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禁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禁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04)01-0001-08
社会主义实践是通过有理性的、有计划的变革，改变社会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若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算起，至今已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实践历程中，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所显示的“禁区”与思想解放的冲突屡屡出现，颇为引人注目。多年来，学界对思想解放问题多有论述，但把思想解放问题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禁区”现象联系起来考察的，并不多见。其实，“禁区”与思想解放是实践行为的两个方面，弄清“禁区”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与思想解放的关系，对于理解思想解放的意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益处。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禁区”与马克思的挑战
社会主义实践始于何时，似乎早有定论。通常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起始。其实，《共产党宣言》只能标志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发生，而不能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曾经经历过两个阶段，一是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安得里亚等人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只表现对美好社会的渴望与构想，基本上不涉及、不要求实践。它自《乌托邦》(1516年)发表，流行了近300年，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生突变，进入第二阶段。此时，产业革命使大工业迅速崛起，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工厂，其产品可以而且应当平均分配给工厂的每一名成员。[1](p78)1800年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的罗伯特·欧文，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以自己所在地做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获得了成功。“新拉纳克这个原来人员的成份极其复杂，而且多半是堕落分子居住的地方变成了完善的模范移民区。”[2](p730)欧文因此闻名英国以至欧洲。此后，欧文于1824-1829年、1839-1844年先后在美国、英格兰南部汉普郡购买土地，以“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特权平均的原则”，进行创建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实践。欧文的实践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整个19世纪中，欧洲人跑到美国去搞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试验形成了一股热潮。从有关记载看，这类实践持续了很长时间，象诺伊斯创建的欧奈达实验区存在了(1848-1881)33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创办的财产公有制移民区，存在了70多年，于1870年以后才解体。[3](p220-221)从世界范围看，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美国达到了顶点，直至20世纪初才销声匿迹。恩格斯曾这样评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地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4](p4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相当长时间内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们并不是只空想不实践的理论，它们只不过是在按照空想的计划进行着实践。由此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尽管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是，很难否认它的实践性。应该承认，这类实验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5](p281)社会主义实践。换而言之，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是人类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初始实践。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把这种实践称为“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6](p8)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形形式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潮，在欧洲各国到处可见。它们之间运用各种方式展开激烈竞争，以期吸引更多信徒。理论在这样的竞争实践中，既要努力实现促使它们采取实践行动的目标，同时还要维护它们选定的自身形象。因此，它们不仅促使信奉它们的人们形成符合自身的群体组织，而且必定会因维护理论的自身形象而形成不容侵犯的体系。在这样几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各种思潮流派内部的理论的“禁区”逐渐形成，理论的体系渐渐封闭。与此同时，信奉思潮、理论的受众，因维护理论的形象和不可侵犯，而形成宗派型团体。由此可见，“禁区”现象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独有的现象。它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而理论“禁区”事实上也有两种，一种是宗教或世俗权力维护的；一种是思想、流派内部维护的。前者，通常是借助神权或暴力设置的；后者，则是在特定的人群、团体中通过类似卡里斯玛式权威垄断思想话语权构设的。两者，虽然在对思想创造的统治方式、扼制力度等表现上差异很大，但在禁止思想创造，维护权威(宗教的、暴力的、学派的)钦定的某些教条不受侵犯，则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禁区”的冲突，就属后者。
19世纪中叶，欧文、付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和魏特林、蒲鲁东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理论在竞争中上升为主导流派，在工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恩格斯在1890年回忆这段历史时，尽管语气流露出极大的厌恶，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流派对欧洲工人的影响以及它们已经变成宗派的事实。据记载，当时，“魏特林的名声使世间的当权者战栗”，而“蒲鲁东已经成为全欧洲闻名的人物。”[7](p153)费尔巴哈称赞魏特林是“本阶级的预言者”。而他们的书，人们“争相传诵”。[8](p128)19世纪中叶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理论世界。它要在种种思潮横流，许多宗派林立中获得立足之地，就不得不深入工人运动与上述种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必定要表现在分析、批判上。而在已经被某种理论、流派征服的人中开展这项工作，无疑是在向人们信奉的“神圣”挑战，其中，必定要冲撞流行理论的种种“禁区”。比如，1846年，当马克思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宣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时，触动了蒲鲁东及其信徒坚持的“文火烧毁私有制”的原则。当时，“全欧洲闻名的人物”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长信，一方面重申自己的理论信念：“我宁愿用文火烧毁私有制，也不愿为有产者安排一个巴托罗缪之夜。”[9](p157)另一方面，蒲鲁东以训话的口吻劝告马克思不要步“他的同胞”、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后尘，“不必用制造新的思想混乱来给人类增添新的麻烦。”蒲鲁东警告马克思：“我必须顺便告诉您，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是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我国的无产者对知识的渴望是这样地强烈，倘若有谁除了血以外不能给他们别的饮料，那他们就会对他不客气。”[10](p43)马克思自然不会被蒲鲁东在工人群众中划定的思想“禁区”所限定。但是，在这之后，他的思想在传播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法国。法国的汝拉人给马克思及其支持者扣上了“阴谋家”、“独裁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帽子。而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的整个活动自始至终都受到来自法国的压力和打击。第一国际的最终结局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这场斗争有关。
由此可见，“禁区”与挑战现象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条件：1.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且具有很强的理论自我形象。2.须在该思想能够实施影响力的范围内。3.它在该范围内具有维护自己理论形象的能力和方式。没有这些因素，就难以构成“禁区”。4.行为(包括思维的表述)在“禁区”范围内渴望违禁。离开这一点，也无法谈论思想解放。偏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坚决认为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学说，并且认为无产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因此，它毫不隐瞒自己要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要求。这就必然造成它要“进入”工人运动的内部，争取工人活动分子摆脱旧思潮的影响。换句话说，它要在工人运动中唤起工人的觉醒。正因为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的学说在当时所担负的思想解放的任务，也正因为这一点，才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主义初始实践的“禁区”的思想解放关系。马克思在对当时工人运动中极具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等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挑战时，运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他以此为武器从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分析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以资本运动规律阐明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从而打破了此前各种空想学说只能描绘渴望的世界，不能阐明社会主义必然的局限。“《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11](p231)有意思的是，社会主义初始实践中的这一第一次飞跃对“禁区”的突破，花费了很长时间。它象所有冲破“禁区”的思想一样，首先在理论上实现冲击，然后，才被实践中的人们所接受。恩格斯曾经客观地叙述了这一历程，他说，代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时，由于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拉萨尔派的原因，“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10年后的1874年恩格斯才说，“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1](p224-236)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禁区”的完全征服，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社会主义初始实践中的第一次飞跃，是全新的科学思想取代空想的旧思想的飞跃。这一飞跃除了使社会主义实现了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更重要的是它使社会主义走出了慈善家的沙龙，摆脱了善行色彩，成为近代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需要指出的是：从批判总结社会主义初始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最初不具有强制接受力，它在工人运动内部对“禁区”的冲击，除了凭借科学的宣传、说服、辩论之外，最重要的是以实践证明的方式赢得受众。恩格斯在说明第一国际不完全接受《共产党宣言》，而马克思仍然参加第一国际的原因时，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10](p243)可以说，这就是马克思用以冲破社会主义初始实践“禁区”的策略和武器。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禁区”与列宁的挑战
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渴望实践的政治学说。如果说，它在第一个50年渴望宣传、争取工人群众是为了赢得实践自身的主体——人——的话，那么，随着这个任务的完成，争取实践的空间——推翻旧制度、旧国家——便是逻辑的必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50年面临日益紧迫的暴力革命等一系列实践问题，便是这个必然的实际体现。恰恰在这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条件。19世纪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国际工人运动在经历了1848、1871年革命失败的低潮后，出现了新高涨的局面。当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高扬起“政治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12](p7)的标语时，历史已经显示战争与革命的时刻正在到来。然而，新成立的国际却出现了不适应实践要求的现象。首先，在工会问题、“5·1”节国际总罢工问题上争论不休，随后又在战争危险和反战斗争问题上态度犹疑。最致命的是每次争论有关问题“抽象而不具体”。[12](p11)就在此时，爆发了美西战争、布尔战争和列强瓜分中国的战争，这些战争显示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加剧。形势要求国际回答：无产阶级怎样看待帝国主义战争?各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采取什么态度?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在一国或几国能否首先胜利等一系列战略策略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在第一个50年中不曾遇到这些紧迫的实践问题。当实践把这些问题摆到日程上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障碍恰恰来自第二国际的内部。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通常说的：此前，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实施“收买”政策的影响造成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理论混乱外，还有以下几个不容忽视的因素：(1)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成为国际共运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在人宣传理论、思想的同时，理论也在选择人。马克思主义在第一个50年里宣传、争取工人群众的实践，使国际共运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核心。这一点当时的革命者就曾有过分析：“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13](p342-344)这种客观现实不仅造成了国际共运领袖们偏重理论的倾向，而且强化了理论的地位；(3)赖以理论而存在的群体，既为理论的自身形象，也为自己存在的地位，而将马克思学说的某些结论作为实践的“禁区”。由于这种种因素的作用，当时国际共运中被视为神圣原则的主要有：
(1)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将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实现；(2)在革命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运动的重心应放在“和平”的、“经济”的要求上；(3)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获得胜利；(4)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榜样，等等。
这些理论“禁区”是长期约定成俗形成的，它们既不象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面临的“禁区”分散于各个流派之内，需要各个击破；也不象后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禁区”，带有专政的强制。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只要它已成为“禁区”，任何突破行为都要有冒险的勇气和睿智的学识。
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既有思想家的品格，更有革命家、政治家的素质。他敏锐地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形势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有利条件。他分析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看到了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实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可能。政治家重视一切政治实践的可能，列宁也是如此。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喋喋不休地死守经济斗争、和平改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时，列宁决心抓住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准备实现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他于1894年明确提出了与第二国际死守的理论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实践思想：“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13](p277-278)从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需要出发，列宁以政治家的敏锐，发现“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13](p336)因此，他在对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展开斗争的同时，既积极维护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则，又要突破理论“禁区”。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修正主义正在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积极的”“自由批评”；而俄国革命又需要突破第二国际用“正统”外衣维护的理论“禁区”。也就是说，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突破理论“禁区”的思想解放特点，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是第一次。而能够做到把反修和突破“禁区”的实践相统一的，列宁是第一人。他首先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阴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14](p203)同时他表明俄国革命者的实践观：“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4](p203)
基于这种思想立场，列宁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首先分析批判了盛行于第二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模式，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件事在当时困难很大，一方面，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关心支持下组建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恩格斯是该党事实上的精神领袖。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活动方式，被各国无产阶级视为马克思恩格斯认定的经典模式；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国际共运中历史最长、党员最多、影响最大的党。它的领袖不仅占据着第二国际绝大多数的领导岗位，而且很多是当时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比如考茨基，他既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土地问题》等著作的作者，而且还是恩格斯逝世后，担负编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即《剩余价值理论》)第四卷手稿的主编。由于这些原因，德国社会民主党本身就成了某种“禁区”，各国党的许多领导人“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抱保留态度”。[15](p431)因此，列宁要创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就难免与第二国际及其所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冲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成立。它在1903年之前是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建立的。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改造成“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战”[16](p285)的党，列宁认为这个党不应该是一般的工人群众的党，而应该是革命家的党。他说：“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可以把一句名言改成‘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7](p337)为此，他研究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并以此作为制定革命政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的材料，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场在1903年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导致该党分裂成两个对立的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列宁的建党思想冲破重重阻力，赢得了胜利，影响整个20世纪政治的共产党模式从此诞生。
在列宁的政治实践中，除了在建党等问题上多有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外，最引人注目的突破“禁区”的实践，是论证并且实践了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基本上是针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于落后国家是否能在发达国家之前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两位革命导师没有说。至于无产阶级能否在一国实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都持否定态度。显然，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不曾研究、论述过。熟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们，自然知道这一点。因此，当俄国布尔什维克积极探索从俄国民主革命通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时，他们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立场和论断，反对俄国革命。这样，落后国家能不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便成了一个理论“禁区”。列宁是革命家、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7](p241)他要在实践突破“禁区”之前，先在理论上证明这种突破的必然的合理性。这一点是在批判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中完成的。列宁通过对当时帝国主义状况进行缜密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他在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爆发不久便指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8](p321)此后，他在更系统、深入地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书中，不仅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8](p186)而且“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18](p75)列宁用这样的理论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暴力革命实践中，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适时地为无产阶级党制订革命策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开展革命斗争；参加并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在两个政权并存时，支持、争取苏维埃；在革命转折的关头，凭借人民的革命热情毫不迟疑地发动武装起义，直到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标。
与马克思恩格斯突破社会主义初始实践的空想“禁区”相比，列宁突破“禁区”的思想解放，使社会主义实践由理论变成了现实。然而，发人深省的是沿着列宁开辟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仍然遇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禁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探索和遭遇，再一次显示了实践与“禁区”的内容、表现和构成的形态的多样性。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列宁主义在另一种环境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胜利。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禁区”与邓小平的挑战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任何实践都比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面临的困难和曲折。为了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以说，本世纪人类最伟大最困苦的实践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一实践便先后在前苏联、东欧、亚洲东部及加勒比海的古巴大规模地展开。引人注目的是，不论进行这一实践的民族、地区、人口、历史、文化、气候有多么千差万别，几乎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生产效率低，商品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症结在哪里呢?细分析，除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外，仍然是一个能否以实践第一的态度，解放思想，突破理论“禁区”的问题。
众所周知，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另一个是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将近一个世纪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都绕不开这两个问题。按照习惯说法，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性质姓“社”还是姓“资”。然而，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历史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两个“禁区”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被后人疏忽了的“细节”。
其一，对空想社会主义移民区实践的失败原因，缺乏详尽细致的分析。一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想不通过暴力革命，剥夺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把他们具体的移民区实践的失败，也笼统地归入这个原因。事实上，移民区实践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从恩格斯的《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方面：1.所有移民区都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也不是资产阶级暴力摧毁的；2.绝大多数移民区建立在与世隔绝的密林深处、荒野、海岛或深谷；3.所有移民区内部都实行公有制，平均分配，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4.所有移民区内从事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没有符合世界潮流的工业生产。从恩格斯记述的这些情况看，19世纪移民区实践中的自我封闭、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生产落后等等问题，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无一例外地再现。这种实践上的“返祖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反驳“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反对意见，”[19](p117)而强调移民区实践的公有制造成的。恩格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的开头就说道：“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19](p221)在这篇赞美空想社会主义移民区公有制的美好生活的文章中，没有分析移民区的致命缺陷：脱离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公有制及其之上的生产、分配方式会是什么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起草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他们只能追求斗争的主要目标：“《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20](p231)除此之外的理论分析问题，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当时斗争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就没有过多地分析。马克思本人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作序时曾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20](p229)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社会主义初始实践时，只考虑当时斗争的主要方面，没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市场的实践作深入分析，虽然是形成社会主义实践中盲目崇拜公有制的一个原因，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我们后来的实践者而言，不注意这个“细节”，以盲目的态度对待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受到久久困扰的公有制问题，则是可悲的。
其二，实践检验了新经济政策的商品交换、市场机制的合理性，政治却拒绝接受被迫“退却”的实践。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苏俄工业品奇缺，食品、纺织品极端匮乏。1920年苏俄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时期(1913年)几乎减少了6/7，煤比战前减产2/3，棉织
品的产量减少了19/20。[21](p353)农民因禁止买卖余粮、农副产品，没有生产积极性。
这使遭到巨大破坏的农业长期得不到恢复。结果不仅发展不了生产，就连城市的工人有
一半也逃往农村。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喀琅施塔得、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
列的叛乱和暴动。在这种背景下，列宁于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提出了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开放余粮买卖市场，建立农产品同工业品的交换制度
，允许私营商业活动，实行租赁制与租让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新经济政策。列宁采
用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全国的农业生产，使国
家能够恢复和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为按社会主义方针改造农
业创造基础；二是通过工农产品交换，打通被革命切断了的工业同农业、城市与乡村之
间的联系，以这种经济联系为基础，建立工人与农民的政治联盟。从列宁的这两个出发
点来看，新经济政策不是被当作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服从的客观的经济规律的体现，而是
被当作迫不得已实施的政治退却策略。他在对党内解释新经济政策时说，在国内战争年
代，我们向前跑得太远了，我们有脱离后方，即脱离农民的危险，现在必须暂时退却到
更靠近自己后方的地方，重新部署力量，然后发动全体劳动群众向资本主义实行新的、
坚决的进攻。[15](p70-71)新经济政策实行第一年，农民就扩大了播种面积，工人开始
返回工厂，大工业也呈现出活跃的态势。但是，第二年列宁就开始考虑，退却已经结束
，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摆在党面前的新任务是：重新部署力量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
21](p371)
不过，他没有立即采取“进攻”的措施。这样，到1925年底，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国民经济摆脱了困境，工农业生产基本得到了恢复。据统计，全国农业产值已经达到战前产值87%，播种面积已达到1913年播种面积的97.3%，大工业的生产已达到战前产值的3/4。[21](p415)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基础，有利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这一实践检验了的真理，在苏联，名义上实行了15年(1921-1936)，直到1936年颁布《苏联宪法》为止，实际上，只实行到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此后，新经济政策的措施被逐渐放弃，等到1927年开始全盘农业集体化，新经济政策基本上名存实亡。作为暂时策略考虑的新经济政策，被实践证明具有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总方向的意义，却被社会主义理论规定的战略构想(消灭资产阶级的交换方式，取消贸易自由、货币等等)拒绝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很耐人寻味的：除了复杂的政治斗争遮蔽了实践检验的真理的原貌外，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象社会主义学说这类政治色彩很强的理论实践，既易受政治斗争干扰，又易使实践检验的结果为政治所用。这种现象似乎是政治学说在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无疑具有必然行和合理行。
本来新经济政策这类偶然实践所显示的合理性，虽然被暂时忽视，只要该政策的设计者仍在同一空间(苏联)反复地验证，其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真理性迟早还是会被揭示和认识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政策的设计者列宁于1924年去世，接着，联共(布)党内就爆发了新一轮政治论争。在众多争论的问题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对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否定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引证了许多列宁的语录，然后断然指出：“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反过来，谁不相信十月革命，谁就决不会承认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可能性。”[22](p341)大会就此形成的决议，被规定为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从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不再是理论问题，既不容争论也不许怀疑。斯大林为了证明自己认定的这个“真理”运用政治家的思维方式，采取政治家的手段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政治、军事中的行动方式，被运用到经济实践里，不易被计划规范的自由贸易、余粮买卖、商品交换、私人商业等经济活动统统取消，新经济政策因此遭受致命打击。随之，以政治军事方式拟订的“社会主义全线进攻”计划，有步骤而又迅猛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实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与此同时，一方面运用一切宣传手段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切成就；另一方面对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反对派实行镇压。斯大林用这种方法在苏联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后，便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胜利了。细分析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践，最显著的特点有：(1)关门(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孤立苏联的因素也有防范外部势力颠覆的考虑)搞“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考虑外部世界市场等因素；(2)受“工业决定论”(一种不顾国情，盲目认为迅速加大工业基础就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的影响，不顾农、轻、重比例平衡关系，畸形发展重工业；(3)不承认价值规律，没有内部市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4)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斗争高于一切，决定一切。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实践模式，一方面经过共产国际的媒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泛传播，在传播中它的理论的自我形象日益强化，为它转变为“禁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建成后不久，偏偏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打赢了战争，这一战争实践似乎检验并证明了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法和模式便成了典范和“禁区”。此后，南斯拉夫冲破苏联模式的尝试，遭到了国际共运开除和批判的命运。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禁区”，由此更加强化。
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推动下，毛泽东确定了向苏联“一面倒”的战略路线。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这位曾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勇敢冲破苏联武装革命模式，坚持走中国特色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革命家，面对新的实践却难以突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禁区”。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采取的消灭商品经济，排挤市场机制，抵制外来资本，自我封闭等等做法，死死地困扰着毛泽东和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前两次“禁区”相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禁区”，增加了专政的暴力因素。如果说，社会主义初始实践的“禁区”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种种流派内，各流派间可以自由争论、竞争；或如果说列宁在突破第二国际理论“禁区”时，虽然置身于马克思主义队伍之中，但仍有批判、争论的权利的话，那么，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禁区”，已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理论“禁区”。这类“禁区”不仅有理论的自我形象和追随者的维护，而且还有强大的暴力因素的强制，实践欲突破这类“禁区”不仅需要理论的勇气，而且需要面对地狱的勇气。
但是，20世纪50年代，历史给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新的突破“禁区”的机遇。斯大林逝世以及随之而起的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是这个机遇的“突破口”。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以政客解决政治的办法，把这个机遇仅仅用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行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反思和纠正。这是苏联自60年代反反复复搞经济改革走不出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苏联失去机遇20年之后，中国的毛泽东去世以及随之而起的对“文革”的反思，为社会主义实践突破“禁区”提供了又一个机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这一机遇，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启发人民大胆反思。为了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告诫人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3](p133)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带领全党全民把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放到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从个人和党的失误中反思国家体制问题、经济建设的路线问题，直至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认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23](p215)由此，苏联模式的光环被破除了，随之“禁区”也被突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4](p17)于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围绕这个根本任务，大胆地打开国门，进行深入而有步骤的经济体制改革，引进市场机制，与世界经济接轨，终于把脱离世界环境的社会主义实践放回到现代人类的全球活动之中。人类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曲折，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终于在回归人类总体实践时，实现了第三次飞跃。由此可见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和它的重要价值!
收稿日期：200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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