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发展观——兼评三版自然辩证法统编教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统论文,自然论文,辩证法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和国家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际，由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新的自然辩证法教材问世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一共组织了三次自然辩证法教材的编写，出版了三个版本的教材，它们分别是：第一版，1979年由孙小礼主持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1]；第二版，1991年由吴延涪等人具体召集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修订版）[2]；第三版，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3]。而在其间的25年中，各省市高校纷纷出版了自己的教材，品种繁多，但大多都是以“统编教材”为蓝本而编写的。
从总体上看，这三版教材是一脉相承的，都包含了自然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观或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几个基本方面，体现着学科共性。同时，这三版教材又各自有其特点。通过这三版教材，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的理论探索和学科探索。这种探索，也是自然辩证法对于人、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探索，因而是关于科学发展观内涵的一种学术探索。
1 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自然辩证法之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出现，是在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年）的时候。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4]
从这样一个严肃又严谨的规划对自然辩证法学科定位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规划者们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更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然而，到底怎样定义自然辩证法学科？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之初，到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走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殷堂，再到纪念邓小平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25年周年（2003年）之际，这一直是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所研讨的基本问题之一。
1979年第一版教材是这样定义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又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5]这个定义，明显地继承了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的基本思想。这个定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经典性”定义。
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会工作报告给出了一个说法，即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说法是不是给对自然辩证法学科性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呢？龚育之明确而简练地回答说：“不”。他指出：“这句话能不能表达得更周到一些也是可以斟酌的。”他还说：“不管文字上怎么表达，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7]。这里可以看出，或许龚育之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自然辩证法更应该被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另外，于光远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群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8]。
但是，第二版教材中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定义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开门见山地采用了如下的说法：“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9]这个定义中，最重要之处在于，它从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抑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部分之争中选择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部分这个说法。这个选择，对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关于自然辩证法及其学科性质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之中，甚至更加激烈了。这不能不促进自然辩证法界作进一步的探索，而正是作为这种探索的结果，第三版教材终于采取了这样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10]
这个“新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经典性”定义，同时提得更为明确，它必将对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对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阐述，无论在哪一种版本的教材中，都绝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理解，而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诸方面的理解。实际上，第一版教材的“绪言”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他们在这些方面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为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1]第三版教材对自然辩证法事业和学科的重新定位，明确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更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更有利于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定义，从而必将促进自然辩证法在新世纪“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2 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三版教材的基本结构，以探讨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内容问题。
在第一个版本中，除了“绪言”之外，包含“第一篇自然观”、“第二篇自然科学观”和“第三篇自然科学方法论”这样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注：值得注意并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一个版本的教材中，是这样来叙述自然辩证法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的：
“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我们大体上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及其规律性；（二）自然科学的性质、规律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三）自然科学方法论；（四）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和科学分类；（五）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六）科学技术思想的历史演变。
本书的自然观、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仅就前三个方面的部分内容，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后三个方面的部分内容，拟围绕其中一些问题编写若干参考资料。”（《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iv）
但是，第一个版本教材内容和体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后来人们往往就将这个教材的内容和体系当作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内容和体系。本文中关于自然辩证法学科体系和学科内容的讨论，也只是结合教材，从这样的一个特定角度的讨论。）
在第二个版本中，首先是有一个“绪论”，然后也是包括“第一篇 自然观”、“第二篇 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第三篇 科学技术观”这样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第三个版本中，同样先是有一个“绪论”，然后是包括了“第一编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第二编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第三编 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和“第四编 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样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比较三版教材的基本组成框架，可以反映出：一方面，三版教材无疑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第一版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概括和总结为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几个基本组成部分的重要贡献。大致说来，这三个版本都体现了“自然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观（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样的基本内容框架和基本线索思路。因此，都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最终必须涉及到人、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关系问题。
另一方面，三个版本无疑是与时俱进的。这种与时俱进，体现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界学术探索的历程。
首先，从内容范围看。第二个版本相对于第一个版本，除了“方法论”与“科学技术观”的顺序有所调整之外，还在标题上将“技术”突出了出来。而第三版本中，不仅进一步突出和加强了“技术”，更将“科学”与“技术”分别地加以论述，即将“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与“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分别作为独立的基本部分。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第三个版本中专设了“第四编 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也是该版本较之以前版本的一个大的变化。
第二，从内容的认识角度看，这三个版本的变化也是很大的。
在“自然观”部分，第一版侧重于阐述自然界的辩证法，第二版从自然界的存在、演化以及人与自然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三版进一步提出了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
在“科学（技术）观（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第一版分别阐述了科学的性质和作用、科学与社会实践、科学与哲学，以及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虽然第一版教材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但其内容蕴含在各篇章之中。比如，在科学观部分的序言中，作者指出：“加强对自然科学观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可以为我们研究科学技术史，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科学学，提供一些基本观点；可以为我们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和方针、政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12]。第二版教材吸收了科学社会学、科学学和科技与社会的内容，比如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建制、大科学观等。另外，科技与社会作为了单独的一章。第三版教材则为科技与社会单独开辟了一个整篇，从而大大地丰富了科技与社会的内容，并在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特别下了一番功夫，进行了较以前更为丰富的阐述。
在方法论部分，第一版教材主要是从科学研究的程序来安排其内容的，第二版不仅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科学哲学的成果，而且单独列出了“技术方法”一章，其中大量地吸收了国外技术哲学的新成果。第三版将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作了分开处理，并将科学观和科学方法作为一编，将技术观和技术方法作为一编，其目的在于更好地体现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的内在联系，技术方法与技术思想、技术价值的内在联系；而且，这种分开处理，使得“技术观”和“技术方法”两个部分的内容都大为丰富了，特别是使得关于高科技的内容大为丰富了。
在第三版教材看来，当代“自然辩证法研究涉及的领域（自然界、科学、技术与社会）构成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对它的研究必须从辩证的观点，也就是发展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出发，并且牢牢抓住系统中的科学技术”[13]。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判断，新编教材明确地指出：“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自然科学需要高度的人文关怀，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宽了。围绕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正在形成科学技术学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因此，自然辩证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方面，研究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14]。
第三版教材的这些新结论和新探索，为我们深入认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
3 以人为本的科学技术与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大协调发展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新版自然辩证法教材不失时机地把科学发展观写了进来。“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科学发展观，它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这就迫切需要繁荣与发展‘以人为研究对象’、‘以人与自然、社会及经济的关系为研究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又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它是贯彻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门基础理论。”[15]
事实上，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教学，纵观三版自然辩证法教材的内容，可以发现：人、自然、科技、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一直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突出的主题。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在科学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为合理处理人和自然的矛盾服务的。自然辩证法始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贯穿其研究全过程的中心线索。它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察作为这一关系中的客体的自然界，作为这一关系中的主体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以及作为中介的科学与技术。
自然辩证法很早就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探讨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探讨了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第三版自然辩证法教材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概括和总结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生态自然观”。这种新的自然观对于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自然辩证法非常关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它指出，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内在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自然辩证法还探讨了协调发展的途径：比如，要实现科学技术系统内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协调；要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解决好科技、经济与体制、政策的协调关系；建立起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协调关系。第三版教材中，注意了这些问题，并从历史与现状出发，阐述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等问题。
所以，我们的确可以说，自然辩证法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有待自然辩证法去做进一步的探索，比如探索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探讨科技为民所享，为民所有，为民所治的理念和实践。又如，自然辩证法不仅要深入探讨天然自然，还应深入探讨“社会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
正如人类不能离开大自然而生存一样，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和学科事业不可能离开中国现代化事业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辩证法将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进一步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标签：自然辩证法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论文; 自然观论文; 科学发展观论文;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