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图书馆运动”的“前世”与“今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世论文,新图论文,书馆论文,今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97(2009)02-0052-08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前世”“今生”是两个具有宗教哲学意味和宿命色彩的词汇，表现了事物发展的逻辑过程和必然归宿，是事物发展过程的内在张力与外在压力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对探讨事物运动的逻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故引而用之。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深入，以文献寻访集藏与提供公众利用为核心职能的图书馆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在约一百年的时段里，先后掀起了两波影响深远的“新图书馆运动”，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与现代国家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运作普遍价值准则相一致，并为之提供充分文献信息服务的现代图书馆事业。第一波“新图书馆运动”的学术与实践，在百年后的今天，已化作了只有依仗文字才能寻觅的历史印记，先行者们的负重的背影和遗留在岁月深处的坎坷足迹，经漫长时光的侵蚀和后人的涂抹，已在大多数后来者的视线里变得模糊。随着学术空气的相对宽松和当今事业发展的需要，先贤衣钵的继承者们，又产生了从历史的烟云中寻找第一波“新图书馆运动”所蕴涵的事业价值的冲动，希望从中找到对新时代图书馆事业有所启迪和帮助的思想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图书馆事业在新时期面临的问题有所借鉴。这种有关“新图书馆运动”记忆的苏醒，再一次使这场百年前历史活动变得具体鲜活，并促成了又一波有着崭新内容的“新图书馆运动”。
由于首次“新图书馆运动”已经化作陈旧灰暗的历史文字，呈现出记忆的遥远和景象的模糊。发端于20世纪末的又一场“新图书馆运动”则因我们的亲力亲为而显得生动具体。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侧重点各异，两次“新图书馆运动”在今日获得的评价也各不相同。人们对第一次“新图书馆运动”的评价高度统一，认为这次图书馆运动在理念上打破了传统藏书楼价值取向，建立了全新的面向公众的公共图书馆概念和价值观；在物质层面建立和推广了一批面向大众的现代图书馆；建立了与现代图书馆相匹配的先进的专业管理思想、学术理论与专业技能[1]。与第一波“新图书馆运动”获得一致好评不同，第二波“新图书馆运动”和它的有关内容获得的评价则颇为复杂。其中既有持论者、追随者的正面肯定，有持不同意见者义正词严的高调反驳，也有学界主流和管理主体的沉默与冷淡，成了21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事业一道耐人寻味的学术景观[2-5]。
大量的史料证明，百年前的“新图书馆运动”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体制向民主共和体制转变之契机，彻底翻新改造旧式藏书楼，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机制相适应，为所有社会公众免费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公共化的图书馆事业。本来这场先贤们发起的“新图书馆运动”，足以完成他们为之规划的全部任务，基于社会变革和文化传统等复杂原因，这场运动取得的成就还未达到预期的高度时，便消沉在历史云烟的帷幕之后，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的价值理念一直处于残缺与扭曲的状态[6]。百年之后，社会与学术的进步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修复残缺、弥补遗憾的机会，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新一代的图书馆学家们掀起了一场正本清源的“图书馆精神(价值)”的大讨论，论题的中心在于追寻以人为本，寻求个体解放的图书馆价值观。不可否认，这场讨论与20世纪初的“新图书馆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对此，有研究者在讨论中为避免歧义发生，借鉴把不同性质的图书馆形态描述为“图书馆1.0”和“图书馆2.0”的方法，将前后两波“新图书馆运动”定义为“新图书馆运动1.0”和“新图书馆运动2.0”。这个定义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了前后相距百年的两波“新图书馆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简化了讨论过程中过于繁杂的语言说明。
2 “新图书馆运动1.0”和“新图书馆运动2.0”的发生动因
无论“新图书馆运动1.0”，还是“新图书馆运动2.0”，都属文献信息的集藏与利用领域的先进者推动自身所从事的行业向时代最高水平迈进的社会活动。这一活动完全立足于整个社会对它的需要与包容，两波“新图书馆运动”都是在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宏观背景下，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正常的产生成长过程，是社会母体的发展培育和推动了两次“新图书馆运动”。
2.1 两次“新图书馆运动”的思想准备
两次“新图书馆运动”的发展过程都存在着思想和实践准备的过程，由于它们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异，导致了两次“新图书馆运动”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内容的差别。
2.1.1 追寻富国强兵是“新图书馆运动1.0”发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新图书馆运动1.0”是一场有着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富实践内容的社会活动。界定“新图书馆运动1.0”的时间起点是困难的。图书馆学界对这一运动起始时间的分歧，就在于这场运动是一个与时代风云共振的社会文化运动，确定明确的时间起点是一件困难的事[7]。
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的内在本质，就在于它不同于以往的专业价值观和对这种全新价值观的实践。现代图书馆的价值观就是为了保存社会和民众个体对文化的完整记忆，收集整理所有与人类记忆相关的文献信息，无区别无歧视地向任何有文献信息需求的人提供充分的服务。尽管这一图书馆价值观至今在中国的图书馆界还没有成为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但已成为图书馆界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的事业理想[8]。
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其他多数行业的现代化一样，不是一种内生的文化自觉，而是外部文化用打击压迫的方式注入的被动的现代化。众所周知，现代图书馆是社会工业化、个人公民化和制度民主化的产物，时段上进入近现代的中国，并没有在政治文化上作好进入现代的准备，仍然酣睡在中世纪上午梦境之中，在国人面前貌似强大无比的天朝帝国，在与真正强大的列强作战时充分显示了它虚弱无能的本质，一再多次地遭受到来自外部的打击。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保护国家的利益自然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新图书馆运动1.0”萌发、生长的土壤，就是19世纪中叶风雨满楼的国家大背景。19世纪后半叶，封建王朝末世的农民战争和中外贸易不平衡导致的外敌入侵，对中国社会和民众造成了全面而巨大的损害。满清政府拥有的国家机器在抵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修复农民战争所造成创伤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它的落伍与败坏。著名学者龚自珍对中国社会和国家走向“衰世”的预估，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自救，清廷的改革派顶着“天下诸事一循祖宗法”的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开展了一场以“强兵利舰”为核心的工具现代化运动，用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建设和训练了一支用新式船舰枪炮装备的陆军和海军，这支花费了巨额金钱建设的军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强大的国防和抵御外敌入侵的胜利，清军将士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连续不断的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宣告了“强兵利舰”、“中体西用”等强兵救国方略的无效与失败。这是一次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诸要素于一体的封建政治体制的失败，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与先进的政治体制进行较量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败告诉当时富国强兵愿望的持有者和改革继承者一个真理：皮相层面的、简单的物质工具的移植和使用，并不能实现国家在本质上的强大和富强。只有跳出封建体制的旧圈子，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才能找到富国强兵之路[9]。
这种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追寻产生了两条路径，一是康有为式的体制改良道路，借助满清政府这个旧瓶，去装西方现代文明的新酒。康式改良并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成的改良集团的创新，它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国版本，以明治维新为样板实现国家体制和综合文化的全面更新，既满足了康有为继续保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清廷皇家至高无上地位的要求，又能够实现国家体制更新和国力富强的愿望，这是一场充满着理想和悖谬的改革。尽管如此，与“洋务派”停留在皮相阶段的改革相比，康式改革无疑是一场由表及里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主导戊戌变法的“六君子”和光绪帝或死或逃或软禁的命运，就充分彰显了这场变革的深度和基本性质[10]。
随着康式改良运动的发展，以康、梁、光绪诸人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也把面向社会图书馆的建设纳入到新政实施的范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当局第一次以“开启民智”为目的而创办的图书馆。随着康式改良运动以失败结束，满清政权也很快走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尽管康式改良的领导集团遭到旧体制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颠覆，但改良派制定的改良内容还在继续进行，其后的十余年里，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继续在中国得到了发展。追寻体制救国的第二条道路，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道路，这一道路的最大特点是用暴力的手段推翻了清廷，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领域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的建设。图书馆作为一种必需的社会装置，在第一波“新图书馆运动”的浪潮中快速壮大[11]。
应该看到，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图书馆活动，是一种行政体制内自上而下的行政活动，随着西式图书馆学教育的引进和留学生赴西方学习图书馆的展开，建立广泛普及的现代图书馆设施，训练一支掌握了图书馆学理论、管理方法和操作技能的图书馆员队伍，成为水到渠成之事。1900年5月，随着韦棣华女士来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逐步展开和沈祖荣、胡庆生诸人的赴美留学与归来，使中国的图书馆活动成为一种充满了一种具有专业特质和职业精神的行业活动。他们在完成西方先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同时，也完成了“图书馆从业者职业精神”的培养，激发了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普及图书馆的热情。
从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可知，萌芽状态的晚清图书馆事业和后来的“新图书馆运动1.0”，都是对处于积贫积弱和国家危难当头之中的国家和民族的自我拯救。“新图书馆运动”和其他富国强兵事业一样，是一场由外敌打出来的，救国先贤们寻求国家自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2.1.2 “新图书馆运动2.0”追寻全体公民个体的信息权利和信息自由
中国图书馆事业经历晚清的萌芽，民初的生长、开展，到被漫长的战乱摧毁终止，直至今日，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坎坷的发展道路。与百年前先贤们所处的状况相比，今天的图书馆事业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质量层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但这种飞跃远没有达到发起并实践“新图书馆运动1.0”的前贤们和今天真正具有图书馆职业精神人士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中国当代图书馆事业仍然存在着事业价值理念偏失、图书馆普及程度低、分布不均衡、服务质量差等诸多问题，民众利用图书馆的正当权利遭受到多种因素的削弱与干扰。
在中国，二十世纪是一个不断“革命”的世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也不由自主地参与了这些“革命”和“运动”，意识形态的动荡引发了文化事业与其学术的躁动。中国早期的图书馆事业和依附于它的图书馆学是源自英美的舶来品，意识形态上的敌对与冲突，导致了对移植于西方的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法理上的正当性与学术逻辑合理性的否定。出生于满清晚期，接受了英美图书馆学教育，革命胜利后继续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的供职者，在后来一个漫长的时段里成了政治打击与学术批判的对象。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他们所代表的英美图书馆学遭到批判与清理，而当时的苏式办馆的思想原则、学术原理与技术方法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主流。尽管还有一些参与了早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奠基的先贤，经过被动与主动的“改造”后汇入了后来一统的苏式意识形态图书馆学洪流之中，就其作用而言，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影响力已经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舞台上谢幕[12]。
在此后一个漫长的时段内，意识形态工具论的思想成为主流的办馆思想。政治领域一有风吹草动，图书馆学界业界即以自己特有的专业盲目跟风。读者失去了阅读的选择权利，成为图书馆教育与改造的对象，用图书馆员对图书文献内容价值的判断取代了读者自身对文献价值的判断；图书馆设施及文献分布极其不平衡，绝大部分图书馆资源配置于大城市和教育科研部门，广大农村、中小城市和大城市边缘地带缺乏图书馆设施和图书文献的情况一直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意识形态在图书馆领域的强势介入和部分图书馆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过分的迎合心理，导致了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的不完整，干扰了民众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这种情况，既阻碍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对民众自由获取信息权利的蔑视和剥夺。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尊重和保护民众个人各项权利的相关内容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地扩大畅通，极大地提高和丰富了图书馆事业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理念。他们渴望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国外先进同行接轨，让广大民众自由获取文献信息的权利得到根本性的保障。这种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与诸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职业焦虑，这种职业焦虑既有对国家和事业的热爱，也有对民众个体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发起“新图书馆运动1.0”的前贤们一样，“新图书馆运动2.0”的发起与参与者都饱含着天下家国的情怀，前者以期用图书馆这个社会的独特装置去造就千百万心智强健的民众，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梦想；后者则希望在自己所从事专业领域，建立一种平等自由利用文献信息的制度[13]。
2.2 两次“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前后一百年的时段内，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献呈了两波“新图书馆运动”，时代不同与文化背景的相同导致了二者之间内容的异与同。这种存在于历史与文化背景上的事物运动的差异，是社会历史运动必然的走向。
2.2.1 “新图书馆运动1.0”建立有别于传统藏书楼的新式图书馆
面对体制僵死、外敌入侵、国弱地削和画押赔款的困难局面，追寻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全面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民族的富足和强大，拯救国家危难，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士绅对国家困顿现状和解决手段的清醒认识。“新图书馆运动1.0”也是围绕富国强兵，解救国家危局这个根本目标而开展的一种社会运动。“新图书馆运动1.0”的主要内容有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建设。
(1)宣传新式图书馆。许多研究者对“新图书馆运动1.0”人为地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起始时间，大多定于1917年左右。新图书馆运动之所以“新”，其核心在于文献收藏和利用的自由与公开，让图书馆走出旧式藏书楼“子子孙孙永宝之”狭隘瓶颈，与新式学校一样，是培养新式国民的社会必需装置，造福于社会的天下公器。这种新式图书馆的价值观、管理方法、利用方式与东方宗法文化体制下产生的藏书楼的价值观和利用目的完全对立。出现于中国的新式图书馆不是旧式藏书楼的衍变与进化，是一种异质文化体在中国的移植，尽管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但它的内在完全是异质的，也就决定了它在中国发生发展道路的崎岖与坎坷。
对于新式图书馆作用的宣传起始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洋务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批与文献信息相关的人士的成长与介入，宣传的内容也不断扩展深化。晚清时期睁眼看世界的官僚士绅们基于身份和封建宗法体制的羁绊，对图书馆的宣传大多重在对其富国强兵的工具价值的宣传介绍，对民众个体的权利、利益则讳漠不言。林则徐、魏源、陈逢衡、姚莹、徐继畲、王韬、黄宗宪等撰著的《华事夷言》、《四洲志》、《海国图志》、《英吉利纪略》、《康鞧轩纪行》和相关文献对西方社会体制积极作用的介绍重点在于保存文化和富国强兵，对民众个体权利的完善则极少陈述。民国建立之后，封建宗法体制已经土崩瓦解，国家体制已经走上建设共和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事业尽管在清末已经起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缺乏足够的设施设备、图书文献、专业人员、管理方法和技术能力，与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价值观念上的差距更大。这种现状自然无法满足新一代用先进图书馆学思想和理论武装的沈祖荣、杜定友他们的专业理想与追求。他们组成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学术与实践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新式图书馆，建立新式图书馆和大力开展专业教育诸方面的伟大活动之中去。他们对图书馆的宗旨、价值和科学方法作出了至今仍具指导意义的探讨与贡献[14]。
(2)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践。开展专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引进建立图书馆的制度与管理；建设与运作图书馆，建立图书馆协作组织等是当时图书馆活动的主要内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建立于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并不雄厚，构成图书馆事业的各种要素都呈现出衰微状态。专业人才是决定一项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条件，中国图书馆事业初起阶段的专业教育，呈现出强烈的“美式图书馆员”的特色，无论其价值取向，还是专业管理的水平，都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典范。以韦棣华开创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师生与以沈祖荣为代表的留美学生，都是美式先进图书馆理念与技能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与科班专业人士相对应，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非专业学者群体的加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新兴图书馆事业的文化与学术纵深。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所培养的科班人才的长处是懂得现代图书馆管理的规律和操作技能，非专业出身的一批学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更加广泛精深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修养。他们合作把古今中外文化融于现代图书馆这个特殊的现代文化体之中，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管理和运作的水平在起步之初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界学者队伍的中坚力量所达到的综合修养及其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力，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这些富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图书馆学家们勇敢地挑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克服种种困难，宣传图书馆的价值作用，传播图书馆知识，培养图书馆员，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建立了中国的图书馆学术体系和专业队伍，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再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初步奠定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除了宣传鼓动新式图书馆，建设新式图书馆学，培养图书馆人才之外，他们以自己坚实的学术文化功底为工具，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图书馆的运作实践之中，在较短的时间之内打下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未来发展的物质基础。起步阶段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所面临的是时局动荡国家贫弱，对图书馆事业投资的能力极为低下的困难局面。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从清末到抗战前在中国土地上建起大小不等的各类新式图书馆5196所，其中既有独立的图书馆，也有依附于学校、机关、民众教育等机构的图书馆，收藏古今文献数则难以计量[15]。其中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是这个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亮点，一批卓有成效的图书馆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图书馆实践活动都在这两个领域进行。如杜定友先生主政的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和省立中山图书馆，李大钊先生主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戴志骞先生主政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柳诒徵先生主政的金陵图书馆，到后来刘国钧先生主政的国立兰州图书馆，直至今日仍然得益于前辈们当年打下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2.2.2 “新图书馆运动2.0”弥补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价值观念的百年缺失
“新图书馆运动2.0”是对“新图书馆运动1.0”的精神的续接和继承。不可否认，“新图书馆运动1.0”的思想基础是晚清和民国初期的进步社会思潮，即通过普及现代文明，培养教育千百万现代国民，用整个国家和民众现代化达到富国强兵，挽救危亡的目的。“新图书馆运动1.0”就是这场实现国家国民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有着以“国家天下强盛”为目的的“工具论”色彩，但它追求的是通过民众个体的强盛与完善，进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孙中山和当时的革命党人推动革命建立共和的理念之中包含当时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对自由、民主和民众个体的权利的追求与保障自在其中，尽管时代和现实的局限无法令人满意，但先贤的奋斗和呼吁给后来者树立了思考的标的。“新图书馆运动1.0”重在图书馆设施和学术理论、专业队伍和技能建设诸方面，关于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权力讨论则相对薄弱。这种薄弱并非刻意而为，观念已非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经济的凋敝和战乱频仍，无法使设计者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尽管如此，“新图书馆运动1.0”为后来者留下的遗产却显得无比的厚重，后来者所做的就是吸收先贤们留下的优秀成果，对他们的未尽之业的承继与发展。
“新图书馆运动2.0”是一场先进的精神理念价值体系建设的专业运动。与“新图书馆运动1.0”侧重于专业实践和学术建设有异，“新图书馆运动2.0”的侧重点在于有关图书馆管理与运作的精神理念和专业价值的建设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图书馆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迎来了一个平稳健康发展的良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与策略取法于苏联，对西方价值理念和科学方法展开了全面的清理与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概念和相关内容成为语言和学术讨论的禁区，偶有涉及也是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也不可避免地沦于这种状态，从办馆思想、服务理念、文献资源建设、学术理论研究一直到干部培养的内容与方法，全面照搬苏联模式。极端化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自由民主的缺失，导致了图书馆文献体系的不完整，图书馆全面准确记忆文化的功能遭到严重削弱；经济的停滞与民众正当权利行使、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图书馆的数量严重不足、公众利用图书馆获取文献信息的权利等，则受政治身份、阶层地位和城乡差别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在漫长的时段内，图书馆学成为意识形态的“经我互注”体，现代图书馆学中关于信息自由、读者权利、信息公平等先进思想被涂上了异己色彩，践踏读者权利、信息提供与利用不平等的情况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16]。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启了关闭已久的国门，潮水般涌入的外部信息，告知人们一种与往昔单一渠道完全不同的对西方社会与学术的真相，尤其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传媒在更大范围内强化了与西方思想学术中断已久的联系。这些异质思想从传输方式到具体内容，与图书馆的职能与任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大地启发、开拓了中国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从业人员的学术视野和思考深度。
首先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民主、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深入人心。这种价值理念的核心是追求个体权利的实现、对个体尊严与自由的尊重和保护。这种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与现实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实践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在这一过程中，从民众个体到社会都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旧有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可能在词句上也出现过与先进的价值理念相似，甚至相同的字眼，甚至作出了非常美好的承诺与保证，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则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减与偏离。自由民主和尊重保护私权思想与异域现实的图景的出入，使旧有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危害日益凸显。对先进思想和制度的企羡必然导致对自身落后的反思，进而产生向先进学习的冲动。这种先进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在图书馆事业和相关的信息传播领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图书馆学界积极投入到这一思潮当中是图书馆事业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西方发达的物质基础和完备发达的技术装备具有极大的示范力量。在信息封闭时代，对西方物质与科技的认识是一种带有敌意和扭曲的想象与估计，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是腐朽、堕落、垂死的代名词，这种认识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随着外界信息的不断涌入，人们对西方的经济、科技现状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以先进科学技术追求经济的富足和普遍的社会福利，成为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追求现代化的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在社会和公共机构追求充足的经费支持和先进的技术支撑，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提供先进而完备的服务。域外先进的技术，富足的经济，良好的社会服务对中国民众和公共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富足的生活和先进技术带来的便利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图书馆也不可能把自己置身于这种时代潮流之外。
2.3 两次“新图书馆运动”所具有的思想语境
由于时间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两波“新图书馆运动”在思想和语境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社会运动的思想半径，运动兴发的立足基础，运动的结果走向等诸方面。
2.3.1 “新图书馆运动1.0”所处的思想语境
“新图书馆运动1.0”既有对晚清图书馆思潮中富国强兵理念的继承，又有民国之后对西方图书馆在自由民主理念基础上图书馆价值观的引进。晚清初期尽管开始了具有一定西方色彩的社会变革，但这种变革是一种建立在“器用”层面的变革，目的是在维护封建皇权专制的基础上，实现以兵器为中心的工具现代化，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结果说明：在现代条件下，维护皇权专制为前提的“器用”层面的变革不可能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和国民个体的公民化才能使国家走向真正的富强。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发生就是对“器用变革”彻底的失望与否定。与洋务运动相比，这是两场亘古未有的“社会之大变局”，尤其是后者，将“器用”层面的变革上升到了文化再造，从人的思想观念、社会的制度结构到物质层面的“器用”，都在追寻和实现全方位的变革。极具现代人文色彩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保障这种思想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走进了国门，过去父子君臣、普天王土的观念被自由平等的理念所代替，其目的就是通过造就强大国民的途径，再造强大的国家，真正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新图书馆运动1.0”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图书馆专家们期望用自己独特的专业学问和技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素质的提高，为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由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先天基础的严重不足，“新图书馆运动1.0”的学术建树主要在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介绍、专业技能的普及、图书馆员的培养和图书馆设施的建设。由于“新图书馆运动1.0”追求的价值取向与主流社会价值取向表现出高度的协调统一，用专业理念宣示社会理念的内容，没有成为它的主题。究其语境半径而言，“新图书馆运动1.0”在其所处的社会思想和制度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语境就是“新图书馆运动1.0”所表述的专业理念为时代和社会所认可，他们的专业价值观也是主流的图书馆价值观。
2.3.2 “新图书馆运动2.0”所处的思想语境
与“新图书馆运动1.0”发生的社会和专业背景不同，对“新图书馆运动2.0”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而言，救亡图存已成为历史往事，图书馆事业与一百年前相比，已经有了丰厚的学术与物质基础，同时他们又必须面对有别于先贤们遇到的思想语境问题。“新图书馆运动1.0”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已处于“千古之变局”的初步实现之后，天然地获得了一种政治上的正确性，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所有面临的问题与不足，主流社会承认该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建设性。“新图书馆运动2.0”则是一场起自民间的学术自觉和思想自觉，其思想基础源自《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ALA》等文献包含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派生的有关民众的信息自由和信息权力在图书馆和相关信息传播领域的体现。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大二公”之类的思想和制度设计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后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或停止了这些极“左”的思想与做法，但其影响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民众的权利、利益和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基于意识形态原因，源于“西方”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学科专业思想，数十年来一直是批判的对象，大多数学者专家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时采取了绕开这一地带的策略。
近年来，党和政府明确表示要吸收包括西方政治文明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民主、自由、人权的相关概念与内容，成为体现社会和国家意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重要条文，民间、学界则更早地兴起了对自由、民主、人权概念与理论的研究与讨论。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图书馆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也立足于自己独特专业文化背景，投入到追赶时代潮流的运动之中，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专业领域学术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又一个学术高峰，即堪与“新图书馆运动1.0”相比美的“新图书馆运动2.0”。
这场运动起自上世纪初的“图书馆人文精神”和“图书馆人文关怀”，主张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要“以人为本”，尊重读者、善待读者，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经过十几年的集聚和酝酿，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终于在本世纪前五年的时段里发生了质变。首先是建立全新的图书馆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的核心就是以每一个个体的“人”为专业思考的出发点，以信息自由与信息公平为图书馆理念建设与制度设计的基础，创造自由公正的信息环境，保障公民信息权利的行使与实现。其次是建设完备的、健全的图书馆服务体系，重视文献信息基础薄弱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权利，保证普通群众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转化为具体的现实[17]。
这种图书馆价值理念与制度实际，是异域思想与实践结合的产物，与几十年来所奉行的专业思想、制度设计及其实践活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抵触，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众多居于主流地位的事业单位、学术机构、专业期刊和业界学界的专家学者，对“新图书馆运动2.0”保持着高度的冷静与沉默，其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这种态势与“新图书馆运动1.0”中学界业界高度一致的投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衬出了“新图书馆运动2.0”在学术思想界和业界的尴尬，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讲是个没有完成的民间工程。
3 两次“新图书馆运动”的文化遗产
(1)“新图书馆运动1.0”奠定确立了中国新式图书馆的学术与事业的基础与框架。“新图书馆运动1.0”是承晚清新式图书馆事业之余绪，接民国民主共和之新潮而起的文化建设运动，与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及先进的社会实践保持了高度的协调与共鸣，传播了当代最为先进的知识信息传播的价值理念和学术思想，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大范围的图书馆实践活动。新图书馆运动既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运动过程，也是对前期图书馆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继承与发展，为后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思想和物质基础，为其未来发展开拓了宽阔的发展空间。
(2)“新图书馆运动2.0”修复当代图书馆价值的缺失，让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向完美。众所周知，“新图书馆运动1.0”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由于时代和时局的原因，这场新型的文化运动中途夭折了，随即代之以苏联特色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新图书馆运动1.0”所代表的学术思想，价值理念被清算，那场运动的参与者也随着多场政治运动和岁月的销蚀而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在物质上取得进步的同时，在价值理念上出现了巨大的缺失。这种缺失是一种人为剥离清除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一代的图书馆人继承了“新图书馆运动1.0”发起者美好的事业理想，高举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旗帜，宣扬传播先进的图书馆价值理念，使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有了一个完整而健康的思想体系[18]。