲的发展，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崇高地位。古希腊人这种运用理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传统后来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近代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17、18世纪，西方文化找到了新时代的立足点——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内涵，便是理性主义的复兴和崛起，现代性精神根源于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康德提出“历史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概念，他们使理性的哲学色彩日趋浓厚。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理性的概念做了不同的阐释，但我们还是能发现，大多数人都把理性看做是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理性主义核心就是崇尚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经严密逻辑推理得到真知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就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种含义：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①
从这可看出，西方理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常用唯理论相称，与经验论相对，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强调依靠纯粹的思辨来获得真知。同时，理性不仅是用理智的方式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而且是通过启蒙寻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推动力量，理性的工具功能和价值理念功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弘扬理性，就意味着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由此而引申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等多种形式。而随着经验主义的日渐渗透，哲学理性逐渐走向世俗理性、工具理性，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作为发展理论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也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早期的理性主义是认识论上的狭义理性主义，是一种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认识论。第二，这种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实质的合理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它指向“应然”的价值关系，是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主观的合理性或“价值理性”。
在现代性发轫之际，启蒙思想家曾预想了这一过程的理念，其中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可以说是价值性。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把关于正义的标准归置于人类自身。人类对自身的理性充满了信心，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价值观。在人类理性面前，没有宗教的权威，没有道德上的目的论似的说教，没有信仰所要求的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而“现代”本身就是价值性的，它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为目标，旨在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社会行动的理性特征，近代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成果也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因此，“现代的”又是“人为的”，它根据行动者对行动赋予不同目的，是社会行动的理性化，是一项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它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是人通过自我奋争去赢得和执掌命运、型塑历史的过程。
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变迁的本质就是一种理性行动，包括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韦伯对社会学曾下定义为“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②社会行动理性化是贯穿韦伯学说的一条主线。韦伯从分析人的社会行动入手，按照他的“理想型”的社会研究构想，韦伯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③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理性的社会行动。后两种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④他进一步对此解释道：“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手段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⑤可以看出，工具理性主要是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算计的。或者说，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合乎自己本性与愿望的选择，而不是受到他人或外在因素的影响。它与个人看得见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财富与名誉的扩大作为目的，并为了达到目的而精心地计算、策划，以及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看，工具理性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价值理性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
韦伯重点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发展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工具理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所以，韦伯把大部分的笔墨用在对工具理性的分析和论述上。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有效性的计算，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理性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随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功能、绩效原则为基础的高度分化与流动的各种社会结构的形成，理性至上、个人至上、成功至上、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念的确立，激活了人的生命本能，给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无尽的动力，进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韦伯在看到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在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起的强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强力侵入，他甚至把由日益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庞大秩序称为合理的“铁笼”，现代人被禁锢于其中而难以逃脱。但人们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这种忧虑，倒是将工具理性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融合起来，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预设。
在工具理性的预设下，还出现了一种“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所考察的个体行为其实主要对应于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它所讲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理性选择理论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假设。它假定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理论假设就包括：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这些假设可简单概括为理性人目标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理性主义经过这样修正后其概念就发生了较大变异，越来越指向形式的合理性，或称为客观的合逻辑性。它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并且主要关注的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工具理性体现为个体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强调个体在客观物质现实的制约下，如何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工具理性预设以及理性选择理论，都为经济发展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也带来了新的困境：
第一个困境就是理性是有边界的。个人是有限理性，难免犯错；世界是复杂且多变，我们的经验以及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心智也不足以对这些复杂多变做出百分百精准的反应。因此非理性行为可以时时处处存在，换言之，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的边界便是“非理性”。工具理性预设与理性选择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理性假设的有效范围是有限的。“囚徒困境”就深刻揭示了理性是有边界的这一困境。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参与者某一策略所得利益，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策略要低的话，此策略称为“严格劣势”，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另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策略。这个假定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不坦白的话判十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帕累托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性要求。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
第二个困境就是理性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与分裂。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功利需求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整个社会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社会控制体系，给人类带来的是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与异化，并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主体意义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理性主义的工具论价值导向致使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陷入较为严重的发展困境之中，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⑥
第三个困境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否定。当代社会理性日益膨胀为工具理性。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习惯于将其仅仅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益分离，并且遮蔽了价值理性。理性只被当做工具性的能力，其理想性质和价值观念被置之度外。结果是，失去了价值理念约束的工具理性，往往因其缺乏正确的引导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扭曲。反目的论的结果就是泛目的论，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主观道德标准，它否定了高于人的价值标准的存在，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设定罢了，道德的标准因此成为了人们随心所欲的任性，在人类的自身的利益面前，所有的道德训教也都是苍白无力的。由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以往目的论的价值观，人们的生活虽然在物质上丰富了许多，但在精神上却处于盲目和茫然的状态，现代的人们机械式的为生活、财富而奔波，而不知道自身存在的目的何在。人类在理性中似乎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实际上则是丧失了灵魂的归宿。这样，理性化发展最终就不得不陷入个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悖论中。
人们渴望着自由、全面的发展，可惜的是工具理性恰恰束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压抑了人们的感情和道德，使人们成了工具和目的的奴隶。而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世界却也因此丧失了现代化早期曾有过的宗教道德精神。这是人类历史的悖论，也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这种工具理性还启动了一个劫掠自然的过程，使得对于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具有了根本意义，造成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生产性价值的主导地位，对物质性的、可计算的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具有了终极目标的含义。在这一进程中，从手段和工具变为目的本身，从而改变了现代性的基本趋向，人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一方面增强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现代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恣肆横行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灾难性后果，如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人们在享受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生存环境却日益恶化，人的个性自由和发展受到理性化、科层化的极大封杀。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全面走向片面、合理走向畸形，辩证走向形而上学，包容走上独断，使人类在世俗化的世界中沉沦陷溺，不能冲破理性化的铁笼重新找回人类创造性的原貌。
二、理性精神的重塑
如何看待理性?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发展研究中必须明确的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以工具理性为执导的现代化使人类面临着危机，要解决现代化的危机就必须寻回道德精神作为现代化的支撑点与指导力量，应当对理性做出认真的反思，从而达到对理性的合理把握。要使社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重塑理性，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抽象的理性主义回到真正的理性主义上来。以此来扭转现代化极端功利化、工具化的倾向，用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而使现代化向符合人性与物性的方向发展。
现代社会以启蒙理性为基础，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说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要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⑦理性不仅是用理智的方式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而且是通过启蒙寻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推动力量，高扬理性，就意味着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可以说，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是其最重要的内容。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现代社会就是理性高扬的时代。大卫·雷·格里芬等指出，“现代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时代，它是相对于被看做是信仰甚或迷信的时代的中世纪而言的”。⑧韦伯也将理性看成是流布于整个现代社会全过程的一个关键现象，是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一根红线，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推崇理性，相信理性可以克服宗教、愚昧、迷信等对人的压抑，可以把人从匮乏、灾难、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终极性的自由和幸福。
我们在上面说作为发展社会学理论基石的理性正陷于一种困境，那是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益分离，并且遮蔽了价值理性。自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的发展逐渐发生了蜕变，科学理性在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理性的权威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成了新的上帝。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⑨在长时期对理性讴歌的同时，人们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观。理性被不适当地理解和运用，逐渐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走向了片面化的发展，完整的理性被肢解，导致抽象的、片面的理性。理性的弘扬逐渐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日益膨胀为工具理性，理性只被当做工具性的能力，工具理性挤压、侵蚀、否定了价值理性，遮蔽、忽视了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去蔽”、“祛魅”的功能，理性的理想性质和价值观念被置之度外。工具理性使人类走出了愚昧、盲从却又陷入了简单化、平面化，陷入了意义危机和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境地。用这样的理性来思考问题与指导行动，形成片面化的、畸形化的后果。当代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出现，确实与理性的这种片面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要使社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重塑理性，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抽象的理性主义回到真正的理性主义上来。当然，这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有的理性主义，而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吸取当代先进文化价值观念，认真把握时代精神，重新建构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新的理性。
作为现代社会本质特征之一的新的理性，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辩证性。这种辩证性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和合。⑩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人类理性归根到底都在实现人的两个方面的宗旨：求真与求善。以求真为宗旨的工具理性和以求善为宗旨的价值理性构成了总体性理性的两个维度。理性的工具功能和价值理念功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不可偏废，必须保持相对平衡。
理性的生成与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和合，是人类文明发展跃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的显著标志，是人的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撑和必要机制。理性的发展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和合，不仅唤醒了沉睡的大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彰显了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本质，提升了人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告别原始的丰富性，告别人对人的依赖，为人走上全面发展，获得自由个性，即步入全面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环视世界，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一系列两难性的发展问题，如增长与发展、进步与秩序、冲突与控制、分化与整合、均衡与失衡、浓缩与循序、滞后与跨越、机会与压力、解构与重建，等等。这些两难往往会在发展目标的选择、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过程的推进等方面引发工具理性排斥价值理性、甚至是非理性现象的发生。如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只注重经济量的增长，而忽视总体目标和价值目标的设计；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只注重发展的未来成果，而很少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发展过程的推进上，只注意某种目标的实现，而不顾其他关系的处理与协调，致使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甚至付出惨重代价。诚然，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由于排斥“人是目的”的价值理性，把一切﹙包括人﹚都看做工具理性的对象，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全面危机。同样，价值理性一旦失去使其现实化的有效手段(工具理性)，就不能真正引导理性走向成功，容易使人类过分强调意义世界而远离甚至排斥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两分，并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是发展中国家理性选择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发展中国家目前这种两难窘境也充分说明以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和以工具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均无法单独担当起拯救社会发展进步的重任，只有内在地包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统一的科学形态的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困惑社会发展的藩篱。只有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才能把二者之间已经错位的关系重新摆正；只有把二者分离的关系重新整合，才能恢复人类理性的有机性和整体性。现代社会发展的任何一种进步，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内在统一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进步。人类理性的内在张力，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合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机制。这种发展进步，不仅体现着人类理性对以往社会整体生活的抽象、概括和反思，也体现着人类理性对未来社会整体生活的设计、构思和展望。
我们所建构的发展社会学，既不是单纯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社会发展理论，也不是单纯以价值理性为支撑的社会发展理论。相反，它体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二律和合，体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律和合，强调社会发展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二律和合。因此，在中国当下的发展语境中，发展观念逻辑重构的核心议题不仅需矫正工具理性的偏执，也要防止价值理性的过度张扬。只有合理地拓展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才能矫正工具理性的偏执以弥补单纯经济增长主义的缺憾，只有合理地拓展工具理性的内在张力，才能防止价值理性的过度张扬以至唯价值论和纯道德批判的悬设。在分析、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时，要在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律背合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观念的彻底转变，并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物质丰富与精神升华、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等方面的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发展进步。
作为现代社会特质之一新的理性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理性的批判性。理性之所以为理性，就在于它不是简单地、轻易地接受和照搬某些结论，而是通过其特有的反思特性，敢于对原有的认识提出批判性的挑战，从而修正和完善原有的认识，达到新的认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说，“这个时代不能够在被虚假的只是拖后腿了，它是对理性的吁求，要求它重新接过它的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那件任务，即自我认识的任务，并委托一个法庭，这个法庭能够接受理性的合法性保障的请求，不是通过强制命令，而是按照理性的永恒不变的法则来处理，而这个法庭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理性的批判。”他又在自己下面的注释中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些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检验的事物。”(11)康德的批判，就是对一般理性能力进行的批判，即批判地考察人类的一般理性能力及其适应的范围和所能达到的限度。这种批判的结果是用他自己的头脑，康德发现了“理性的丑闻”，这是说，不是只有传统和权威而是理性能力本身也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因此，“批判”意味着努力去探索理性的“根源和界限”。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对工具理性偏执的推崇，坚信一切社会问题最终可以在工具理性的范围之内得到有效的解决，而根本忘却了康德一再强调的“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包括理性本身(12)的箴言，致使工具理性尽管在社会发展中独领风骚，但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与灾难。
现代社会应是一个理性批判的社会，是一个以质疑、反驳、证伪、批判来推进社会进步与知识增长的社会。康德把“理性批判”看做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康德把人类理性区分为“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他认为作为认识能力的思辨理性为自然立法，从而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作为意志能力的实践理性为自身立法，从而使人能够自由地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是说，理性批判既包括纯粹理性的批判，也包括实践理性的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理性能力及适应范围和所能达到的限度的澄清划定。而实践理性的批判是要把现实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下进行考量，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批判的方法能够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但我们在揭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不能只局限于一种忽此忽彼的“外部反思”，而不能深入到内容本身，不能够领会真正的社会现实。社会要取得巨大进步，必须深入到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之中。理性所具有的这种批判性，恰好是保证人类认识不断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人不仅仅是存在着的动物，更是理解、反思着的动物，人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之中，也生活在理想之中。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是人的本性之一。(13)近代以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就是借助于这种理性批判的力量，此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是依靠这种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批判，就没有理性的进步，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作为现代社会本质特征之一新的理性第三个特点是理性的包容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理性是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人类之所以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其根源就在于人的理性。近代以来，人的理性主义觉醒与人的主体性高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认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由此人们也便不知不觉地对人的理性产生一种片面的认识，以为越是高扬人的理性，强调人的理性，越能促进人类自由发展。在这种不断推举过程中，理性成为绝对权威，甚至成为绝对唯一。但理性的极度膨胀以及神化，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甚至是束缚人类的发展。这便是让人类“绝对理性”中迷失。绝对理性仍然是理性，只是这种理性进入绝对与神话领域，凡事具有绝对正确、绝不动摇，进而对其他对象进行打击、摧毁，绝对理性在部分事实上具有其正确性，然而，它把这种部分正确性普遍化、绝对化，进而成为一切的原则。这时，理性就进入绝对性质。人尽管是理性的动物，人总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认识、改造世界，去追求并实现一个个宏伟目标的。但是理性的绝对则是非理性。绝对理性是一个看不见的杀手，人类很多历史浩劫都是因信奉绝对理性而导致，绝对理性成了绝对荒谬。因此，现代新理性必须有的一个极其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包容性。
对人的认识来说，每一个概念，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存在认识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种程度。所以，每一种概念，都不是最后的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和发展的，人们依据概念对事物的逻辑思维，因而也需要随着人们对事物的不断认识加以调整和发展。一种封闭的逻辑推论，不管多么完美，其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逻辑思维所依据的概念，由于自身的封闭性，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发展中的现实，其结论也就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所以，人类在认识世界中，概念面对现实的开放性，比逻辑上的完美还要重要。因此，一种开放的、包容性、客观性概念，才是一种健康的理性思维得以存在的根基，包容性也就成了人类理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代的健康理性，之所以是一种包容的理性，就因为在人类思维中并没有绝对真理，也永远不可能得出最后的真理，有的只是相对真理，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里反映出了这一具体时空范畴里的客观真实性，是这一时空范畴里的真理，是人们思维对这一具体时空真实的客观反映。真理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前行的阶梯。包容性理性思维彻底解放了人类的智慧，它让人类永远不再满足和停留在一种有局限的真实之上，它的包容性，让人类永远无法忽略自己的局限，因而，“超越”是理性之人最基本的冲动，真正的人类思想，正是基于一种客观的、包容的并蕴涵着一种逻辑关系的理性概念。
中华民族倡导“允执厥中”，是一个以二律和合、“中道理性”为自己文化精神的极具包容性的伟大民族。中国文化倡导“中”与“和”。天人合一，体用一源，知行不二，神形兼备，道器不离，阴阳、奇偶、刚柔紧密结合，有无、动静、屈伸互相推移。这种在对立两极中求包容、和谐、同一的思想，正是一种“二律和合”的中道理性精神。这是中国自有了哲学意识以后，我们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种最基本精神，是人们的方法论、价值观、思维模式，在这种基本精神指导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包容性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厚德载物思想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中国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大乃久。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来自于中华民族求同存异的文化理念，儒家倡导亲睦众生，和合万邦，老子强调“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14)即把握了“常”(自然、社会规律)就能包容，包容则能公正。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种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也正因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川流不息。
理性的包容，是理性选择后的理解与包容，是一个人的通达，一个社会的完善，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体现。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理性的包容性显得尤为重要。理性所具有的包容性是社会赖以生存、和谐发展的基础。一个现代理性的人必是一个有包容心的人，而一个有包容心的人，必是一个为现代社会所欢迎的人。包容需要宽容，需要宽宏大度。能包容的人有宽广的胸怀，如果多一些包容，一些非对抗性矛盾就不会演化为对抗性矛盾。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必是一个包容的社会，而一个包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因富于创造而生机盎然的社会。理性的包容性体现了一个人、一个社会的自信和成熟。包容“异质思维”，是一种平衡、协调、综合、可持续性的发展思维，是一种能够容天容地容人容万物的“求同存异式”发展思维。这也是当前人们在讨论的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包容性发展也就是在理念确认和价值导向上更多地体现出利益公平、机会均等、规则公正、分配公平等发展的内在特质。实际上，作为一种在发展权利的享有、发展机会的共有以及发展成果的共享等多层面体现出的“包容共生”价值向度，包容性发展既是“机会均等的发展”，也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以及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全面有机统一的“共享式发展”。
因此，重塑的理性精神基本特征主要是：作为一种态度，理性是客观的；作为一种方法，理性是辩证的；作为一种视野，理性是可批判的、包容的；作为一种表达，理性是逻辑的。
注释：
①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困境》，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版，第175页。
②③④⑤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56、56、5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25页。
⑧大卫·雷·格里芬：《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⑩“二律和合”是指在对立两极中求统一、和谐、浑融。“二律”是一种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属性，是事物内在的矛盾、存在的对立双方，“和合”，则是事物矛盾的协调、融合、同一，是对立面存在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都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参见杨建华：《二律和合文化精神下的中国现代化》，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1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一版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2)康德说，“理性必须在其一切活动中都把自己置于批判之下”，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页。
(13)参见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14)《诸子集成·老子·十六章》，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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