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形态的组织创新：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生成路径探析——以浙江义乌上溪绿浓果业协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会论文,探析论文,为例论文,专业技术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64X(2004)01-0010-05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组织创新行为非常活跃。近年来，一批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在农业产业组织领域异军突起。本文从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绿浓果业协会个案入手， 通过考察其发生动因、运行机制、组织效益，重点剖析“协会 + 合作社 + 村委会/党 支部”模式在组织创新中的地位，揭示出混合形态的组织生成路径对加快组织合法化进 程，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加强农村组织协同，改善农村治理结构，放大组织化收益有特 殊的意义。
一、背景：义乌农村农业产业化的萌动
义乌市是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浙江中部金衢盆地东缘的丘陵地带，总面积1105 平方公里，下辖5个街道8个镇，共47个居委会和739个行政村，全市总人口67万，其中 农业人口58.8万，耕地面积33.6万亩，人均耕地仅0.64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义乌孕育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成为浙中市场最发达、区域 经济最富活力的地方。随着市场的持续繁荣和市场经济的深入，义乌农村弃农经商或弃 农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粮食种植效益日益滑坡，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影 响。90年代中后期，义乌不少发达地区的农村都出现了耕地“抛荒”现象。根据农业发 展的实际状况，浙江省提出发展效益农业的思路，在义乌得到了积极响应和贯彻，农民 逐渐突破“以粮为纲”的思想束缚，发展效益相对较高的蔬菜、瓜果、花木、特种水产 和畜禽养殖业。(注：《浙江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1998年)第一条第五款“ 坚持发展效益农业。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合理配置农业 资源，让农民自主安排生产，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专业化、市场化、集约化。”详见http://www.
card.zju.edu.cn/farmer/law%5Czcfg00.htm.)据统计，到2002年，全市粮食与经济作 物比例为46∶54，形成农产品专业村三百多个，规模经营户一千八百余户，农业基地23 万亩，带动农户11.2万户。(注：参见义乌统计信息网http://www.stat-vw.gov.cn/
sogy.htm.)据2003年义乌市政府农业农村工作汇报材料介绍，畜牧业、花卉苗木业和蔬 菜瓜果业这三大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其中畜牧业占28%，花卉苗木基地面积2 万多亩，蔬菜瓜果面积近十万亩。义乌农业渐渐走上了一条产业化发展之路。
山坞村是义乌西部上溪镇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处于一个小山坳，距离集镇约二十余 华里，距义乌城六十余华里，地理环境闭塞，村民收入以务农或外出务工为主，全村10 2户289人，19%外出务工(经商的极少数)，70%人口是留在村里耕作的纯农户，其余主要 是单独立户的孤寡老人。山坞村现有耕地面积124亩，山地面积一千多亩，20世纪90年 代以来，蔬菜、水果种植是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生姜、马铃薯等当地特色蔬 菜经过多年种植之后，容易发病，品质下降，并且每年都要选种，种植风险大，一度开 始衰落，水果种植效益日益显露优势地位。山坞村山地面积多，土质肥沃，雨量充分， 十分适宜水果种植，当地群众种植水果的品种有桃、李、柑桔等十余种，一年四季水果 飘香。其中，1995年，村民何某偶然从其他村引进义乌红桃品种，气候、土壤等均十分 适宜，“义乌红桃”品种果大味美，耐储运，品质佳，果实采收期在6月中下旬至7月上 旬，正好填补了南方早熟桃结束、中熟桃未上市、北方桃又没有南下的市场空档，市场 销售具有优势地位。眼光敏锐的种植户逐渐发现了这一水果品种的市场价值，并开始大 面积种植。2000年，种植户刘德辉对自己种植的十余亩共四百多株桃树进行高接换种， 改良为“义乌红桃”品种，2001年部分挂果采收，当年收入三万多元；2002年进入丰产 期，收入达六万余元，是其他桃树品种的2至3倍。2002年，当地普通桃子仅能卖1.4-1.6元/公斤，而义乌红桃到果园收购一级品每公斤4.8元，挑选后的统货每公斤3.6元，最 高售价达6.4元/公斤。其他如村民何德锡，1992年前后承包村里七八亩山地种植的柑桔 ，在当时本地果苗每株仅0.3元的情况下，从金华源东水果种植基地以每株1.05元的价 格引进果苗四千多株，到1999年和2000年进入盛产期，产量、品质均高于其他品种，效 益不错。
二、产业化需求下的农民组织化进程：果协的发生动因与生成路径
不到300人的山坞村于2002年6月自发建立了绿浓果协，从水果的分散、小规模种植走 上了组织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创新在山坞村生成时间不过半 年，但却得以扎根并迅速扩展，有赖于对组织创新方式的有效探索。
(一)种植户对产业化的潜在制度需求促成了组织化的发生动因
山坞村有水果种植的传统，群众多数种有水果，尤其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形势 下，该村出现了刘德辉、何德锡等水果种植专业户，他们在种植经营活动的实践中，产 生了对产前、产中、产后某些环节进行社会分工协作的制度需求和冲动，对产业化的潜 在动机越来越迫切。
1、销售环节的市场风险使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方式难以抵御。种植大户随着种植规模的 扩大，原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感到力不从心，采收、运输特别是销售方面，在产量上 百斤、上千斤时尚能自我解决，当发展到上万斤时运作起来颇感困难，承受市场风险的 压力增大，一些种植大户感受最为深刻。刘德辉等种植户扩大种植规模后，在生产销售 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1)事先与客商联系，约定客商上门收购是，销售 的一条便利途径，但是遇到因下雨或其他特殊原因，客商违约或延期收购，原先采收的 大量果品难免积压，造成不应有的损失；(2)由于本村和外村种植户的水果采收大多没 有组织、没有计划，在义乌农贸城这个当地最大的果品批发销售市场，常常出现这样的 情况，桃子上市少，就能卖个好价钱，采收上市比较集中，价格回落幅度就很大；有时 一天之隔价格甚至相差0.8-1元/公斤，这种现象对于每次销售量达上千斤的种植户来说 ，效益差别感受尤其明显；(3)稳定的大批量货源是招引客商的重要因素，在与客商交 易时，客商往往要求有稳定的货源，如果果品销售量供应不上，客商可能就要压价甚至 中断交易关系，单一无组织的种植户显然难以满足提供大批量稳定货源的要求。
2、技术交流和优势互补使种植户产生了分工合作的愿望要求。一方面，没有制度安排 的自发性技术交流局限性明显。生产实践中，种植户平时自觉不自觉地在果树引种试验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开展一些技术、经验的总结交流，很多种植户也意识到了这种交流 的益处，但是担心自己公开了，别人却保留自己的成果，结果自己吃亏，相互间往往会 形成防范意识，交流的面很窄，只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的“小集体”、“小圈子”小范围 内，最终往往走了很多冤枉路，做了很多重复工作。另一方面，种植户各有所长，各有 所短，如刘德辉的水果种植技术特长很明显，何德锡有多年闯市场的经历，具有销售特 长，客观上为通过组织化形式开展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3、注册商标成为种植户组织化动向的外显和导火索。种植户们平时闲下来也经常聚在 一起探讨，思考如何防范风险、提高水果种植销售效益、拓宽销售渠道的对策和出路。 2001年下半年，刘德辉、何德锡等5户水果种植户合计，联合申请注册大红桃果品商标 ，当时有11户水果种植户积极响应，表示“要申请商标算我一份”，愿分摊部分费用。 由于办理申请事宜由何德锡个人出面，按法律规定，商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或社团法 人资格，自然人无权申请，因而申请商标未果。(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 则》(1993年7月15日国务院批准第二次修订)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必 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及符合《商标法 》第九条规定的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http://www.whhd.gov.cn/news/oldnews/1038 55433339599100.html.)
(二)从村委会/党支部到合作社再到协会的生成路径
组织创新呼唤人才的参与。绿浓果协的组织和成立过程中，能人型种植大户的聚合与 主导的基本线索是从村委会/党支部到合作社再到协会，这是协会产生的基本路径。
1、新一届村两委的当选及对村域经济发展的定位与协会的酝酿。2001年末，山坞村两 委开始换届，原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由于年龄等因素，相继退出班子，何德锡等几户水 果种植户当选，何德锡长期担任村团支书职务，并且在村内有良好的社会关系，2001年 9月在村党支部选举中选为支部委员，2002年1月的村委会选举中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新 当选的村两委班子共5名成员，除了上一届党支部1名班子成员担任了新一届村支部书记 一职外，其余4人如何德锡、刘德辉等均是新成员，都是水果种植户，其中何德锡一人 兼任村两委职务。村两委组建后的第二次会议上，在研究村集体工作的同时分析讨论了 山坞村的经济发展方向，认为蔬菜、粮食等种植没有出路，根据村里的优势和实际条件 ，水果种植前景最好，并明确村委会要负起责任帮助农户提高水果种植水平，要求班子 成员发挥优势对种植户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帮助，何德锡带头表态：“经我指导的柑桔种 植户，保证产量不比我低。”村委会换届后，何德锡偶然从农业农村工作杂志上看到了 一篇介绍日本农协方面的文章，觉得很值得借鉴，与刘德辉等进行了探讨后，多次到镇 政府了解有关政策扶持措施，得到了镇政府方面的鼓励和帮助，对他们提出了如果成立 协会“努力把它办大做强”的要求。镇农办干部带领何德锡先后到民政、农业、科协等 部门了解情况(当时义乌市对于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一类的产业化组织尚没有明确正式的 审批和归口管理单位)，最终在科协找到了归属，登记审批过程中，原先的“绿浓果农 协会”名称改为“绿浓水果科技协会”。从这一过程可见，种植户通过进村两委班子获 取了农村政治资源的支持，畅通了与镇政府等上级政府部门沟通交往的渠道，上级政府 部门发现后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帮助和引导，为种植户联办产业化组织创造了更为有利 的机遇和条件，给协会创办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
2、水果种植户联合起来重新注册商标，为解决资金问题成立合作社形式的基金会。村 两委换届不久，何德锡等了解到商标注册的有关法规已有变动，允许自然人申请注册商 标，于是果品商标的申请注册事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1户水果种植户再度商议，由刘 德辉、何德锡等人去有关部门解决申请事宜，费用由参加者分摊解决。(注：2001年10 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 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http://www.cnipr.com/trad/trapage/tra sbfnew.htm.)2002 年3月11日起，商标注册申请的工作再次启动，因为关系到费用问题，何德锡等在商标 申请办理过程中，与种植户频繁商议，特别是向工商局等部门了解了有关费用：商标设 计费(一千多元)、查询费(五百多元)、注册代理费(2300元)等各项费用共需五千多元， 费用如何解决使组织起来的问题越来越迫切。为了做好商标申请费用的筹集和解决正在 酝酿中协会的启动资金问题，何德锡等人与种植户们多次商议逐渐达成共识，决定先筹 资成立村果业基金会。一开始因为有明确意向的仅11户，何德锡等拟将股本金确定为每 股800元，后考虑到中小种植户的经济承受能力，调整为每股400元。方案初步确定后， 何德锡通过广播向全村宣传动员，以7天为期开展村内的筹资入股工作。2002年6月1日 ，山坞村的绿浓果业基金会成立，参加筹资入股的有31户种植户，持股最多的8股，出 资3200元，最小的0.5股(两小股合为1股)，出资200元。种植户入股集资的基金会成了 协会的基础和核心。通过农村合作社普遍采用的基金会入股集资方式，31名股东筹集资 金不仅解决了协会组织产业化工作的启动资金问题，而且也通过利益纽带使协会有一个 较稳固的内核，31名股东成为协会首批会员。
3、协会的成功创办和运行。由于市、镇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的引导，何德锡等种植户 的精心准备与筹划，2002年6月25日，以果业基金会股东为主体，上溪镇绿浓果业协会 正式成立。协会由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下设5个专业组，主持和开展协会各项工作。 协会成立后，以“组织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品牌化拓展”为工作思路，为果农产前、 产中、产后系列服务，很快在当地村民中扩大了影响。协会规模扩展很快，短短一年时 间，加盟会员达到116人，在会员比较集中的长富、上深塘、果美山、贝家4个邻村设立 4个分会，其他会员还遍及外围的溪华村、新西、五坪山、周村以及义乌、兰溪两市交 界的兰溪市横溪镇黄大塘村等10个村。经科协推荐，义乌市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审核评 定，绿浓果协被评为2003年度义乌市优秀产业协会。
4、绿浓果协“协会 + 合作社 + 村委会/党支部”的生成路径。绿浓果协的基本组织 脉络和框架是：参加集资入股的种植户作为股东，组成基金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由基金 会股东选举产生并对全体股东负责，主要职责是资金的运筹、使用、管理和监督。协会 建立在基金会的基础上，股东是首批会员，也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核心会员；同时吸收 缴纳会费或认同章程的中小种植户为会员；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协会通过分会、 专业组面向种植户会员开展产业化服务。具体构成如下：31名股东组成的基金会中选举 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其中，董事会成员7名，监事会成员3名。协会成立理事会，理事 会成员8名，其中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各1名。协会在有10名以上会员 的周围村设分会，由当地村委会主任或支部书记、科技组长兼任分会领导。协会设供销 、科技、质监、施药、宣传等5个专业组，直属理事会，每个组正副组长各1名，组员2 至3名。协会下属1支专业服务队，业务归口施药组管理。
绿浓果协的组织机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协会理事会与基金会的董事会、村两委三 套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特别是核心人员高度统一。从董事会(监事会)、理事会与村委会 /党支部的组成名单可以看出，其中4名村两委班子成员在三套班子交叉任职，并且均居 董事会、理事会的要职，如何德锡，同时兼任4职：党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协会秘 书长和基金会副董事长。为确保组织机制的协调统一，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作了周到的 安排。如村科技组长，兼任基金会董事、协会科技组组长；协会质监组人员由监事会成 员兼任，对内履行监事会成员职责监督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对外履行协会质监组职责， 负责评定果品等级、验收果品质量等事务。与此同时，为避免由于协会、基金会两个组 织的成员范围不同，可能产生董事会、理事会选举结果的分离，选举方式上也作了统筹 的安排，理事会各个职数均由直选产生，董事会直选至董事、监事这一层面，正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协商产生，以留有余地，有利于保持两套班子主要负责人的一致。村两委与 协会理事会、基金会班子人员基本统一，但工作相对分离，协会(基金会)单独建账、独 立核算，这在制度安排上也有所体现，如协会基金会的会计、出纳与村委会的会计、出 纳采取了交叉任职的办法。而基金会、协会的关系则是互相融合，基金会作为协会内的 经济实体发挥作用，负责资金的筹集和运作，对协会拥有产权归属。
三、协会混合形态组织创新的效能分析
绿浓果协组织创新最突出的特征是“协会 + 合作社 + 村委会/党支部”模式，这种混 合形态的组织创新，组织成本相对较小和有效的服务供给是其并行不悖的重要特点，这 在协会组织创新的效能和收益中得到了体现。
1、加快了组织建设的合法化进程。绿浓果协混同融合型的组织形式，主要表现在组建 基金会所具有的合作社成份和协会组织者拥有村两委成员的角色身份，使协会组织的社 会经济成本大大降低。促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是政府部门的一贯目标，协会组织者作 为村级公共组织成员的角色和身份，对上级政府部门的协调沟通能力增强，取得了信任 和支持，协会的合法化地位在上级政府部门得到了确立。由于是村两委成员的集体参与 ，协会创办没有阻力，反而增添了助力。对广大种植户来说，发展协会提倡的义乌红桃 等水果种植，本身有利益驱动，而村委会与能人型种植户的牵头，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更关键的是，对于一般会员的中小种植户来说，能够不支付成本或支付低成本就可以享 受到没有风险的服务，这对于协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获利多而成本小的情况下，协 会组织也迅速在果农中完成了合法化进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中 提出，如果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可能发生。 (注：[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74.)协会混同型的组织建构和生成模 式，降低了制度变迁成本，增进了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稳定性。
2、有利于农村组织协同，改善农村治理结构。一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 领域以村两委为首的政治组织“包打天下”的局面，通过协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经济工 作的管理、协调和服务，满足某些专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了服务效率。另一方面 ，培育多类农村精英，促进农村精英多种角色的融合。根植于村委会/党支部等农村政 治组织的农村精英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没有驾驭经济生产和带领群众致富的本 领，便会缺乏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促使社 会各类精英的快速整合，提出了培育农村集体主义式企业家的内在需求。村级组织班子 成员从政治精英融合到经济精英，成为组织带领农民闯市场的“领头羊”，从而上升为 对农村社会整合发生作用的社会精英，以经济工作上的说服力、奉献精神，增强在村社 群体的召唤力。同时，协会自治、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实践农村基层民主的好学校，对 村民自治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3、赢得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取得利益博弈的相对有利地位。在农民与政府部门的沟通 中，其分散性和数量众多的特点使得政府部门感到难以应对，这是因为政府部门毕竟精 力、时间有限，再加上交往过程中信息渠道不畅，沟通成本过高，无法在短期内树立信 任感。在现有体制下，农民的分散性特点及视野、知识限制，如果没有外力的扶助、支 持、引导和推动，使其利益组团相对困难。通过村两委一级正式组织，农民与政府部门 的沟通成本大大下降，比较容易获得政府部门产业化政策及资金资助。绿浓果协筹建申 报过程中，镇政府工作人员曾陪同何德锡一起四处奔走，如果没有何德锡的村委会法人 代表身份，对于镇政府和上级部门来说，都是不易接受的。而协会建立后不断取得的资 金、基地等优惠政策，则充分说明了协会组织相对于单个农户在与政府部门沟通和利益 博弈中所处的优势地位。
4、通过组织创新，放大组织化收益。内生性的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育和形成，是农民 群众的一种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行为。通常认为，面对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的农户，其 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都是非常大的，基层乡村比较适合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注 ：张晓群.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J].农村经营管理，2003，8(11).)事实确实如此，协会的组织过程和从事产前、产中大量的非营利性活动，没有相当的成本垫付，是难以实现的。绿浓果协的成功创办和运作得益于其特殊的生成路径，使得主要的制度创新成本为村两委(组成人员)和受利益驱动形成利益纽带机制的基金会形式所承担。而这种制度创新行为无论对于协会个体成员，还是协会组织或村两委组织，由于迅速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都取得了帕累托改进的收益结果。这种结果来自于制度创新过程中合理的路径选择，有效降低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间的交易费用，再由于产业化利益的原始驱动，制度生成就有了其必然合理性。当制度收益加上制度创新收益之和大于制度选择加上制度创新所增加的制度成本时，就表明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具有微观制度效率。(注：李达球.论农业企业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51.)
组织创新的制度选择行为最关键的是组织成本和服务效率问题。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过程中，农民对产业化组织提出了非常现实、迫切的利益需求，但即使有共同的利益需 求，“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 们的共同利益行事”，“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团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 趣”，这充分说明了一个组织创新的成本问题。(注：[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 海：三联书店，1995.2.18.)特别在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等产业化组织生成和发展的初期 ，探索合理化途径降低组织成本，对于组织创新、放大组织化收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义乌上塘绿浓果协“协会 + 合作社 + 村委会/党支部”模式，作为从实践中探 索出来的混合形态生成路径，或许对转型期的组织创新有所裨益。
收稿日期：2004-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